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华东地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八届年会讨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东地区论文,学说论文,研究会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1月，下旬华东地区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在南京大学召开。这次年会讨论的主题是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现将讨论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国有制改革问题
有的学者指出，没有财产所有权的差别，就没有市场主体，也不可能有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产权明晰化。因此，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企业组织制度和财产所有权关系的变革。
产权模糊是国家所有制企业最主要弊端，所以国有制改革首先需解决的是产权问题，有的与会者认为，社会发展犹如生物界演进，整个经济发展过程本是一个优胜劣汰自然筛选的过程。由此提出将国有企业资产折合成所有券平分给职工，通过自由竞争、自然分化，实现财产的转移、资源的重新配置，认为这是产生企业家阶层的一种很好途径
关于产权分解这一思路，80年代末已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把产权量化到劳动者个人的改革思路，从根本上违背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建立社会主义法人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主张产权明晰化的有效形式是股份制。诚然，关于股份制是否为国有制改革的最好模式，学术界仍存争议。从实行股份制的企业来看，面临的问题也不少。一些代表在考虑和研究某些股份制企业后提出如下疑点与问题：(1)班子的关 系如何协调？股份制企业设有党委会、管委会、职代会、工会四大班子，实行股份制后又出现董事会、监委会、股东大会三大班子，于是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党委会与董事会的关系，职代会与股东会的关系如何处理？企业究竟对职工负责，还是对资本所有人负责？等等。(2)职 工身份如何鉴定？实行股份制后原国有企业职工是否还是国家职工，对此认识也不一致。(3)分红政策是否与公司的股票价值无关？一般理 论认为红利政策的变化可以传递有关公司当前或未来收入的信息，它影响着股票价格和投资行为，然而在上海股市却出现许多每股税后利润达1 元多的一线股价格长期低于许多每股税后利润仅0.25～0.30元的二线股，同样许多具有较高年终分红的股票价格又低于较低分红的股票价格。这不能不令人疑惑：分红水平与方式是否影响公司价值？送红股、配股能否认为是分红？而这些问题一直困挠着中国股市的政策制订者、上市公司与投资者。(4)监管机制尚未健全。现代股份公司为减少代理 成本，控制代理风险，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成的公司法人管理结构，并建立资本和盈亏情况公布、重大信息披露等制度。然而实际上，由于进入董事会、监事会者只是极少数人，加上股东大会在股份数量限定下，中小投资者难以步入，因此广大中小投资者了解与监督公司经营状况，主要通过公司业绩报告与分红方案公告。西方不少国家上市公司实行季度分红利，而我们许多上市公司仍实行年度分红制，这势必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的了解与监督。从股票交易制度看，上海、深圳股市动荡事件又进一步支持了这样的假说，即随公司所有制与决策权的分离，在公司投资者与经理人员非对称信息情况下，缺乏严格的监管，极易出现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而在二级市场赢利，破坏证券市场“三公”原则的现象。由此提出建立规范化的股份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必要。
现代企业所有权和决策权的分离，使得企业的经理人员获得相当大部分的企业控制权。有的与会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内部人控制”，认为它不仅在乡镇企业存在，而且在国有企业也存在。它既是企业发展初期生气勃勃的原因，也是企业规模壮大后，综合素质难以提高，效率有所下降，权力配置家族化，各类腐败滋生的体制性根源。改变这种状况的思路有两条：一是彻底改革产权制度，通过出售股权确立企业的中心签约人，变“内部人控制制”为“企业家控制制”；另一是加强对内部人有效的金融监控，以金融契约代替行政契约。
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国家设立了资产管理局，有的与会者指出资产管理局目前面临以下几个问题：(1)资产评估困难。国有资 产事实上早有流失，有些企业新设备从未使用，却在不断折旧，最后到“使用”年限报废。现在究竟以旧体制核算方式来评估资产，还是以新体制核算方式来评估资产；(2)鼓励企业吃光分光。国有资产局设立 后，国有企业资产归属资产局，一些最初用企业积累盖厂房而未盖职工宿舍的企业感到后悔，企业开始将更多的钱用于生活福利。(3)出现 了“第二财政局”。为了减少任意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实行股份制，然而股份制后，上面出现了要钱的资产管理局。一些实行股份制的乡镇企业被要求设立国有股，有企业的国有股达到130万元， 理由是这是以往上交国家部分的折合。为此，不少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大呼上当。事实上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职能应是监督国有资产的使用，而不是成为“第二财政局”。
有些与会者对当前国有制改革中的某些提法发表了不同看法，比如认为“抓住大的，放开小的”这一提法值得商榷。什么企业要国有，什么企业要非国有，不应该以企业规模大小来划分，而应以经济功能来划分。
二、关于中国改革路径问题
近些年中国独特的改革路径与经济增长的业绩在西方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围绕着中国与苏联两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路径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将比渐进的改革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其观点的理论背景是以一个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和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经济体制的特征为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激进改革不会立刻促成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形成，“大爆炸”后，原来的传统国有企业可能变得更像垄断厂商。虽然新型企业的不断“进入”会形成一种“纪律”来约束这时的垄断者，但由于改革初期资本市场不完备，这种“进入”会变得困难和缓慢。因此，一种合理的改革步骤应是逐步减弱国有部门对计划的依赖，同时期待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进入。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运用了这种渐进式改革战略的结果，而不是中国特殊的改革起点。
有的与会者用国有部门的“主导厂商”模型对这两种论点进行模拟和评价，指出大的竞争性边界的存在会增加改革初期的产出水平，然而随时间推移，总产出会有所下降，这意味着经济结构这一初始条件不是改革后中国产出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竞争性边界规模过小不利于产出水平的提高，但这一劣势却会为新进入者快速进入的积极反应所抵消。中国改革之初大量集体（边界）企业的存在降低了个体经济的“进入”速度，并且国有企业继续享受补贴这一事实进一步减慢了非国有部门进入竞争性边界的速度。然而，补贴不仅使国有部门产出减少不大，而且因为它边际成本较低，诱导生产出更多的“计划外”产出。这样，由于中国采取了一个逐渐降低计划产出，继续保持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让市场化了的集体部门在竞争性边界充当角色的改革战略，使得改革初期中国的工业产出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大滑坡的局面。当然，这一战略也有负面影响，这就是它会降低新生厂商的“进入”速度。
一些与会者同意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战略，认为中西方两种经济运行机制不同的国情基础和所有制基础，使得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必须事先经过深入研究、认真试点，条件具备后方可逐步推开；否则，欲速则不达，会给经济建设带来损失。比如，什么企业要国有，什么企业要非国有，不应以企业规模大小来划分，而应以经济功能来划分。
三、关于通货膨胀问题
近年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恶性通货膨胀已得到一定控制，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居高于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仍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通货膨胀的起因是什么？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最有效地对付它？与会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的与会者运用西方经济学家的分析，指出通货膨胀的起因可以划分为三大方面因素：(1)需求冲击。由于过度的投资、政府支出、减 税与降低税率、扩大货币供应量，刺激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膨胀，使得总需求大大地超过一国生产能力所能提供的总供给，于是代表需求的过多货币追逐供应有限的商品，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形成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2)供给冲击。由于工资的上涨、利润的增加（通过人为 地提高售价），以及能源与原材料商品价格的上升，使得成本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于是出现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3)供需冲 击。由于过度需求，造成物价上涨，从而带动工资上涨；或者由于工资上涨过快，刺激需求不断扩大，从而加剧通货膨胀，这是一种混合型的通货膨胀。该学者认为市场机制本身不能根除通货膨胀，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予以干预。这就是：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严格的政府收入政策来控制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以抑制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通过严格的收入政策、失业人员再培训的人力政策，以及防止垄断的市场法规，来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通过多管齐下，来治理混合型通货膨胀。
有的与会者分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指出它是成本推进所致，而不是需求拉上所致。价格改革绕不过的难关是：将过去对生产者和商业部门的财政补贴，改为现在以工资增长形式对消费者补贴，而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现财政赤字。闯过这一难关的办法是建立“菜篮子工程”，使农贸市场上的商品充裕起来，由此抑制成本上升。同时，消灭财政赤字，通过改进国库券发行办法，即发行期限短、利率高且带保值补贴的国库券；盘活国资存库，将税收40%左右用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例如以优惠价向职工出售他们已居住的公房，将部分效益好的国有股份公司股票出售，其基金用于救助下岗失业人员、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各种负担，以及银行收不回的贷款。
有的与会者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会引起经济运行混乱，还会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政局稳定。历史上，因通货膨胀而使政权被毁的事实不乏先例，因此必须治理。这位学者认为货币金融政策目标近年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相当混乱。单目标，追求币值稳定；双目标，加上经济增长；而多目标，则是双目标加上经济均衡、国际收支平衡，或者再加上充分就业、社会公平。实际上，多目标是无目标，因为没有治百病的药方。熊掌与鱼有时不能兼得。要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货币政策，金融体制必须从政府附属机构中独立出来，中央银行如此，商业银行也应如此。而我国目前中央银行尚未从中央政府即国务院中独立出来，因此，很难形成不受政府干扰的货币政策。中国金融体制尚未健全，采用西方在健全的金融体系下惯用的行政手法来制止通货膨胀不能奏效。比如公开市场业务，中国的国债券市场才起步，采用该业务对流通中货币量的影响未必会大；存款准备率，需要有严密的监理系统，中国现在并不完备；利息率，目前中国利息率不论是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都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率，若将利率调高于通货膨胀率，不仅会影响成本，而且还会引起外汇大量涌入，难以控制国际收支平衡。由于信贷膨胀的成因主要是政府行政干预所致，因此制止的办法还得用行政手段，这就是实行指令性信贷规模，抑制信贷膨胀，同时挂靠物价指数，实行指数核算、指数保值，以保证存款币值、实际工资及退休金不下降。其后，随金融体制逐步完善，再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增强经济手段。
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使银行利率成为负利率，在通常情况下负利率促使人们购物，但在中国，老百姓仍保持较高的储蓄热情，其原因之一在于没有保值的手段。
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自70年代以来，它与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严重现象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停滞—膨胀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难以治愈的顽症。有学者指出治理通货膨胀，要有科学的论断、正确的处方，中国应特别注意因决策失误所带来的停滞—膨胀。
也有与会者在借鉴东亚国家与地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今后十多年宜采取日本经济起飞期的模式，这就是由当前“高储蓄率+高通胀率+高利息率”转变到“高储蓄率+低通胀率+低利息率”。具体以数字表示是：宏观经济调控应保持在“9%～10 %左右的年经济增长率+30%～33%左右的年储蓄率+5%～6%左右的年通胀率+5%～6%左右的年定期存款实际利率”。
四、关于政府调控与计划经济问题
说到通货膨胀自然引出政府调控问题。有的与会者认为，目前我们正处于过渡经济阶段，其特点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政府”。倘若政府无能，调控反而会越帮越忙。
有的与会者不赞成这一观点，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失效”日益明显，单纯的“市场”和“计划”都不能很好地协调社会经济的运行，必须把这两种经济调节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市场”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经济运行的基础和主要的调节手段；另一方面，又不能排斥“政府”的作用，需要政府有效地进行宏观管理和控制。
有的与会者指出，国家干预不等于计划经济，但干预的手段中有时不得不采用指导性计划。就计划体制而言，在一定时期实行也是必要的，如战时或和平时期的某个时期，采取统购统销就很有必要。在西方，计划有加强之趋势，西欧空中客车的生产、日本半导体工业的发展，乃至韩国大企业的崛起，都与政府有效的管理、计划分不开。
也有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不会回归。未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存在着某种不相容，当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边际成本高于市场经济中的边际收益时，人们很可能会重新选择计划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很可能会以新的面貌出现。另一种情况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电脑相当普及，人类的偏好很容易被电脑模拟、计算、汇总，这时由于计划经济的交易费用小于市场经济的交易费用，人们也将重新接受计划经济。
五、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可以有多种理解：(1)中国的经济学， 包括有别于其他学科（如政治学、法学、哲学等）的国内所有的经济学科；(2)中国式的经济学，强调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有中国特 色的经济学；(3)中国经济学派，指区别于国外经济学派的中国学派 。与会者基于上述不同理解探讨了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问题。
理论界曾有人设想过“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认为它应该既不是“穿着中国制服的西方经济学的中文版”，也不是“‘中学为体’的中西方经济思想的杂拌”，而是“严格地基于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并在它之上建立起的一套真正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对此观点，已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吸收已有的市场经济理论成果，来充实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家应在市场经济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两方面作出贡献，而不是在西方经济学外建立一个“另外的中国经济学”。
一些与会者支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不应该存在第二套语言，中国学术与国际接轨，语言也应规范，否则无法交流与对话。这么说并不意味要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没人会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提供的完美原理运用于实践，因为假设的条件有所不同。
显然，中国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有的与会者指出标准的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是有用的，一方面它的语言、方法对市场经济分析有用，另一方面它又对中国较多的实际不适用，需转化。例如，“最大化”的经济分析，在中国特殊国情、发展与转轨经济背景下，就有些与实情不符。对一部分农民而言，是生存的最大化。因此，“最大化”的提法要转化。又如“制度性安排”，西方强调法制，中国传统强调中庸之道，在中国建立制度化需要很长时间，而已经作出的制度性安排对改革的负作用大，结果在一些地方大锅饭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因此，这一提法也需转化。还有，“标准市场理论”所论述的市场优越性是建立在政策弹性上，而中国却是政策刚性。最后，教育发展问题，西方经济学理论只解决教育均衡点问题，而不能解决经费问题。现在国家把教育这一块扔给各大学，造成文凭买卖之风盛行。可见，西方市场理论尽管完善，却不足以解释中国市场问题，市场失灵的广泛性，表明我们改革的艰巨性。由此也提出结合实际研究的必要性。
也有与会者认为，实践中一些理论、政策的不适合，在于中国市场本身的不发育，一旦市场发育了，这些政策就可能有用。这就好比一件大人衣服现在给小孩穿，嫌大，但过些年孩子长大后，便可以穿了。因此，无论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无必要在理论上另起炉灶。另有与会者指出，凯恩斯曾认为“经济学提供的是工具箱”，意为经济理论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锁打不开，不在于钥匙本身，而在于乱用了钥匙。
还有与会者认为，不脱离市场经济基础也可以成为学派。“中国经济学派”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能激励人心。经济学首先应解决问题，其次是发挥社会功能。经济学具有民族性，不同的经济学基础产生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语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解决的是增加财富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解决的是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制问题，而我们现在的经济学要解决的是市场经济问题。中国供给约束、效率约束的特点，要求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不必刻意追求一个学派的建立，而是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这样最终水到渠成，中国学派自然形成。
有的与会者同意这种看法，并从生理机制上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经济运行受之于内在的生理机制，中国内在生理机制与西方不同，这种机制不弄清就去考虑结合机制，就用西方经济学方法去调节，必然会在实践中出现不适合。因此，不要急于建立理论体系，而应弄清问题，就中国内在生理机制一个问题深下去，搞上五年、十年，将问题研究透。
有些与会者并不完全赞成上述观点，认为学习西方经济学主要学其逻辑与分析方法。张艺谋电影的成功在于其电影内容是中国的，而表现手法却是西方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改变语言、修正理论，而在于运用这些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
也有一些与会者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中有的不同意某些人提出的“以传统理论经济学为基础，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观点，认为要在中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在经济学思想上实现一次彻底的经济学范式转换，从传统经济学的教条中解放出来。有些与会者还就种子（西方经济学）与土壤（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进行了争论：一种观点主张西方经济学应中国化，即结合中国本土，培养出有特色的经济理论，这需要改良品种，而不是改良土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品种与土壤都需改良，这就是一方面精选种子，剔除体现阶级性的一面，吸收其带有普遍性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改革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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