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大革命论文,时期论文,军事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国共两党有了一个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纲领。此后，两党合作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革命力量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本文试图在这个大背景下，探讨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军事工作的状况及造成这种状况的诸项因素。
一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是否独立自主地进行过自身的军事工作呢？根据党在这一时期进行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从整体上讲，中共在大革命时期，基本上未开展过自己独立的、职业性的军事工作。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共成立以后没有创建自己的军队，中共中央军委迟至1926年才成立。“八七”会议之前，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中共开展各种有关军事工作的舞台是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在革命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格局下，党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如政工、宣传、统战、教育等，都是在他党他军中的工作，是为了增强他党他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性、提高他们的战斗力而进行的。当时，在国内的有共产党员身份的职业军人几乎都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加上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主观上未能重视军事工作，客观上在军队内没有掌握军事重权的领导人，所以对这两支军队在军事上影响不大。毫无疑问，这两支军队在军事上都不受中共的指挥和调谴。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深受封建文化熏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持反对、排斥的态度，他自任黄埔军校校长之时起，就采取了提防和限制中共活动的措施。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指出：“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1 〕蒋介石在攫取军权后，更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共。1926年，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和“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而牢牢地控制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军权。
被直系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称为“北赤”的国民军是从北洋军阀部队里分化出来的一支具有革命倾向的队伍，但它前进的步伐并不大。国民军的领导人既反对直系军阀，又屡屡与之妥协；既聘请先进分子和苏联顾问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又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既允许工农革命运动，又害怕工农革命运动。
1925年，大元帅府（同年7 月改组为国民政府）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时，在黄埔学生军和各省军阀部队组成的东征军中，没有共产党员担任团级以上军事主官。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初期，战斗序列编成为八个军，在八名军级军事主官中，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员；在三十七名师、旅长中，也没有一人是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的中期和后期，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大批军阀部队的起义，国民革命军不断地、急剧地、大规模地扩充编制，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到四十多个军。在一系列的扩军活动中，蒋介石成建制地吸纳军阀部队，把它们整团、整师，甚至整军地直接编入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其各级军事指挥员或原封不动，或重新委任。在其任命的众多军事主官中，只有叶挺一人是共产党员（由独立团扩大的第24师师长）。相对于蒋介石本人在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决议案》来说， 蒋介石任用军事主官的原则和行为在排共限共方面更为严厉。如果说彼时的蒋介石是在“亡羊补牢”，而此时的他则是在“防患于未然”。这一点，加上蒋介石较早地攫取了国民党的军权及通过“中山舰事件”，强迫共产党员撤离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也许就是始终没有一个“整理军务决议案”之类的东西出笼的原因。
纵观国民革命军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每一支部队的来龙去脉。1925年7月以前，广东革命根据地驻有来自各省的军队，有粤军、 湘军、滇军、桂军、鄂军、豫军等。国民政府建立后，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把各地方军的名目取消，改称国民革命军，成立五个军：黄埔学生军加上一部分原来的粤军为第一军；湘军改为第二军；滇军改为第三军；粤军改为第四军；福军改为第五军；1926年，程潜所部改为第六军；两广统一后，李宗仁的广西军改为第七军；唐生智归附革命后，改所部为第八军。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并在队内建立了党的组织。一年以后，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是第一支由中共建立和掌握的武装力量。但由于我党在独立自主地创建和掌握武装力量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思想和一贯的实践。因此，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举措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且规模不大。由于国民党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实权，北伐军总司令、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各军的军长、绝大多数的师团长都由国民党员担任，所以，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党实际军事工作的总的格局。
大革命时期，中共从事涉及军事方面的工作，首先是通过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形式来体现的。其次是组织非正规、非职业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用以策应北伐军的作战行动。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他们主要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等。
《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了自连以上都要设立党代表，它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党部活动和政治工作。在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受中共的领导，在军事上则听命于上级长官。《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规定，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应以国民党的主义及政策作为中心，并对各级政工人员的职责范围作了详细的界定。在共产党员的努力下，这两支军队发生了与旧军队不同的变化，士兵们初步懂得自己的奋斗是为了反帝除军阀。尤其在北伐军中，共产党员坚强的政治作用和模范的作战表率作用，以及不打骂士兵、不喝“兵血”、经济公开等项措施，极大地激发出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是，在派出一批优秀党员到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同时，在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农村和城市，中共也失去了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的有利时机。这一时期，党在军事斗争上的立足点是借他人之师来实施对反动力量的进攻和打击，重蹈了孙中山早年的覆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说：“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2 〕中共亦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只是自己革命征途上暂时的同路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政治报告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他们不能革命到底，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3 〕但怎样预防和对付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这种“将来之危险”呢？在党的诸多文献中，只强调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地位和争取小资产阶级，即只强调了政治的一手，而忽略了军事的一手。
二
在国共首次合作的初期，我党对蒋介石的两面性缺乏认识，对他的政治态度未能作出客观的判断，并制定出正确的策略，被蒋介石的一些“革命”言行所迷惑，幻想着蒋、汪等人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能够矢志不二地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从而完成国民革命。张国焘曾说：“广州这块革命根据地是孙总理历年来和最近汪精卫蒋介石和许多英勇奋斗的同志屡经血战得来的。”〔4 〕瞿秋白更是认定：“国民党内如柳亚子、朱季恂、甘乃光、陈公博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左倾，汪精卫、蒋介石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5 〕从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后四个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通告（钟字）第十七号》和《中央致粤区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和对“整理党务案”的态度：“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形情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6〕“我们可以向蒋表示， 汪出并不是要倒蒋，并提出保证条件：（一）决不复仇；（二）决不取消整理党务案。”〔7〕当蒋介石在攫取领导权的过程中，不能容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对政局有重大影响的党政军三大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其反共面目逐渐清晰时，中共对蒋介石仍然存有幻想，害怕破裂统一战线，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策略方针。
大革命时期，年轻的中共不懂得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自己独立领导军队的重要意义；没有真正认识到在革命斗争的整个进程中，尤其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军事力量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中，建立和掌握独立的军事力量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断然地决定着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不知道只有共产党掌握军队，才真正是中国民主革命最可靠的保证。正如《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所指出：“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就使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集聚那零碎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后者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时，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8〕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曾迷蒙了许多中共领导人的视野。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二次革命论”。他写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起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起来说，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基于这种分析，他为中国革命规定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革命的资产阶级应当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当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工人阶级力量自然十分壮大，那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谈到农民运动时，他说：“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陈独秀在这里为中国革命的进行和成功搬来了四个条件，显示出理论思维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中国民主革命当然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只有它才能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建立和掌握武装，而共产党是这场革命的配角。所以，共产党在当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没有必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那是将来的事情，从而放弃了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武装的思想和实践。
中共的一些领导人片面地汲取了孙中山失败的教训，偏重于对民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和掀起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而把孙中山重视武装斗争、努力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这一正确的思想和实践当作糟粕抛弃掉了，形成了一手强一手弱的工作局面，以为广大工农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之日就是大革命胜利之时。仅就军事而言，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孙中山是最能坚持武装斗争的。孙中山之所以屡战屡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工农群众的力量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提出一个真正能唤起工农自谋解放的战斗纲领，没有切实地依靠工农群众。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曾片面地批评孙中山说：“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堪注意的一种现状，就是缺少由一个政党主持一种有规划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宣传。……国民运动领袖人物的观念上，必有许多错误，他们历来单偏重于军事活动一方面，或者是一个大错误。他们的方法只是要获得一块地盘。树立他们的势力，再练一支革命军来实施他们的计划。跟着中国革命鼻祖孙中山的真实的国民运动者们，确实只见着革命的活动就是组织军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9〕
翻开武汉国民政府分共以前党的历次重要会议的文件，其中多有以发展工农运动及加强革命宣传工作为重要内容的决议案，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只有中央特别会议《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和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军事运动议决案》两篇，而且主要是阐述“在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中，客观上至少可以进行相当政治宣传”的重要性和方式方法问题。在谈到工农武装时，《军事运动议决案》中说：“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对于农民武装团体，应首先注重训练他们的下级领袖，特别是政治训练。至于工人自卫团的进行，不在人数的扩充，而在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训练工人自卫团的中间份子。”然而，这里所指的参加武装斗争，仅是帮助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发展，并通过党在其中的政治工作促使它“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在军阀部队中进行政治宣传工作，促使其分化、瓦解，最后归附到国民党方面来。《军事运动议决案》既要发展国民党的军队，又不要无产阶级政党去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权的情况下，实质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发展军队。从这里可以看出，年轻的中共和它的多数领导人，过分夸大了开展工农运动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认为开展工农运动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一剂万能良药，可收朝发夕得之功，从而忽略了建立和掌握自己独立的人民军队这一巨大物质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忽略了只有共产党掌握的军队才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最可靠的胜利保证这一真理。
三
党忽视军事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专注于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研究和宣传的同时，也常常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俄国的二月革命。但是，二月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党没能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共产党建立和掌握武装的现成经验，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看到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中巨大的号召力和卓有成效的革命鼓动，如：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区委员会号召工人占领武器库和解除警察的武装把自己武装起来，不久，工人们夺取了一个存有四万支步枪的军械库，把自己武装了起来；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们深入到兵营，在士兵中进行革命鼓动工作，号召士兵和工人联合起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接着，彼得格勒驻军陆续投向起义者等等。蔡和森也曾认为：“最近俄罗斯革命之所以成功，苏维埃政府之所以不能动摇，也是因为在十月革命前，用宣传手段，完全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10〕中国共产党一些领导人直观地记录和实践了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中的工作方式，缺乏对俄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深入分析，没有注意对中俄两国民主革命的不同特点加以区别。
另外，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实际工作的指导中未能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式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有一些错误。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过于看重并倚重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从而放弃无产阶级物质力量的建设，不抓人民的枪杆子。《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国民党在广州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与工人、农民及城市民主派底最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并且依靠他们，击败了受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帮（而且实行着使广东省底全部政治生活急剧地民主化的工作）。这样，广州政府就成为中国人民为独立而斗争的先锋队，同时成为国民将来的革命民主建设底榜样。……国民军在华北之成立及其反对封建军阀之斗争，乃是民族解放底重大成绩，他们与广州军队共同成为建立中国民族革命民主军队之基础。”在《时事问题简评》中，斯大林谈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时说：北伐军打到武汉之后，中共仅仅“有了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工会、罢工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组成了政党；成立了第一批农民组织的基层组织（农民协会）；共产党人渗入了军队”。
基于上述对国民党的错误估计，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对国民党提供了帮助，也对国民军提供了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与此同时，斯大林在军事问题上仅仅这样要求中共：“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斯大林强调，这一点所以特别必要，是“因为和国民党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各种各样的军阀现在都依附广州派，依附这股正在摧毁中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而他们在依附广州派时，也把腐化作风带进了军队。”因而，“要使这些‘同盟者’不起什么作用或者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国民党人，只有加强政治工作并对他们进行革命监督。”〔11〕《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底任务，应该是对于这个组织民主革命军底军事力量（指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作者）的事业予以最坚决的维护，而同时又应该在军队本身底内部关系（它的编制、挑选和改造干部、严正的组织政治工作），以及在其与经常或临时驻扎区域的民众之相互关系上，进行革命化底最坚毅的和坚决的工作。”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问题上的工作重心和立足点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而不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强调要利用国民党的政权和军队进行民主革命，从未提出应建立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
1926年，斯大林在把中国的大革命与俄国的1905年革命作了比较后指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12〕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军队”是指大革命时期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革命军。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优秀的共产党人汲取大革命中我党放弃革命武装领导权的惨痛教训，在井冈山上锻造出的第一支中国无产阶级的独立军队反对代表着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国民党反动派则更是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注释：
〔1〕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 第115页。
〔2〕〔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第一版，第94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5月第一版，第116页。
〔5〕 《向导》周报，第139期。
〔6〕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250 页。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5月第一版，第222页。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6月第一版，第263页。
〔9〕 《向导》周报，第139期。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年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第一版，第85页。
〔11〕〔12〕《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第487—488、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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