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文化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藤湖南是20世纪初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他尝试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解决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对日本乃至西方的中国学影响深远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和文化中心移动说，在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内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完整体系，创立了风格独特的“内藤史学”。尤其是他的“宋代近世说”，即现在所谓的“唐宋变革论”，成为近百年来日本中国学界一面难以撼动的旗帜。
对于内藤湖南从中国历史的内部分析中国现在与未来的内在发展趋势的角度应该给予积极评价，但是内藤的文化主义立场，却使他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体力量，起到了美化日本经济侵略的作用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被当作美化军国主义、为日本侵华行径寻找合理借口的言论受到过深入的批判。
然而，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剧变，特别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开始瓦解之后，学术界内也出现了重新审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思想的潮流。而曾经成为批判对象的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观再一次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线，成为争议的焦点。近年来，尤其是在日本学术界，对内藤湖南的评价和赞美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王向远教授在《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②一文中指出，“内藤史学”是典型的侵华史学，其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不过是在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另外，徐习文与谢建明两位先生的题为《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③的论文也认为，“内藤史学”客观上为日本侵华起着献计献策的作用，乃至于在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殖民色彩。因此，对于我国的新一代历史学者来说，不能盲目地崇拜内藤湖南的理论贡献，在借鉴和利用内藤湖南学术成果之时一定要把握住某些原则。
从事内藤学术思想研究的学者往往习惯按照先“宋代近世说”、后“文化中心移动说”的顺序对内藤湖南的历史理论进行阐述。例如，钱婉约博士在《内藤湖南研究》一书中把“宋代近世说”列为第四章，把“文化中心移动说”列为第五章；夏应元先生的文章《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也是先介绍其“中国历史分期法”，而后介绍“文化中心移动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先因而后果，即由“宋代近世说”推演出“文化中心移动说”，但是从两个理论形成的时间来看，却是先果而后因。实际上，从内藤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也是先有“文化中心移动说”，后有“宋代近世说”。把握住这个顺序，才能准确地捕捉到内藤历史理论的思想和学术的根源。因为从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为了寻找其“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历史证据，内藤才把眼光投向上至殷商时期下至清末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在对中国的各个朝代的特质进行了一番仔细的对比分析之后，他发现，唐宋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从而得出了“宋代近世说”这样一个结论，或者说，是在历史中为其“文化中心移动说”找到了理论“根据”。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阐述历史与政治之关系，仅欲从学术角度，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内藤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脉络，以求把握内藤湖南历史理论之全貌，同时揭示出其内在的本质与联系。
1.日本的天职说与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提出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之后实行的一系列富国强兵政策，国力得以日渐增强。尽管如此，与中国一样，日本依然面临着列强的虎视眈眈，同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在中国尚且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日本渐渐失去了联合中国对抗西欧列强侵略的希望，转而专注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然而，在主张“脱亚入欧”，实行全盘西化的大背景之下，以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为首的政教社开始倡导“国粹主义”的运动，他们对浅薄但却占据主流地位的全面欧化主义提出异议，担心在推行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有失去自我的危险，提出“日本应成为日本人的日本，而非西洋人的日本”的主张④。就是说，日本应该实行近代化，但是不能因此牺牲日本固有的文化。正是国粹主义者的出现，才使得日本在明治、大正时期能够保持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平衡，走上独特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国粹主义者在保存日本传统文化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国粹主义者在忧心于日本未来的同时，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动向。正如对中日文化同种的认同一样，他们认为中日两国的未来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日两国目前都是内外交困，同样面临崩溃的危机，但是“日本无论在文化传统还是天然资源方面都很匮乏，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很富有。如果日本能够给中国一定的刺激，并从中国获得精神与物质上的资源，那么黄种人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⑤。
内藤湖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关注中国问题的。他在政教社机关报任职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一些并未收入《内藤湖南全集》），对中国走向改革和近代化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改革有四种可能的模式，一是通过战争进行改革；二是通过殖民地化进行改革；三是通过中国人自己进行的改革；四是通过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合作进行的改革⑥。然而，无论哪一种模式，日本都应该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被内藤表述为日本的“天职”。
美国学者佛格尔在分析了这些文章之后指出：“1888年2月25日发表于《万报一览》上的社论《小世界》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地方。第一，内藤在这篇社论中首次提及中国历史。第二，首次在出版物中利用历史来分析同时代的事件。第三，对日本政府、西欧列强和中国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第四，把日本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尽管社论的大半部分都是在讲中国的问题，但是议论的核心依然着眼于日本的未来。具有如上特征的《小世界》是之后四五十年内藤湖南为报社撰写的众多社论的原型。”⑦
其实，这不仅仅是内藤湖南日后时事评论性文章的原型，也是他的独特的历史理论开始萌芽的阶段。而“着眼于日本的未来”，正是我们在研究内藤中国史观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着眼点。
1894年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内，内藤湖南发表了《所谓日本的天职》、《朝鲜的经营》、《地势臆说》、《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等四篇社论。在《所谓日本的天职》中，他热情地赞扬了日本军队的胜利，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军事手段，同时明确地阐述了所谓“天职”的含义，他说：
日本之天职乃日本之天职也，不在介西洋文明传之支那，弘之于东洋，亦不在保存支那旧物而售之西洋，而在于使我日本之文明、日本之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以我立国于东洋，又以东洋诸国支那为最大，为之则必以支那为主也。⑧
钱婉约博士在《内藤湖南研究》中认为，内藤的天职说与盲目的对外强硬主义的“武力占领说”有本质的不同。然而，这篇社论却不能让我们看出内藤湖南对战争的看法与“武力占领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尽管内藤在《朝鲜的经营》（有热情歌颂战争的词语，未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说，“留一军警卫义州，则鸭绿江以南，民皆得安堵，而扶植邻邦之目的已成大半，经纶东洋之事业，亦就其绪”⑨。但是准确地说，主张把武力的行使限制在朝鲜半岛的提议，并不是因为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提醒日本政府与军方不要因为头脑过热而失之方略，从而保住其已经取得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在战后发表的一系列指责日本政府在三国干涉下放弃辽东半岛，没能在外交上保住战争胜利果实的社论（未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也能看出他并不反对日本政府通过战争手段攫取海外殖民地。
2.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形成与运用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内藤更加确信拯救东方是日本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并且力图从理论上证明这种使命的天赋性。这反映在1894年11月发表的《地势臆说》之中。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了文化中心移动说，又在数日后发表的社论《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一文中对这一观点的内容和时代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发表在《大阪朝日新闻》上的社论《地势臆说》一文中，内藤湖南先以日本历史中上自神武天皇下至明治维新时期，政权依次由九州向近畿、大阪和关东迁移为例，说明地势与人文之间的关系。他在引用清人赵翼的“长安地气说”之后分析道：
赵氏独论长安，而未说长安之前又有洛，言禹贡九州，其开化之源泉，发自冀豫两州之间，盖资于黄河之利。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皆冀州之地，殷都亳，豫州地也。避水患迁相迁耿，复归于亳，均未出二州。周虽兴于西酆镐，仍以其为天下之中而营于洛，朝会诸侯，二州所生文物，郁郁乎告大成。⑩
接下来，又借鉴明人顾祖禹的“燕京论”论述说：
长安之地气，则代洛阳而兴雍州之人力者也。其西周以来，以及于唐，达极盛之运，如赵氏所言，李世民实起于陇西，乃土著之族，与初之姬氏同也。赵氏以为，唐末衰微，以其王气歇于此。然赵宋继起，艺祖实有都于长安据形胜之志也。因太宗之谏，明知后患而都于汴，故此时长安之地气，不可谓全尽。若其燕京，赵氏以为东北之气积所生，虽地势有然者，至于其人文，则未能然也。夫燕京之建始于辽，而金、元、明、清皆都于此，然明顾祖禹则有言曰……朱明之居于此，乃于燕棣篡位之后，非太祖之旧。顾氏论其失计曰……故所谓东北之气积云者，若论托其权力之所，言其形胜则可，若以其人文，则向往集中之所，别有所在也。(11)
就是说，与赵翼的看法不同的是，他认为自西周至唐末，中国的重心在长安，但是宋代之后，虽然政治中心北迁燕京，但是文化中心却分离了出来。接下来他又受到计东的《筹南论》和章潢的《南北强弱论》的启发，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后逐渐南移至江南，政权在北方不断更替交叠之时，文化中心却一直在江南地区，广东地区在这个时期逐渐被包纳进中国文化圈之中，进而成为文化中心所在地。而论述的最后，内藤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文化中心今后将移向何方？
仅仅一周之后，同样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内藤又发表了题为《日本的天职与学者》的社论，暗示文明的中心最终将由中国转移到日本。文章的一开始便说：“日本将大有受命之所，识者审之久矣”，并对日本历史上的文治武功进行了一番赞美。之后，继前述的“地气”说和江南“中心”说，接着说，“文明中心移动之际，后之中心必于前之中心有所因承，有所损益，前者之特色或失，故代之以后者之新特色”。他又以人的幼年、壮年、老年来分别比喻不同民族之强弱，暗示日本是强壮之民族，而中国则日臻老境。值此之际，“而连接前后两个文明之中心之人，即学术之士，更须稽古揆今，以创造新思想”；提倡“其在野学者，早赴亚细亚大陆探险，收集学术新资料，于学理之上，亦有尝试发奋创立新说者”，如此，以武力难得之于西欧者得之于学术，日本将“成就东方之新极致，以代欧洲而兴，成为新的坤舆文明之中心”。(12)
1897年内藤的首部著作《近世文学史论》付梓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论中，他进一步分析了文化与风土和时代的关系，以及文化中心的形成与移动。这是他利用“文化中心移动说”对日本近世文学的变化所作的一次尝试性的分析，或者说，是用日本近世文化的发展史来印证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
尽管内藤湖南借用赵翼等人的学说，得出了日本将取代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却还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证明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内藤湖南首先试图从中国内部寻找原因。他首先把目光投向清朝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继而又把眼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年代。这便是产生宋代近世说的根源之所在。
3.宋代近世说的提出及其意义
宋代近世说，也就是具有内藤湖南特色的中国历史分期法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一书当中，之后又通过他的几部重要著作和论文致力于这一理论的完善，而成熟的标志则是发表于1922年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但是，这一学说的源头却要追溯到1907年或更早的一段时期。1907年内藤湖南进入京都大学任教，开设史学科，讲授清史、东洋史和中国上古和“近世”史等课程。这也是他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尝试构建其历史理论框架的开端。从1907年到1915年的九年时间里，他连续在京都大学讲授清朝历史的课程。他在仔细地分析了清朝的兵制、财政、思想的历史变迁之后发现，造成清朝衰落的诸多社会弊病早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便已埋下祸根，于是他又把搜索的目光投向清朝以前的整个中国历史，以求找到中国未来之发展方向的线索。他在《支那论》绪言中说：
支那发生革命骚乱之际，我在京都大学的特别演讲中，论证了清朝衰亡的原因。……由于是对衰亡的预先判断，故求其原因于清朝一代……此番立论乃是循清朝之旧迹，展望新时代之建设方向，故此必须通论支那自古以来、尤其近世之大势……(13)
正如他在《支那上古史》绪言中说的那样，“余所谓东洋史乃是支那文化发展之历史”(14)，他认为应该按照文化发展的大势来划分和分析中国历史。他说：
欲为真正有意义的时代划分，则须根据支那文化发展的波动来观察大势，从内外两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是由内部向外部发展的途径，即上古的某个时代发生于支那某个地方的文化，逐渐发展并向四周扩张的途径。宛如投石池中，水波向四周扩散的形状。第二，再反过来看，支那文化向四周扩散，由近及远，促进其周边野蛮种族的新觉醒，而彼等种族之觉醒的结果，时而出现强有力者，其势力反过来向内部施加影响。这又如水波碰到池塘四壁后反动回来的形状。而这种反动不是经常以相同的年数持续出现，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间歇而来，不断地给支那的政治以及其他的内部状态带来显著变化。第三，是第一和第二的副作用，水波时而越过堤岸流向附近区域。陆地方面穿越中亚，开辟了连接印度与西域的交通，将印度及西域文化带到中国；后来又自海上经印度洋联系西方诸国，此即所谓历史上产生世界性波动的重大交流的开始。但是，总体而言，乃是第一和第二两种作用周而复始，其间产生了文化上的时代特色。按照这种特色进行时代之划分，是最为自然合理的方法。
基于上述理由，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期 上古——从开天辟地到东汉中期
第一过渡期 从东汉后期到西晋
第二期 中世——从东晋、五胡十六国时代到唐中期
第二过渡期 从唐末到五代
第三期 近世前期——宋元时代、近世后期——明清时代
其中上古时期是中国文化产生和形成，并从一个地方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的时代。在第一过渡期，这种中国文化向外部的发展逐渐停止下来。所谓中世，是指周边民族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觉醒后，其势力开始向中国内部产生反动性影响的时代。第二过渡期是前述外来势力在中国的鼎盛时期。(15)
通过上述对中国历史进行的一番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研究和考察，他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故此中国的近世并非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而是开始于宋代。
内藤在1909年的《支那近世史》讲义的开篇中，对此前按照时代来划分中国历史的方法持否定意见，他说，“支那的近世应始于何时？一般的方法是按照时代来划分。这虽然便利，但从史学角度而言却未必正确。从史学上来说，近世不仅是指年代上距离现在较近，而是必须要有形成近世的内容”(16)。而所谓“近世的内容”，内藤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贵族政治渐趋衰落，君主独裁政治代之兴起。
内藤认为，在宋代之前的贵族政治时期，君主与人民之间有贵族阶级存在。政治由贵族全体所拥有，而君主不过是比公侯等官爵高一级的存在而已。从大的方面说，君主是贵族阶级的私有物，从小的方面而言，它只处于其家族的私有物的地位。故此，宋代以前的历史中多有废立天子和弑逆事件的发生。直至唐代，宰相仍拥有牵制君权的巨大权力。五代时期，贵族阶级的势力受到极大打击，日趋消亡，使得宋代之后的君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了贵族阶级的存在，君主便直接君临万民之上，不再受到其他阶级或集团的掣肘。宋代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再设置宰相之职，或即使某段时期有宰相的称呼，也是形同虚设。君权被神圣化、绝对化，成了高高在上的存在。
(2)人民地位的变化。
六朝时代，人民不过是贵族阶级的奴隶；隋唐时期，人民是国家的佃农。而与此相比，在宋代之后，人民拥有了财产的私有权，并且开始有了人身上的自由，而人民地位的变化和贵族阶级的消亡对地方政治的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掌握某一地方的官职不再像以前那样实行世袭制，辗转迁徙任职于各个地方的地方官员对地方的管理，便不得不依赖于出身于地方乡绅的“吏胥”阶层，由此产生了君主与人民的直接对立，这便是近世政治的形态。平民主义的抬头和地方政治的形态，成为内藤日后提出中国适合于共和制而非君主独裁的理论根据。
(3)选举制度的变化。
贵族政治时期，实行荐举制，即九品中正的门阀主义。隋唐时期尽管实行了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但是大多数仍然出身于门阀，没有完全摆脱贵族意识的束缚。而在宋代，尤其是王安石变法之后，开始为庶民阶层走入政坛打开方便之门。到了明代之后，出身于庶民的官员更是大量增加，庶民于君主独裁的时代有了获得官职的均等机会。
(4)朋党的性质。
尽管唐宋两代均有朋党之争，但是截止到唐代的朋党，多由姻亲关系结成，属于贵族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宋代以后的朋党则是围绕不同的政治经济立场而产生的。
(5)经济上的变化。
唐代以前用实物纳租，主要实行实物交换。而到了宋代，货币经济十分发达。唐宋之交，亦是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的时期。
(6)文化性质的变化。
经学上，从唐中期开始对传统的注疏产生怀疑，出现了新的解释。宋代以后，这种倾向发展到了顶峰，阐发经书中的新义成为普遍的潮流。
文学方面，出现了古文运动，一改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形式，提倡自由的表现手法。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促进了唐宋文学的繁荣。宋元时代，白话小说以及元曲的出现，使得文学不再是专属于贵族阶级的精神财富，开始走向平民化。
艺术方面，唐代以前盛行浓重色彩的壁画，后逐渐转变为色彩淡雅的水墨画卷轴，从而也使得艺术从高堂庙宇走入平民出身的官吏之家。
音乐方面，唐代及以前的舞乐以音乐为主，舞蹈为辅，并且所需人数众多，极尽繁复，主要用于贵族的仪式。而唐代以后开始吸收外国的简单而多样的音乐形式，舞蹈也出现写实的风格。而宋代出现的杂剧，则越发的适合平民口味。(17)
至此，内藤湖南的有关中国历史的理论框架已经清晰起来。他首先提出了日本的天职说；随后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已经步入老年时期，文化中心将由中国转移到文化上尚处于未成熟阶段的、富有朝气的日本；继而他又向历史中去寻找理论根据，创造出宋代近世说，以证明这种文化中心的移动是历史文化的大势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在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内藤又把这一顺序反过来论述，文化中心在中国历史的上古、中世及近世的时代变化中逐渐由北方迁移至南方，最终由中国转移到日本，这是上天赋予日本的历史使命，因此日本必须承担起“拯救”中国命运的大任。
但是，我们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内藤的理论构建过程是结论先行，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另外，从内藤的著作中可多处见到“自然地”一词，而并未对某一社会现象变化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加以阐述。例如，“其时，中国的贵族并非因制度而从天子那里获得土地与人民，其家世自然地作为地方的名族，产生自永远存续的关系之中。当然，这缘于其家数代之前都出官吏之故”(18)。谈及王安石变法时又说，“唐中期，这一制度（指租庸调制）自然崩坏而变成两税法”，“因为对政府和人民均有利，自然地得以施行”(19)。内藤视这些历史现象为自然而然的变化结果，忽略了宋代君权的扩大是由于“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手腕以及各种“祖宗之法”的持续执行，更没有从经济或其他角度去深入地分析论证产生这些现象的内在要求与动力。或许是由于内藤要从一个更为高远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的缘故，他在构建自己的历史理论时使某些细节部分变得相对模糊，但终究难以拂去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
4.内藤湖南历史理论的现实意义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内藤湖南的上述理论呢？内藤湖南的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当代的历史动向，这也是内藤史学研究的基本态度。他在构筑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同时，也不断地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预测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其主要著作，如1912年出版的《清朝的过去和现在》（《清朝衰亡论》）、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1924年出版的《新支那论》以及一系列有关时事的评论文章，都是他的中国史观在时局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在初期，内藤对中国的关注是以关心中国的时局与命运的温和面貌出现的。1899年内藤湖南首次到中国，其间会见了严复、文廷式、罗振玉等名士。他在与文廷式的对谈时说：
借重兵力，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贵国革弊之事，固非一时权益所能济。所以先生认为借用日人，以一定成立办理各事，所言甚是。但是日人了解贵国情弊者毕竟不多，而且如果一概依敝邦成例行之贵国，不免枘凿不容。台湾之事，殷鉴不远(20)。
钱婉约博士在引用了内藤的上述发言后说：“这里可以看到，内藤对于中国的改革，是持友好和平等支持的态度的，并无武力干涉之侵略野心。”但是这种结论似乎言之过早。
早在1896年2～3月间，内藤就发表了《读宋史》一文，文中以北宋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时关于领土问题的交涉，来比喻日本与俄国对辽东半岛的争夺。众所周知，澶渊之盟是宋朝廷委曲求全以自保疆土，而日俄之间的争吵却是源自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需要注意的是，内藤还没有在这篇文章中提到有关宋代近世说的任何观点。(21)
1898年12月23、24日，发表的《非战论》也并非是批评政府的战争行为，而是责备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的无能，使得日本在三国干涉下没能保住辽东半岛这个硕大的战争胜利的果实。
佛格尔在分析《内藤湖南全集》中没有收录的社论《北京城的沿革》时说，内藤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叫做“卧游生”的笔名，“卧游”意为趴在地上一边看地图，一边想象着身临其境去观光旅游，“生”则为青年或学生之意。由于这篇社论写于1895年底，正是甲午战争胜利的余音未绝之时，或许内藤暗示将来有一天北京也许会改个名字，成为日本的城市而载入地图。(22)结合内藤湖南的其他言论，我觉得佛格尔的话并非是没有根据的想象。
在中国尝试进行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诸多努力失败之后，内藤更加确定日本应该在中国的改革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是这必须要以能够给日本带来利益为前提。1909年，内藤就说，“支那人是劳动的国民，但不是工业国民”，中国有着丰富的工业资源，其中大部分有助于日本的工业发展。(23)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是应该回到帝制还是应该走向共和，内藤尝试从中国历史的波动大势中去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轨迹，他把目光投向一千年之前的中国历史去搜寻与现实相联系的蛛丝马迹，从而提出宋代近世说的观点。内藤在《支那论》中说，清末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种形态早在宋代之后便已形成，并把带有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时代定义为近世，并从近世的各种形态，例如平民主义和乡团的存在中找到共和政治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从而主张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应该实行共和制而不再是君主独裁的体制。他对中国的政体到军事、财政，甚至领土问题提出如下建议：一、政体是建立在“乡团”联邦基础上的“共和制”（国际共管）。二、军事上地方自保，不设国防军，这样虽然无法抵御外侮，但是国可破，地方不能入。三、财政上，海关盐税交由日本或他国管理。四、领土上，新疆、西藏将独立，为了节约统治成本，还应该放弃于财政上有害无益的东北地区。(24)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是为了证明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而产生的。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经过发展和扩张的幼年、青壮年时期后，在文化上达到顶峰阶段的宋代之后开始步入老年时期。对于文化上步入老年时代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持文化的存在和延续，而政治起到重要作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无需拘泥于政治委于何人之手，因为中国近世的各种弊端的存在，使得由中国人自己掌控政治只会使局面越来越糟糕；创造出辉煌文化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中国人没有必要涉及政治这种并不高尚的工作。(25)
对于日本的经济侵略，他则辩解道：“近年来支那人担心会步朝鲜的后尘，为日本所吞并，有些神经过敏了，其实大可不必。中国人的能力比朝鲜人优秀得多，大可对存亡之事放心。”(26)
1910年代期间，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内藤湖南的言论也开始变得不再遮遮掩掩了，他说，中国在面临危亡之际，讨论“收回主权”和“独立自主”都是没有意义的，“其国家之存立与否，与人民之幸与不幸没有关系”(27)。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日就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进行交涉之际，内藤说，日本对山东铁路的管理，恰好是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建议日本政府在处理山东问题时，“从别的意义上根本解决支那问题，不承认支那是一个成立的国家。实际上由于时至今日也不算是一个成立的国家，因此日本应该为了东亚的和平，把处理支那问题的事务承担下来”。“对支那应该采取的手段，要更加深谋远虑，充分并真诚地考虑能够给日本带来幸福的支那之幸福，除此之外便得不到根本的解决”。(28)也就是说，他的所谓解决之策，最终要对日本有利，否则即使是对中国有利而对日本无益，哪怕是对日本虽无益也无害的办法也不能接受。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领土主权的要求日益加深，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这让内藤湖南无法容忍，他以“为支那人考虑支那之事”的姿态自居，嘲笑中国的五四运动领导者们是一群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之辈。他认为，“支那之今天，第一应维持共和制，第二应向外国人开放政府机关。如此保证支那之安全，进而维护东洋之安全和平。而确立共和制，中国需要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帮助”(29)（《支那时局之私见》，《外交时报》，1916年5月）。而日本的帮助，可以在中国各地开办教育事业，传授中国青年人有关工业原料的知识，如此中国便可开发天然资源提供给外国，尤其是蓬勃发展中的日本，但是不必开设带有某种政治意味的学科（《支那的外国人教育设备》1920年1月1日，全集5，第117～127页）。
而“列国的共同管理对于支那人民来说或许是最为幸福的，支那人也会渐渐承认这是有意义的。而对于中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像给痢疾患者更多的食物一样，除了浪费，一无用处。由外国人接管政治已是当务之急”(30)。
1921年，内藤在题为《支那人眼中的支那未来观及其批评》(31)（1921年11月，全集8，第164～168页）的社论中重提“天职说”，只是改用了“使命”一词。他重新提及文化中心移动说，明确东亚文化中心由中国广东转移至日本。而外民族的侵略会给中国文化的堕落与停滞施以粗犷的疗法，给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国际共管则可以矫正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也会充分地接受外国人的可贵之处，他主张由外国人和中国人分管政治与文化的体制。
内藤在1921年12月的《支那的国际管理论》(32)中更加露骨地说，“今日世界之重大问题乃是支那问题”，“列国与支那之关系，或如日本，欲以之为过剩人口移住地和原料供给地；或如美国，欲以之为资本投入地；或如英国，欲以之为产品倾销地”。(33)完全暴露了他所谓日本对中国提供帮助的本质，其实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1922年1月，他在《所谓支那者为何物耶》一文中绝口不提当年日本在三国干涉之下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之事，反说中国在沙俄的侵略之下，几乎失去了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幸亏依靠日本的力量稍微得以恢复”，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不久之后，政治上，中国不但会失去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权，还将失去对国内的统治权。经济上，中国占有宝贵的天然资源，妨碍对资源的开发，是有损于世界人民之共同利益的(34)。为此，不管中国人愿意不愿意，哪怕是用武力也是必要的。他说：
为了开垦大块田地，就要开凿灌溉用的沟渠，而疏通沟渠的中途，时而会遇到地下的大岩石，这就需加之以大型斧头或炸药。但是不能把爆破和破坏土地当成目的，而忘了真正的目的在于田地的开拓。当今日本的国论就忘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将来应走的道路，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而采用的武力说成是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这是在自我贬低。(35)
不但堂而皇之地主张在别人的家园里使用武力，而且批评日本国内的反战言论是自我贬低，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狡辩。
在《新支那论》中，他再次运用其在中国历史分期法中使用的论点，认为历史上周边民族对中国的统治，非但没有导致中国的灭亡，反而刺激了中国文化的新觉醒，屡屡使中国文化衰老下去的生命返老还童。因此，“应该看到”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具有使濒死的“支那民族之未来生命得以延长的莫大效果”(36)。既使中国觉醒起来，也只需在文化方面的觉醒，而这种觉醒还不能有富国强兵的要求，只需保持原有的文化即可，把政治交由日本管理，成为日本的傀儡，经济上成为日本的工业原料供给地。“支那如若渐渐觉醒起来，回归到本来的支那，就需要丢开几十年来执著追求的富强之梦，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并思考如何增强其对于文化弊害的免疫性”(37)（《回归支那》）。
纵观内藤湖南整个学术生涯中的著述和言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内藤湖南苦心构建的历史理论明显是为其政治观点服务的，并且对当时的日本对华政策乃至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史的理论时必须关注的一个前提条件。
注释：
①增渊龙夫：《日本近代史学史中的中国和日本2》，1963。
②《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④《新杂志与新闻》，《万报一览》173号，1888年4月15日，《内藤湖南全集》1，筑摩书房，1979，第440～441页。
⑤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平凡社，1989，第64页。
⑥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64页。
⑦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64页。
⑧《内藤湖南全集》2，筑摩书房，1979，第135页。
⑨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64页。
⑩《内藤湖南全集》1，第119～120页。
(11)《内藤湖南全集》1，第120页。
(12)《内藤湖南全集》1，第126～133页。
(13)《内藤湖南全集》5，第307页。
(14)《内藤湖南全集》10，第9页。
(15)《内藤湖南全集》10，第9～13页。
(16)《内藤湖南全集》10，第347页。
(17)《内藤湖南全集》10，第347～359页。
(18)《内藤湖南全集》10，第347～348页。
(19)《内藤湖南全集》10，第352～353页。
(20)《内藤湖南全集》2，第65页。
(21)《内藤湖南全集》6，第166～172页。
(22)佛格尔：《内藤湖南——政治学与中国学》，第87页。
(23)《内藤湖南全集》4，第446～448，451～453页。
(24)《内藤湖南全集》5，第305～408页。
(25)《内藤湖南全集》4，第542～546页。
(26)《内藤湖南全集》5，第12～16页。
(27)《内藤湖南全集》5，第12～16页。
(28)《内藤湖南全集》4，第505～510页。
(29)《内藤湖南全集》5，第110～114，117～127页。
(30)《内藤湖南全集》5，第148～151页。
(31)《内藤湖南全集》8，第164～168页。
(32)《内藤湖南全集》5，第153～158页。
(33)着重号由本文作者加注。
(34)《内藤湖南全集》5，第159～163页。
(35)《内藤湖南全集》5，第514页。
(36)《内藤湖南全集》5，第512～513页。
(37)《内藤湖南全集》8，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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