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颍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汝南论文,南阳论文,士人论文,始末论文,东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锢之祸是东汉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震撼朝野，几乎牵动着所有士人的心。而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事件中，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士人最为引人注目。作为党人大规模活动前奏的清议始于此地亦盛于此地，党人著名领袖出自该地，由此注定了党锢之祸中罹难最多者也是该地，而遭党锢惨痛失败后奔走营救同党者仍是该地区的士人。可以说，三郡士人确已成为党人的核心和中坚。何以至此？显然，这与三郡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士人风尚均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以知识分子群体形象出现的党人，它以地方名门、名士为基础而最终成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借地域关系以交结朋党、虚誉成风的另一面。
一
东汉党议的产生，《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谓“起自甘陵、汝南”。甘陵之事，是指桓帝即位后，擢拔他的老师、甘陵人周福为尚书，而当时的河南尹房植也是甘陵人，在朝中甚有声望。于是在甘陵便流传“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之语，“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范晔论曰：“党人之议，自此始矣”。汝南事，则指汝南太守、南阳人宗资委政于功曹范滂，南阳太守、弘农人成瑨亦委政于功曹岑晊，二郡又流传“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的风谣。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记述了这两件事后，写道：“因此流言传入主学，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举，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认为清议之风由此而起。
被范晔视为党议开端的甘陵、汝南两事，若置于东汉中后期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即可看出，甘陵房、周两家宾客之争，不过是各为其主扬名，与春秋战国的食客并无二致。甘陵流传的这则风谣，虽然也含有对士人为官途径之是非曲直的道德评价因素，且后来党锢之祸中甘陵确实也考案“南北部”之事〔1〕，但它的缘起主要是门徒私争， 与当时政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士人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并无联系，因而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的影响。汝南、南阳之事则不同，它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汝南太守宗资重用范滂，是“先闻其名”而“请署功曹，委任政事”的。范滂之得名，是因为作太尉掾时，曾毫无顾忌地举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结果受到尚书的责难，范滂即愤而辞官还乡。他任功曹这一要职后，“严整疾恶”，黜邪曲，擢直士，得罪权豪不少，以至于“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2〕。实际上汝南已开诬陷正直之士为党人的先声了。 南阳太守成瑨，也是一位“处位敢直言，多所博击”的鲠直派官吏〔3〕，他因郡内权贵子弟横行不法而欲严厉惩冶， 闻岑晊“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才请为功曹。岑晊遂即与成瑨商定，诛杀了与外戚、宦官串通一气，被称为“南阳大猾”的富商张汛，并诛杀其宗族宾客二百余人。郡中大震。“汝南太守范孟博”云云，无疑为汝南、南阳的某些士人所编，其用意在于讥讽宗资、成瑨无权（实则宗资与范滂、成瑨与岑晊是心心相印，彼我无忤的），表现的可能是那些不为范滂、岑晊所用者的不满情绪〔4〕。 由此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汝南、南阳确实已形成一定的小集团。
成瑨诛杀张汛之事影响很大。时值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打击宦官及其爪牙的风潮渐起，太原太守刘颙收捕宦官赵津，山阳太守翟超没收宦官侯览家产，河南尹李膺等人纠罚宦官管霸、苏康，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宦官大举报复，结果李膺、翟超、黄浮均服刑，成瑨、刘质惨死狱中。由此引起朝野哗然，太尉陈蕃曾不顾桓帝的盛怒，力谏成瑨等人是为国除害，不能诛杀。太学生们密切关注此事，“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之语，大约就于此时在太学流传。太学此语，就其形式而言，可能有鉴于甘陵、汝南品评人物之风谣，而论其实质，则与汝南之语有着更多的内在联系。
以上仅就范晔之论所做的简单考察，可知党议的形成与汝南、南阳的人物品评、政治局势联系比较密切。结合颍川、汝南、南阳三郡的具体情况分析，更可看出三郡士人与党议的关系。
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在地理位置上紧相毗邻，民风民俗有许多共同之处。《史记·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仆，颍川敦愿。……（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看来颍川、南阳两郡人士之间的交通任侠之风，至西汉中期仍盛而不衰。汝南属西楚，西楚风俗“剽轻，易发怒”〔5〕、“急疾有气决”〔6〕。这种交通任侠、急疾易起事的民风民俗，对于三郡士人当有一定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便是士人的交游与结党。东汉的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又正是全国范围内文化最为发达，士人最为集中的地区。有学者曾将东汉时期全国各地所出书籍、士人、五经博士、私家教授、公卿等五方面的数字予以详细统计，其结果表明，颍川、汝南、南阳在诸方面均位于前六名之中， 且多在前三名或前四名〔7〕。三郡文化之繁盛，与东汉初年的政局有一定的关系。光武帝刘秀以儒生而征战天下，北上发展时追随其左右的主要是南阳、颍川、汝南地区的豪强及士人。因而开国后功臣宿旧多为三郡之人（《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付坚马列传》后条列三十二功臣，仅南阳、颍川两郡即占二十一人）。他们深知刘秀收兵权、抑武扬文之意，不少功臣及其子孙专注于儒经。新野人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即其典型〔8〕。 三郡特殊的政治地位，为其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汉定都洛阳，邻近京师的地理位置，又为三郡士人游艺太学、广交名士、了解天下大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作为文人学士荟萃的三郡，士风异常活跃，士人高自标榜、不交非类的特点也格外突出。
先看颍川。颍川士人中最负盛名的是李膺。他刚直峻烈，“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9〕，未出仕时“唯以同郡荀淑、 陈蕃为师友”〔10〕。荀淑是因讥刺贵戚而被外戚梁冀所排挤，弃官还乡的。李膺常谓“荀君清识难尚”〔11〕，仰慕的应是他的德行。陈实，曾受业太学，与大名士“郭林宗、陈仲举为亲友”；回颍川教授，“时颍川荀慈明、贾伟节、李元礼、韩元长皆就陈君学”〔12〕。荀慈明即荀爽，系荀淑之子。荀淑有八子，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荀爽笃志经书，“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13〕。贾伟节即贾彪，“少游京师，志节慷慨”〔14〕，与荀爽齐名。韩元长（韩融）为韩韶之子，韩韶与李膺、荀淑、陈实均有深交。颍川这些名士之间平常过从甚密。如家住许县的陈实曾带着儿子、侄子专门去颍阳县荀淑家拜访，受到了荀淑及其八个儿子的热情款待〔15〕。当某一名士去世后，名士们更常借吊唁之机标榜同类。韩韶病卒后，因其“名德”，“同郡李膺、陈实、杜密、荀淑等并为立碑颂焉”〔16〕。钟皓曾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与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李膺赞曰“钟君至德可师”〔17〕。钟皓死，诸儒为之颂。荀淑卒，李膺在朝中专意“自表师丧”〔18〕。士人之间互相品评、标榜，甚至父子之间也不例外。陈实的两个孙子“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19〕。颍川士人的这种交结之风，若溯其源，西汉已有头。《汉书·赵广汉传》：“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西汉的“朋党”，主要是指地方豪强及官吏的联姻和结帮，东汉则是文人名士的交结与联姻了。
汝南的结党之风，较之颍川更为明显一些。东汉初年有两则事可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刘秀怒斥戴凭事。《后汉书·戴凭传》载：汝南人戴凭为侍中，当刘秀问他对朝政的意见时，他以前太尉掾蒋遵被禁锢事为例，批评刘秀为政严酷，“帝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蒋遵其人的情况不详，但从刘秀特意强调汝南地望的严厉口吻来看，应是汝南有结党之风，且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二是郅恽公开斥责繇延事。郅恽（汝南人）为汝南功曹，在一次郡内例行的士人集会宴饮前，当太守欧阳歙极力赞扬郡督邮繇延，并表明要“与众儒共论延功，显之于朝”时，郅恽却突然发难，谓繇延与“朋党构奸，罔上害人”，致使气氛骤然紧张，“不宴而罢”。结果郅恽称病不视事，繇延告退。但当时即有人预料，繇延不久必为欧阳歙召还。果然，数月之后，繇延即被召回，郅恽遂辞官而去〔20〕。从郅恽敢于在每年一次的群儒集会场合公开指斥繇延“朋党构奸”，欧阳歙、繇延均无言以对，及繇延不久即官复原职这些情况来看，在汝南郡府这一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内，有“朋党构奸”的繇延、欧阳歙一方，同时也存在针锋相对的郅恽一方。郡中士人欲仕进，必依附于某一方。因太守为一郡之最高长官，职无不总；功曹则负责推荐人才、议论赏罚，等同于朝廷的宰相。郅恽此举，显然不是一时的意气之争。汝南人应劭在《风俗通义》卷四评论此事，认为郅恽身为功曹，平日不言繇延之事，偏偏于“万人之中乃暴引之”，以至于汝南士风从此“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誉，末流论起于爱憎，而政在陪隶也”。所谓“论起于爱憎”，即品评人物取决于品评者的好恶而非客观事实，“政在陪隶”，则指范滂身为功曹实际行使太守职权。应劭将汝南士风“论起于爱憎”归于郅恽此举是否合适，暂且不论，通过郅恽斥繇延事，至少可以肯定，东汉初年汝南士人中已有较明显的分化。至东汉中后期，汝南许邵兄弟之月旦评，对于士人结党，无疑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邵与其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覆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21〕。许邵比较正直，其族兄许相以能谄事宦官而致位三公，“数遣请邵，邵恶其薄行，终不候之”，品评人物也比较偏激。谢承《后汉书》曰：“许邵仕郡为功曹，抗忠举义，进善黜恶，……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清论风行，所吹草偃”。晋葛洪在《抱朴子·自序》中谓：“汉末弊俗，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仇。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这种无复定价、每月辄变及“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的品评人物方式，与郅恽以后“论起爱憎”的汝南士风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而在东汉中后期，不与宦官为伍的士人，即往往为舆论所推崇。汝南品评人物之风如此盛行，士人中也更容易营垒分明。汝南郡为官的楷模中，士人最推崇陈蕃、范滂。陈蕃与许邵同县（平舆县），《世说新语·德行》载：“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士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范滂为清诏使案察冀州饥荒时，亦“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22〕。汝南人谢甄品评许邵之兄许虔，即以陈蕃、范滂为比，曰：“若许子政者，有干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23〕。陈蕃、范滂在汝南有如此声誉，故陈蕃妻子去世后，归葬颍川，“乡人毕至”，这里的“乡人”，绝大多数还应是士人〔24〕。处士中，享誉最多的是黄宪。他屡辞征辟，表达的是对时政的不满，但又与名士频繁往来，说明他不能忘情于政。陈蕃常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大名士郭林宗游汝南，谓黄宪“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25〕。作为在朝与在野士人的不同代表，陈蕃、范滂、黄宪等人对汝南士风有很大的影响。汝南安城人周乘“天姿聪朗，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26〕。他曾为侍御史、公车司马令，“不畏强御，以是见怨于幸臣”〔27〕。后出为交州刺史，“上言愿为圣朝扫清一方，太守闻乘之威，即上疾乞骸，属县解印，四十余城”〔28〕。周乘的为人又转而得到了陈蕃的由衷赞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比如宝剑，则世之干将”〔29〕。汝南这批名士明显超然于一般汲汲于名利的俗士之上，他们互相标榜，很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圈子。
南阳为东汉的大郡，郡治“宛内大都，士之渊薮”〔30〕，士之交结之风亦盛。南阳人朱穆曾著《绝交论》以矫时弊，可反衬当时交游之盛。南阳安众人宗慈，屡辞征辟，后为修武令，因看不惯太守收受贿赂而弃官还乡，在南阳有很大影响，“南阳群士皆重其义行”。他未出仕时已是“宾客满门”，前已提及的岑晊慕名拜见，他以岑晊之父为贪官而拒绝会见。可见宗慈的满门宾客，均为其志同道合之人。但岑晊执意留门下数日，终于被宗慈赏识，带他去太学受业。岑晊遂广交名士，“郭林宗、朱公叔（朱穆）等皆为友，李膺、王畅称其有干国器”。有了这些声誉之后，岑晊才为成瑨所重用。宗慈的儿子宗承，也以不交非类而闻名。据《楚国先贤传》载：宗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曹操时尚年少，“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待宗承出来时“提手请交，承拒而不纳”。从宗氏父子所为，可见南阳士风之一斑。
三郡之内士人交游、品评之风如此，三郡之间士人的交往也很密切。他们有的结识于太学（如南阳何颙与颍川贾彪、 颍川陈实与汝南陈蕃、南阳岑晊与颍川李膺），有的则常至邻郡访士（如许劭到颍川“多长者之游”〔31〕；荀淑到汝南访黄宪、袁阆〔32〕）。三郡士人又自然成为他们共同议论的话题（荀爽与袁阆曾共论颍川士人〔33〕）。
三郡的这种交游、品评之风是其它郡国所远远不及的。活跃的士风，邻近京师的地理位置，使三郡士人对政治格外敏感，往往闻风而动，遇事便发。东汉外戚、宦官经几番生死博斗后，值桓帝时期，宦官势力甚嚣尘上，引起天怒人怨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34〕，“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矣”〔35〕！清议之风便首先在三郡悄然兴起。除人们所熟知的许氏兄弟“月旦评”之外，兹有下列史料可做旁证。一是《后汉书·五行志》载，桓帝时有人上书言“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威作福”。采何“虚誉”？不得而知，然而从当时形势分析，举国上下对宦官集团切齿痛恨，此时能博得声誉者，一般为不与宦官合作的正直之士。此上书单单点明三郡，这里的“上采虚誉”，很可能即是指三郡士人中激扬名声、互相提拂、议论朝政的清议之风。二是《后汉书·朱穆传》载：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 南阳人朱穆任冀州刺史，因逮捕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被关进左校服劳役。颍川颍阴人刘陶时为太学生，率数千太学生诣阙上书，为朱穆讼冤，桓帝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放了朱穆。这是东汉太学生首次公开联合声援与宦官势不两立的鲠直派官吏，也是东汉太学生请愿活动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作为这次请愿的组织者、领导者，刘陶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而刘陶的所做所为，与颍川士风不无联系。刘陶在上书中又特意提到“臣同郡李膺”，认为李膺与朱穆“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实为“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石”〔36〕，赞誉之情，溢于言表。此事从侧面说明了三郡清议之风的盛行。无独有偶，十二年之后，即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曾为颍川郡颍阴县令的苑康在泰山太守任上，因打击宦官而将被流放日南，“颍阴人及太山羊陟等诣阙为讼，乃原还本郡”〔37〕。看来到京为苑康讼冤的“颍阴人”定然为数不少，苑康才会被赦免。这位苑康在颍阴时，与颍阴名士关系密切，曾谓荀氏有八子，古代的高阳氏亦有才子八人，故改荀氏旧里西豪为高阳里。颍阳人的诣阙为讼，恐与荀氏等家族有关。它实际上也是对苑康打击宦官行为的声援，与刘陶率数千太学生为朱穆讼冤之事的性质一样。所不同的是，京师的太学生易于发动，地方上至京师的请愿，则要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方能成事。而颍阴人竟至诣阙为早已离任此地的苑康上诉，与颍川等地的清议之风应密不可分。三是《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李氏家传》曰：“（李）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陈仲举，轩轩若千里马。南阳宋公叔，飗飗如行松柏之下’”。作为家传，一般不免有溢美之辞，这条记载却不是为李膺一个人歌功颂德，而是将李膺、陈蕃、朱穆三人并列，三位又都当之无愧是三郡反宦官的代表人物。它显然不是某个家族所编，而是三郡士人在品评人物过程中经过认真论定的。其流传大致应在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到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之间。 因公元153年朱穆由刘陶等人为之请愿而显名，公元163年朱穆已去世，所以到公元166年第一次党锢后士人所颂扬的三君、八俊中已没有朱穆的名字了。并且在公元153——163年十年间，李膺、陈蕃、朱穆都已因反对权贵而显名，又都曾一度闲居在家乡〔38〕。三人未出仕前在各自郡中已有较大影响，又因得罪宦官而被免官返乡，更为乡人所敬重。三郡士人于此时编出歌谣来赞颂他们，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关于三郡风谣与太学风谣孰先孰后的问题，袁宏《后汉纪》卷二二曾曰：“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认为太学生们对陈蕃、李膺的颂扬在先，汝南、南阳对范滂、岑晊的风谣在后。由论看来有一定的偏差。据我们上述的考证，公元153—163年，李膺、陈蕃、朱穆三人的早期政绩在三郡已赢得声誉，地方上便有风谣颂之。约在公元160—166年，南阳、汝南两郡流传“汝南太守范孟博……”之语〔39〕，而太学中流传“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的风谣，则是在李膺、陈蕃返京（朱穆已去世），又有打击宦官壮举之时， 其时大约已在公元166年左右了。经太学生鼓动，天下“托以谣言”，议论朝政之风遂波及开来。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从中央到地方，一批正直官吏严厉惩处宦官及其爪牙，太学生们欣喜若狂，为之摇旗呐喊，而宦官集团则已磨刀霍霍，伺机下手了。
二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 导火线是李膺（时为司隶校尉）杀了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又杀了与宦官交往密切的术士张成。张成的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震怒，诏下郡国逮捕党人，于是李膺、陈实、范滂等二百余人锒铛入狱。
陈蕃时为三公之首的太尉。当桓帝与宦官商定大捕党人、案经三府时，陈蕃拒不签名。李膺等人下狱后，他又上书报谏，然而一切无济于事，陈蕃反而因此被免官。于是“朝廷寒心，莫敢复言”。贾彪时为新息县令，未及于难，却慨“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武等讼之， 桓帝以此大赦党人”。贾彪之所谓“同志”，当然是不与宦官合作的士人。他选择窦武，除了窦武身为外戚（窦武长女于公元165年立为皇后）， 可起一定作用外，更因为窦武平时与士人交往甚密〔40〕。
党人被赦免后，被宣布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而他们的声望更高了。李膺回颍川，“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范滂出狱返乡，“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41〕。以数千辆车的规模前去迎接，其场面、气氛之悲壮可想而知。它实际是南阳、汝南士大夫对宦官的又一次规模宏大的示威，标志着反宦官运动的继续与深入。不久，士人便“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推出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三十五位名士。
这三十五位名士中，三君为：窦武、刘淑、陈蕃，“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八俊次一等，“俊者，言人之英也”，为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这些名号，当时也经许多士人反复议论。《世说新语·品藻》载：“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蔡邕）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陈蕃、李膺以下的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中，史籍明载有博击宦官之举的有：荀翌（颍川人，荀淑的侄子）、杜密（颍川人）、刘祐（中山人）、魏朗（会稽人）、蔡衍（汝南人）、范滂（汝南人）、陈翔（汝南人）、苑康（勃海人）、羊陟（太山人）、张俭（山阳人）、岑晊（南阳人）、翟超（籍贯不详），加上陈蕃、李膺，十三人中，三郡士人占了八人，且陈蕃、李膺的地位与影响又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审视这份由士人议定的“名士谱”，以三郡及今山东境内山阳、泰山、东平一带的人士最为集中（此地有张俭、刘表等十一人），而山阳人士除张俭外，并无过人之举〔42〕。山阳人王畅曾为陈蕃所举荐，主要政绩是在作南阳太守期间惩治不法豪族。刘表当时则只是随王畅在南阳就学的一介书生。王畅、刘表分别被列入八俊、八及，大约主要还是南阳、汝南的舆论力量。总之，这三十五位名士中，三郡士人显然处于一种核心的位置。
士人赞美“天下名士”的行为，使党议的浪潮更为高涨，士人与宦官的对立和斗争进一步激化。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一个迹象是，汝南太守尹勋（“八顾”之一）曾大胆上书“解释范滂、袁忠（汝南人）等党议禁锢”〔43〕。这无疑是尹勋与汝南士人结合、试图为党人翻案的一个信号，也说明范滂等人并未安然田园。不久，桓帝死，灵帝立（公元167年），窦皇后临朝，窦武辅政，形势有了很大转机。陈蕃时为太傅录尚书事，遂即与窦武商定诛灭宦官。窦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征李膺、杜密、朱寓等列于朝廷”，“辟颍川陈实为属，共定计策”〔44〕，颍川、汝南名士成为窦武集团的主要骨干。不料事机泄露，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被迫自杀，陈蕃也同日遇难。此后，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曹节乘机奏捕前党，于是李膺、杜密、范滂、荀翌等一百余人再次被捕，均死于狱中，其门生故吏，亲属为官的皆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此次党锢给士大夫以致命一击，“当是时，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焉”〔45〕。沸沸扬扬的党议之风骤然静止了，但隐蔽的斗争仍在进行，其代表人物便是南阳人何颙、汝南人袁绍。
何颙字伯求， 在党议过程中可谓南阳士人中仅次于朱穆的活跃人物。他比朱穆、李膺等人的年龄可能小一些，游学洛阳时，“颙虽后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 ”第一次党锢时未见其活动，第二次党锢，“颙以与（陈）蕃、 （李）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间”。可见在陈蕃、窦武谋诛宦官的过程中，他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之所以亡匿汝南，大概一是距南阳近，二是汝南有党人基础。而汝南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46〕。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子孙众多，在党议过程中也表现各异。袁闳看到党事将起，便“散发绝世”，潜身十八年。袁忠则与范滂为友，第一次党锢即入狱。袁绍又是一种“壮健好交结”类型的人物，他“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张邈，“八厨”之一）、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伍孚，汝南人）皆为奔走之友”〔47〕。这批“奔走之友”，救援党人不少。《后汉书·党锢列传》载：“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 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彧者，为求救援，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张潘《汉纪》也曰：“是时天下士大夫多遇党难，颙常岁再三私入洛阳， 为诸穷窘之士解释患祸”。何颙、袁绍所为， 在当时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 宦官吕强怕党人与张角合谋，建议解除党人禁锢，灵帝于是下诏大赦党人。然而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党人与宦官的斗争重新激化。陈蕃的儿子陈逸在冀州谋反事，便证实了这一点。
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 陈逸在冀州听到术士襄揩“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待族灭矣”的话，非常高兴，便与南阳人许攸、冀州刺史王芬“连结豪杰”，欲等灵帝到冀州重游旧宅之机发动兵变，废灵帝而另立帝，借此铲除宦官集团。结果因灵帝冀州之行未成而作罢〔48〕。
次年，灵帝去世，少帝刘辨即位，何太后临朝，外戚何进（南阳人）与太傅袁隗（袁绍叔父）辅政。一场新的谋诛宦官的活动立即又开始了。袁绍劝何进除掉宦官，双方一拍即合，何进“因复博征智谋之士庞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49〕。据考， 此次共用二十余人，见于史籍的有十三人，其中荀攸为荀淑之后（其祖父荀昙为广陵太守，因打击宦官而遭党锢），陈纪为陈实之子。岂料宦官又先下手，何进被杀。袁绍却不象李膺等束手就擒，他有兵权在手，遂率兵入宫，将宦官“无少长皆杀之”，宦官集团被一网打尽。
公元190年，董卓入京，为拉拢人心，“追理陈蕃、 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50〕，以“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牧守”〔51〕，何颙也被重用。 党人彻底被平反，党议自此才真正宣告结束。但东汉王朝此时已分崩离析，党人子孙的复兴对于东汉王朝来说，已无济于事了。
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颍川、汝南、南阳三郡士人在党人兴衰过程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自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三郡才有结党的条件。党锢之祸中，因“州郡承旨”，将本与党事无关的人也上报交差，致使青州所辖六郡，“其五有党”〔52〕。无论这些“党人”是真是假，处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下，共同的社会背景，共同的文化素养、伦理道德，铸就了一代士人的基本心态，痛恨宦官专权，赞誉正直之士的风气普遍存在的。也正是在如此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李膺、陈蕃等官吏与太学生才能一呼百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抨击宦官的政治风潮。然而，各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作为东汉文化最为发达、文人学士最为集中的三郡之地，它与党议的联系始终特别紧密。党人正是以三郡士人为骨干、为领袖而形成的。
由此，我们联想到：东汉官僚士大夫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自后者存在之日即已开始，但党人这一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何到桓灵时期才形成？这固然与桓帝时期宦官势力登峰造极，激起士人共愤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东汉后期门阀士族已基本形成，以三郡士人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深深植根于地方宗族、乡党、士林广泛而坚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政治气候。也正因为如此，此前朝中官僚士大夫反外戚、宦官的斗争，往往以士大夫的惨遭迫害而告终，而经桓灵时期两次党锢的重创后，士大夫仍能积聚力量，最终铲除了宦官集团。
东汉中期反外戚、宦官斗争中，最著名的士人领袖是杨震、李固、杜乔。他们仗义直言，在朝中享有很高声誉。他们惨死，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震动〔53〕。然而却一直未能形成后来那种太学生请愿、朝野翕从的政治效应。究其根本，此期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仅限于朝中的某些官吏。李固曾奏免百余名不称职的官吏而被后者诬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54〕，此所谓“支党”，还是指朝中的少数人。他们与地方、与宗族的联系较少。杨震家族四世三公，尚业相继，李固、杜乔门单势孤，后代基本默默无闻〔55〕。他们的政治活动缺乏强有力的支撑，一旦受挫，其影响力也很快不复存在。正如水上浮萍，转瞬即逝。而三郡中以朱穆、李膺、陈蕃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则不然。他们本身既为经学世家、官僚世家，地方上的名门大族，各家族之间又交织着婚姻的关系（如荀彧之女为陈群之妻；李膺的姑母为钟皓之嫂， 妹妹又嫁与钟皓之侄；李膺与袁绍两家又联姻），世交的关系（如陈群“其所善，皆父党”〔56〕），门生故吏的关系（陈实与李膺、贾彪等的师生关系；李膺为青州刺史，陈蕃为青州所辖乐安太守〔57〕），太学学友的关系，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成了一个社会的网络，使这些名士的社会地位十分优越。功曹这一地方要职通常是由他们出任的（许劭、陈蕃均曾为功曹〔58〕），他们进可参与中央或地方的重要政事，退可操纵乡党舆论。无论是出仕得意或失意还乡，他们都可得到地方名门大姓的强有力支持与地方舆论的推崇。有此基础，在朝的陈蕃、李膺，地方的岑晊、范滂，太学的贾彪，朝野上下遥相呼应，才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中心。这种以地方名门、名士为基础的官僚士大夫集团一经形成，其声势、影响、作用便远非此前在朝中孤军奋战的李固、杜乔等人所能比拟。第一次党锢范滂被赦返乡时的盛大欢迎场面，第二次党锢后血风腥雨中，何颙、袁绍仍冒死援救党人， 都说明了三郡士人基础的雄厚。
那么，如何看待士人的结党呢？
在中国古代，“结党”与“营私”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孔子提出“君子群而不党”的格言〔59〕，意为合群而不搞小集团。荀子痛斥“朋党比周，以环至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60〕。儒家的这种观点，一直成为士人恪守的信条。东汉以前，“朋党比周”多指个人为保其仕途通畅的私相交结或地方上的一些反叛活动。士人作为一个阶层虽早在春秋战国已经形成，儒学化的官僚士大夫在汉武帝以后亦已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体，但无论士人或官僚士大夫，都未曾形成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势力，未曾发挥其群体优势，他们只是凭个人的才智或机遇，为一代又一代的国君所用。东汉党人则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首次以毫不妥协于邪恶势力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群体形象。作为宦官集团的对立面，党人从杨震等人的惨死中汲取了血的教训，门阀士族的形成为他们提供了战胜对手、壮大自己声威的深厚土壤，他们凭借宗族乡党以自固，以交结，互相声援，前赴后继，终至成功。他们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起到了激浊扬清，鞭挞黑暗的积极作用。士人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宗旨、以地域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政治联盟，较之先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政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党人与宦官的斗争，本质上是国家最高统治权力之争。凭借家族优势攫取政治权力，取代宦官集团，这就是党人斗争的目的。这种受一定政治目的驱使而形成的集团，必然带来党争的恶劣一面——虚伪浮夸与排斥异己。党议过程中士人互相赞誉，言过其实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劭“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坠于渊”，可见其褒贬是非常随意的。第一次党锢后士人推出的“天下名士”，如前所述，其中不少人甚至全无政绩，徒享虚誉而已。那位一向被士人奉为宗师的陈实，第二次党锢后为保全自己，不惜曲节于宦官张让。而他去世后，仍有三万余士人赶去为他吊丧，并“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后”〔61〕。士人之间的激扬名声、互相题拂，成为地方上门阀士族控制政权、控制选举的一种舆论工具。他们凭借这种优势出仕朝廷或其他郡国，乡情自然又成为他们沟通感情的桥梁，隐恶扬善、互相赞誉又成为他们彼此拽高身价、结为小集团的手段。这种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朋党交结，使同乡之间奉迎成风，人的丑恶一面往往被掩盖，甚至被美化了，使人难识庐山真面目。借地域关系拉党结帮为政治服务，对中国士人、中国政治影响至深至远，此源头便应追溯到东汉中后期以三郡士人为代表的党人。
注释：
〔1〕〔52〕《后汉书·史弼传》。
〔2〕〔10〕〔14〕〔22〕〔34〕〔37〕〔41〕〔43〕〔46〕《后汉书·党锢列传》。
〔3〕〔57〕《后汉书·陈蕃传》。
〔4〕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汝南太守宗资以事委任功曹范滂，〔《御览》卷四六五补：“中人以下共嫉之。”〕时人语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
〔5〕《史记·货殖列传》。
〔6〕《汉书·地理志》。
〔7〕卢云：《东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 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
〔8〕《后汉书·邓禹传》。
〔9〕〔23〕〔29〕《世说新语·赏誉》。
〔11〕〔15〕〔17〕〔19〕《世说新语·德行》。
〔12〕《三国志·管宁传》注引《先贤行状》。
〔13〕〔18〕《后汉书·荀淑传》。
〔16〕《后汉书·韩韶传》。
〔20〕《后汉书·郅恽传》。
〔21〕〔24〕〔31〕《后汉书·许劭传》。传中谓：陈蕃妻子归葬颍川，“乡人毕至，而（许）劭独不往”，可见这里的“乡人”主要还在士人圈子中。
〔25〕《后汉书·黄宪传》。
〔26〕《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汝南先贤传》。
〔27〕《御览》二百三十引《续汉书》。
〔28〕《书抄》三十六引《汝南先贤传》。
〔30〕《后汉书·梁冀传》。
〔32〕《后汉书·黄宪传》。
〔33〕《世说新语·言语》。
〔35〕《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序》。
〔36〕《后汉书·刘陶传》。
〔38〕朱穆于公元153年被赦免后，“居家数年”。 陈蕃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59 年）上书为李云申辨（李云上书直斥桓帝滥封宦官），坐免归田里。李膺于桓帝永泰二年（公元156 年）前曾一度免官在家。
〔39〕据《后汉书·陈蕃传》，陈蕃于公元163年左右任光禄勋，范滂时为光禄勋主事，后又为太尉掾，不久就回汝南，即为宗资所用，公元166年被捕。因而汝南、南阳两地的风谣大致应在公元160—166 年之间。
〔40〕〔44〕〔45〕《后汉书·窦武传》。
〔42〕山阳、东平、泰山一带在《名士谱》中的有：张俭、度尚、王考、胡毋班、王章、檀敷、孔昱、王畅、刘表、羊陟、蕃向。其中孔昱、檀敷为不应征辟的书生，刘表亦为书生。位列“八厨”的度尚、王考等五人，“位行并不显”（《后汉书·党锢传》）。
〔47〕《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纪》。
〔48〕《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49〕《后汉书·何进传》。
〔50〕《后汉书·董卓传》。
〔51〕《三国志·许靖传》。
〔53〕〔55〕参见《后汉书·杨震传》、《李杜传》。
〔54〕《后汉书·李固传》。
〔56〕《世说新语·德行》注引《魏书》。
〔58〕许劭任功曹，见《后汉书·许劭传》注引《蜀志》。陈蕃任功曹，见张璠《后汉纪·灵帝建宁元年》，见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
〔59〕《论语·卫灵公》。
〔60〕《荀子·臣道》。
〔61〕《后汉书·陈实传》：大宦官张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实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实，故多所全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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