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判历史哲学所作的批判——评卡尔#183;波普尔对唯物史观的攻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唯物史观论文,所作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卡尔·波普尔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由于他将其批判历史哲学的锋芒，直指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因此为当代世界论坛所瞩目。本文试就波普尔批判历史哲学的理论错误及方法论错误进行批判性分析。
一、带着偏见向历史决定论发动攻击
确立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和出发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实质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恩格斯也强调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2〕正是从这个理论基石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构筑了他们的历史过程理论和历史认识论的逻辑体系，以科学的眼光指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何以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并从历史认识论的动力机制的思维层面，为预见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提供了深刻的科学根据。
然而，正是这个具有科学发现意义的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论敌们集中攻击的目标。波普尔坦言道：清除了历史决定论的学说，“就彻底摧毁了自命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3〕。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抱有的偏见情绪主要表现在：
第一，波普尔打着反对一切决定论的旗号，把实际的攻击矛头指向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从柏拉图那里开始的，然后经过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形成了一个连续发展的序列。在对历史决定论作了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联系之后，波普尔进而对历史决定论的涵义作了如下解说：（1）肯定历史的行程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2）人们依据历史的发展规律能够对未来作出预言。波普尔的错误，不在于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涵义所作的上述界定，而在于他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当作宗教宿命论的教条加以否定。他把历史决定论说成是“上帝创世说”的“变种”和“古老迷信的残余”〔4〕。他直言不讳地说马克思主义是迄今理论中影响最广泛， 因而是最为危险的历史决定论形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反对的做法，表现了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无知。事实上，在历史决定论这面旗帜下，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派别的。其中包括：宗教唯心主义的神学史观，历史宿命论，亲自然主义以及反自然主义观点，等等。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上述各种决定论思想有着天壤之别。正如恩格斯所评述的那样：“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5〕。
第二，波普尔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竟然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一对孪生兄弟相提并论。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的献辞中写道：“纪念各种信仰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6〕。他说他上述两部代表作就是反极权主义的历史哲学， 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处于行动中的极权主义。偏见的思想导致思想的混乱。他把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理论根源归咎于历史决定论，甚至说历史决定论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7〕。
二、失足于科技决定论的历史观
波普尔攻击马克思主义所贯彻的历史观，就是科技决定论。这个历史观突出地表现在他那个逻辑图式中。这个逻辑图式是：“（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 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基于此，波普尔强调说：正是“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 8〕。
波普尔认为，依据这个逻辑图式，就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彻底毁灭了。其实，这并不能驳倒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倒是恰恰表现了波普尔科技决定论的历史观。
科技决定论是从弗兰西斯·培根发表其《新大西岛》以来开始的。在后来一些过分夸大科学知识的作用的人们那里，重复了科技决定论者所犯的共同性错误，即把科学知识看作人类历史进程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就历史观的分野来说，科技决定论总是这样那样地陷入唯心历史观的窠臼。持科技决定论观点的人们，在谈到科学技术产生的源泉的时候，往往将其归结于一些具有“天才头脑”的科技精英人物的理性。在波普尔看来，“人类知识由我们的理论、假说和猜想所组成，是我们理智的产物”〔9〕。 他把人类知识的增长说成是强烈影响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并从人类知识增长的不可预测性推出人类历史进程的不可预测，正是表现了他所坚持的科技决定论的历史观。
因此，为了剖析波普尔的逻辑图式的理论错误，应当从两种历史观的分野着手。
首先，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而不能把科学作为历史进程的最终决定力量。唯物史观承认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而且认为科学是生产力诸因素中的一个独立因素。然而，科学的发展只能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而不能将其说成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源泉。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10〕可见，没有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需要， 就不会有科学的产生。马克思说，资本壮大自身的主要手段之一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使“生产过程变成科学的应用”。而科学知识，甚至关于社会的知识，也“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11〕。在现代生产中，科学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成为现代生产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与生产的关系不再是生产→科学的单向关系，而是生产科学的双向关系。尽管如此，却终究不能改变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个系统发育机制。可见，正确的逻辑前提是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而不是波普尔所设计的批判哲学理论。
其次，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是以经济运行为内容而以思想、政治、文化为形式的多重因素的矢量合力，而不能把人类知识的进步说成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个道理，恩格斯在其晚年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作了完整而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实质内容，而思想、政治、文化等因素则从形式方面对社会进程起着一定的作用。按照恩格斯的见解，人类科学知识对社会历史进程起着重大的作用，但它不是从内容方面，而是从形式方面，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上，与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相互作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这正是人类历史发展实际走过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而只是把其中的任何一种形式作为影响和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那样一来，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探索，就犹如走入古希腊神话中的底诺斯迷宫。
三、固守经验自然科学的陈旧思维方式
波普尔逻辑图式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固守经验自然科学的陈旧思维方式，并以之对抗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所揭示的社会动力机制。
在波普尔的图式中，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只有在经典力学中才能找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波普尔在第四条论纲中提到的“理论物理学”，也就是从18世纪以来产生的理论自然科学。但是，波普尔并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解释理论自然科学，而是承继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衣钵，固守经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这突出表现在，他认为必然性和规律性必须具有可以量度的准确性，历史社会科学之所以不可能象天文学和牛顿力学那样尝试达到预报的准确性，概因历史社会科学所探求的仅仅“是实际的、单一的或特殊的事件，而不是规律或概括”。社会科学只能建立、发现并检验“单一陈述”，并在事后作出受价值观影响的主观解释。绝对精确的、客观的必然性并不存在于社会历史中，历史只有特殊性而无所谓重复性和普遍性，只有主观性而没有客观性。他的结论是：“以预言为目标”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可见，波普尔是怎样把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硬塞到历史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而把历史社会科学的动力机制的思维方式降到经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水平。对他来说，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动力机制，进而否定历史决定论预见未来的可能性，乃是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题中之义。具体说来：
第一，以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看待事物的规律性。
波普尔认为，规律性和必然性完全不同于事物的趋势。他说：“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12〕。他肯定事物发展的趋势，而否定其规律，认为“对趋向的假设往往是一种很有用的统计方法。但是趋势并不是规律”〔13〕。波普尔之所以如此区别，是由于他以经验自然科学那种精确测度的眼光看待历史进程的规律性。
显然，波普尔对历史过程的规律完全作了机械的和简单化的理解。在马克思的历史过程学说看来，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其本质的特征乃是一种在总体上呈现出来的主导趋势，并不是如自然科学中那种具有数学明晰性的理想化的必然性。根据历史决定论所揭示的社会动力机制，可以从历史进程的总体趋势上对未来作出预测。
当然，我们说趋势具有规律性的特征，并不是以此将趋势等同于规律。不能由此否定从特殊的单一的形式而出现的普遍趋势，也就是否认规律。倒是波普尔在这一极端的思维方式上走得很远，以至导致他既否认生物进化的法则，又否认历史进程的规律。他认为，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单一的历史过程……，“观察单一的历史过程不能使我们预见未来的发展”〔14〕。这说明波普尔并不了解客观事物的辩证法。生物进化与人类历史是个单一的、多变的和不可逆转的过程，而科学就是要发现重复性、不变性和逆转性。就生物学来说，它就是要在基因中寻找一些同时具有不变属性和可变属性的分子结构，这些结构反复出现所构成的普遍性是使进化达到科学和预见的基础。就社会历史来说，诚然，历史不能重演，不可逆转是历史的主要特点。然而，历史又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历史的发展中，历史主体通过认识必然规律进行活动和创造，通过发现并利用偶然因素和历史机遇自觉地实现预定目标，通过对各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的选择，加速或延缓事物转化的进程，等等。所有这些，使社会历史呈现出单一性和重复性、多变性和不变性、不可逆转性和可逆转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第二，以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对历史预言的可能性作了主观主义的扭曲。
波普尔为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 选用了“俄狄浦斯（Oedipus）效应”作为论据。其理由是，由于主体本身参与了客体历史的发展过程，因而客观事物发展的阶段或发展的规律就受到主体的影响而改变，既然预言本身参与并影响着历史的进程，那就意味着历史决定论的预言的自我否定。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真正的预言是不可能的，因而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这里，波普尔的错误在于，他把预言同历史决定论的预测功能对立起来，并将其作用绝对化，从而对历史决定论的预测功能作了主观化的歪曲。实际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根据社会动力机制而提供了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可能。就是说，这是机制在先，预测在后的关系，而不是如波普尔那种预言在先、机制在后的关系。以主观化并且绝对化的预言的作用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客观规律和动力机制，恰恰是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的一个特点。
波普尔之所以把预言同历史决定论的预测功能对立起来，并将其作用主观化、绝对化，概源于其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历史发展中的因果机制的否定上。他不但要求，对普遍规律的解释和表述必须包括使它能够成立的一切条件；更有甚者，他认为历史是人类思想活动的产物，而思想活动并不是一种因果机制，不可能从中抽出什么规律，因而也就不能把历史纳入历史决定论的轨道。
四、走上历史不可知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途
首先，波普尔之所以必然跌入历史不可知论的深渊，是由于他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历史认识论的描述功能的水平上。
就理论的功能而言，以历史决定论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是描述功能和预测功能的统一。从人类历史进步的目标取向和人的能力的解释的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尤其重视预测功能及其理论根据的研究。这种预见社会发展道路的能力之所以可能，是以历史认识论所揭示的社会动力机制为根据的，这就是社会动力学所具有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这个预测未来的功能，乃是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的本质所在。
把自己的哲学标榜为批判历史哲学的波普尔，实际上并没有超出那些把描述功能作为哲学的唯一功能的哲学家，反而在许多方面要逊色得多。黑格尔尚且承认思想主体认识世界的能力，波普尔在历史认识论上则显然退回到不可知论的水平。他直率地表明，即使有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不能为人们所认识。人们即使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描述，也不能对之作出检验。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对解释作出最后定论，每一代人都有权构造他们自己的解释。既然任何人都永远不可能认识客观历史，那么肯定客观历史的存在就是没有意义的事。到此，波普尔不但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走向历史不可知论，而且从历史的不可知论进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波普尔之所以在历史认识论上跌入历史不可知论的泥沼，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不懂得社会历史的系统发育机制，而只是孤立地考察历史的某些特殊表现形式。
人类把自身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进行研究，是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后才真正开始的。唯物史观的逻辑体系表明，只有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作为逻辑起点的有机系统整体，才能透过无数混沌迷离的现象，抓住其本质，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从而达到认识和把握自身历史发展趋势的目的。现代系统论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则的正确性，所谓一般系统论，就是“对‘整体’和‘整体性’进行科学探索”〔15〕。
对波普尔来说，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系统论所揭示的整体性原则，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他用经验自然科学那样孤立的、片面的思维方式研究问题，认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应当看作是“独一无二的进程”；而“如果我们永远只限于观察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那我们就不能指望对普遍性的假说进行验证，不能指望发现科学所能接受的自然规律”〔16〕。应当指出，波普尔所说的这个“自然规律”，只是适用于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系统论所说的体现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更不是整体论意义上的人类历史。在波普尔看来，这种体现整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是无法写出来的。因为，“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17〕。
第三，波普尔之所以走上历史不可知论的迷途，归根到底在于他坚持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路线。他提出的“世界3 ”或“第三世界”理论，表面上看，既不是物理客体（第一世界），也不是主观经验（第二世界），而是所谓“自在陈述的世界”〔18〕。但终究还是表明“第三世界本质上是人类心智的产物”〔19〕。它是“我们观念的历史”〔20〕。
波普尔之所以这样强调“第三世界”对于社会进程的强烈影响，归根到底在于他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具有自主客体的本体地位。他明确指出：“组成我们知识的一定的观念比复杂的物质生产工具更根本”〔21〕。他从反驳唯物史观的逻辑前提出发，认为既然这种知识的增长是无法预测的，那么社会历史的进程也是无法预测的。波普尔企图既从本体的角度又从认识论的角度达到驳斥历史决定论的目的，却使他自己滑到不可知论的谬误之中了。
波普尔从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角度对历史决定论所作的批判和驳斥，是有其方法论基础的，这就是他的证伪原则。波普尔提出的证伪原则以及他关于科学发现的方法，在深化科学方法论方面是有所贡献的。这个证伪原则以及他关于科学发现的方法，在深化科学方法论方面是有所贡献的。这个证伪原则对批判逻辑实证主义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由此波普尔构建了他的“猜想——反驳方法论”（亦称“试错法”）。然而，他试图用其“试错法”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起来，并不切实际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就弄巧成拙了。作为具有系统整体的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除了运用整体性的方法才能说明其何以达到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的要求，其他都只能为历史决定论提供某种具体方法的借鉴。
注释：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602页。
〔2〕〔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50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20页。
〔3〕〔4〕《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89、 479页。
〔6〕〔13〕〔14〕《历史主义的贫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37、132页。
〔7〕〔9〕〔18〕〔19〕〔20〕《波普尔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56、115、255、262、263页。
〔8〕〔12〕〔16〕〔17〕《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86、64页。
〔15〕L·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9页。
〔21〕K·波普尔：《开放社会与敌人》第2卷，1945年伦敦英文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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