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姚雪垠，说《李自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姚雪垠论文,李自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5年姚雪垠定居北京，我开始正式参加《李自成》第二卷的编辑工作。从这时起，到1976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1981年第三卷出版，1985年《小说》第三期刊载“崇祯皇帝之死”，1986年《小说》第一期刊载“李自成之死”，1990年《小说》分两期刊载“李自成进北京”，到1999年4月姚雪垠病逝，我与姚老一直保持着联系。 二十多年的交往，我们之间既是和谐融洽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十分亲近的朋友关系。我从一开始接触姚雪垠和《李自成》，便在心中暗自决定，在编辑工作的实践中，用心学习，使自己得到充实和提高。姚老看出我的用心，对我始终是亲近的、关心的，不放过一切可以提高我学识水平的机会。他给我讲文学、讲历史、讲读书、讲他的创作体会，还讲他的奋斗经历，人生体验，处世交友……叫我参加由他主持，或以他的作品为主的各种研讨会。姚老在学术理论上，在文学创作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样他对别人的要求也很严格。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型的作家，又是一位传授知识的严师。回想我和姚老相识相交这二十多年，受教丰富、受益良多。
姚老逝世后，我一直想写篇纪念文章，记述这位硕果累累的文学大家，现在我就围绕《李自成》的写作和构想，围绕《李自成》一书的成败关键——四、五两卷的创作，以及这二十年我与姚老的一些交流作些回顾。对我来说，追忆往事常常使我难以平静，但这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值得记下的沉甸甸的往事。
一
在《李自成》第二卷的编辑过程中，我和姚老接触多了，使我对姚老写《李自成》的动念和他在创作中遵循的一些原则，有了较具体的了解。姚老告诉我，他最早产生写《李自成》的动念是在1941年。“因为我对历史一向感兴趣，读书范围很广，1941年偶然读到一些晚明时期的历史资料，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想，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单以汉民族来说，从秦朝末年以来，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不胜枚举。在中国的新文学中应该有一部写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小说，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很好的小说题材，这是最早的写作动念。”姚老还谈到：历史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深受群众喜爱。早在宋朝时，就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南宋以后，陆续出现了许多演义体历史小说，最著名的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传》等等，写农民战争的小说有《水浒传》。姚老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还是这些旧的演义体历史小说，新文学没有占领这个阵地，应该有人作个尝试，给读者写一部新的历史小说。这种小说应是不落旧演义小说陈套的新小说。这是姚老写《李自成》的第二个动念。
虽然姚老从1941年开始就有了写《李自成》的念头，但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也没有实现。主要是生活没有保障。当时姚老主要靠教书和写作的收入养家糊口，微薄的收入，不要说当时没有条件收集资料、研究历史，就是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也有很大困难。姚老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研究历史、收集资料，只好就搁置起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写《李自成》这样的小说，必须先把许多复杂的重大历史问题研究透彻。但解放前的八九年里，姚老对有些问题还不很清楚，所以那时还不能动笔。
上海解放后，姚老的经济收入有了保障，生活也安定了。这时他读了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受到很大启发。姚老说，一是让我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上仅有的。”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给封建统治阶级沉重打击，甚至改朝换代，但是最后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依然继续下去。”从这时开始，姚老下决心要写一部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反映农民战争的重大的、历史的、进步的意义和它最后又以失败而告终的惨痛的经验教训。就这样姚老进入了李自成的世界。他日积月累，博采广积，慢慢地创作思想形成了，人物形象也活起来了，主要的故事情节也有了，全书的布局大致也明确了。
但在当时还不是作家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尤其是像姚雪垠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作家，想写历史小说，谈何容易！所以姚老只能在写反映现实的作品以外，抽暇作一些《李自成》的创作笔记（包括人物性格，细节描写，情节构想，结构安排等等），以免日后创作时遗忘。到了1957年10月动笔之前，这样的笔记已经记下了30多万字。为什么姚雪垠能在1957年10月开始写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李自成》第一卷初稿，原来他早有酝酿，早有准备。而这酝酿和准备的时间，若从1941年算起，已经16年！确实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所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明确表示接受《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以后，姚老从1960年冬天开始修改，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定稿了，于1963年正式出版。
姚老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在动手写《李自成》之前，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原则，这就是一定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从广泛收集和研究文献史料入手，不急不躁不走省力道路。就是在进入写作之后，他仍然要坚持不懈地收集和研究史料，使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源源不断地总有充实，总有提高。姚老说：我一贯认为写历史小说“首先应该深入历史，而后是跳出历史，跳出历史不是脱离历史，深入是掌握历史的必然，跳出是获得创作的自由，所以深入是为着跳出，跳出必先深入。”姚老这里说的“深入”与“跳出”十分重要，在《李自成》的创作中，如果没有这种对待历史的辩证观点和科学态度，就有可能被一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封建社会文人留下的不同倾向、不同内容的史料所迷惑，看不清历史的本质和问题的所在，从而在描绘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出现不应该出现的毛病和错误。
小说创作需要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创作，也就没有小说艺术。历史小说的创作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虚构，只是虚构的情节，一定要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李自成》在描绘、渲染、铺张、精雕细刻和史实可信的结合上，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姚老在创作中，始终不忘历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的具体性，他笔下人物的思想和感情，性格和形象都深深地打着三百年前的历史烙印。至于风俗习惯、服饰器皿、典章制度以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他都进行严格的考证，决不随便使用。一时弄不清楚的，宁可不用，也决不马虎。对历史题材的创作要求，以及关于历史真实和历史小说的关系，姚老从他的学习体会和创作感受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其处理的历史范围内应该以历史家要求自己，甚至应该要求比一般历史家的知识更丰富，因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除了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外，还必须知道一些无关重要的生活细节、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写史学著作必须重视历史的确实性，而写历史小说所重视的除了历史的确实性外，还有历史的可能性。确实性不能虚构，可能性只能是虚构。虚构的基础是作者对历史的认识，然后通过艺术表现的手段，将作家对历史的认识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感受更强烈。历史小说的一切情节和细节产生于历史科学，归结为历史文学。”姚老的这些话，对我来说不仅是新鲜深刻的，而且是很有启发的。至于小说的艺术风格、艺术手法、艺术技巧，他想的就更多了。姚老过去在大学教书时，他开过“小说研究”这门课程，当时他是作为纯粹艺术技巧问题来讲授的。到了写《李自成》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要把多年来自己在理论上探索的一些问题付诸于创作实践。姚老多次谈到，《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对他的影响。他说：“我喜欢《红楼梦》用工笔描写人物，描写生活画面。我喜欢《战争与和平》的气派大，善于描写战争场面，也喜欢它有几章写地主打猎生活的极其生动的画面。这两部小说在艺术上对我有一个共同启发，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应该包罗的内容相当地丰富，人物和世相要缤纷多采。我在写《李自成》时，竭力向这方面追求，我希望全书写成时将会展开一幅十七世纪下半叶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的生活画面。”姚老追求奋斗的目标，最终在《李自成》中实现了，从帝王后妃到文武大臣，从文人墨客到市井小民，从义军统帅大将到男女战士，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把上层和下层的生活，展示得有声有色，无比丰富，绘出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绚丽多采的画卷。
《李自成》第一卷出版时，有的人批评姚老写李自成想当皇帝是歪曲了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的形象；歌颂牛金星是歌颂姚雪垠自己……这些让姚老又吃惊又出他意料的批评，到了“文革”时，更是猖狂。要不是毛泽东主席及时下达了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最高指示”，《李自成》无疑一定被打成“大毒草”，姚雪垠也一定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但无论是在什么形势和环境下，姚老始终坚持己见，没有一丝一毫退让。他说，写不写李自成有皇权思想，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两千多年，大大小小几百次农民起义，没有不带皇权色彩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上层建筑、传统的封建法权思想、皇权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结果。直到20世纪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才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关于牛金星，姚老说，这是一个复杂人物，在明末农民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参加了李自成的起义部队，当时举人这一级的人物还没有一个参加农民军的，牛金星肯参加，这是很不容易的，同时他确实有实际学问，所以李自成才那么重用他，让他做首相。如果把牛金星写成“碌碌之辈”，不仅道理上说不通，也把李自成写低了。但在刻画牛金星的时候，也写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态，写他有一股士大夫的酸气，这就为牛金星后来的发展变化埋下伏线。尚炯是封建社会的小知识分子，是同牛金星对照的人物，他极其忠于李自成的事业，却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灵魂中也没有士大夫的酸气，所以他一直坚持到最后，与高夫人一起壮烈牺牲。从姚老对牛金星的论述，我们也能体会到，他对《李自成》这部长卷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把握及其发展，不仅有着充分的考虑，而且是反复斟酌的，不是那么简单随意创作出来的。
在和姚老交谈中，他谈的最多的就是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对这个问题姚老想得很深、很细，而且在进入四、五两卷写作后，他原有的一些想法，有的有所发展，有的有所变化。比如，对于李自成进北京后，严刑追脏的行动和后果，分量就比他原来的构思大大加重了。在姚老的笔下，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刘宗敏，在当时都没有想到北京和他们占领的其它州县是不同的。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进入北京之后，特别需要讲究策略，更何况当时还面临与清兵直接对峙的局面，更需要求得京城的安定。但李自成、刘宗敏和他们的左右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一进北京便不加区别的拘捕了明朝大批皇亲、勋臣、上层官吏，严刑追脏。有些人被追了脏，还要处死，结果引起社会上极大的震动，在中下层社会造成恐怖气氛。对于抄没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全部运回西安，没有拿出一部分对北京的贫苦百姓施行救济，把追脏的具体行动同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结果不仅使李自成失去民心和信任，而且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这样的事情历朝开国皇帝都不会做的，独独出于李自成创业建国之初。姚老在第五卷特别以此与后来的多尔衮进北京作了鲜明的对比。
又比如，李自成进北京以后，他让大顺军驻扎在城内，担起向官吏家室搜索金银的追脏工作，良好的军纪就很难再维持下去，随后奸淫掠劫的事情就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年轻的妇女跳井、上吊自杀的事屡屡发生，造成人心背向的恶果出现。这时如果李自成果断下旨，严申军纪，把军队迅速撤出北京城内，军纪败坏的现象，完全可以阻止，情况也会有所补救。但李自成采取了放纵态度，将领们也贪恋北京城内的生活，军纪继续败坏，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在北京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影响迅速下滑。京城的百姓由原来兴高采烈地拥护李自成和大顺军进北京，这时感到失望和痛心，转而怀念明朝，把希望寄托在吴三桂拥护太子即位上。开始，姚老对大顺军军纪败坏的现象和恶果还看得不那么严重，但后来他在写四、五两卷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这问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时的李自成已不是一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一位新朝的皇帝，在他进入北京之后，他的左右或被封侯、或被封伯，都获得了“高爵厚禄”“子女玉帛”之利，已经形成了一个新朝的封建统治集团，这时无论是李自成，还是他的文武大臣也就没有什么顾虑，再考虑什么影响了。姚老也还写到，在李自成败出北京退到山西后，他有所醒悟，曾想严厉整顿军纪，但收效甚微，派出的军队依然纪律不好。军心涣散，军无斗志，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李自成最后败亡，也没有扭转过来。
再比如，李自成从北京退到山西时，河南的地方武装纷纷起来反对大顺政权，使河南的局面陷入不可收拾。这时李岩请求给他两万人马回河南收拾动乱的中原局面，李自成起了疑心，下旨将李岩兄弟杀掉。假若李岩不被杀掉，给他两万人马，让他回河南，代表李自成独挡一面，也有可能使河南的局面发生一些变化，甚至会有所好转。如果那样清兵就不能毫无牵制地集中力量攻打潼关，只要战争形势稍微有点缓和，陕西暂时松口气，就有可能出现对李自成和大顺军有利的新局面和新变化，所以李自成错杀李岩兄弟的后果关系全局。但最初，对李自成错杀李岩兄弟的严重后果写得并不充分。当时姚老把责任过多地归罪于李自成轻信牛金星的谗言，后来他有所变化，偏重于李自成这方面的责任。首先是李自成对李岩不信任，进而引起疑心，最后给牛金星下旨处死李岩兄弟。牛金星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最终他还是个执行李自成错误决定的人，这个变化在五卷中体现出来。
姚老说：“我写《李自成》，目的不仅仅是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通过小说的艺术反映，让读者认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人们认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起积极的作用。”所以在四、五两卷里，姚老既要写出李自成起义的后期，在军事上取得空前胜利的道理，也要写出李自成从胜利的顶峰迅速走向失败深渊的道理。姚老深有体会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的眼睛，照亮了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让我经过若干年的学习与思考，探索与研究，对李自成失败的原因，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一下形成的，是渐进的，从不全面到全面，从不细致到细致，从不系统到系统，到这时我才有了写好《李自成》的信心和勇气。”确实如姚老所说，从1957年他写《李自成》第一卷开始，到1999年四、五两卷出版，他一直在边写作、边思考，他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发展、变化。就是在五卷本全都写完之后，他还计划从头开始再通盘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才算定稿。所以姚老一直把过去已经出版的三卷和现在出版的四、五两卷称之为“未定稿”，就是这个道理。姚老常说，这种边写作，边思考，边修改，边定稿的作法，有无尽的好处，使他的认识水平永不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总是在提高，在发展，这就有可能使《李自成》越来越接近完善。在《李自成》的创作中，姚老的这种追求完美的毅力和精神，实在让人钦佩。
二
从《李自成》第三卷出版，到四、五两卷出版，整整间隔18年！人们常常不解地问：为什么四、五两卷花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因为四、五两卷在《李自成》全书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是全书的高潮，而且关系全书的成败，是关键的两卷。姚老早在动笔写《李自成》之前就说过这样的话：“我首先考虑和解决的就是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而且又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快！这是我写这部历史小说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倘若这个问题心中无数，这部小说就没法动笔去写。倘若对这个问题认识错了，小说就会全部失败。”由此可见四、五两卷的重要性，然而要写好四、五两卷又谈何容易！
对姚老来说，第四卷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对李自成进北京如何认识？怎么去写？这是姚老动笔前反复琢磨的一个问题，也是《李自成》碰到的一个禁区。过去一直把李自成进北京说成是农民起义的“光辉的胜利”，而在《李自成》这部小说里，姚老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李自成进北京是他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顶峰走向大悲剧深渊的转折点，李自成从这里开始迅速走上了败亡的道路。姚老这么说，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说，如果李自成及其周围的文臣武将头脑比较清醒的话，在占领陕西和山西以后，就不应该急着孤军远征北京，而是用上一二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经营他已经占领的广大地区，设官理民，恢复农桑，抚辑流亡，让人民有粮食吃饱肚子，有衣蔽体，有屋容身，生儿育女，过上一段时间的安定生活，人民就会继续支持他，拥护他。李自成起义时，人民对明朝不满，人心思乱，所以从者如流；当李自成进入西安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人心思治，希望停止战乱，恢复生产，过上几天安定温饱的生活。但李自成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只想东征成功，攻入北京登基作皇帝。他没有想到不顺从民意，人心就可能动摇，这么简单的道理，李自成没想到，他身边文武大臣也没有想到。李自成迅速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与他在困难时期同百姓建立的密切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他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李自成走乱中求治的建国路线，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在进入西安之后，先不急于东征，花上一段时间巩固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北部（即今湖北）的广大地区，肃清明朝的旧政权和残余军队，摧毁反动地方武装，团结可争取的地方武装，给人民以恢复生产的时间，让人民有一点“复苏”之乐，人民就会继续拥护李自成和大顺政权，同时李自成也为大顺朝的政治和军事的发展打下点基础。在李自成的新政权稳固了，将士们也得到了休整，生产也有所恢复时，再向北京进军，那时的军事形势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再不用怕吴三桂拒降和清兵入侵了。
姚老还谈到，就是孤军东征，如果从西安出发时，李自成考虑到清兵可能入关的危险性，率领的不是六万人马，而是二十万人马，力量的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许吴三桂就不会降清，即使降清，李自成在山海关不战败，北京不失手，河南、山西等地的反动武装就不敢纷纷叛乱，大顺朝新建立的政权就不会那么快被摧毁，李自成和大顺朝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局面。假如还有七八万人马控制在保定的刘芳亮手中，紧急时驰援李自成，假如再有几万人马进驻天津，纵然山海关大战失利，清兵也不敢直向北京，即使向北京发动进攻，碰了钉子就会缩回关外去，大顺朝的命运就不是后来这个样子。还有，假若李自成进北京以后，保持清醒头脑，命令大顺军保持高度戒备，对保卫北京作一些必要的布置。比如，把军队驻扎在城外，保持良好的士气，同时在战略要地通州，积极作防御准备，即使同样在山海关吃了败仗，北京也不致于轻易放弃。如果北京不放弃，对全局就会起很大的积极作用。由于李自成打算建都西安，忽视了北京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所以他进入北京后根本没有采取巩固北京防务的任何有力措施，这是李自成在战略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一连串的失败，使他在山海关大战中本来应该在意料之中发生的情况，在紧急时刻出现时，他便无法应付，只好溃败，最后匆匆退出北京，造成一步被动，步步被动，全局被动，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姚老在四、五两卷中，以他的胆识和见解，打破过去的禁区，出色地描写了李自成从进北京到退出北京这个沉重的历史故事。
姚老在谈李自成失败和四、五两卷的写作时，说过不少富有创见、新鲜而又深刻的看法，也说了不少让人感动的话语。他说：对李自成失败的分析，虽然是我今天的认识，但我决不是用今天的认识水平去要求李自成，那样做是反历史唯物论的。但就以三百年前的历史具体条件来说，李自成完全有可能避免失败，也可以改写大顺朝的历史，改变李自成自身的悲剧结局。正因为这样，我对他的失败才感到痛惜。同时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比较清楚，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也就会使我比较容易地写出李自成失败的深度了。
从姚老对李自成失败的分析和认识，让我们对老人的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写作态度不能不感到欣喜和钦佩。就我看到的文章和资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来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就其论述之全面、深刻、细致来说，姚雪垠还是第一人！所以我在记述姚老这些论述时，常常停下笔来，深思赞叹不已！我想，就为了认识这些问题，姚老要读多少书，作多少卡片，花多少精力和时间，去分析、研究、比较、查证啊！如果说姚老关于李自成失败的论述是他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史料的话，那么他的这种坚韧顽强、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和钻研精神，则是留给我们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5年《李自成》第四卷“崇祯皇帝之死”和第五卷“李自成之死”这两个单元在《小说》上发表时，已很精彩。但后来姚老通通推翻重写。当1990年《小说》第二、三期连载“李自成进北京”时（即现在出版的第四卷中的“围城时刻”、“崇祯皇帝之死”和“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的第十三章），我又一次拜读了这个大单元。我敢说这次修改是相当成功的，给《李自成》第四卷增加了几倍的艺术力量！当时我曾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登门祝贺姚老的成功！姚老说：“崇祯皇帝之死”发表后，反应很好，但我并不满意，在写“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单元时，又有了新的想法，把“崇祯皇帝之死”中的一些重要情节融入“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单元之中，作为第四卷的一个重要内容，使第四卷一下就进入大悲剧的高潮，使四、五两卷的衔接处在故事上一气呵成，结构更加严密完整。围绕崇祯皇帝之死这部分，有的情节重新构思，有的情节精心修改，不称心不如意的宁可弃置， 也决不含糊吝惜。 姚老对经历了276年的明朝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是当作一个社会群体的大悲剧， 一个封建阶层的大悲剧，而不仅仅是崇祯个人的悲剧，要写透这一点，就要把崇祯皇帝以身殉国的典型环境写得“满意”，就为这满意二字，姚老写了改，改了写，他不是一万字、二万字地推翻重写，而是几万字几万字的推翻重写，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当年《小说》上发表的“崇祯皇帝之死”与现在出版的《李自成》第四卷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一下，便可看出姚老付出的心血！现在姚老是把李自成进北京与崇祯皇帝之死交叉在一起来写，写崇祯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前，从不南逃，不能下决心南逃，到后来明白过来想南逃，又为时过晚，失去了南逃的时机；写崇祯如果南逃了，明朝也有可能避免亡国，然而崇祯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最后身殉社稷，国亡君死，走上了亡国之路；写崇祯在李自成破城前的惶恐、悲愤、幻灭、绝望，错综复杂的心理和李自成破城后，下旨后妃自尽，亲手劈杀公主和幼女，最后偕太监王承恩自缢于煤山脚下。写崇祯、周后虽死，乾清宫、坤宁宫的宫女头儿魏清慧、吴婉容和长平公主的贴身宫女费珍娥，如何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为明朝尽忠，为帝后尽节。姚老对费珍娥这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身上花了更多的笔墨，写费珍娥如何被吴汝义发现，献给李自成；写李自成如何被费珍娥的容貌和才华倾倒；写他又如何从自己动心、喜爱到从战争的大局出发，把费珍娥赐给罗虎为妻；写费珍娥如何从一心要刺杀李自成到刺死罗虎而后自尽。这些情节在姚老的笔下，既写得那么生动细腻，又显得是那么深刻重要。
姚老在《李自成》的第四卷，把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同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权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后，在攻克北京的瞬间，便宣布了明朝的历史和崇祯皇帝本人的历史已经结束。虽然崇祯皇帝至死不认输，不甘心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但明朝确确实实是亡了，他本人也确确实实是亡国之君了。姚老在塑造崇祯“这个”封建帝王中的复杂人物、复杂性格时，一点也没有简单化。他形象地写出崇祯登基以来，宵衣旰食，勤于朝政，一点也不敢懈怠，极想做一个有为的“英明之君”、“中兴之王”，力挽狂谰，拯救明朝的灭亡，就是在覆灭的现实面前，他还留下“衣带遗诏”和自缢时以发覆面，表明他“做亡国之君我不甘心！”“失去江山，无面见祖宗于地下。”这些姚老写得愈强烈、愈深刻、愈生动，愈能说明明朝灭亡的社会复杂性和历史多变性。如果姚老笔下的崇祯皇帝，是一个腐朽荒淫，不理朝政的无能昏君，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遗憾，人们会把明朝灭亡的责任毫无保留地归罪于崇祯，崇祯也就顺理成章地落个“亡国之君”的骂名，这样也就没有什么悲剧可言了。崇祯死，明朝亡，许多人为他痛哭，为他殉节，第四卷虚写了懿安皇后和袁皇贵妃回到娘家自尽和新乐侯刘文炳全家自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侧面的描写，都是为了反映明朝灭亡时的“这个”典型环境。在典型环境的创造中，姚老把灭亡前崇祯的思想感情、复杂心理浓浓地、具体地展示出来，把崇祯皇帝个人的悲剧与崇祯皇帝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群体、封建阶层的悲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明朝的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的悲剧气氛、悲剧环境和悲剧效果更加真实和强烈！在这里姚老不仅写出这场历史大悲剧的深刻性，还写出了文学的典型性，这样就把李自成进北京和崇祯皇帝之死的艺术水准推了上去，也使四、五两卷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成为全书的高潮。
《李自成》四、五两卷另一个方面的成就，就是更加深化了李自成的性格。写气势磅礴、踌躇满志的李自成率师势如破竹般攻克北京；写李自成以大顺皇帝的身份进了北京、进了紫金城；写张皇后的贴身宫女窦美仪被李自成收为妃子；写田皇贵妃的贴身宫女王瑞芬成了李自成入宫后的管家婆；写吴三桂拒降，李自成围绕对吴三桂用兵不用兵的决策上的矛盾心理。李自成进入紫金城后，他不想打这仗，也没有准备打这仗，但眼前的事实让他骑虎难下，最后他还是决定御驾亲征……。在这里，姚老对宋献策和李岩这两个人物作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他俩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看到明朝灭亡后，满洲清朝就成了大顺朝的劲敌。李自成如果东征失败，就可能败出北京，影响所及，不堪设想。所以他俩竭力阻止李自成东征，但最终他们发现，与李自成最初保持的“袍泽”亲情已经所剩无几，而今取代的是君臣关系，虽苦口谏阻，也无济于事了。写李自成不听宋李的劝阻，决定亲率六万大军夺占山海关。对当时清兵的行动，对满洲的军事实力，他不清楚，只是猜想清兵可能南来。他只认为此行是同亡明的残余势力作战，不明白现在他的真正可怕的敌人已经不是吴三桂，而是新兴的满洲政权，是建立在沈阳的清朝。对这一点姚老浓墨重染写得无比沉重。由于李自成对清兵入侵的严重性没有认识，其恶果只能是在山海关大战开始以后和他统率的六万大军溃败之后，在形势不断恶化的进程中逐渐加深认识。
我们在研究姚雪垠的悲剧思想和悲剧艺术，悲剧人物和悲剧命运时，不难看出，姚老在悲剧思想和悲剧创作上的贡献。最显著的就是他在写崇祯皇帝悲剧结束的同时，就进入了李自成悲剧的迅速发展，乃至发生大转折的突变。《李自成》全书表现的是一场农民起义由弱小到壮大，又由壮大而败亡毁灭的大悲剧。《李自成》共五卷，在先前已经出版的三卷中，第一卷写李自成处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如何惨淡经营，不折不挠，保住大旗，站稳脚跟；第二卷写李自成继续在艰难中经受考验。在这两卷里，李自成爱惜百姓，礼贤下士，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处处发挥自己的所长、优点，而他自身的弱点、缺点，几乎都自觉的被克制下去了。但在他破洛阳、杀福王之后，就不同了。闯王的人马发展到几十万，闯王的威望越来越高，闯王的事业走向壮大和成功。这时他自身的缺点、弱点，就开始暴露了。他正式称号定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宣传他的起义是奉上天之命，他自己“乃文乃武乃圣乃神”，这些作法，反映了李自成急于千秋大业告成的帝王思想，反映他的等级观念愈来愈严重，重建一个封建王朝，当一名新朝皇帝的欲望愈来愈强烈，所以李自成并不是在进北京以后变化的。第三卷对李自成思想上、心理上、作风上的这种深刻变化，已经作了充分描写。李自成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军中产生的领袖人物，他不可能永远保持像一、二两卷时那样的思想作风。帝王思想，等级观念，随着他的声威和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到这时历史造就了李自成，已不再是一位农民领袖，而是一位帝王，这就是《李自成》这部小说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真实。李自成从襄阳到西安，到进入北京，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这样的胜利大进军，在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遗憾的是这样巨大的胜利，却不是李自成事业的开始和延续，而是他政治上、战略上严重失误的暴露和发展。所以我们在读《李自成》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感受，姚老愈写李自成的空前胜利，愈让人对他突然失败而格外惋惜。山海关一败便不可收拾，先是退出北京，接着又退出山西，退回陕西。潼关战役惨败后，又退出陕西，退向湖广，清兵步步紧逼，接着又放弃了襄阳，退到鄂中地区。在他乘虚进入武昌后，本来可以利用武昌和汉阳的有利地形，抗抵清兵，但他已丧失斗志，当清兵来到时，他继续向东逃亡，在富池口遭清兵夜袭，几乎全军被歼，刘宗敏、宋献策被俘，李自成的眷属有的投江自尽，有的被俘被杀。李自成逃到桑家口，又被清兵追上，又逃入江西境内，清兵穷追不放，又转入湖北通山境内，人困马乏，被乡勇杀害于九宫山北麓牛迹岭下，最终走完了他的败亡道路。姚老在最后这几章，把失败中的李自成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作了最后一次深化，将李自成的悲剧艺术形象最终塑造完成。
在李自成被害，他的主力部队被清兵歼灭以后，姚老还拿出一定篇幅，写高夫人率余部坚持抗清的武装斗争，甚至不惜放弃大顺旗号，同南明合作，联合抗清，一直坚持了十八年。最后被清兵团团围困在茅庐山中，在清兵攻上山时，所有战士没有一个投降的，高夫人、慧英、李来亨、尚炯、王长顺和他们的亲兵放火自焚，在一片火光中，他们仍然站在屋顶上射杀清兵，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到此姚雪垠才给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划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姚老说，他在长篇小说情节上的美学追求是：壮美与优美交互变化，以壮美为主调。在这里充分体现出来了。本来这部长卷到李自成死就可以结束了，为什么后面又写了这么一大段呢？姚老讲过这样的话：“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民族危难的时候，真正前赴后继、顽强不屈地反抗异族入侵和异族统治的是人民大众，而不是封建上层社会。上层社会中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分子，也只有和人民大众相结合，才能有所作为，而要做到真正同人民大众相结合，把人民大众作为依靠力量，是十分不容易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余部在抗击民族侵略的战争中是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当他的这些部队流尽最后一滴血时，全中国汉族中的上层社会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已向满族所建立的大清皇朝投降。然而农民起义的火焰是不会因此熄灭的。当高夫人这支部队最后被消灭时，新的农民起义的火种已经开始播种下去。小说中红娘子和红霞云游各地，就是在传播这样的火种。经过几代以后，到嘉庆年间，终于在四川、湖北等地爆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
姚老在《李自成》四、五两卷中，把悲剧冲突的核心提高到历史发展的根本上来，把个人性格悲剧提高到社会的阶级、阶层的悲剧上来，把悲剧的美学特征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这样展示在姚雪垠笔下的悲剧人物和悲剧命运，悲剧思想和悲剧艺术的创造和发展就显得很不寻常。可以说，从崇祯皇帝之死到李自成之死，从明朝灭亡到大顺朝败亡，充满了悲壮之美，笔墨变化之美，这就是姚雪垠花在四、五两卷上十八年的心血结出的硕果。
1999年4月29日姚雪垠以他89岁的高龄离我们而去， 他既没有看到就要出版的四、五两卷，也没有成为千禧年的老人，这确实是十分遗憾的！但他倾注了大半生心血的320 万字的煌煌巨著《李自成》最终完成了。可以说，姚雪垠是在给自己的人生和《李自成》的创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之后才远行的。写到此，就让我对老人的去世感到无比的惋惜和怀念，同时也感到庆幸和宽慰。
《李自成》这部长篇小说，虽然是经历了42年漫漫岁月创作出来的，虽然姚老在创作中一直恪守“不求急功，但求少愧”的准则，但其间仍难免有文思不属之处，诸如：笔墨失之拖沓，繁复而不够精炼，以今推古的现代化感觉等等，虽然这些不影响全书的整体水平，但我们在认识《李自成》突出成就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事实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这样才不失为一种文学的、辩证的科学态度。其实，姚老生前早有这个思想准备，不然他就不会一再表示全书写完之后，还要统改一遍，才算最后定稿。这里面就包含了听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意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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