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预测的基点与1996年中国经济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基点论文,年中论文,走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们搞经济预测干什么？经济走势的预测要尽量避免搞花架子。搞几个数字性的结论，到年终检验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从而证明是否高瞻远瞩，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真正目的。经济走势预测的主要目的，一在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即政府给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正确建议；二在为经济政策的执行者即企业、个人提供以少投入获取高效益的尽量准确的（预测性）政策信息，即为企业或个人提供经济活动的指南。因此，经济走向预测的重点是，根据现有的经济基础、解决现实经济困难与问题的需要以及实现既定任务的要求，说明经济改革必要的走势与可能的走势，即说明经济应该向什么方向走和可能向什么方向走。只有这样，经济走势预测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因此，对一些搞预测的同志说，应变一变预测的角度，不应仅仅谈经济增长7 %还是8%。物价上涨9%还是10%等等。
二、经济走势的预测不是孤立的，它是建立在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系统、深刻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然而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简单地用以环境比较成熟，运作比较规范、参数比较稳定为前提条件的西方经济理论与教条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一定要这样做，得出的结论十有八九不会准确。一定要用中国式的眼光分析问题。或者说要“歪打正着”。在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经济问题预测经济走势，至少要同这样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第一，要同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轨这一特点联系起来。比如，体制是否处于转轨阶段，对于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不相同的。先从物价方面来看。不转轨，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物价的增长趋势都是下降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行政控制涨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竞争的力量导致价格的下跌。然而在双重体制即转轨阶段赋予物价变动的机制则是一种攀升机制：要理顺多年来扭曲的价格，政府需要有计划地调高原来被压得过低的产品价格；但计划内产品一上升，自然推动市场产品的大幅度攀升，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到新体制建立并处于较为完善阶段，这种攀升恐怕不会明显趋缓。再从经济增长方面看，这方面的变动状况虽然复杂一些，但转轨与不转轨变动特点也不尽一样。一般地说，非转轨阶段，经济变动的趋势是同全社会所有经济成份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往往不存在某种经济成分脱离总的形势而表现出强烈反差，比如说，全社会经济是下降的，而唯有几种经济成份呈大幅度增长的局面。然而如果处于转轨阶段，这种状况的出现就很自然了。某种经济成份可能增长很慢，而另一些经济成份可能大幅度增长，因而总的状况可能是增长很快。换一个角度说，在转轨阶段，各种经济成份的增长因机制不同，其变动方向，幅度可能出现反差，站在总体增长的角度看，它们表现为一种相互补充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特点。第二，要同中国的国情、已形成的特点联系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行政力量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从几千年的历史看，一般是行政力量左右经济活动的。在改革前，我们又搞了长时期的以高度行政控制为特色的计划经济。这种控制不可能说改掉就改掉，何况，转轨过程还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即使是建立了新体制，行政力量的干预也不会全部放弃，在有些领域，还会起重要作用。因此，要看到相当长一个时期，行政力量不仅存在，而且会对经济活动发生相当大的作用。忽视这一点，仅仅用经济眼光进行经济预测，就可能出现失误。95年在经济增长，物价上涨方面，基本上达到了年初预期的目标，特别是物价上涨指数从前年的近22%回落到去年的14.8%，幅度降得这么大，行政力量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再如95年的汇率走势问题，大部分专家认为人民币要贬值，包括我在内的为数不多的人认为要升值，我还提出人民币对美元比值的区间可能维持在8.00-8.40之间。到现在为止，汇率的实际变化表明我们这个预测是正确的。这并不表明我们很聪明，从我这个角度说，是我们没有按西方规范的理论去套中国实际。我们考虑了包括行政力量等在内的一些特殊因素，是“歪打正着”。
除了着重考虑这两个方面外，我还要指出一点的是，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影响某一事情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不要片面，要做综合分析。
三、那么1996年的经济走势是如何，我仅就主要方面做点分析预测。关于经济增长，从现实基础看，有许多抑制、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国有企业机制不活，整个经济关系不顺，经济活动规则不健全等，但也有许多有利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基础产业“瓶颈”制约状况有所改善，社会储蓄率较高，投资、消费扩张潜力较大等等。从总体上看，1996年的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高的速度，估计会在8%-10%之间。 维持这种速度的最主要的支撑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地方的强烈的投资冲动。这种投资冲动在现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没得到改革之前，不仅不会减弱，反而会增强。另一个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自发增长，这些年来，非国有经济逐渐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要支撑的作用，1996也会在95年的基础上大发展一把。
四、关于物价。我的基本总结是如果1996年不采取一定力度的行政控制，而让其自然发展的话，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压力要比1995年大。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再上涨16-17%都是有可能的。1996年物价上涨有几个“硬”因素：一个是95年物价上涨的滞后影响，大约2-3个百分点；第二个是“自发性”涨价，大约4-5个百分点；第三个是特别必要的价格调整，2-3个百分点；第四个是大家往往忽略的因素：有些以前的“欠账”1996年要还，比如高利损储、发债以及相应的保值贴补的巨额利息的支付；有些新任务进行需要“支付”，比如企业转轨改制，不论抓大还是放小，都要付出一定的资金成本，再有1996年企业过渡负债的问题要重点解决，也需要投钱，这会不会带来物价上涨，估计国有经济1996年不会有太高的增长，但为了保持其一定的增长趋势，需要不需要投钱，投钱会不会在需求或成本上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从需求与成本方面推动物价上升？另外，1996年外贸体制、税收政策将要进一步改革、调整，这对物价会发生何种影响，是否应考虑其不利于抑制物价的一面？所以我说，如果没有行政力量控制，1996年通货膨胀压力会比1995年大，物价上涨指数会超过15%，但不可小视政府调节的力量，行政干预的效应，如把这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1996年物价指数增长可能在10-13%左右。
五、资金形势。从总的看，1996年将继续执行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而资金的口子仍是很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比1995年控制力度更大。从两个方面看，1996年资金口子比之1995年也许可能适当松动。第一，1995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运用，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执行的比较成功，财政收支差额可望控制在预定目标内，货币实际发行量大大低于计划投放量，这是多年来所少见的。这种良好走势增强了有关部门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经济活动的信心，从而使之有可能在96年继续保持从紧走势的情况下，适当调整财政与金融的政策，其中包括银行信贷规模。第二，国有企业转轨改制已迫在眉睫，再拖下去后患无穷。所以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亟须实施一些已走下来的大的战略，但无论抓大还是放小，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结构调整，以及做各种基础性工作，都需要钱，而钱必须从财政来，从银行来。所以资金可能会有所松动。但这种松动只会是结构性松动，不是“普降甘霖”。
六、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仍是重中之重。用发展的眼光看，即不仅仅着眼于1996年一年，我对这方面的改革是持乐观态度的。理由是：第一，大的思想认识基本达到了统一，这无疑是国企改革实现新突破的基础；第二，基本观点以及解决这些难点的操作思想已初步形成，有可能付诸实施；第三，地方自觉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很大，已经形成“兵临城下”的态势，宏观上必须承认它、规范它，不去规范，成本代价就很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有企业的问题已相当严重，一方面，受到非国有经济在竞争中的威逼、“侵蚀”，另一方面，由于其机制的缺陷，不仅资产增长不快，且资产存量与增量都在流失，不加快改革，转变机制，国有经济就会拖垮， “流”垮。 所以从1996年起国有企业改革应当有、必须有实质性进展。不过无论国有企业改还是不改，是实质性进展还是稳步前进，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国有经济不会有很高的增长速度。如果改，它也是处于一个大调整期，调整期间，经济不会很快恢复起来，不改，就更不必说了会继续滑下去。
（根据作者1995年12月16日在中国信息报社、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社与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联合举办的1996年经济形势预测座谈会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