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年代论文,经验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1）04－0379－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目前大多集中于“主义”这样一个经典的思想理论层面的研究，侧重于中国化成功经验的总结，这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但学术界对“主义”所反映的道路、制度等实践层面的中国化问题，则关注不够，这就限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视域。探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化问题，有助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追寻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源，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同十月革命道路不能照搬，计划经济体制也同样不能简单复制。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内容。问题是，中共自觉而主动地推进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化，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一教训值得总结。本文探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经济在中国最初实践的思考和初步改革的历史经验，以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源。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问题
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思潮1930年代在中国热闹过，① 但作为一种制度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移植则是一个崭新课题。50年代前期，我国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按照时任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说法，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公有化，“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把它们逐步纳入计划轨道的过程。”[1]二是计划化，使国民经济各方面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进行生产和建设。
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这种经济体制在我们经济生活比较简单、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而人民群众的要求又不高的情况下，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奠定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是起了作用的。”② “在此期间，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初步基础的确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又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优越性。”[2]另一方面，这种工业体系的建立又是低效率和低效益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前后，各地区、各部门通过各种渠道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是计划经济体制难以覆盖和统摄全国。中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不可能实现全国范围完全的计划化。如云南，“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解放前，除中心地区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之外，其他边沿二十七个县约二百四十万人口，还分别处在封建领主经济、奴隶社会以至原始部落残余的形态。”[1]624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族，以前基本上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1956年初才开始民主改革，紧接着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1]203
二是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受到一些影响和制约。当时，计委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要求多办工厂。……但他们有两个顾虑：一怕中央不准他们搞；二怕等工厂搞得像样子后，被中央收走。”[3]“五办汇报说，现在财政部每年下达预算指标，中央各主管部也下达自己的指标和要求。收支科目列得很细。……地方同志说，现在名义上是四级（中央、省、县、乡）财政，实际上是一级半，只有中央一级是完整的，省财政只是半级财政。这对调动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3]“省市委的汇报，对束缚地方积极性的一些制度反映强烈，并列举了大量的事例。”③
三是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束缚。国务院五办向毛泽东汇报时，从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企业自主权问题。“现在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办法，企业收入全部上交财政，支出全部由财政拨款。企业收入多少，能否完成，同自己本身的支出没有关系。”[3]494企业的积极性问题影响到了生产成本上升、产品质量和工艺下降、产品种类减少等。北京“工业方面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产品的质量和成本问题，有些产品的质量还十分低劣，成本也很高。”[1]302轻工业部反映，“我国著名的瓷器还未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标准；有些日用金属制品粗糙，零件不能互换；有些保温瓶的保温能力不强，甚至还有爆炸现象；有些自来水笔笔杆变形……”[1]778
四是合作社过于强调集中统一，增产指标不切实际、忽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推广新技术和新工具工作急躁简单等，使农民缺乏自由，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湖南许多合作社连零星的家庭副业和分散的手工业，如打草鞋、捉鱼等，都统一归社经营。某些社员反映：“入了社一点自由也没有了”。[1]735在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方面也有急躁和简单化的缺点。福建省有些地区批评搞副业是“资本主义思想”，有的地方甚至把果树茶树砍掉去种地瓜，把砖瓦窑平掉种粮食，把著名的“建莲”莲田改作稻田。由于忽视山区多种经济，以致该省几项主要山林特产到1956年还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④ 农民们说：“共产党领导农民办合作社，增产粮食，什么都好，就是不准搞副业不好”。[1]751当时，在江苏句容县岗子村合作社还发生了一个贫农社员周德金自杀的事件。[1]668
五是国家和生产单位未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问题，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据劳动部统计，1955年同1952年比较，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41.8％，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提高14.7％，生活费指数提高7.3％，实际工资水平提高6.9％，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轻工、纺织这两个为国家提供积累较多的部门，职工实际工资反而下降。”⑤ 河南省反映，“从八个社夏季分配的结果看……各社公粮比例很不平衡，最低的占夏季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八，最高的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其他税收政策和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的比价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在分配工作中，有些社有平均主义思想。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有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1]800
六是政府对市场统得过死，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和物价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李先念分析当时物价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时承认：“少数商品的价格，过去就是不适当的，现在还没有调整。……过去几年，我们没有认真地研究物价，总结经验，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390
1956年下半年以后，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所始料不及的。”[4]联系到1957年上半年全党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对某些干部的批评，可以看出，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是不太平静的。当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这些事件有比较冷静的分析，认为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原因是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5]刘少奇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5]235
虽然“建国后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建设任务，需要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6]但上述这些问题说明中国社会对这种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某些不适应。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下许多问题，固然可以说是由于工作的急促和粗糙所产生的偏差，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使然。”[7]这些问题表明，在中国照搬苏联经济制度是行不通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不搞计划经济，但是，如何结合国情建立中国式的计划体制，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化课题的提出和初步思考
李富春1956年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实行计划经济，使国民经济的各方面，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和建设，这是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早已证明了的。但是在我国，还必须解决如何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来逐步建立计划经济的问题。”[1]447这就明确提出了要将苏联计划经济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课题。1956年4月初，毛泽东指出：对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⑥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如何以苏为鉴、建立中国式计划经济体制课题，提出并认真思考了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第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其实质是地方在维护中央集中统一条件下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问题。毛泽东指出：“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8]“最近这几年……集中过多了。……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都还没有研究好。……我们革命胜利才只有这么几年，而且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地方的决定，就是那么照搬过来了。”[8]52“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8]31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美国的体制。周恩来指出：“适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9]朱德也提出了“中央对地方的机械工业不宜统得太死”[10]的问题。
第二，政府和生产单位的关系，其实质是生产单位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问题。毛泽东指出：“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8]221邓子恢指出：“要正确处理国家对合作社的计划指导关系。……由于我们国家很大，农业和副业产品太多，受地域性与自然条件的限制又太大，因此，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不能订得太细太死，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机动性。”[1]361
第三，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关系，其实质是生产者应该有多大的自主权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8]30“要给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8]55陈云指出：“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1]332邓子恢认为：“在农业合作社中，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与社员个人之间的关系，以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1]361
第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其实质是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存在和发展问题。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说：“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8]170刘少奇指出：“各地地下工厂不少。天津有二百多。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11]“上海有一百多个地下工厂，天津也有，比较大的地下工厂有工人五千多。……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11]326周恩来指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9]350
第五，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其实质是是否允许市场的存在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刘少奇认为只讲计划经济是不够的：“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⑦ 周恩来指出：“计划是要统一的，但要有分工，有了分工还要有合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适于这个省，这个省就做；不适于那个省，那个省就不要做。”[9]269陈云说：“苏联十月革命后，市场完全死了。我们今天也把市场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天下就会大乱。”[12]他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的问题。[1]336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1]336李富春提出要按照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原则来改善计划工作的体制和方法；[1]454主张在计划体制上实行分级管理，凡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各项指标可以分为指令性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和参考性指标三种。
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思考，概括起来就是三个自主两个允许。三个自主是地方、生产单位、生产者相对于中央、政府、生产单位来说应该有一定的经济自主权，这样，他们才会有发展生产力和发挥积极性的内在动力；两个允许就是非公有制经济、自由市场应当允许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样，才能补充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不足，活跃社会主义经济，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前者是放权让利，承认地方、生产单位和生产者在发展经济上的主体地位；后者是适度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的历史性作用。这些思考和认识，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如把市场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因素[8]171等，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毛泽东等人对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突破的勇气和建立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智慧。可以说，这些意见“已经在叩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门。”[13]在毛泽东率先探索的影响下，1956年冬天和1957年上半年，国内出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问题的讨论。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中共还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在对有些关系的把握上还没有明确而肯定的主张。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谈到，“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8]29“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8]56又如关于发展私营经济问题，刘少奇就谨慎地说，“关于这个问题，现在要通过什么决议，颁布什么法律，还为时过早，需要积累经验，还要看趋势。”[11]326再如关于允许和适度发展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问题，陈云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国家市场上存在着的若干问题。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所说的这些措施，必须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1]336限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谨慎和担心是可以理解的。理论认识上的困惑，同时也导致了实践上的迷惑。
三、最初的改革尝试及其基本经验
最初的改革伴随着计划体制的建立就开始了，改革的矛头重点是指向中央的高度集权，同时也涉及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等。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提出：“经济工作要统一，但要分级管理，要在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同时提醒大家，“层层负责有好处，但要避免形成无数个独立国。”[14]
1956年5月至8月，国务院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研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会议对于当时存在的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作了检查，对改进国家经济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以国务院名义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8月28日，国务院对这个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周恩来指出：体制会议主要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分权于地方是为了更好地集权于中央。[15]一些地方进行了发挥市场作用的改革尝试。1956年5月，山西太谷县进行了商业体制改革。8月以后，湖北、广东、山西、山东、江西、四川、福建、江苏、河北九省先后在不同范围内放宽了农村市场的管理。
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会议决定，委托陈云和五人小组拟定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具体实施方案。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讨论并基本通过了陈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代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这三个规定草案经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批准，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公布，自1958年起施行。这三个文件“主要内容是：一、分别不同情况下放一部分工业和商业企业，改由省、市、自治区管理；二、扩大省市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对当地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商业机构分配到的物资，在保证各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有权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间方面的调剂；三、下放地方管理的中央工业企业和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粮食、外贸的外销部分除外），其全部利润的百分之二十归地方所得，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商业价格实行分级管理，三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与销售价格，次要市场与次要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由省、市、自治区自订；五、实行外汇分成；六、企业的管理权限也适当扩大。国家给工业企业只下达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四个指令性指标；企业与国家实行利润分成。国家给商业企业只下达收购额、销售额、职工总数、利润四个指标，同时允许地方在执行商业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时有总额百分之五上下的机动幅度。”[16]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改进体制的决议和规定，加快和扩大管理权限下放的步伐，促进国民经济的“大跃进”。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6月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按照规定要求，“中央部直接管理的1165个企事业单位，下放885个，下放比例为76％。其中，下放比例最高的是纺织部，全部下放；轻工业部次之，达96.2％；再次是化工部，达91％；机械部民用部分为81.7％；冶金部为77.7％；煤炭部为74.1％；水利电力部为72.5％；其他部都在60％以上。《规定》还要求：‘下放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六月十五日以前完成。’”[14]8259月2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决定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加强协作、共同负责”的原则，“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其核心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的前提下，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制度，以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7]
“这种以简政放权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是试图突破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传统模式的最初的努力。”“初步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和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18]“是改革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最早尝试，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良好开端，为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19]“应该说，50年代中期国务院拟定的《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和陈云同志代国务院起草的三个规定，以及各部门提出的改进管理体制的设想和措施，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是一次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14]822
这一改革激发了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各地区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增加职工，平调国营企业设备和材料，并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强劲势头，导致了全国计划失控、工业生产秩序混乱的局面。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一盘棋》的社论，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为了最有效、最合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必须更好地加强集中领导和全面安排。就必须从全国着眼，把全国经济组织成一盘棋。……这也就是说，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全国基本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全国主要产品的生产，统一分配全国的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大部类的主要物资。”[20]这样，以下放企业管理权为中心内容的体制改革，又以上收企业管理权而告结束。
这一轮体制改革中断的原因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化的经验主要是：第一，放权改革的直接效果不好。改革没有改变计划经济体制那种完全由政府配置资源的做法，只是将资源配置权力由中央政府部分地转换为地方政府，在地方的自主权上做了一些文章。地方政府在接掌资源配置的部分权力之后，未能认真研究地区情况，科学制定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有效配置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而是接续了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弊端。这样一来，在资源配置方面，过去仅有中央政府一个可能的低效益，现在出现了各地方政府多个盲目低效，所以，全国经济秩序失序。第二，改革没有在生产单位自主权这个关键问题上下功夫。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一九五七年以后……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发展得越来越突出。其间多次实行权力下放，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21]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冲破轮回并取得巨大成功，主要是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进行了逐步的深入的改革。第三，改革的理论依据不成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认识较为模糊，没有认识到单一公有制经济超越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缺乏活力；也未能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中的重要作用等。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计划体制中国化问题上的思维路径是对的，任何外来的先进文化都应该中国化；但中国化要取得成功，还需要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对待中国化的实践路径等方面进一步增强科学性和实效性。第一轮改革尝试虽然未能找到出路，但这一探索毕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之一。
收稿日期：2011－04－14
注释：
① 参阅郑会欣：《战前“统制经济”口号的提出及其实践》，《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刘国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③ 天津市委在汇报中说，中央一些主管部管干部，一直管到车间一级。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
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751－752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第495－49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506页。
⑦ 刘少奇说：“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刘少奇：《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1957年5月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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