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协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程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9）11－0067－06
李伯聪提出了科学、技术、工程的“三元论”，在科学与技术加以区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技术与工程区别开来，认为科学、技术、工程是三类具有本质区别的活动。与此同时，“三元论”不但不否认科学、技术与工程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突出强调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1]。本文拟对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作一探讨。
1 技术向工程的转化
（1）重要性 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般地说，科学知识、技术知识都需要通过工程化，才能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在“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经济—社会”的链条中，技术向工程的转化是一个关键环节。[2]。
科学是以探索发现为核心的活动，技术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的活动，它们只是表明了生产的可能性和质的方面。工程是以集成建构为核心的活动，是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它要对影响人类生存发展条件问题的解决方案加以实施，因而是生产的现实性和量的方面。各种类型的创新成果、知识成果的转化，归根到底都需在工程活动中实现。技术只有实现工程化，才会大规模产业化，才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例如，转基因技术经过转基因工程后，才会生产出转基因动物或植物，进而加工成转基因食品，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阶段，停留在实验室里，就不会对社会产生像今天这样的巨大影响。因此，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风险及不确定性 技术转化为工程往往是创造一个新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利弊共存的，它给人们带来了利益，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翻开技术的历史，正如保罗·维里奥所言：“每一种技术（在工程化过程中）都产生、激发、规划了某种特定的意外事故……船只的发明导致了沉船事故的发生，蒸汽机与机车的发明带来了火车出轨事故的可能，高速公路的发明则使得300辆汽车有可能在5分钟内撞在一起，飞机的发明导致空难。我相信从此以后，如果我们还想继续有技术进步的话（我不太相信我们可以回到石器时代），就必须同时考虑财富和事故……”[3]
随着技术发展的日益复杂，风险不再是社会进步中的偶然事件，而成了现代社会的常态现象，成了发达工业化的一种无法逃避的结构情景。只要将技术转化为工程，风险就会随之而生。工程系统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往往意味着出现误差及由此导致的失败风险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技术使用时人为错误引发的风险增加。如令人瞠目的切尔诺贝利事故，1986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归于核电站操作员失误，1991年公布的调查结果认为事故是由于压力管式石墨慢化沸水反应堆（简称RMBK）的设计缺陷引致。不管具体原因是什么，它都是技术工程化后带来的，并且带来的危害都是触目惊心的。
技术转化为工程其风险的产生，还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错综复杂的风险因子所蕴含的不稳定状态，往往难以预测。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即便人类的想像力也为之不知所措。技术产品是为特定功能而创造出来的，没有考虑到网络互联性，它是作为一种外来物进入生活世界的。而一旦它们被塞入生活环境之后，它们就开始与其网络化环境产生互动，从这一时点开始，科学家和工程师就无可避免地失去了对他们的创造物所产生后果的控制。贝克和吉登斯将这种现象称为“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4]9。例如，基因工程将基因在不同物种间转移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它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希望，传统育种技术培育作物新品种花费时间长，耗费人力物力大，受亲本材料限制大等。而基因工程可以大规模地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的遗传性状，培育出前所未有的优良作物品种，塑造30亿年以来靠自然进化而生存的物种。人们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自然界进行的实验，给社会带来了新机遇，也给环境带来了新风险。创造并且批量生产经遗传工程加工过的生命形式，让它们大量流入环境之中，会不会给生物圈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形成遗传污染，给地球带来比核污染和石油化工污染更严重的威胁呢？
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呈现跨领域、跨地域以及网络化的特征，并关联到不同价值选择的判断问题。因此可能引发社会、经济、健康、生态、伦理、政治以及安全等风险。
2 主体的有限理性
在风险社会这个阶段，对由技术的、工业的发展所制造的危险的难以预测性的认同，驱动了对社会环境的基础的自我反思与对占统治地位的习俗和“理性”原则的评价[5]。自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把工程现象理解为对自然界的改造，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产物。这种传统的工程观是建立在工程具体的技术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片面认识之上的，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技术专家、工程师、企业家以及投资人等利益攸关方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重要主体，他们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起主导作用和决定性作用。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专家统治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刺激经济的增长，但专家们往往追求自己单向度的目标，这种体制的一个潜在的危机是“物开始支配了人”，他们的有限理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1）技术理性的局限 技术理性是工业文明以来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其突出特征是追求精确的知识、工具的效率和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选择。它遵循的往往是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舍弃目的或价值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技术理性从一开始就因过分的功利性目的而将人的理性仅仅限定在解决技术难题的层面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人的存在与发展，技术专家离开广阔的社会目标追求自己的技术目标。哈贝马斯认为技术性的议题将淹没我们对于更为根本而有意义问题的注意，并导致我们逐渐丧失回应这些重大问题的能力。例如，利用转基因技术可以改变生物体的某些特定性状，改良动物植物某些特定品质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把比目鱼的一个“抗冻基因”成功移植进鲈鱼和鲑鱼的遗传密码，使它们在寒冷的水中仍能存活。这支研究队伍还把哺乳动物的促生长素基因植入鱼的受精卵，使其发育出的鱼生长速度快而且体积大[6]。遵循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的逻辑，转基因技术工程化的产物——转基因生物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但技术理性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它的潜在风险，基因是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与周围的环境协同进化生成的，只有将其放入进化史和与之协同进化的环境中才具有完整的意义。这样制造出的快速生长并且体积大的转基因鱼是否会对其他鱼类有害，大量养殖后会不会影响其它鱼类的生存，进而影响食物链，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呢？在转基因工程中，割裂开进化史和环境来看待基因，可能对地球的生命系统造成巨大的危害。
按照技术理性，技术向工程转化中带来的问题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但获取足够的知识去超越现存知识的技术应用引发的风险或许是永远不可能的，实际上，科学发现可能越来越快地增加风险，使之潜在地不可控制[4]241。
（2）经济理性的局限 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经济属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技术转化为工程，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商品，从而获取利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活动中起支配作用。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追求利润是它的天性。企业家和投资人不可避免地要把组织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指标放在绝对首要的地位，起指导作用和前瞻作用的是经济价值观。他们看重对投入产出关系的评价，其行为受经济关系的规范，遵循的是经济理性。巴西经济学家赛尔索·富尔塔多说：“从最严格的意义来说，经济发展是一种手段。然而它构成了自身的目的，是新一代思想方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7]20。
经济理性重视的是经济收益，而对技术和工程实践价值观的多样性不予关注，这样往往会忽视工程对人文、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对引发的风险不予考虑。例如，将生物体的优良特性转移到农作物的想法让许多基因学家和农业科学家激动不已。他们认为这项技术不仅能提高作物的耐寒性，还可以改善口味，提高产量和营养，增强耐盐性，甚至可以将豆类和谷物类作物中的氮转移到其它作物中，因此减少化学肥料的使用。不久企业家和投资人就发掘出这种技术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看中的是技术转化为工程带来的巨大利益，对其潜在风险并不关注。经济理性往往把效率与经济效益奉为绝对目的。因此，最优的技术、符合生态要求的技术因其投资大、收益少未必能转化为工程，而破坏环境的技术却可能因其成本低、收益多实现了转化。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为了直接的经济目标而盲目地采用某些技术，污染了环境，危害了人的健康，付出了多方面的难以补偿的巨大代价。
另外，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往往服务于特定的集团，有的还在所服务的公司拥有股份，可能会以牺牲社会公众或其他不知情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本集团的最大利益。在里夫金和许多反对者看来，不论是那些大型的化学公司，还是基因和农业科学家或工程师，甚至政府的管理者们都是破坏环境的同谋。里夫金抱怨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名誉和财富的抢夺妨碍了管理规定的制定。政府官员、公司管理人员和分子生物学家相互勾结，保证说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并无害处”[8]161。
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对某些技术和工程而言还可能有政治理性等其他理性，都是有限理性，都是基于不同的预设，都有其不同的目标和偏好，往往缺乏公共性和正当性。
3 公众参与的合理性
公众参与是指一切生活领域的非专业化，以使“普通人”为他们自身的福利负责。参与的方式既包括主动参与，也包括评价组织者的动员参与。随着人们对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这种方法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不确定、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新的互动式解决途径。它为利益团体、消费者、普通大众、专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1）公众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重要责任主体 如前所述，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可能具有潜在危害，而公众是工程技术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因此承担整体社会风险责任的主体并非仅是专家，而是全体社会，公众理应成为建构工程的重要责任主体。技术向工程转化时，如果公众认为工程的安全性和可使用性存在问题，那么该技术就需要在实验中进一步确证或修正，而不应该向工程转化；如果公众觉得工程及其产品带来了方便或利益，并愿意为此承担一点诸如安全等方面的不太大的风险，那么技术就可以向工程转化。当他们参与时，就成为知识和行动的积极主体，他们开始构建他们恰当的人的历史并参加真正发展的进程[7]109。
然而，广大公众不是专家，他们能进行合理的判断吗？答案是肯定的。充斥于风险社会中的各种威胁的物质性／非物质性以及可见性／不可见性意味着所有关于它的知识都是媒介性（mediated）的，都依赖于解释。分析这些社会建构的工业现象的所有解释从本质上说都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在风险社会中，由技术导致的危险的物质性／非物质性使得自然科学家、社会理论家、新闻工作者、商业管理者和公众在知识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确定性等问题上处于相同的结构地位。这就是说，风险的本体论并不保证哪种知识形式拥有特权[4]5。
（2）有利于风险的识别和分析 长久以来，技术发展决策一直是专家统治的领域，不具备专门知识的公众被认为无法了解技术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政策参与过程之外。但是随着技术的深入发展，这种观念受到挑战，“民主技术”的理念打破了技术专家与公众之间的界限。虽然就技术和工程本身而言，专家们懂得最多，但在很多情况下尚未探索的未知变量总是多于已有的控制技术。对于工程的真正影响或潜在影响，则是受影响团体了解最多，公众参与将促使决策者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大程度上获得与工程有关的各种信息。作为当地社会生态系统的人文组成部分，普通民众理应能够对风险的预防和灾难的管理说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大众媒体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报道当地民众的心声，并认为这提供了一种堪与科学家们的分析比肩的值得信赖的记录。因此，工程的公众参与将有利于风险的识别和分析。
（3）有利于尊重多元利益和价值 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公众参与强调了对文化、社会和价值因素的考虑，以双向沟通的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取代了简单的因果思维模式。这种新型技术评价范式希望打破传统技术评价所设定的发展方向，即不断的专业化、科层化，强调效率以及效益，而更加尊重多元化利益和价值的存在。技术是人们选择和塑造价值的手段，接受或拒绝某项技术同时也是在对自己的价值做出陈述，也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所处地位的一种理解。当今社会，技术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的生存方式，它不可分开地与人们认识和评价世界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公众可以通过积极参与，承担生态保护责任及社会伦理责任，实现经济的关怀和伦理的关怀的统一，眼前的关怀和长远的关怀的统一。
公众参与技术和工程发展的决策，这种合理性遵循的不是技术内在的发展逻辑，而是技术作为人类实践的历史的发展逻辑。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众参与已经成为欧美国家技术决策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一定的参与模式，并且出现了一些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实施工具。这些发展使大多数有争议的技术领域都付诸公众讨论和磋商，并且讨论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技术决策的最终导向。
4 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公共协商
协商民主是当代西方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形态，简单地说，就是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它使西方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更加适合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现实要求。从根本上说，工程活动是一种既包括技术要素又包括非技术要素的系统集成为基础的物质实践活动。因此，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活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一种综合活动，是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环境等因素综合集成的活动，它不但需要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知识，而且同样需要社会科学知识以及人文科学知识。那么，谁拥有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决定权呢？协商民主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1）进行公共协商 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证明，把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精英阶层的良心上，未免冒险。如果，由于某些发展的结果而使多种选择不断减少，最终只剩下一种解决办法并坚决显示自己，这种解决办法总是反映支持它的最强大势力的意见，永远不可能公正[9]。公正的解决办法只有存在相当数量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才能找到。卢曼认为：无论参与者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重塑他们各自的观察世界，努力去培养并行不悖而又大相径庭的沟通渠道，大概总是值得鼓励的。
设计是不完全决定的，也意味着任何技术完美性的主张是未被证明其正确性的。在对象世界内部，一个人确实能够找到关于对象属性的某个局部的最优设计以及某个对象在特定领域的适当行为的最优设计。我们可以认为算法的完美性在一个对象世界内是可能的。然而就总体的设计而论，现在考虑我们设计工作所面对的项目或公司的语境，最优设计是不可能的。没有参与者的建议、主张和要求的协商，就没有达成完美性设计的有效性综合。各种偏好以及技术的偏好，都可以参与对象世界的协商[10]。
按照近年来流行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的信念，技术决策的主体不应该是精英，而是包括精英在内的社会大众。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A·芬伯格指出：技术设计需要许多参与者共同协商，如果认为技术设计是个别天才的神来之笔或纯粹的实验室制造，那才是非理性的奢望。技术的设计过程也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公司的所有者、技术人员、消费者、政界领袖、政府官员等等，都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他们都致力于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他们通过下面的方式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如提供或撤销资源、按自己的意愿规定技术的目的、使现有的技术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为现存的技术手段安置新的方向等[11]。
时任孟士都公司的负责人沃法雷在公司的网站上谈到：“我们的承诺是孟士都将更加认真地听取公众的建议，考虑我们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带来的影响，我们将负责任地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这样我们的公司会从一个以科学为重心的公司转变为以科学为基础，兼顾社会责任的公司，一个开明、透明并对所有的股东负责的公司”[8]169。
（2）确立初始条件 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对技术向工程的转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发起者，他们确定了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初始条件。这个初始条件是公共协商的前提和基点，如果没有这个初始条件，协商就无从谈起了。另一方面，由于该初始条件主要是由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设定的，在专家和普通公众之间就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技术专家和工程师要承担向公众的知情权负责的义务，他们有义务主动向社会公众介绍和传播相关知识，主动开发公众对技术和工程问题的认识程度和敏感度，帮助公众理解技术和工程。技术专家的意见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公众不了解技术系统的结构、机制和过程，然而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正如皮特所说：“置身于技术发生的第一现场，是理解技术运行机制的关键。否则，包括技术哲学家在内的关于技术的话语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漂浮在空中的意识形态”。
1992年英国医学协会调查组的报告《我们的基因未来：基因技术的科学与伦理》指出：无论是学术界的还是企业界的科学团体，都有责任以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的方式使普通公众了解在基因改进领域的新近进展。学校、广播、电视以及图书、杂志和报纸的出版发行单位在向这一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弗莱雷在一篇谈“推广还是交流”的论文中讨论农业推广问题时认为：农业推广技术应当是真正的交流或互惠的对话，而不是仅仅由农学专家向农民颁发“公报”。所以，技术推广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浪费时间”以便与那些“推广”知识的最终使用者积极对话[7]111。
（3）设立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 在技术向工程的转化中，工程共同体成员间以及工程共同体与社会其他成员间的不同目标诉求会带来利益冲突，同时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与利益分化的社会中，同一项工程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那里可能会得到不同的价值判断。利益和生存的博弈是推动技术向工程转化的动力，人们在这种情境中如何行动已不再是专家所能决定的。每个人都为自己决策：什么是可以容忍的，什么不能再容忍，这些为技术向工程的转化设置了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例如，厦门PX项目原本计划建在厦门市海沧南部区域，在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签署提案，认为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导致厦门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建议该项目迁址。
人类越来越难以预见自己构建的系统的所有行为，包括灾难性的后果。由此，要求工程成为一个更加密切地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伦理学家必须参与对话，从伦理维度加以审视，为技术向工程转化设立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伦理学家应同经济计划者和其他解决发展问题的人员一样，有权通过参与对需求社群的行动或咨询，就发展问题发表理论性和规范性的观点。伦理学家比其他发展问题专家更加自觉和有意识地需要实行专业态度革命或转化，断绝与精英价值观的关系以及对它的忠顺，转向尊重和顺应那些因资源转移的“正常”运作而处于无权无势的人们的价值观[7]14－15。参见表1。
（4）形成公共理性 生活在一个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的全球时代，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理性。高度发达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等都是专家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是不完全理性或者有限理性，难以开出在风险陷阱中行动的处方。这就需要技术专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人、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公共协商。具有不同宗教信念、哲学思想、文化背景的主体，都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与沟通方式，在自由、平等、公开、公正的基础上，共同进入一个公共的世界，经过交流、讨论、批判、博弈和协调后，取得“重叠共识”，形成一种新理性，即公共理性。见图1：公共理性属于公民的理性，是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12]。
图1 形成公共理性
通过公共协商，人们努力获取尽可能完备的信息，减少或克服有限理性的局限，在较为充分的信息环境中，理性地做出判断。最大限度的获得信息，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遵循“多数原则”，而是要注重在公共讨论和相互交流中形成公共价值理念。
各理性主体对该技术工程化可能带来的各种正、负面效应进行分析比较，在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的各方面确立各种特征目标，并且不限于使用单一的货币标准来表示成本和效益，有的特征目标甚至不限于使用数量标准来加以评价。对经济合理性、技术可行性、生态平衡性、伦理公平性等进行综合考虑权衡，形成公共理性。
通过公共协商形成的公共理性是一种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它把无数分散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利益因子”整合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取向之内，从而确定技术是否向工程转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什么范围内向工程转化。
收稿日期：2009－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