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间论文,东南论文,意识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7)02-0020-06
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张謇忧心国事，一再陈言献策，推助东南互保，力倡因势变法，显露出一种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①。本文谨对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作简要议析，以期窥视他的“名、实”互存论的时局观，从而加深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认识。
一、“东南意识”：庚子陈言的政治语境
张謇是庚子年间自称“与康、梁是群非党”[1] (p.861)的一位隶属帝党、赞同维新的人士。他甲午年中恩科状元，入翰林院四个月，因丁忧回籍守制。旋奉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总办通海团练。甲午战争后，团防事务结束。张之洞选派他和陆润庠在通州和苏州设商务局，开办纱厂。接着，张又聘他主持江宁文正书院。1896年，刘坤一返任两江、张之洞回任湖广后。张謇为开办“纱厂事”与刘、张以及盛宣怀等续多接触。1898年5月，张謇至京师向翰林院销假。不久，“百日维新”开始，他见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之旨”，又见“补授一品及满汉侍郎，均具折谢皇太后之旨”，“忧心”“朝局自是将大变”。他劝翁同龢“速行”。翁离京仅半个月，张謇也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由，在吏部宣旨任他新职的第二天便辞谢再度南归。[1] (pp.410-412)遂专力于开办大生纱厂(1899年开工)以及执掌文正书院等实业、教育事务，奔忙于家乡南通与上海、江宁间。仍注目京师，关心国事，憧憬改革。为厂务、学务以及政治事务，与何嗣焜、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赵凤昌、陈三立等上海和东南士人相交游，并与刘、张等东南督抚保持较密切联系。再之，他与上海报刊的一些报人也有交往。《中外日报》为汪康年主办，他弟弟汪诒年任主笔。张与汪氏兄弟均友善，他与汪康年同是上海强学会的参加者，汪比他早两年中进士，他在通信中以“同年弟”自称，并能无顾忌地议论朝政和“君权”、“民权”等问题。而且，他与《新闻报》业主、美国教士福开森在1896年就相识，庚子年前曾数度晤面。[1] (pp.642-645，p.386，pp.415-418)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事件发生，张謇为挽救时局，一再与知友们谋划，向刘坤一等东南督抚陈言对策，其政治话语类同于上海报刊时论。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和经济中心，是许多变革潮流的重要策源地。戊戌维新运动中，上海《时务报》一时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直至清末，上海始终是国内报刊舆论传播中心。据《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所列，武昌起义前海内所出刊物103种，上海65种，外地38种，当时全国有六成多的报刊在上海发行。[2] 历史表明，戊戌政变以后清朝统治内部矛盾加深，迨到1900年“己亥建储”事件、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其统治发生严重危机。所谓“由新旧”、“满汉”“生南北之意见”。[3] 1900年，上海报刊舆论有两个中心，一是年初对“己亥建储”上谕发布的震惊和愤懑；一是从初夏以后，对义和团运动发生及其所引起的时局变化的强烈的关注。这两次舆论潮的连结和深化，推助了带有上海、东南和南方特征的“东南意识”的显现。
1900年1月24日(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布立溥
为大阿哥的上谕，隐含废立之意。25日，电讯传到上海，“沪上人心鼎沸”，发生了经元善暨寓沪绅商1231人联名抗疏的事件。27日，《苏报》发表这份电文，并加按语说，本埠接奉电谕后，“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4] (p.309)《新闻报》社说责问，“不废之废，何以告海内”？[5] 《中外日报》电讯指称，此诏为“上迫于母后，下挟于权奸”所下，“太后此举”是“日暮途穷，不为久常之计”的表现。[6] 该报还征引“西人”的话，称“经某”“忠勇”，“虽已避匿，但已为皇上办一件大事”，并警告，若逼皇上退位，“恐南省难免大乱”。[7] 借用“西人”之口表达了“南北之见”或谓“东南意识”。
清政府所在的京师被称为“首善”之地，而中国的“被现代化”却首先发生在上海以及东南地区。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庚子年起，上海及东南一带新兴绅商阶层社会主体思想和参与意识迅速增强，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凸显，正是反映了上海和东南绅商阶层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对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一种强烈关心。张謇是江苏名士，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是东南绅商的上层人士。“建储”事件发生后，他感到震惊和忧虑，他关心上海报纸，并和上海报论产生了某种共鸣。他在1900年1月26日日记中这样写道：“闻今上有立宣宗元孙悙邸之孙端王子溥为子，承穆庙后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天人之际可畏也哉！”27日日记又写道：“见《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昨说果确，并有明正元旦内禅，改元“普庆”之说，亦有“保庆”之说，海内人心益惶惶已”。[1] (p.429)事实上，张謇作为一位出身于翁同龢系的士人，他自戊戌政变以来一直关心光绪帝的政治命运和人身安全。政变发生不久，他因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对荣禄等人的废立阴谋能“持正论”，曾借助汪笃甫、王寿芸的引介，恳请刘坤一“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1] (p.414)；刘在张謇代拟的疏稿上又自加“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二语[1] (p.858)。“己亥建储”发生后，刘坤一在奏国事迄退疏中又有“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这样的鲠直之语。张謇于1900年3月13日(二月十三日)作《奉送新宁督部入朝》诗，对刘坤一的这两份维护光绪帝的奏稿作“戊己堂堂两奏传，勋名况自中兴年”的称颂。[1] (pp.113-114)可以说，经元善的联名“抗疏”，张謇的劝刘“护”帝，都代表了东南绅商反对后党废立阴谋的不同斗争方式，而上海报刊对“己亥建储”的报道和评论正是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这也是洋溢于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前奏。
1900年上海报刊时论中的东南意识，更集中地显现在关于义和团事件的舆论中。先是6月上旬，各报怒责“上谕”袒团，说：“沪上商人为之震动”。6月中下旬以后，抨击“权奸”的“矫旨”、“乱命”，宣传东南“互保”思想，申言只有“保南”才能“存国”。及至北京陷落、清廷“西迁”，进而分析“中国以顽固守旧酿大祸”的“事变”“原由”，提出“惩祸首”、“请回銮”、“请亲政”、“行新政”等“善后”办法。在整个过程中，各报还发表不少这类社说：《论南人忧虑北事》、《平北乱以定南方》、《论南北主见已分途》、《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东南变局忧言》、《保卫南方商务》、《使南方平安中国幸存》、《论东南人心》、《论西幸长安之非计》、《论宜迁都江宁》等。[8] 显然，这种具有浓郁的东南意识的庚子时论，为张謇等东南绅商士人应对时局、陈言献策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语境。
二、“名”、“实”互存：一种温和的“东南意识”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张謇对时局的发展和变化异常关注。五六月间，冀中义和团开始大批进入京、津地区，英、俄等八国策动武装干涉，形势紧张。张謇于6月4日至大生纱厂，戒自己的副手、纱厂进出货董沈燮钧(敬夫)“相北方匪警缓急为操纵”。[2] (p.436)安排好厂务后，于6月16日抵江宁。恰逢刘坤一、张之洞于昨天电请总署代奏：“拟恳明降谕旨，定计主剿”。[9] (p.437)张謇6月17日日记写道：“闻张刘合电，请剿团匪。匪大恣肆，黄巾白波再见矣”，他把义和团运动比喻为东汉末年黄巾、五代时白甲军、北宋初年王小波等农民起义。其主剿态度与刘、张相同。6月18日，他见刘坤一，“知大沽口失，陈招抚徐老虎策”。徐老虎，名怀礼，字宝山，江苏丹徒人，是活动于长江下游的很有势力的盐枭。[10] (p.327)刘坤一遂于第二天招抚徐。张又进而上书刘，申言招抚宜“宣示诚信”，“控驭得宜，安知不有异日之效”，并对“京师日内虑已有变”不胜担忧。他认定招抚徐是为了“免碍东南全局”。[1] (pp.436-437，p.861)
在庚子事变中，张謇为应对时局积极参与了“东南互保”活动。“东南互保”章程签订有一个酝酿过程。先是，6月14日，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华仑向英国外交大臣请示，拟“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在“扬子江流域内”“维持和平”。16日，复电同意。[9] (pp.517-518)于是，英驻汉口领事向张之洞提出“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张“力阻之”，遂电告刘坤一说，“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请刘告“上海英总领事，力任保护洋商教士之责”。[9] (p.327)而上海租界方面，也由南洋公学外文教习福开森面见盛宣怀，表达英允“保护”吴淞之意。盛电告刘坤一，请刘申明“自任保护”之意。刘复电同意，说，“目前惟有稳住各国，方可保护长江”，已“电沪道，将力任保护意告各领”。[9] (p.329)事情很快由督抚表示的“自保”向中外“互保”局面发展。其时，福开森做业主的《新闻报》带动上海各报作“南方平安，中国幸存”的鼓吹，为“东南互保”制造舆论；[11] 同时，与刘坤一、张之洞政治关系密切的东南绅士也纷纷陈言献策，力挺“互保”。显然，在6月21日清廷发布宣战和招抚上谕的情势下，地方督抚订立中外“互保”会有“抗旨”之嫌。盛宣怀从“保东南，挽全局”的考虑出发，于6月24日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请由刘、张“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强调，“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9] 同时，他又请沈渝庆(蔼苍)赶到江宁，商请张謇向刘坤一当面陈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张謇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张謇6月25日日记写道：“蔼苍来，议保卫东南事，属理卿致此意”。理卿，即施炳燮。张后来追述：“施君佐刘幕久，是役助余为刘决策，尤有功”。但事情也颇费周章，张有追忆：“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应”。[1] (p.437，p.861)《东南保护约款》遂得于6月26日下午在上海签订。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活动，并用“清廷”与“东南”是一种“名、实”互存关系的立论打动了刘。其后，坊间流传的《庚子时事杂咏》中有一首《东南立约》诗，诗曰：
北海鲸鲵跋怒潮，奔腾杀气直冲霄。
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
半壁河山资保障，满天风雨几漂摇。
尽教协力支残局，鸡犬无惊静斗刁。[12]
尽管这首诗是无名氏所作，但它认为只有用一种冒“抗命”之嫌的办法才能保障“半壁河山”从而保存清廷统治，却表达了张謇等东南绅商人士对时局的看法。这也与盛宣怀所说的东南督抚要“保东南、挽全局”非“从权”不是一个意思。可以说，这些思想反映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的共同心声。应该认为，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除开上海、汉口的租界方面，它实是由盛宣怀、刘张等东南督抚以及上海地方官员、上海和东南绅商以及上海报刊舆论等几方面的合力所造成。而张謇对刘坤一吐露的所谓“西北”、“东南”的“名、实”互存论是一种深含政治哲理的时局观，它是一种持论温和的东南意识，其对时局的估析可谓是入木三分。张謇不仅用以助刘决策，而且也据以进一步应对时局，“议保东南”。
《东南互保》立约后，张謇在江宁和上海先后与陈三立(伯严)、汤寿潜(蛰先)、何嗣焜(梅生)、沈渝庆、沈曾植(子培)、郑孝胥(苏堪)等人进一步谋划；又曾与“由津避地赴沪”的严复会晤。[1] (p.440)他在应对刘坤一“西北与东南孰重”时，已估计到清廷将要迁往西北。他接着的一项谋划就是欲使清廷南迁。他在6月27日，与陈三立“议易西而南事”。[1] (p.437)历史表明，慈禧挟携光绪帝于8月14日逃出北京，9月10日到太原，10月26日抵达西安。由此，引发了朝野关于“西狩”、“迁都”以及“回銮”的议论和争论。随“狩”的一些保守大臣曾有“乘此乘舆西行即可于秦中重建新都”的设想。而上海报刊舆论则强烈反对“都陕之举”[13]，而主张“迁都江宁”，认为“人材”、“物产”“南优于北”，加之“转运既便”，“财赋仰给东南”，南方又“颇有方兴未艾之象”，“设使迁都江宁”，“实行维新之策，必可鼓舞振新，日起有功”。[14] 这明显地代表了拥护帝党、主张维新的东南绅商的意见。张謇这条日记虽简略，其欲将“西狩”改为“南狩”，亦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所不同的是，上海报刊的“迁都江宁”论发之于慈禧逃抵西安前后，而张、陈的筹议是在6月26日《东南互保》立约的当天，早于上海报论三四个月。再之，当张謇于8月21日在家乡听到“西狩”的消息后，又于次日向刘坤一陈“退敌迎銮计”。10月3日，他又在日记中批评“西迁之计”是“不识敌情”，并对“琐琐群小，且以长安为小朝廷，可以偏安，保其前局”，深感“可哀”。[1] (pp.440-443)虽然，张謇欲将清廷“南”迁之议不果行，但这是张謇对“名、实”互存论的一次实际运用，也是他与上海报论反对“都陕”、主张“南迁”的呼声一种政治共鸣。
张謇应对庚子时局第二项重要谋划是提议推举李鸿章统兵北上和罢斥“端、刚”。张謇在甲午战争中是帝党主战派，与一味主和的李鸿章有政见分歧。张謇甲午年九月一日(9月29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述：“芸谷入见，上甚忧劳，且谕北洋有心误事。北洋之肉，其不足食也”。[1] (p.367)对李十分愤恨。九月四日(10月2日)，张謇又单衔呈翰林院代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力言“北洋大臣，实非天下唾骂之李鸿章所能胜任”，乞“另简重臣”，而“专任李鸿章直隶总督”，“以终其身”。[15] (pp.25-29)庚子事变发生，张謇眼见“洋兵剽悍，行薄都城”，“南中闻警，伏莽腾谣”，遂从“保东南，挽全局”的大局出发，捐弃前见，以“勘定”之功“望之合肥”，认定“非公推此老入卫两宫，殆无可下手”，[1] (p.438)于六月八日(7月4日)与刘坤一“说帖”，请刘“与南中疆帅，公推合肥统各路勤王之师，入卫两宫”。[15] (p.44)当然，此前首议重用李的是盛宣怀。盛于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致电刘坤一、张之洞，请他们电奏“调傅相回北”，以弭“内乱外衅”。[9] (p.326)盛的此议虽早，但是要刘、张出面“奏请”；而张謇陈言的办法却是“公推”，他更着眼于要李、刘、张等“南中疆帅”发挥主动作用。在所谓“入卫”问题上，上海各报意见不一。《新闻报》发表社说：《东南不可分兵》，而《申报》主张：“各省疆臣宜督兵入京”；《中外日报》则提出：“东南七省疆臣合力用兵”。[8] 张謇这个“公推”的意见与“东南合力用兵”的主张相近。8月16日，张謇在家乡尚不知北京已于昨日陷落，但深感京师危急，又一次上书刘坤一。其时，李鸿章已先后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和议和全权大臣，迟迟于7月21日抵沪后停留不前。张謇在上刘坤一书中对“合肥”“徘徊沪上”感到焦急和不满。他估计“西狩”在即，再次向刘强调“东南为朝廷他日兴复之资”，仍当取“权宜”之道，“坚持初计，慨然自任”，“以固东南之疆寓”；又提出，“合肥倘旦夕北上”，宜“专差一道员随行”，“见都人士陈说保护订约之本末”。[15] (p.45)这里，除对李鸿章仍有所希望外，再次让“固东南”以“为朝廷他日兴复之资”的“东南意识”溢于言表，这是他的“名、实”互存论的又一次实际展现。
惩“端、刚”等“肇事诸臣”的议论首先见之于6月中旬的上海报端。至7月中旬，上海报论中甚至出现“内讨国贼”、“扫除权奸”的号召。[8] 据《张謇日记》可知，庚子年八月十一日(9月4日)，张謇应电约会见刘坤一，知“合肥奏加荣、庆、刘、张为全权，又引各国语，直讦端、刚”。他乃于9月8日，再见刘坤一，“请奏请罢斥端、刚以谢天下”。次日刘与李鸿章、张之洞电商后“联衔”“请罢端、刚”。但直至李鸿章于9月14日离沪北上时此疏仍“具而未发”，听说是“须至京相机电上”，张謇讥此为“揖让救焚”。在此情况下，他又采用汤寿潜意见，请刘坤一“电劝端、刚自屈”，“自求罢斥”。后来，他获知“李、刘、张、袁四衔劾端、刚误国，请予罢斥。得旨解端差使，刚、赵交部议处”，觉得朝政“似有转机”，但次日又听闻顽固派鹿传霖“亦入军机”，他发出“又是一刚也，可危”的感叹。[1] (p.442)并在致汪康年函中提醒老友：“祸乱未艾，一奸去，一奸代，锋渐南下，诸君慎之”。[15] (p.644)对权“奸”仍把持朝政表示担忧。事实表明，1900年八九月间，上海各报屡有“清君侧”和“皇上亲政”的呼声。张謇在政治上、尤其是涉及宫廷政争上一向平和持重，他在庚子事变中始终把改变顽固派把持朝政的局面列为重要对策，其持论虽不像上海报论这样显露，但其一再作“请罢端、刚”的陈言，亦实寓有“清君侧”的深意。至于要“皇上亲政”的呼吁，正是表达帝党人士和维新派的意见。张謇一再“与议迎銮南下”，陈“退敌迎銮计”，虽未实现，但就其初衷，不能不说也寓有憧憬“亲政”的微意。
张謇应对庚子时局的第三项谋划是与东南士绅沈曾植、何嗣焜等人商议提出“变法”条陈。庚子事变发生后，上海报刊力言“中国以顽固守旧酿大祸，召外衅，几亡国”，而“善后”之法，在于“亲政”和“变法”。先后发表鼓吹“求变法”、“复帝权”、“行新政”的社说。[8] 这征兆着被戊戌政变压下去的维新变法思潮在趁势再起。庚子年十一月初二日(12月23日)，张謇收到沈曾植(子培)的来信，“约为东南士民上政府行新政书”。他遂从江宁去上海，会晤何嗣焜、汤寿潜，又诣盛宣怀，进行酝酿。庚子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宣称“维新”。不久，刘坤一来电，“约明正偕梅生往商要政”。[1] (p.861，pp.445-447)何嗣焜(梅生)是盛宣怀的同乡和幕僚，曾帮助盛创办南洋公学，与张謇有二十多年深交。何嗣焜与盛宣怀商议后草拟与刘坤一议商纲目，待张謇、沈曾植和汤寿潜前来“斟酌损益”，不料因脑“卒中”“不治”。最后，张謇参照何所遗“《乡校丛议例》，申其意”，作成《变法平议》。[1] (pp.448-450)《变法平议》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次，历陈“变法”主张四十二条，其中“置议政院”、“停捐纳”、“改外部”、“设府县议会”、“行金镑改钱法”、“立银行用钞票”、“行预计”、“行印税而裁厘金”、“集公司而兴农业”、“普兴学校”、“酌变科举”、“清监狱”、“劝集矿、路公司”等项尤具特色。《变法平议》力言欧美、日本等国，“其变法皆出于创巨痛深”，“中国沿元明制度”，“浸淫渐渍六百余年”，“戊戌、庚子，变乱迭兴；新党旧党之争，衍为南北。支离变幻，不可穷诘”。他强调，“私意”尤望将“上破满汉之界，下释新旧之争”作为“变法之命脉”[15] (pp.48-77)。这表明张謇对当时新旧党争、南北之见、满汉之界的严重性有清醒认识并敢于正视。返观庚子年间上海各报追论事变“原由”时，《新闻报》曾指出，“中国之有党类数年来”，“由新旧之意见而生满汉之意见，又由满之意见而生南北之意见”。又归结说，“南北之见其嫌隙盖积之戊戌政变，而成之今岁”的义和团之役。[3]《中外日报》则进一步指出“太后守旧”，并在论述“南北界限”时每每与论析“帝后界限”相关联，较自觉地把自己的持论置于“帝”的一边。[8] 而张謇视“破满汉之界”、“释新旧之争”为“变法”“命脉”，与上述报论相近，但只是持论温和，绝不涉及“帝后界限”而已。
张謇《变法平议》递呈于刘坤一后，刘只与他论及“州、县以下官改职及学堂，理财则赞改盐法”，余皆不论。这种避重就轻的敷衍态度使张謇“意绪为之顿索”。[1] (p.450)几天后他路过上海，给办报的汪康年“留函”，提醒老友：“一切议论，千万检点。新宁忧思之心，今犹懔懔，瞻顾西方”，你当知诗经中“我东曰归，我心西悲”的所咏了。[15] (p.644)张謇对刘坤一只顾望“西”感到失望，而对张之洞更留有其人在戊戌政潮中“骑墙”[1] (p.433)的印象。其在庚子夏捕杀唐才常后又留有“杀士”的骂名。张謇曾“属鄂友”劝张效法“光武、魏武军中焚书”[1] (p.441)以网开一面。当时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曾为唐才常等人鸣不平，抨击“东南督抚徒恃成约，不欲身靖北难”，并说，对自立军的捕杀与株连“不足以为诸公之上功”。[16] 再之，张之洞在晚清大吏中有好“讲学问”的名声，而在这名声的背后却是更注重对舆论的控制。庚子年初，上海盛传《申报》“主笔得鄂客某君洋三百元，以某君一家之私言公天下，混淆黑白”，遭到上海各报一阵群攻。[8] 连宋恕从上海写出的家书中也说：“两湖去秋后已禁阅[上海]各报甚严，惟受贿之《申报》许阅”。[17] (p.701)而所传行贿之“鄂客某君”，即指张之洞的心腹幕僚梁鼎芬(节庵)。张謇在辛丑年(1901年)六月十二日(7月27日)致汪康年信中写道：“叔韫旋沪，必已晤谈。节庵于兄动膝及往来之人，知之甚悉，言之颇详。何故？”“西政务处识昏语乱，而意侈大，亦有所闻耶？”张謇对梁鼎芬密切关注上海《中外日报》报馆动态颇生怀疑，对“督办”新政的“政务处”亦感失望。在另一封给汪康年的信中更慨言，“新政殆无大指望。欲合三数同志，从草堂入手，以海滨为基。我侪所能为者止于如此”。[15](p.644，p.643)他既感“新政无大指望”，而刘、张又不可期，就只能退归“草堂”了。这年十一月十三日(12月23日)即清廷将回迁北京前夕，张謇在《东堤》诗中吟咏道：
西北天都旷，东南地更悠。
明年年五十，晚矣事农谋。[18] (p.123)
他一改一年多前对刘坤一所说的“名、实”互存的政治视角，用一种“归去来兮”的田园诗人的情怀重新解读“西北”与“东南”的关系。已不见前昔“议保卫东南事”、“议易西而南事”以及“约为东南士民上政府行新政书”的那般政治热情。而自感明年将五十初度，该退身专事于“通海垦牧”的“农谋”了。这样，张謇在庚子事变中跑完一个“保东南，挽全局”的政治圆圈后，再回上专力于实业、教育以及兴农的救国道路。
三、尾论：一次倚“南”望“北”的政治实验
综上所述，1900年从“己亥建储”事件起、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上海报刊时论凸显出一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表现出上海和东南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这种洋溢着浓郁的东南意识的上海报刊时论，为张謇等东南绅商士人应对时局、陈言献策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语境。张謇作为江苏和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人士，他在庚子年向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的陈言献策中，也显露出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特别是他的“西北”与“东南”的“名、实”互存的时局观，含有深湛的政治哲理，不仅为当时东南官、绅合力进行“东南互保”活动奠立了思想基础，也是了解庚子年间、以至整个清末十年间张謇政治思想的一把钥匙。
张謇是江苏和东南地区上层绅商士人的代表，他从甲午年后走的是一条立足南通、背倚东南、关注全国的救国道路。他思想风格求实、平和，政治历程有进、有退。政治上“退”时，背倚东南，建设南通，不忘全国；政治上“进”时，背倚东南，关注全国，不忘南通。我们议析他庚子年间的“东南意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他的政治思想和救国道路的认识。庚子年间，他为“救时”，奔忙于南通、江宁和上海间，他在不忘南通的同时，借助东南舆论和东南督抚，“保东南，挽全局”。庚子后，他“退守”一时，专力于南通建设，但仍背倚东南，关心全国。不久，“立宪”声起。这时，东南绅商的社会主体思想和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张謇又“进”了。他在不忘南通的同时，仍背倚东南，关心全国。不过，不再是庚子年间的倚重东南督抚，而是充分借重东南的绅商、民心和舆论，推动全国立宪运动和全国局势的发展。就此而言，张謇庚子年间“议保东南”的活动是他清末“倚南”“望北”领导立宪运动的一次实验。
注释：
①“东南意识”是笔者在向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中所提出的历史命题和历史话语。这是在搜集和解读上海图书馆馆藏庚子年间上海报刊资料基础上所得。参见拙文：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J].上海：史林，2001(2)：11-22；香港：香港中国近代史学报，200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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