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及其与外资的矛盾_经济论文

国民经济及其与外资的矛盾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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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民族经济的再认识

民族经济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有自身投资所形成的民族产业,以及由这些产业的总和所组成的民族经济体系。有关民族经济,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应该明确下来。

1.民族经济是个发展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

在殖民主义盛行的年代,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国家在殖民体系下的民族经济艰难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其经济命脉主要掌握在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手中,那时的民族经济主要是指由民族资本兴办的产业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收了一切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并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据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的年代,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清一色的国民资产。在共和国的国土上,由于不存在外商投资所形成的企业资产或产业,所以也就没有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经济成分。由于不存在非民族经济成分,这一概念也就淡化以至弱化了。

随着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摒弃了把外商投资企业与民族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概念,纷纷制定开放引资的政策,采取鼓励吸收外商投资的措施。排斥外来资本的、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民族经济几乎不复存在。民族经济不仅包括了由纯粹的民族资本投资兴建的企业,也包括一些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我国经济对外开放以后,首先是港澳资本纷纷进入内地投资建厂,接着是台商回大陆投资。90年代以后,外商,特别是大型的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投资,各种形式的合资、合作企业相继建立起来,完整意义上的民族经济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不仅由港澳台商投资的企业本身就是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即使是那些外国资本在中国合资以后,也有相当的部分融入了民族经济之中。

2.民族经济是一个整体概念,不便做局部的划分

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民族经济也是指一国的国民资本在本国的产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所处的地位。我们开放引资20年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民族经济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真正完全的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很小。

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只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保持绝对的比重,才能保持一国的独立、完整和经济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民族经济的意义在于总量的比重和结构关系,不在于个量的大小。特别是在当今的兼并浪潮涌动的年代,任何一个大公司都可能在一个早上就改变其国籍。但是,对民族经济而言这种投资市场上的风云变幻所改变的只是它总量的一部分。因此,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我们需要从总体上把握民族经济的支配力和控制力,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一个企业或一个无足轻重的行业。

3.民族经济不能以产品的产地原则作为划分标准

产地仅仅意味着提供了一个生产的场所和对跨国公司来说比较廉价的生产成本。而真正体现某个产品的民族特征的是:由哪个国家提供的资本和技术来生产,用哪个国家的品牌来销售。虽然现在的绝大多数产品都不是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生产的。但是,由谁控股生产,由谁掌握生产的核心技术以及打谁的品牌是很清楚的。市场上SONY的随身听是在中国和马来西来生产的,但是,它是索尼的投资、索尼的技术,打的是SONY品牌。难道我们能说索尼是属于中国或马来西亚的民族经济吗?

发达国家极力推出产品的产地原则,并依此划分贸易的市场配额,是完全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为了故意抹杀民族经济的区分,发达国家还将国际的统计体系由GNP改为GDP。而实际上前者是民族经济的表征,后者是产地原则的描述。如果我们按照产地原则来划分民族经济,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抹杀了民族经济。

4.企业是否属于民族经济,关键在于民族资本是否居于控股或主导地位

在合资与合作的企业中,关键要看是谁处于控制地位,只有民族资本居于支配地位,才能保障其主要经济利益,合资企业才会考虑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由于中方在合作中居于主导地位,中方拥有了大部分所有权和主要利益,可以在企业内部体现中方的大资本支配外方的小资本的性质,自然应当属于我们的民族经济。反之,在外方居于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合资、合作企业,就不能算作民族经济的部分。

5.技术、品牌决定着民族经济的文化特征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时候即使是在合资企业内控制了股权,也并不一定能够对企业行使真正的控制权。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技术和品牌还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可口可乐公司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投资设厂,公司销售额的70%、利润额的80%来自国外。不少国家的可口可乐生产厂并不是由可口可乐公司控股,但是,他们生产可口可乐饮料的主剂却是来自于可口可乐的总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就是凭借生产这种饮料的主剂来控制生产厂商,控制合资或合作企业。技术控制权和品牌有着强烈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又具有浓重的民族色彩。

二、外资对民族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根本上说,外资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97年,我国的“三资”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率是:就业占11%,税收占12%,固定资产投资占13%,工业总产值占14%,GDP占18%,对外贸易占45%。外资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资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民族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问题

在我国的民族经济的发展中,资金始终是一个困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与外商合资,采用风险共担的形式,从融资机制上比较有效地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资金供需矛盾。合资有效地约束了原来企业的“乱花钱”的行为,部分企业合资以后,大量的闲置资本和沉淀资金被激活了,重新获得了有效的配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

2.外资促进了民族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总的说就是要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的质量取决于整个经济的投入质量、运行质量和产出质量。在这方面,外资为我们提供了转变增长方式,提供增长质量的范例。

3.外资推动了我国工业化进程

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工业化的过程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80年代以来,我国的工业化速度明显加快,其中外资的直接贡献率在20%以上。外商投资对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起了并且仍然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我国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约18%)方面和外商投资企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更多的是表现在工业技术的进步,工业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工业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等方面。

4.外资帮助中国企业打开了国际市场的营销渠道

中国的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长到1997年的1827亿美元,19年增长了18.7倍。在我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中,“三资”企业所占的比重达到47%。在我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结构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从80年代初的不到50%增加到现在的85.7%,我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明显提高。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外汇储备增加到14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

三、外资与民族经济的矛盾

1.市场份额的矛盾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国内市场在逐渐地扩大。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设立企业可以避开关税壁垒,直接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开辟中国的潜在市场,占领中国的市场。外商对此从来也不遮遮掩掩,这种占领和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目的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者来说甚至是第一位的,是超过其赢利的动机的。例如,我国的日用化工产品引进外资以后,主要的市场份额逐渐为外资企业所占领,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逐年下降。据有关部门对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销售调查,香皂、洗衣粉、洗发水和牙膏四种日用化工产品的排名,前两位均被合资企业的产品所占据。

2.控股的矛盾

跨国公司投资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掌握控股权,以便能够有效地控制合资企业的技术、生产和经营权。国内同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一般都是由国家投资建立起来的,是我们民族工业的脊梁,这些产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民族产业的发展方向。所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国际上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合资,存在着控股与被控股之间的矛盾。

电子工业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的产业之一。90年代以来,外国的大型半导体公司纷纷来华抢占市场。据有关材料称,世界上19家大型半导体公司,已经有15家在中国投资开办独资或合资企业,其中外方投资占81%;在生产集成电路的前8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6家,总投资7.15亿美元,外方4.69亿美元,占66%。筹建中的北京三洋四通集成电路公司日方的投资占70%,中方占30%。如今的国内集成电路市场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天下。

在集成电路封装的15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只有一家的股份是中方占60%,外方占40%,一家是中外双方各占50%,其余的有4家属外商独资,9家的外商控股率在55%~90%之间。集成电路和工业的引进外资,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产业的技术升级。我国原有的集成电路技术只有0.9微米,这样的技术水平根本满足不了飞速发展的电子工业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对于集成技术的要求。现在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已经是0.1微米的技术,甚至已经开始研制纳米技术的应用。合资以后,我国的集成电路技术一下子提高到0.5~0.35微米的水平,大大缩小了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产成品的合格率也提高了将近1倍,有效地满足了国内市场对于集成电路的需求。所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外商的高比例控股问题。

3.融资市场的矛盾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并不是“送钱”来的。它带来资本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本的竞争,几乎每一笔外资的进入,都需要国内的配套资金。这种配套资金并不仅仅表现在合资企业中中外双方的注册资本上,或企业财务报表的“实收资本”上,更多的是表现在国内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上,以及其他所能融进的资金中。

据有关专家测算,外商投入1美元于中国,大约需要7元人民币资金配套,即使按保守的估计,该比例也大致在1:3左右。如果这里所说的比例是指1美元与3元人民币,显然是过于保守的估计。据笔者所知,香港一位著名实业家的融资能力是1:5,即他向内地投资1港币,要在当地融入相当于5个港币的资金。如果达不到这一水平,他就认为是一项失败的投资。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能完全说明外资在国内市场上的融资状况。但是,如果就一般的情况而言,我们假定外资企业以2/3的股权比例控股,按照注册资本的基本借贷限额比例,其融资能力也为1:1.5,即注入1美元可以融入相当于1.5美元的配套资金。按照1:8.26的汇率计算,1美元的外资将会在国内融入12.39元人民币。照这样推算,1997年我国实际的外商直接投资为452.57亿美元,需要的国内配套资金约为5607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短期贷款总额的10%。

4.人才的矛盾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与我国的内资企业形成市场和资金方面的明显矛盾,而且还在人才的需求方面形成十分强烈的竞争矛盾。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积聚了大量的技术人才,由于计划的控制,这些人才不能流动。实行市场经济首先是使得这些人才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当外企以高于他原来工资收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聘请他时,这些技术人才在一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的支配之下,很难抵御那种丰厚收入的诱惑。而外企的高收入的示范效益一旦扩散开来,任何内资企业的围墙也是阻挡不住这种诱惑的。

5.产业整合的矛盾

原来计划体制的产业组织结构问题是由国家计划直接安排的,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也开始发生裂变。有的企业规模在不断地增大,更多的企业则陷于市场的困境之中,长期亏损,日渐萎缩,相继破产。如果没有外资企业的进入,即使是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也还是完整的民族产业,反正“肉烂在锅里”。但是,外资企业进来了,跨国公司进来了,他们要按照他们的全球战略来整合中国的产业。日本松下公司自1987年在中国北京合资建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开始,到1996年共在中国投资控股成立了28家合资企业。大连的中国华录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整合了中国11家准备投资生产录像机芯的合作伙伴建立起来的“国家队”。1994年变成了“中国华录松下录像机有限公司”。1992年,上海真空电子、南京三乐电子与成都国光电子管三家“大企业”组成扬子江电子公司生产微波炉,这是集国内优势,克服重复分散,统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又一次尝试。但是,事隔两年,1994年,扬子江公司决定与松下公司合资,共同生产微波炉。销售额曾经排电气行业第一的广东万宝集团,1992年与松下合资生产电熨斗、空调器和压缩机。杭州金鱼洗衣机1994年与松下合资生产洗衣机和干洗机。松下公司按照它在中国的投资战略。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彩电、洗衣机、空调器、电冰箱、录像机、传呼机、音响设备、电熨斗和各种电子零部件。涉及松下公司的视听、信息通讯、生产/产业设备、家用电器化、住宅设备、空调设备和元器件等几乎所有事业部门。合资的中方,部门分割,地区封锁,各自为战;合资的外方,统一指挥,统一调度,构造出跨国公司的中国战略。类似的情况在化工产业、汽车产业和其他主要的竞争性产业中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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