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学中的文化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来，世界文坛的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殖民地国家文学承继宗主国留下的文学痕迹，感受其文化优势，却又对殖民地的本土文化难以释怀，产生阐释与建构自身文化的焦虑与困惑，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认同危机。这些后殖民作家的文学作品给世界文坛带来一股新鲜气息，特别是90年代以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沃尔科特(Oerek Walcott)、奈保尔(V·S·Naipaul)等人为代表的作家相继荣获诺贝尔奖而举世瞩目，因此，对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书写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抵抗性文化书写
在西方文学所塑造的形象长廊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东方形象的塑造。因为这种形象在绝大多数文本中，特别是与西方自身形象相比较时，总是遭到贬低与排斥。福楼拜在东方之行中邂逅一名叫库楚克·哈内姆的埃及舞女，库楚克的放荡与麻木给了他以“无尽的遐想”，东方人成为一群只知肆无忌惮地展示“它们的性的动物”(萨义德，《东方学》242)。康拉德在小说《‘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写到，“白水仙号”遇到的海上灾难是因为船上有个“黑鬼”韦特，韦特死后“白水仙号”的船员们便脱离了苦海。鲁滨逊在荒岛上四次惊恐地看着“食人生番”的血淋淋场面……。总之，在各种文学文本中，西方人普遍地认为自己有理性，爱好和平、文明、宽宏大量、合乎逻辑、具有男人的勇敢，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优越与进步等，而东方人则专制、贪婪好色、落后野蛮、生活无规律、整日脏兮兮的、充满女性气息。在这些歪曲、大肆贬低的“他者”形象的笼罩下，殖民地作家深深感受到阐释自我形象的焦虑情怀，对西方的“他者化书写”满怀一腔愤怒。他们在建构自身良好、健康的形象前，首先将怒火也发泄在对西方形象的恶意贬抑上。如阿里·沙利亚蒂与贾拉尔·阿里·艾—阿赫迈德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截然对立，称“西方是敌人，是一种疾病，是一种邪恶”(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9)。西方人狂妄自大、暴力凶杀、家庭观念淡薄、性开放以及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疾病、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等等都是殖民地作家深恶痛绝的东西，也是他们作品所极力书写的西方形象及他性特征。意味深长的是，与萨义德的《东方学》一样，艾—阿赫也在1978年出版了一本《西方主义》，像东方学家狂贬东方那样，在对西方文化的无理性发泄与民族欲望的无限膨胀中，指责世界的大部分罪恶来自于西方。
仅仅指责、贬低甚至恶意谩骂西方是不够的，后殖民作家又从另一方面揭示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国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它使殖民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彰显西方殖民者的邪恶本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殖民地灾难性的生活状况。在西方侵略者被赶出殖民地之后，关于当地奴隶与下层人的叙述、受难心灵的自传、狱中苦难的回忆录、西方在殖民地罪恶活动以及殖民地生活常态的见证日记等相关与类似的文本开始在东方世界盛行，展开了与西方帝国的文化历史、霸权表述、他性书写以及所谓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等方面的积极对抗。例如艾米·西赛尔的加勒比版《暴风雨》就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争夺对加勒比的再现，“《暴风雨》的每一个来自美洲的新讲述都是那个古老故事的当地版本，在正在展开的政治与文化历史压力下获得新的活力和反映”(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03)。这些当地人的叙述、回忆录、自传及见证日记，强调受压迫者的共同经历，使其自我属性得以表述与成形，成为民族团结、乃至于向更多处于同样境地的受殖者进行宣传的方式与途径。
在西方作家的文本中，对于东方世界的风景描写数不胜数。然而殖民地作家注意到，除了这些西方作家尽情展示东方世界的异域情调与神秘风味以引诱西方人海外冒险、寻宝探奇外，还采用了一种鸟瞰式的观察与描述方式，“凝视”这块神奇的土地，用一套西方旧有的风景词汇来命名它的神秘莫测，将它分门别类。南非黑人作家所罗门·普拉杰在小说《姆胡蒂》中将这种描写挪用过来加以变形，也采用扫视全景、鸟瞰战场的描写，嘲弄地模仿殖民者的“凝视”模式。殖民地作家认为自己有权再现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再现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并以此抵抗那些殖民者单一化、标准化的形象描述。在一种浓烈的民族情结的支撑下，尽管这些作品“创造了对立的意义范畴，却仍在采用殖民者的权力语言，所以他们在努力接近真实自我的时候，却反倒有可能摆出一副殖民者的权威架势”，支持原本压制他们的文化书写体系与象征模式(博埃默118—119)。
在与西方争夺话语与文本再现时，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一些后殖民作家针对那些表现西方殖民扩张意识的经典文本，进行颠倒性复制，以此达到对西方他性叙述的霸权解构。《鲁滨逊漂流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进入后殖民时代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帝国与殖民意识的经典再现，对这样一部著作进行移置、戏仿与解构自然能增加后殖民文学文本的批判份量，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后殖民作家自视可以引起西方世界不再漠视东方存在，做起了取得话语权与文本再现权的“白日梦”。特立尼达作家萨缪尔·塞尔封在《孤独的伦敦人》与《升天的摩西》中戏拟了《圣经》中带领希伯来人逃离埃及统治的英雄摩西，将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也称为摩西。摩西是个从身处边缘地位的加勒比海移民到帝国中心伦敦的黑人。作者颠覆了《鲁滨逊漂流记》的文本结构，策划了文明的反向运动，鲁滨逊去了荒岛，摩西却移民到宗主国；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被置换成黑主子摩西与白仆人鲍勃的关系。作者通过摩西，试图向西方世界展示真正的加勒比海文化。鲍勃忠厚老实，从来不听人们议论黑人，他迫切地希望能够学习黑人的生活方式，这真可谓是又一个“星期五”。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西发现鲍勃是个文盲。鲁滨逊对荒岛黑人叽里咕噜的“鸟语”颇为反感与厌恶，便教星期五学说文明话。现在鲍勃成了野蛮人，摩西成了文明人，摩西随口教的一句话竟然是“当时殖民统治者用来教化殖民地人的教科书上的，而教科书上的这句诗又取材于特立尼达民谣”(任一鸣 瞿世镜65)。小说的结局却是摩西最终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回归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摩西在两种文化之间界限分明，他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接下来该是固守文化传统的时候了，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西方的文化因子。
实际上，文化作为一种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只能在与异质文化的竞争中展示自我。如果说帝国主义时期是西方民族性在国内外不断发展、形成与扩张的时期，那么后殖民时期则是本土民族性反向复制西方民族性形成的历程。殖民地作家戏仿西方殖民文本的叙述结构、移置其意象、嘲弄其视角，解构、批判其霸权话语下，但是他们的思维装置与文本建构并没有打破、否定与超越黑格尔“主/奴”关系的权力模式，依然采用西方在地域区分、差异确定基础上的文化塑形模式，充其量不过是将“主/奴”的位置颠倒而已，另外，这些作家所采用的戏谑、复制、移置等解构策略与批判思想，直接来自宗主国的理论成果，没有摆脱与宗主国理论和文学实践的相互依存关系。
二、认同性文化书写
西方文学对东方世界的“他者化”、“东方化”的文化表述与话语塑形，致使殖民地作家展开了一场争夺对东方世界的话语表述与文本再现的“拉锯战”。无论是痛斥西方的邪恶，还是深入西方文本内部进行颠覆性的霸权解构，都没有亲自塑造东方形象更有说服力。确然，在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下书写自身文化已经成为殖民地作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实质上，重塑自我形象涉及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说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与目的形象来重塑自我的文化身份呢？在普遍的受殖者看来，西方侵略者在殖民地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是也不乏受殖者褪去自己的种族肤色与民族文化品格，而积极向西方世界靠拢，为此他们不惜歪曲自己、否定真我。《紫色》中的聂蒂踏上非洲大陆时，便看见有些非洲人将自己的肤色、发色以及穿着都打扮成欧洲白人的样子。西方殖民者也经常运用一些花招与骗术，利用东方人寻求向西方同化的心理，分化瓦解黑人团体，甚至使部落之间兵刃相接，而自己却坐收渔翁之利。这类故事在后殖民文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东方世界的“崇洋”心理，西方殖民者是不可能轻易成功的。生殖器崇拜一直是许多民族的原始信仰与图腾，它象征着本部族生生不息的活力以及征服自然与其他部族的伟大力量。有关性的描写在后殖民文学中占有很多的篇幅，如大江健三郎在小说《饲育》中便展现出东方对西方人的阳具崇拜，日本小男孩全然被美国白人那耀武扬威的性器以及所体现出来的雄性荷尔蒙震慑住了。
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确实也表现出对于东方艺术与民族特性的浓厚兴趣，一度还出现崇拜东方的心理行为。但西方始终是在文化利用的支撑下俯视东方文化的。让人可悲的是，东方人开始揣摩西方的心理需求，积极寻找西方文化的疾病，从西方文化的健康需要出发，重新配制与发明自身的文化传统。“儒家及其代表的中国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出了哪些问题与毛病，西方文化需要什么样的疗救办法，我们儒家就‘生产’什么样的药丸”(张兴成9)。西方则充分利用竞赛、评奖、颁发奖杯等方式来满足东方急切地确证自身存在和优越的精神自恋与心理需求。于是，拉什迪、奈保尔等获得布克奖、诺贝尔奖之后，便可以与君特·格拉斯、米兰·昆德拉等当代西方文学大师相提并论。张艺谋获得西方的电影大奖其实也不过是“白色”笼罩下的“个人主义的英雄神话”。如果说儒家文化的重新发明有其正面利用价值的话，那么张氏影片所发明的一系列“文化传统”，诸如野合、抢亲、窥淫、纳妾、点灯临幸等，纯然满足西方人的偷窥心理与看客要求，展现了所谓“民族文化”的野蛮与落后。令人不解的是影片不仅在西方，而且在国内也颇具市场规模，广受欢迎，被其改编的原小说也出现了销售浪潮，人们争先购买，津津乐道。
为了对抗西方的话语霸权与文化殖民，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印度、非洲、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中国、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地区，遭受西方贬低、压抑与否定的文化品性与民族特征重新崛起。这些殖民地文学家肯定自己的民族历史、崇拜民族语言、追求文化传统与消逝的价值观念，乃至于对它们的全盘肯定与盲目认同。在这当中，“黑人性”概念最为典型，也是当时颇为流行、影响深远的一个概念。它是由赛萨尔、桑戈尔与杜波依斯等“理性和诗意地发展起来的”(萨义德，“认知的策略”3)。在小说《紫色》中，聂蒂踏上非洲大陆，看到非洲各大城市都是黑人来来往往，其欣喜、自豪的心情便油然而生，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过去黑人地位低下、横遭蔑视而造成的心理阴霾一扫而空。深受杜波依斯影响的艾丽丝·沃克通过聂蒂满怀激情地叙述黑人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眼睛有炫耀的神采，令人眼花缭乱，具有魔术性。作者在描述主人公茜莉的全部历程及心理嬗变中，选取了索菲亚、莎格与聂蒂三位女性作为陪衬人物。莎格是个浪荡的女黑人，作者安排她走上了另一条“解救”道路，她依靠出众的色相在白人与黑人之间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利与自我地位。莎格与茜莉的“姐妹情谊”诱发了茜莉的性意识，使茜莉注意到身体的美学力量，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便产生一种解放的效应。作者有意让茜莉承继了非洲的民间艺术，在西方获得经济成功、人格独立的事实，彰显出一条对非洲传统文化的认同之路。在小说的结局，茜莉的成功将主要人物都集中在一起，共同建构了一个“紫色乌托邦”：一个黑人自主的家园。
像“黑人性”等这些民族性、种族性观念，确实为反帝反殖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家独立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仅仅停留于此，而缺乏对自身社会的反思意识、民主观念与自由精神，只会重蹈西方的霸权覆辙、落入殖民者的逻辑圈套。如上个世纪初叶，日本文学家参与建构了“家国”观念，将社会冲突与现实矛盾归咎于西方的现代性，批评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普适性，倡导自身特有的家庭观，维护家国的亲情与统一。酒井直树认为“某种地方主义和对普遍主义的渴望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不是二律背反而是相辅相成的”(388—389)。日本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置换、相互发明，面对东亚诸国，却将其特有的道德观念普遍化。“黑人性”观念甚至被发展为认同民族文化身份的另一条途径：将西方人肆意贬低、极力否定，对落后腐朽的民族形象与文化品性加以珍视与弘扬。“黑人性”尚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更为极端的做法则是将那些残缺不全、锈迹斑斑、谁见了都会却步的陈旧古董重新展现出来，在一种精神胜利与文化自恋中自娱自乐，誓与西方文化一较高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人士便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期间，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文化重塑一直是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其风波至今未减。在晚清陈季同《中国人的画像》与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等书中，著者极力为纳妾、缠足等文化传统辩护，甚至流露出对这种文化传统灭绝的失落之情。与多数中国小说所展现的对西方阳具崇拜相反，旅英作家虹影在小说《英国情人》中让闵大展示中国传统的神秘房中术，使其英国情人贝尔享受到“帝王”式的快感。无论是对西人阳具的崇拜激动之情，还是施展中国传统的房中术，行为者都是东方女性，东方世界是女性的世界，东方形象是女性形象，反衬的却是西方雄性形象与帝王的霸道。有意无意之中，东方的文化认同与自我塑形之路却是一条“自我东方主义化”、“自我他者化”的道路(张兴成5)。
三、混合性文化书写
纳丁·戈迪默在小说《七月的人民》中塑造了一个叫竹奈的黑人，竹奈内心非常矛盾，他一方面留恋西方白人世界的现代化生活，另一方面又难舍与自己同胞的族裔情缘和血缘亲情。许多后殖民文学家除了拥有竹奈式的矛盾外，还有难以释怀的双方文化。西方文化在文学的思维语言、技巧观念与结构模式等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而本土文化则在神秘意象、想象世界与原始活力等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在对抗性文化书写与认同性文化书写陷入西方霸权的逻辑装置的情况下，将西方文学与本土文化结合起来的混合性书写不失为一条看起来较为光明的路：既承认西方文化的优势影响，又不放弃本土文化的特性。杂陈、混血与异质原本是前(后)殖民地人民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到焦虑与不安的原因。他们在宗主国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双重检视下，既不能完全认同殖民者文化，也不能完全认同受殖者文化，因为他们集两种或多种文化影响于一身，苦于找不到身份认同的一致之处。在后殖民理论家所倡导的杂陈、混血与异质等文化书写理论的引导下，殖民地文学家开始了新一轮文化书写与话语表述实践。像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等人一样，戈迪默、沃尔科斯、拉什迪、奈保尔等殖民地作家都在西方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在自己的小说与文学评论中，都试图探索多种文化共存与合拍的各种可能因素，一些作家甚至力图结合多种文化体系，剥离原有文化体系的不良成分，吸取其中的精华，而创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型文化。沃尔科斯曾用比喻说，他的梦想就是“将单一身份的护照撕得粉碎，将家族的族谱扔进民族大联合的欢乐旋风之中”(任一鸣 瞿世镜4)。在澳大利亚的本地土著与西印度群岛的作家中，如凯文·吉尔伯特、维蒂·依西米拉、穆德鲁鲁等，他们强调杂交，用白人的文本形式来叙述本土的故事，将本土文化与侵略者文化创造性地编织在一起。
在西方文学的殖民文本中，读者经常看到西方白人滔滔不绝地说话，而身边的黑仆却委琐地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听令主子的发落与呵斥。在这些文本中，殖民地人们很少靠说话来表现自己。西方文化殖民与话语霸权就是依赖东方这个他者的沉默或缺席而逐渐形成的。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对抗的声音、还是认同的声音，抑或多声部的合奏，乃是殖民地作家的当务之急。作品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故事也是由语言来叙述的。因此如何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中进行选择与组合成为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些作家所受的西式教育，使他们熟谙西方文学的语言规范与叙述技巧，他们多数用英文进行写作，以便作品能够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自己的创作技巧。然而一种文化孕育一种语言，一种语言也催生着一种文化，英语在深入描述本土文化时往往难以称心合意，而且用英文写作在本民族中难以产生广泛的效果。语言的矛盾与尴尬一直伴随着后殖民作家的文学创作，如穆德鲁鲁在《马莱边医生忍受世界末日的处方》中索性直接使用不加任何翻译与注释的文莱语汇和诗歌象征，并声称“自己是在‘为征服了他们的人民的人’写作”(博埃默207)。他们明知不合适，却有意为之。真正使用纯粹的英文或本土语进行文本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与其被动地接受这一事实，生硬地夹杂一些除了本地人外，其他人都难以识认的词汇，还不如在创造性的转换与嫁接中进行自身的文化书写。塞尔封在《升天的摩西》中创造性地对“标准英语进行戏谑和变形摹写”，巧妙地渗入了加勒比海的语言文化传统，使作品的“叙述节奏卡里普索小调化和语汇的克里奥尔化”(任一鸣 瞿世镜63)。塞尔封力图破坏西方语言的纯粹性，解构其中心地位，使标准化、规范化与制度化的英文出现裂缝，继而将富有生机的本土语言置放进去，以便作品能够灵活而有效地反映本土的民俗风情与文化品性。塞尔封利用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其目的却是弥合两者的差异与距离。如前所述，这种组合语言的方式，曾是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所普遍采用的手段之一。后殖民文学家在认识装置与逻辑架构上从来就难以或者说根本没有逃脱西方霸权的逻辑陷阱。
综观后殖民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展现了对文化共存与融合的幻灭和悲哀，而不是对这个乌托邦的盲目颂扬和殷殷期待。《七月的人民》堪称文化共存与融合失败的经典范例而具有文化书写史的独特价值。戈迪默并没有简单地把白人与黑人不能和谐共处的原因归咎于两种文化价值的差异，而是寻找到了更具实质性的原因。斯迈尔斯由于战火的殃及而丧失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地位以及依靠二者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竹奈所深深眷恋的是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白色”所表征的文化品性。简单地说，竹奈难以释怀的乃是经济资本，而不是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竹奈将斯迈尔斯一家安排到自己家乡的部落以求避难，满心希望斯迈尔斯有朝一日能重返权威中心。斯迈尔斯一度受到黑人部落首领的青睐，却并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能与黑人和谐共处，而是有其利用价值，可以用来剪除其他部落。戈迪默在小说中直接地展现了文化共存与融合的困境。斯迈尔斯的妻子因无法与黑人部落共同生活，而毅然抛弃家人，搭上那架不知开往何处的直升飞机。东西方的裂缝、黑白间的界限依然是这样的分明。
在拉什迪的小说《午夜的孩童》中展现了同样的矛盾与困境，集中了三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的萨利姆未老先衰，丧失了召集各个身怀绝技的午夜孩子们的魔力，其向善崇真的理想也屡遭破坏，而湿婆的罪恶欲望却回应了印度教的“末世”宿命论：“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漫长的黑暗时代，人欲横流，罪恶遍地”(任一鸣 瞿世镜161)。《黑色的弥赛亚》通过韦亚基这个人物表达了两种宗教信仰并存且嫁接的愿望：将白人宗教里污秽的东西清理掉，留下永恒的真理，同本民族传统融合在一起。可是韦亚基通过教育活动来实现其理想的目的并未实现。恩古吉试图通过宗教和爱情来弥合差异并不现实，他在一系列小说及其人物塑造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尴尬与失败。奈保尔苦苦追寻在各种不同文化面前相互妥协的道路，然而其作品表现出精神无根性、内心无归宿与异化漂泊感的主题思想，则证明他并没有找到有效途径。然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后殖民作家既是后帝国主义结构的建构者，也是其创造物。后帝国结构一方面维持甚至强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样帝国的强大力量足以使东方依然处于被宰制的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在隐藏着这种带有霸权色彩的差异，主要是通过文化的多元共存与相互融合，甚至在适当的时候，西方主动表现出要接纳殖民地文化，给这些文化以一定的地位，来制造一种“其乐融融”的假象。文化始终是帝国与后帝国时代西方霸权者的一张面具，其“变脸表演”吸引着殖民地观众，为其喝彩叫好，而在不知不觉中，这些观众的钱包却变得越来越干瘪，自身的权利越来越丧失。后殖民作家在将自己作品的主人公遣回殖民地时，自己却在西方大都市享受安逸的现代生活，这恰恰反映了在文化共存与相互融合的背后，却是双方经济差距的加大以及这些作家对百病缠身的殖民地的失望与悲哀。这些西方大都市因其包罗万象，却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帝国。于是，后殖民理论家所倡导的文化书写方式与后殖民作家的文化书写实践，在其有意无意之中，又与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构成一种共谋与同犯，巩固了西方的霸权主义。
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拼贴、戏仿、神秘化以及接纳并重视殖民地的原始艺术，多元文化共存，其实是后帝国主义霸权结构的产物以及这个帝国形式的建构者。从西方帝国的文化书写史来看，西方对东方世界的“他者化”表述是为了自身现实的需要，随着西方霸权意识的逐步增强，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知识开始与公共政策、政治权力、帝国意识形态、殖民侵略行径熔为一炉，展开其自身秩序化、结构化与扩张化的进程，在科学理性的进一步推动下，形成了一整套针对殖民世界的话语规范。这套话语规范既有严密的体系性，又有强劲的伸缩性，使殖民地国家进行自身文化书写的方式陷入了困境。
在后殖民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对抗、认同还是混合的文化书写模式，都未能破除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塑形模式。在民族主义支撑下的对抗与认同，不仅没有超越西方“主/奴”关系的文化书写模式，反而按照西方的文化需求来“生产”与“配制”文化传统，作为医治西方文化疾病的“药丸”，甚至在满足西方的“偷窥”欲望中发明与创造腐朽落后的“文化风情”，并对一些本应该抛弃的东西加以认同。在混合性的文化书写中，依然采用殖民教化的语言模式，其书写实践又与后帝国时期经济发展的经营模式相得益彰，成为帝国霸权的“同谋犯”。
在今天这个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中，我们应该去除西方的话语规范，不再使权力逻辑支配我们的文化书写，重新体验我们的现实生活，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种对自身地位、思想与话语方式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反思与重建，解决现实与思想中的各种问题，将人民特有的现实经验通过具有独创性、现实性的语言书写出来，逐渐驱除“他者化”的文化表述以及文化身份书写的焦虑，重建自身在现实与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形象。因此，回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强调文化书写的人民性、实践性与体验性有其重要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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