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经济功能区能性转换与空间结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功能论文,经济论文,区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0)02-0037-07
经济行为主体发生活动的空间区域由于不同的要素禀赋，使得不同的空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即空间是非均质的，但这种非均质性不是无限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区域内会表现出其相对均质的一面。这些相对均质的空间区域即经济功能区，其突出的特点有三：一是这一空间范围内经济活动的均质性；二是经济活动在这一范围内的聚集，也可表现为产业的聚集；三是与周围其他区域的异质性，即非均质性。这些自身内部均质，与周围其他区域相对非均质的经济功能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立的统一，这些经济功能区由于不同的要素禀赋以及后天的发展情况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分工，这种分工都是基于不同经济功能区相对比较优势而形成的，是实现要素最优配置的有效手段。在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不同经济功能区的非均质性会逐渐地减弱，最终实现各自能级的充分增长，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区域是由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高度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1]。
一、长三角三大经济功能区的界定标准与分类
同一经济功能区的界定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地缘上的临近，二是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即均质性，三是主导产业要相近，即经济功能区的能性要一致，最后文化，制度，环境相互之间能够融合。基于以上几个标准把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化分为三大主要经济功能区。这三类经济功能区在地域层面上表现为不同等级的城市群。上海为第一等级城市，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为第二等级城市，其它十个城市为第三等级城市。三大等级城市及其附属地即为三大经济功能区，而这三大经济功能区交互作用形成了长三角这一经济区域。
（一）经济发展水平
2007年江浙沪两省一市GDP生产总值达56341.7亿，其中长江三角洲16个核心城市占其中的83.3%，图1是2007年16个城市经济运行情况的比较图。
上海的GDP值要明显高于其它两个等级的城市群（经济功能区），而第二等级城市群（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之间的产值较为接近，且高于第三等级城市群。简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将16个核心城市划归为三大经济功能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合理性。
（二）主导产业相似度
主导产业相似度是区分经济区域内不同经济功能区的又一重要标准，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是经济功能区的能级，那么主导产业相似度就是对应于经济功能区的能性。当然，这种区分是很粗略的，更细致的考察将有待于对主导产业内部具体的产业部门做更精确的研究，图2是16个城市2007年的三大产业占国家经济的比重。
图2 16个城市三大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从图2可清晰地看出：(1)在所有16个城市中只有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2007年上海的第三产业比重达51.86%，高于第二产业的47.34%，上海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因此上海是这一经济区域内的唯一的第一等级城市。(2)第二经济功能区内的南京、宁波、杭州、无锡的第三产业比重要高于其它10个城市，其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8.40%，40.52%，45.70%，40.11%，而第三等级城市的比重均明显小于40%（舟山除外）。苏州的第三产业比重只有34.60%，而舟山的比重却高达45.3%，但不能认为苏州、舟山的等级关系应该对换。我们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相对值而言的，2007年苏州的工业总产值达19040亿元，是第一级城市上海的3.35倍，更是远远高于区域内的其它城市，因此从总量角度把苏州列入第二等级功能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舟山的第三产业比重虽然较高，但舟山2007年的GDP产值只有407亿元，是区域内GDP总量第二小的泰州的33.86%，同时舟山又是以渔业为主的岛屿，因此我们把其放入第三等级经济功能区。
（三）空间距离的界定标准
在区域经济学中，不同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影响彼此联系程度的重要因素，当然这里的地理距离不是指两个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而是指可通达的距离。举个简单的例子，南通市下属的县级市启东市直线距离上海市区很近，但一条长江从两地穿过，在过去的岁月里，启东（也包括周边区域）到上海必须经渡口摆渡，而且两地并无火车，这样从启东到上海坐车要3-4个小时左右，如果遇到节假日摆渡口拥堵的话，要浪费更多的时间。但随着苏通大桥的通车，以及沪崇启（海）大桥的开工建设，启东到上海的车距缩短为仅一小时左右，即所谓的一小时经济圈。因此这里的空间距离不以地理上的直线距离为主要划分标准，而是以主要交通工具的行车时间为主要标准（即实际空间距离）。表1是根据列车查询软件查到的各城市到上海列车运行的最短时间。
从表1可以看出：第二等级城市到上海的时间相对较短，第二功能区内苏州到上海只需39分钟，无锡与杭州也仅需一小时左右，南京与上海的直线距离有三百多公里，但随着沪宁高速铁路的通车，两地仅要2小时左右就可到达，宁波与上海的空间距离稍远一些，需要3小时左右。而第三功能区内多数城市与上海的空间距离仍较远，南通、湖州与上海目前仍无直达列车，而舟山未开通列车。其中嘉兴到上海空间距离最短仅需38分钟、常州为77分钟，镇江、绍兴在两小时左右，其余城市空间距离较长，泰州为363分钟、台州为251分钟、扬州为313分钟。
二、长江三角洲经济功能区能性转换的实证研究
（一）能级、能性的含义
经济功能区的能级，是指经济功能区的自身能量以及对外作用的强度和广度。经济功能区的能性，是指经济功能区的性质，也就是经济功能区的种类[1]。一个经济功能区的能级越大其对外的辐射强度和集聚要素力就越大，而这两种力作用方向是相反的。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核心—外围”论，都论述了一个“集聚—扩散”的过程。中心经济功能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会对周边的区域形成强大的集聚作用，周边区域内大量的要素资源流向这个中心区，当中心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其自身的能性有转变的要求，最明显的就是产业结构的转换，如由第二产业为主导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转换。在中心主体功能区的能性转换（突出表现为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产业转移的问题（扩散过程）。当然这种扩散不是任意方向的，离中心主体功能区较近（运输成本问题），又具有良好基础设施和优越要素禀赋（如廉价的劳动力）的地区往往能承接中心功能区的产业转移，使自己的能级不断增长。
（二）能级、能性的关系与折点的界定
能级、能性是量和质的问题，没有量的增长是不会有质的飞跃，质的飞跃能更好地促进量的增长。一个经济功能区的能性转换是能级不断累积的结果，具体来说，功能区的能性转换是其自身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经济功能区内要素最优配置的必然结果。能级的不断增长要求能性的合理性，即这种能性引致的要素配置是最优的。如上海的制造业在一定时期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土地的大量粗放利用、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使其不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即这种能性现在不再具有合理性，因此只有转变能性的性质（这里指发展第三产业）才能使能级不断保持增长。折点的界定即能性的转折点出现在何时的问题，最主要的判断依据是经济功能区现在的能性是否是合理的，是否能不断推动能级的增长，当两者都不能得到正面的答案时，折点就会出现。
（三）能级的增长与能性的转换
测算长三角16个城市的能级增长，可用GDP的年平均增长率比较，图3是1994-2007年长三角14个城市的GDP年平均增长率。
图3 长三角14个城市1994-2007的GDP年增长率（泰州与舟山除外）
陈建军分析过上海和浙江1990-2003年的制造业的产业转移情况，得出了在长三角内部出现了从上海向以浙江为代表的周边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2]。我们这里选取三个等级城市中比较有代表性的5个城市（上海，南京宁波，嘉兴南通）来分析三大经济功能区能性的转换（产业转移）问题。这种分析方法能更准确的研究三大经济功能区产业转移的依次递进过程。
从区域经济学区位商的理论中得到启发，模型采用以下构建方式：
表示j地区i产业人均产值相对于全国i产业人均产值的比率，大于1表示优势产业，越大于1表示竞争力越强。这里研究了1999-2007年5个城市27个制造业产业的竞争力系数情况，表2中的数字代表这5个城市（如1代表上海），表2后5列的数字是2007与1999年产业的竞争力系数的差值，正数表示这个城市中的这一产业竞争力系数是上升的，反之则是下降的，数值越大表示产业竞争力系数上升或下降的幅度也越大。
图8 沪宁甬通嘉2007年与1999年27个制造产业竞争力系数的差值
从图4—图8及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比较图4、图5与表2，可以看出1999-2007年，上海23个制造业产业的竞争力系数有明显的下降。1999年制造业27个产业中上海占优势地位的有18个，到2007年下降为12个，且只有4个产业的竞争力系数是上升的，其余23个产业都在下降，宁波占优势地位的产业增加了3个，嘉兴增加了3个，且宁波有17个产业竞争力系数是上升的，嘉兴有21个产业是上升的，据此可以发现上海向宁波与嘉兴有产业转移发生，宁波既承接了大量的产业，同时也转移出了部分产业，且嘉兴比宁波承接了更多的产业。
2.比较图6、图7与表2，发现上海和南京的绝大部分产业的竞争力系数是下降的，上海有23个产业是下降的，南京有24个产业是下降的，而南通有23个产业是上升的，可以发现上海和南京都有明显的产业转移。南京2007年的三次产业比例为2.6∶49.0∶48.4，上海为0.85∶47.29∶51.86，南京的二三产业比例已经非常接近，而上海的第三产业产值已占主体地位，且从上面的产业竞争力系数分析看，上海已经进入后工业化，而南京也即将迈入后工业化。
3.第一经济功能区——上海是主要的制造业产业转移方，同时第二经济功能区内南京和宁波也有产业转移发生，南京27个制造业中有24个产业是下降的，宁波也有10个产业在下降，而第三等级城市中嘉兴有21个产业的竞争力系数在上升，南通有23个产业是上升的，因此可以相应的认为上海是主要的制造业产业转出城市，同时第二功能区内部分城市的部分产业也出现了转移的现象，因此第二主体功能区既是转出方又是转入方，而第三等级城市则是主要的产业转移承接方。随着第二等级城市能级的增长，第二等级城市内的部分城市也已经有大量的产业开始出现转移，但不同经济功能区，同一功能区内不同城市有明显的差异，如南京比宁波转移出更多的产业，嘉兴比南通承接更多的产业。
三、经济功能区能性转换与经济区域空间结构演化
（一）经济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理
经济区域是由一系列不同能性、能级的经济功能区所组成的有机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随着功能区能性的不断转换而发生空间上的演化。
1.产业转移（能性转换）与经济区域空间结构演化
产业转移引致的空间结构演化在长三角地域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上面的分析表明了上海向其它两大经济功能区有明显的转移现象，同时第二经济功能区内的南京也转移出了大量产业，其它城市也出现了产业转移的迹象。上海与南京转出了大量制造业产业，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即能性经历了转换后，这两大城市的能级增长速度也明显的加快。同时第二经济功能区内其它城市部分产业也开始出现转移，即能性开始转换，而第三等级经济功能区是主要的产业承接方，当然各个城市由于其自身的要素禀赋差异，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各自的发展速度会有所差异。这三大经济功能区能性的转换在空间上表现为原来的点轴式空间结构逐渐演化为网络式的空间结构，经济区域内的发展差距明显的缩小。从图9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内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相当接近，上海与第二等级城市的比值在1.1倍左右与第三等级城市的比值在1.2-1.5之间。同时浙江省内城市比江苏省内城市与上海的差距要更小。从2000年到2007年的时间序列来看，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很明显的均质现象，长三角经济区域内各经济体的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区域表现得更为均质。
图9 长三角15个城市与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动态比值
2.网络通道改善与空间结构演化
经济区域是由相应的经济功能区和相关的网络通道共同造成。经济功能区的能性转换导致了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同样网络通道的改变也将直接引起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1]。具体到长三角区域内，二、三等级功能区和上海网络通道的改善将直接引起长三角空间结构的演变。第二等级城市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与上海的网络通道要明显的比第三等级城市顺畅的多，如上海南站至杭州的动车组、沪杭铁路、沪杭高等级公路、沪宁高速路、上海到南京的铁路等。如果说这些网络通道的改善直接导致了长三角点轴式空间结构的形成（上海与第二等级城市间的差距缩小），那么，第三等级城市与第一、第二经济功能区之间网络通道的改善将大大推进长三角网络式空间结构的完善，如苏通大桥的建成通车，沪崇启（海）跨江大桥的开工建设，上海到南京、杭州间的高速公路的通车使沿线的常州、嘉兴、湖州、绍兴等市与上海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再加上第三等级城市自身交通设施的加快建设都将使长三角网络式空间结构趋于完善。
3.制度创新与空间结构演化
古典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制度是在一个稀缺性的世界里解决冲突和维持秩序的集体行动。而诺斯则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规则）、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和实施机制三部分组成[3]。一定区域内制度的差异可以引致经济区域内功能区发展的非均质性，合理的制度规则能促进经济功能区能级的增长，区域内各经济功能区制度的充分协调能使能级增长更为均质，既能避免没有必要的盲目竞争和重复建设，又可以使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使经济区域在空间结构上表现出充分的一体化。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要实现区域一体化，各经济功能区制度创新与相互之间制度上的融合是至关重要的。
（二）长江三角洲经济功能区范围界定与发展展望
我们分析了苏北和浙南的几个城市，研究2000-2007年其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2007年苏北占江苏人口总量的42%，而经济总量只占19.74%，浙南占浙江人口总量的37%，经济总量占24.03%。
图10 苏北、浙南9城市与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动态比值
从图10上海与苏北、浙南2000-200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分析来看，苏北地区与上海的差距仍然较大，上海是宿迁的2.15倍，淮安的1.94倍，连云港的1.78倍，盐城的1.7倍，徐州的1.59倍，且从2000到2007年的时间序列来看，苏北与上海的差距只有略微的缩小，而苏北与长三角区域内其它城市的差距在不断的拉大，江苏北部地区迄今仍没有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而浙江的温州与金华两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上海已相当的接近（温州已超过上海），丽水与衡州两市与上海的差距也比苏北小，丽水为1.48，衡州为1.44，浙南比苏北更有可能尽早融入长三角。因此，到目前为止把长三角扩展到江浙沪两省一市作为研究对象是欠妥的，现在的长三角空间结构不是“长三角（两省一市）—长三角周边地区”，而应该是三大经济功能区+浙南—周边地区（包括苏北地区），由于长三角16个城市经济总量占两省一市的绝对比重（2007年为83.3%），因此，把两省一市作为整个研究对象与把16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会得出基本相似的结论，但不能据此就把长三角的范围任意地扩展至江浙沪两省一市。经过研究发现了在长三角内部出现了明显的产业转移，并形成了有效的产业分工，且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相对比较接近，即均质化趋势，但长三角与苏北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即极化现象（非均质化）。因此未来的长三角可能不再单纯地以地域上的临近为扩散方向，研究范围也不能以行政区划为界定范围，即使2008年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将长三角扩展至两省一市，但苏北地区能级增长的幅度仍较小，更没有达到能性转换的要求，因此不能将江浙沪两省一市作为长三角的整体研究对象，苏北有近一步被极化的可能。
收稿日期：2010-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