创新3.0与创新生态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兴起和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以苹果的巨大成功和硅谷的持续领先为标志，创新范式开始了新一轮的变革与升级。普遍认为，这次升级就是从工程化、机械式的创新体系迈向生态化、有机式的创新生态系统，其实质是创新范式的演变，是与从现在开始到未来10-20年正在孕育发生的新科技革命、新产业变革密切关联，也必将对未来世界格局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1 世界正在进入创新3.0时代 迄今为止，创新范式已经历了线性范式(创新范式1.0)、创新体系(创新范式2.0)，开始进入到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范式3.0)的时段。与此相关，企业创新模式、政府创新政策也都开始转向3.0时代。 1.1 创新范式3.0 近年来，在科技进步、国际竞争、生态发展等的驱动下，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的创新活动组织形态和政府创新政策都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创新生态系统随之兴起，并对创新理论的研究、创新模式的演进、创新型国家(区域、城市)建设等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从古典经济学理论，到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界对创新范式的研究已经历了三大阶段[1]。第一阶段对应于新古典学派和内生增长理论的线性创新模式，认为创新的外部性是创新战略和干预的重点内容。第二阶段始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提出与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Nelson分析了现实存在的非均衡、动态的复杂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创新，提出了由微观至宏观的“管理—搜寻—环境选择”技术范式[2]。1987年，Freeman在研究日本的技术政策和经济绩效时首次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3]。1992年，Lundvall认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是生产者和用户相互作用的学习活动[4]。1997年，经合组织(OECD)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是强调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及其它相关机构间的技术合作和互动，其间，政府在创新过程中自上而下的重要作用[5]。可以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撑在于开放式创新理论[6]，以及“政产学创新三螺旋理论”[7]。 目前，对创新范式的研究已进入第三阶段，其理论主流传承于演化经济学，又有许多新的发展[8]。一方面，创新的实践揭示出“用户导向的创新”日益重要，进而形成“政府(公共机构)—企业(产业)—大学科研—用户(市民)”的“四螺旋”创新范式[9][10]与开放式创新2.0。Eric von Hippel早年是Rogers创新扩散理论的拥护者，对领先用户在创新扩散中的作用有着深入研究[11]。2002年，他在对开源软件技术发展研究的基础上[12]，提出用户导向创新理论[13]；2005年，其《创新的民主化》一书出版，充分阐述了用户导向创新对于整个创新范式具有重要影响；2012年，又提出了创新范式转型的重要特征，在于由生产者创新转向用户创新[14]。2012年出版的《挑战新的创新范式》一书也同样指出了开放式创新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企业和相关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而未来市场用户的深度参与将从根本上改变创新范式的内在结构[15]。另一方面，创新系统范式研究越来越多借鉴生态学理论和视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位研究被引入到技术能力与技术创新研究中。在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技术范式模型基础上，以生态位思想为基础对技术演化作了新的诠释，继而发展出战略生态位管理等[16]。与此同时，很多社会学家也从多种视角解读创新生态系统[17]。诞生于硅谷的《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3年发表了“下一代经济与创新生态系统”的文章，认为社会网络、团队、信任等六大要素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系统和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18]。随着对四螺旋理论的深入研究，欧盟提出了创新范式演化的欧盟3.0版本[19]，如图1所示。
图1 三代创新范式演进(欧盟)[20] 2013年，欧盟官方发布了《开放式创新2.0》，认为开放式创新2.0将成为“新的官方语言”[20]。报告提出，第一阶段的政策基于线性模式；第二阶段基于创新系统理论和开放式创新1.0；第三阶段，即欧盟通过地平线2020计划正在追求的，即聚焦于欧盟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基于“政府(公共机构)—企业(产业)—大学科研—用户(市民)”四螺旋，即“开放式创新2.0”新范式。2013年6月，主题为“开放式创新2.0”的国际论坛在都柏林举办[21]，标志着对第三代创新范式的研究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图2 创新范式的演化历程
1.2 企业创新模式3.0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与快速发展，企业的创新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有大量研究关注用户对企业创新的日益重要的作用[22-24]。2013年，哈佛商业评论《拥抱创新3.0》总结了企业创新范式演进的特点[25]，提出了企业创新模式的演化脉络：从企业创新1.0阶段(closed innovation封闭式创新，创新源局限在企业内部)、到2.0阶段(open innovation开放式创新，即“非此地发明”，广泛获取来自企业外部的创新源)、再到3.0阶段(embedded innovation嵌入/共生式创新，企业创新行为更加重视资源整合与共生发展)。
图3 企业创新模式1.0-2.0-3.0的演进 创新1.0(封闭式创新)强调企业建立内设研发机构进行自行研发、创新驱动力来自于需求和科研的“双螺旋”。在既定供求关系(既有市场)中，创新1.0可以增强厂商供给能力，体现在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竞争力、性价比、交付速度或服务体系等。创新2.0瞄准消费者需求，厂商通过改变供给方式创造一种新的消费者需求或挖掘出潜在的消费者需求，并购整合、战略联盟、产业集群等都是供给创新的手段。开放式创新强调产学研协同以及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的“三螺旋”。创新3.0，即嵌入/共生式创新，则进一步体现为产学研用的“共生”以及政府、企业、大学院所和用户的“四螺旋”[10]。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崛起以及产学研用社区生态化创新的新模式，使得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开始来源于由“产消者”粉丝社区、利益相关者社区、实践社区、以及科学社区所构成的创新生态系统。
图4 企业创新3.0模式——嵌入/共生式创新 1.3 第三代创新政策正在探索实践中 因由创新范式和企业创新模式本质特征的变化，不少国家和地区开始积极探索新一代创新政策。创新政策1.0对应于线性范式，认为创新外部性和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的主要理由[26]，只要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市场可以自动将其转化为成果。创新政策2.0则引导和服务于国家创新体系，政府主要提供研发投入、税收优惠、知识产权等框架性政策，强调产学研协同的重要性[27]。在Freeman和OECD等的报告中，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日本被认为是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学习的“典范”。随着日本的衰退和美国的再度崛起，到2003年，两份来自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的报告则指出，美国的繁荣和领先是基于一种新的体系——创新生态系统[28]，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科技政策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并被认为是第三代创新政策的重要方法之一。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自2005年开始，大力倡导并积极推进科学政策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建设。在美国及国际学界积极响应和参与下，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1年5月《科学政策学手册》正式发布[29]。 近年来，OECD、欧盟、日本也都纷纷展开第三代创新政策的研究与探索。2002年，学者Lengrand基于法国和英国的案例，在《创新的明天》报告中最早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第三代创新政策[30]。2008年，曼彻斯特大学教授Elvira Uyarra提及第三代创新政策需要多维度思考和工具方法[31]。2008年，《欧洲创新政策：测量与战略》一书出版，综述了三代创新政策的演化过程[32]。2011年，在致力于欧盟2020战略的执行与实施中，安永独立专家组“下一代创新政策”报告中认为，需求政策是下一代创新政策的重要内容[33]。2011年欧委会内部会议报告中也提出“第四代创新政策”的提法，认为“将社会需求置于政策中心”是第四代创新政策的基本特征。2013年，欧盟发布以开放式创新2.0为核心的“都柏林宣言”，部署了新一代创新政策，即聚焦创新生态系统的11项策略与政策路径[21]。这也标志着美欧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跨入创新政策3.0时代，不仅重视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新的创新范式，并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部署层面，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实践在未来将得以深入的建构与发展。日本于2011年部署了改良版的“科技政策学”(SciREX)项目①，对《第四期科技基本规划》的制定起到了重要支撑。
图5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下一代创新政策的研究与探索
图6 欧盟创新生态系统示意图[25]
总体上，第三代创新政策的内涵与要素正在形成和孕育中，创新治理、需求侧政策、非研发创新[34]、科技政策学、创新绩效等已经成为重要议题。 2 创新生态系统兴起和发展的动因 作为创新3.0核心要义的创新生态系统，其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于科技进步、国际竞争、生态发展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认识到培育和营建优良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创新生态系统正在各个层面快速发展。 2.1 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是物质技术基础和根本动因 根据演化经济学，目前世界经济进入到第五次长波的下行阶段，技术—经济范式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科技进步的动力结构上，交叉融合成为主导因素，体现出技术进化的群落演替和系统涨落特征；在科技推动产业变革上，体现出制造技术的智能化、生产组织的网络化、价值创造的服务化、能源产消的分散化、消费理念的绿色化的重要趋势，基于技术与服务协同创新之上的共享型经济迅速崛起。以Web3.0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真正融入工业社会[35]，诸如德国“工业4.0”，其内在也是对这种新的范式的因应，将原本单个、冰冷的机械及其“嵌入”由软件、传感器和通信系统集成的物理网络系统中，以此实时反馈与更高级别的决策系统，呈现出一种在更高级“整体”层面的“价值共创”特征。概言之，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新动向，就是创新的系统范式从工程化、机械型走向生态化、有机型。 2.2 聚焦创新的国际竞争是强大助力 20世纪中叶以来，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逐步形成了以创新为焦点的竞争战略。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实现国家崛起的系统理念越来越纯熟地被使用。2003/2004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先后发表了《构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信息技术制造业和竞争力》和《维持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保持科技竞争力》两份研究报告并指出，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益于一个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美国要继续维持技术、经济的领先地位，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继续成为创新型和技术型领导国家，同样还取决于这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活力和动态演化情况。2012/2013年，美国科学院发布《崛起的挑战：美国应对全球经济的创新政策》以及《国家与区域创新系统的最佳实践：在21世纪的竞争》报告[36][37]，提出构筑国家竞争力应将创新政策聚焦于创新生态系统。 2.3 可持续发展是关键价值导向 生态化的创新系统范式内在地要求从“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整体上进行技术创新。近年来，体现资源节约、生态友好理念的低碳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快速发展，促进绿色增长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一项重要使命。创新需要优秀人才，优秀人才需要舒适的生态环境，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一项基本要素。世界上创新生态系统优良的国家和地区，都具备可持续发展理念广入人心、自然生态环境优美、循环经济发达的特点。强可持续理念更深刻地影响到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高活跃度创新群落中创新物种的多样性、创新种群的群居性，造就了生活、工作、娱乐等日常活动空间的近距离化态势，不仅极大地减少了通勤、物流、能耗，而且更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宽松心态去进行创意创新活动，增强了本地创新能力。 2.4 各方面广泛关注营造良好环境 近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探索运用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来提升创新能力。2005年日本产业结构委员会在《创新25战略》中提出了“国家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建议把政策着力点从技术政策转向基于“生态系统概念”上的创新政策[38]。2012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提出建立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以打破原来科研与市场脱节的局面，增进科技界与企业界的合作，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2011年11月下旬，我国科技部举行“创新圆桌会议”，讨论“创新生态系统”议题。2012年国家科技部、上海市政府共同举办的“浦江创新论坛”第一次把“创新生态”作为会议主题。2012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体系”。2010年，美国能源部启动了名为“创新生态系统计划”，在全美选择了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五个领域，意在打造更具自组织和竞争力的新兴能源产业。 3 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与特征 相比国家创新体系，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和内涵更加复杂，突出表现为有机的、动态的系统范式结构。 3.1 基本内涵 从基本内涵而言，创新生态系统为研究创新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39]，着重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与内涵。 以更强的生物学隐喻来揭示创新的系统范式。根据演化经济学，人类的创新活动究其实质是较为特殊的一种生命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创新服从于生物学规律，用生物学隐喻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创新过程[40]。创新的过程被揭示为物种、种群乃至群落对环境变迁、扰动形成的应答过程。创新生态系统组成的基本要素是物种(如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政府等)，物种联结形成了各种群落，物种和群落在共生竞合的相互作用中动态演化，并形成系统整体演化。公共政策可通过加强物种的联系来促进创新。
以更顺畅的知识流动来促进创新的价值实现。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实现内部物种、种群、群落之间及与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以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和高效性。在一定程度上，物质流包括：人力资本、实物资本等；能量流包括：知识资本、金融资本等；信息流包括政策、市场信息等。作为能量流的知识或知识资本对创新生态系统运行和演化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人、企业和体制之间的技术和信息流对于充满活力的创新过程至关重要”[41]。 以更可持续的创新涌现来区分创新生态系统的等级。创新生态系统主要包含三大群落[42]：研究、开发和应用；研究群落以长远的眼光发现新知和观念，开发群落推动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交付，应用群落把这些技术进步散布全世界。创新生态系统进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持续性的创新，可持续性取决于上述三个群落之间实现健康的平衡。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指一个区间内各种创新群落之间及与创新环境之间，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联结传导，形成共生竞合、动态演化的开放、复杂系统。 该系统的根本目标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促进创新持续涌现，通过将创新投入、创新需求、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管理在创新过程中的有机结合，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3.2 主要特征 创新生态系统研究将从以往的关注要素构成和资源配置的静态结构性分析，演变为强调各创新主体之间作用机制的动态演化分析，总体而言，创新生态系统具有以下三种主要特征： 多样性共生。创新物种的多样性是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基础，是创新持续进发的基本前提。创新物种通过知识、技术、人才、资本为主要纽带形成了复杂的价值网络，在竞争性合作共生中不断演化发展。当一个系统中这种价值网络或共生关系被打破，系统的平衡性、稳定性就受到了破坏，系统就必须进行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多样性共生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进行着频繁的试错与应答，多样性要求创新生态系统应容纳尽可能多的“创新基因库”，而竞争性合作共生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系统达到最适宜的多样性程度。 自组织演化。良性的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向前进化发展，持续接近动态最优目标。系统内部要素、物种、种群、群落等都是在相互作用、相互适应中不断发展变化，甚至是相互转化。该特征意味着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促进着系统的良性变异、创新的优化选择、知识的学习扩散，遗传—变异—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交替着发挥作用。政府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至关重要，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系统的进化或退化；政府创新治理在推动制度创新、保持技术创新活力尤为重要。 开放式协同。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不再是孤立封闭的“生态圈”，而是广泛联系起来。开放环境中，外来创新物种的不断移入，促使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发生着物种竞争、群落演替，甚至系统的整体涨落。在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研究群落、开发群落、应用群落、服务群落保持着与外界的密切关联。企业逐渐突破地理边界，依赖整个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根本性创新(对大企业而言是创造性破坏，对中小企业而言，则是创造性累积)，换言之，创新型领袖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间的竞争演变为两个创新链、两个产业链、两个价值链和两个创新网络之间的竞争。 4 创新3.0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以说正是对上述这种创新范式转变的敏锐把握和积极因应。面对创新3.0的勃兴，未来十年，我国需要将国家创新体系升级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并逐步部署第三代创新政策，为从跟踪、并行到领跑提供优良的制度框架和有力的政策支持。 从弗里曼明确提出“国家创新系统”到“国家创新体系”开始被广为传播和接受，从美国PCAST明确提出“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到今天开始被广为传播和接受，我国从1996年的国际评价中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到2006年明确自主创新战略目标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构成，都经过了近10年时间。在我国，以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为分水岭，之前的可以称为“国家科研体系”时代，之后可以称为“国家创新体系”时代。从1978-1999年，“国家科研体系”时代持续了20年。根据《中长期科技规划(2006-2020)》，“国家创新体系”应该也有20年左右的时段(1999-2020)。因此，可以认为存在着“10/20规律”——一个创新政策的理念从提出到接受需要10年；在我国，每一代创新政策持续的时间基本为20年左右。 由是，可以认为，目前尚处于“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交叠以及第二代创新政策的实践阶段。随着国内学界大量对创新生态系统范式研究的深入探索，以及国家及各省市创新实践中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持续重视，到2030年前，“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应该可以被确立起来。如果以2011年科技部“创新圆桌会议”对创新生态系统的研讨，2012年“浦江创新论坛”以“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研讨主题及2012年一位外籍人士用英文发表的中国创新生态系统分析文章为标志[43]，可以预计，到2021-2022年左右，我国对“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将会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且至少能够延续到2030年乃至2050年左右。我国的创新政策必然走向第三代创新政策，创新治理、需求侧政策、政策学习、科技政策科学等将会被全面引入、广泛学习和深入推广。
图7 创新范式和创新政策在我国的发展变迁 5 推进创新3.0实践的若干思考 5.1 把握三大关系，开展国家层面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把握好几种关系。首先，转承与过渡的关系，在继续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逐步探索和部署培育创新生态系统。目前国内的创新生态系统大多还停留于企业战略与企业创新管理层面，且研究方法多以案例研究为主，缺乏理论范式与实证研究的深入结合。同时，对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层面的研究尚未形成深入展开。建议在开展“十三五”科技规划研究，以及面向下一个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时，开展关于国家层面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推动其相关战略思想的形成。其次，把握好顶层设计与自组织演化的平衡，致力于发展2.5代创新政策，平衡管与放，多做补位。第三，理顺垂直治理结构中央与区域地方发展的关系，注重构建水平层面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结构，在某些有基础的地方先行先试。 5.2 率先培育具根植性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重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在创新体系视野中，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被视为某种程度上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缩小版，在创新生态系统培育中，区域创新发展应强调自组织、智慧型生长，而不是一味追求最佳实践；应践行“智能专业化战略(smart specialization)”理念，强调在国际化视野下，以提升公民社会在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新兴技术与本土“细分市场”的深度融合发展。 5.3 引导企业培育创新生态系统 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创新物种，其中处于“能量流”最高端的“创新掠食者”则是维系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强化企业间共生合作，规范大企业并购中小企业的有关法规政策，引导、鼓励上海制造企业强化研发设计与技术整合能力，实施开放式创新和嵌入式创新，从“大而散”的产业链内置模式，转向“大而强”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建构面向全球市场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创意设计、精致制造、文化品位、用户体验”四位一体的“中国智造”。 5.4 发展以用户为中心的需求侧创新政策 创新生态系统根植于市场结构和市场需求。全面推进需求侧政策的实施。面对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崛起和产学研用社区生态化创新的新模式，从过于强调供给侧政策转向依据创新链综合推进需求侧、供给侧和环境面政策的协同运用。积极借鉴欧盟等“领先市场”行动计划，综合运用以用户导向创新、领先市场培育、商业化前采购、创新券等政策工具，以强化对用户的补贴来实现向市场释放信号、促进创新成果在生态系统中更好地自组织发育。 5.5 探索政府自身管理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 率先推动创新治理等新一代创新政策理念的探索实践，加强内生性政策学习。开展科技政策学研究和政策模拟研究，注重外源性与内生性政策学习并举。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政策协同，开展政策审计，强化政策诚信，对信息公开、专家咨询、公众参与、社会舆情等进行系统机制设计。面向政策生命周期全过程，提升对创新绩效的洞察力，提高创新政策的前期评估能力。实施政府部门内的组织创新与流程再造，形成内部管理的“创新生态”。加快政府创新管理的能力迁移，逐步转向信息公开、数据开放环境中的综合运营服务。 注释： ①http://scirex.mext.go.j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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