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领导权”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领导权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是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共产党领导说
学术界大多数人持这种看法，其理论根据是：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发起和促成的，团结抗战是在我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实现的；同时由于我党正确开展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才得以坚持下来，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
2.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指明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道路，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曾方墉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战胜利的关键。”[①]理由是：（1）“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②]。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权的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使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我国东北，继而又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华北，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只是由于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发动和领导了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实行抗日的政策”[③]。（2）“共产党是抗战的政治领导者和思想领导者”[④]。因为“历史表明，正是共产党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指明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动员和组织了广大人民群众，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领导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⑤]（3）“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是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⑥]。因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解放区战场逐渐成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抗击着百分之五十八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⑦]。“也正是这支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力量，成了坚持持久抗战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这也就是说，在我国进行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不是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才坚持八年之久和取得最后胜利的”[⑧]。
肖一平、杨圣清认为，“每到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都及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政治斗争的方针和口号，指明前进的方向”[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召开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全面抗战的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⑩]。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国人民，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反共活动，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国抗战得以坚持。”[(11)]胜利前夕，中共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12)]。
有的同志虽然也赞同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对共产党领导的实质、程度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政治上。
胡华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这是正确的。中央七号文件指出：‘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这充分说明了抗日战争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下进行的。”[(13)]
逄先知、冯蕙认为：“无产阶级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上。”[(14)]即“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领导人民去实行这些主张，影响和推动国民党接受这些主张，而自己则是实行这些主张的模范”[(15)]。胡秀勤、张壮涛也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决定的因素”[(16)]。这种政治领导是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途径来实现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没有这样的政治领导，是不会胜利的”[(17)]。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抗战的领导权。”[(18)]
李思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这种说法“大体符合实际，但并不准确”[(19)]。因为，尽管“在争夺抗日领导权斗争中，由于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正确地反映了抗战发展的规律，顺乎广大群众的要求，它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坚强的抗日阵地，是民主联合政府的雏形，吸引着国内外各阶层人士，造成了争取领导权的有利条件；加上正确与灵活策略的运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抗战的领导权。但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权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主要是在政治上发挥着领导作用”[(20)]。“由于政治上的领导缺少组织上的有力保证，受到国民党组织上的钳制与压迫，因而能充分行使领导权的地方仅限于抗日民主根据地”[(21)]。
二、国民党领导说
周文琪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简介》中介绍到：“坚持抗日战争是国民党领导观点的理由是：1.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2.我党我军当时一系列方针、作战计划、命令等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才能实施；3.从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是国民党领导的。”[(22)]
陈文渊认为，“从当时历史来看，国民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形式上掌握着全国政权，并实行一党专政。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了军政大权”[(23)]。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24)]
时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廖承志同志以间接的方式也承认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领导地位。他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中说：‘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持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25)]。总之，“就当时实际情况”，“国民政府作为抗战时期我国的中央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对外代表中国，这是历史事实”[(26)]。
三、共同领导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承认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种领导权并存的同时，也注意到二者所起作用的不一致。理由是：
1.从政治上看，国共两党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抗战纲领，两者在内容上有共同之处；
2.从军事上看，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重要国防会议，国民党领导的重要战役也接受了我党运动战的思想；
3.从组织上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和政治部门有共产党代表在其中工作；
4.从两个战场来看，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抗日初期起了主要作用，而在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起了主要作用。
汪新、王河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两种领导权同时并存，而共产党的领导权起了主导作用。”[(27)]
汪、王二位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似，“共产党仍然拥有民主革命领导权，国民党继续拥有统治权，只是在反侵略战争中国民党的国家统治权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抗日领导权。又由于抗日战争从本质上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所以，共产党的抗日领导权不能不起主导作用”[(28)]。
赵锡荣认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国共两党分别独立领导的两个战场是相互配合的，抗战初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战对抵抗日寇的入侵起了主导的作用，抗战后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对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9)]
“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承担了抗战的主要任务”[(30)]。“这个时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上，主要的战役有：南口战役、张家口战役、太原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抗战，虽使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但在战略防御阶段也‘毙俘日军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七十人’，牵制日军达七十万人以上，而且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一百零四万四千二百六十八人’。这说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为抵抗日寇的侵华战争是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它为粉碎日寇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还很弱小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担当起正面迎击敌人疯狂侵略的战略任务的，而只能够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执行从侧背打击敌人的作战任务。”[(31)]
“但是，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就发生了相反的变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便逐步转移到共产党方面了。”[(32)]
“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内外政策的转变使国民党失去了领导抗战的地位。”[(33)]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34)]。“这样，领导敌后抗战任务，就不能不压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了”[(35)]。
“其次，从一九四○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了抗日的主要战场”[(36)]。“从一九三九年十月到一九四四年豫湘桂战役前，日军对国民党战场基本上没有大的战略行动。同年，虽然也进行了五月的随枣会战，九月的长沙会战，十一月的昆仑关战斗。但日本侵略者的茅头主要是指向解放区”[(37)]，“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负担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38)]。
四、各自领导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根本谈不上共同领导。事实上，抗战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个政权、两支军队，国共两党各自领导着自己的军队进行抗战，从而形成了国民党的正面和共产党的敌后两个战场。
邸继广认为，“如果从全国抗战这个全局来看，不难得出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民党及其政府也领导了抗日战争，然而又不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战的结论”[(39)]。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进行的”[(40)]。但是，这次国共合作由于未能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约束双方的组织形式，国民党政府虽然形式上是中国的统一政府，共产党也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受南京最高统帅部之统辖，红区也是国民党政府辖下的特区，但是国共两党仍然掌握着各自的军队，保留各自的政权。两党、两军、两个政权谁对谁也不能实行有效的组织领导。实际上是在互不统属的形式下共同抗日，互为盟友”[(41)]。
李茂盛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对抗外敌的共同行动，共同战争。作为共同战争，名义上的领导者是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但是，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事实上国共两党是‘同吹抗日调，各用各的号。’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领导、两个军事指挥系统，他们各自保持对自己组织、政权、军队的领导权，合作进行抗日战争”[(42)]。因为：“首先，在统一战线上，国共两党没有统一的合作形式和共同纲领”[(43)]；“其次，在军事上，国共两党就指挥军队、指挥战争而言，虽然也曾有过战争配合，但谁也指挥不了对方的军队和战区”[(44)]；“第三，在实际行动上，蒋介石不但不会接受共产党的指导，反而依仗自己的权势，把共产党要求合作的良好愿望看成是向国民党的投诚”[(45)]。
“总之，抗日战争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质上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46)]。但是，“国共两党的领导权是不均衡的，不能等量齐观。国民党有大部分领导权，共产党有少部分领导权”[(47)]。
五、领导权转移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有个转移过程，“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掌握着领导权”[(48)]，而“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了抗战领导者”[(49)]。
夏以榕指出，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屏障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50)]。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系列会战，“严重阻击了日军的锐气，而且极大地消耗了日军实力”[(51)]。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属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还强调：‘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52)]。
而“在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领导者”[(53)]。作者认为，“共产党取代国民党而跃居主导地位，掌握抗日战争与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过程，是渐进性的、不平衡和曲折发展的”[(54)]。其基本标志是：“第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奠定了共产党在抗日时期实施领导的基础”[(55)]。“经过六届六中全会，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56)]。“第二，百团大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57)]。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最终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路线的破产，表明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的更趋低下”[(58)]。“第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确定”[(59)]。作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权从国民党而转归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历史性变化，集中表现在我党抗日反顽的复杂巧妙而成功的斗争过程中”[(60)]。即“发端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被粉碎，渐显于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和中间势力的政治组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初成于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被压退，告功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重庆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1945年9月15日”[(61)]。
六、具体分析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抗日战争的情况很复杂，不要笼统地、简单地提抗战是谁领导的，而应着重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秀鑫认为，关于“如何认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最好不要笼统地简单地提抗日战争是谁领导，而是具体地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情况和作用”[(62)]。作者认为，“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进行的”[(63)]。“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在敌后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消灭日伪军一百七十余万人”[(64)]，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日是比较积极的，并作出了一份功绩”[(65)]。曾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会战，“多数爱国官兵，在抗日战场上也进行了英勇战斗，付出了重大牺牲”[(66)]。“第二，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是独立地领导抗战”[(67)]。“在统一战线内部并没有一个共同纲领，根本谈不上共同领导”[(68)]。“国共两党都在组织上保持了对自己军队和政权的领导”[(69)]。因此，“国共两党是独立地领导着自己的力量，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70)]。“第三，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1)]。“在两个战场中，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虽然对日军作了一些抵抗，也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胜利，但总的趋势是大量丧师失地”[(72)]。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广泛地开展人民战争”[(73)]。“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抗击了日军的大部和伪军的绝大部分”[(74)]。
乔志学、胥佩兰也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各种矛盾犬牙交错的时期，对于抗战领导权的探讨和表述，必须反映出基于客观事实的具体考察，避免机械的空间划分（如说我党领导敌后战场；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或者简单的内容限制（如说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组织上是共同领导；军事上各领导各的）而应该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及其发展过程中去分析。”[(75)]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尖锐的中日民族矛盾的存在，也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和模范作用的发挥，当时占据领导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对于全国抗战曾实施过领导。但由于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而注定要推行的错误国策，使它的领导地位和权力与其实际领导能力和作用日益脱节，以至使中华民族的抗战面临分裂、妥协、倒退的危局。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审时度势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充分发挥了自己直接领导下的、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军民的威力，逐渐承担起推动和坚持全国抗战的主要责任，在最终把中国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6)]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战胜利的关键》，《社会科学》（沪）1985年第9期。
⑨⑩(11)(12)《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理论月刊》（中央党校）1985年第8期。
(13)(22)《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学术讨论会简介》，《党史通讯》1985年第10期。
(14)(15)《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红旗》1985年第17期。
(16)(17)《浅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18)(19)(20)(21)《试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5年第4期。
(23)(24)(25)(26)《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军事史林》1987年第3期。
(27)(28)《试论抗日民族战争领导权》，《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1期。
(29)(30)(31)(32)(33)(34)(35)(36)(37)(38)《也谈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
(39)(40)(41)《也谈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42)(43)(44)(45)(46(47)《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晋阳学刊》1993年第5期。
(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试论抗日战争中领导权的归属与转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党史通讯》1985年第8期。
(75)(76)《浅谈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军事史林》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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