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骈散并兴的接点上——再谈阳湖派的性质与风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接点论文,风貌论文,清代论文,再谈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1)03-0019-06
史称阳湖派古文家能“拔戟自成一队”。①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条列清代古文家时，以“桐城派”、“阳湖派”、“不立宗派”三目统摄，可见阳湖派的卓然名世，是清中期古文发展的一件盛事。加上桐城派对阳湖派有影响与启发之迹，故人们习惯于从古文脉络来为阳湖派定性。但阳湖派的兴起，比之桐城派的初兴，实与骈散并兴之文章时局的消息更大。阳湖派的“文体不甚宗韩、欧”，其所依托的文章学资源，不限于古文，亦跨界到骈文。这种透露骈散并兴历史机宜的风格学实践，既参与常州地域传统的型塑，亦预示文坛向近代的过渡。
(一)“阳湖”名派与地域底蕴。
从乾隆末年到道光前期，经过前后30余年的群体努力，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友朋同道间的文章观和文章创作形成影响力，并为世瞩目。阳湖派的构成形态较为松散，主要是靠朋友切磋，并以相互间的定集、品评等形式，保持创作趣味上的互通声气，形成了一个意趣相投的文学交游圈。在此基础上，流派标识逐渐明朗，且因地域机缘的作用，颇有一批文学后辈深受族亲或乡贤的熏染与引导，持续地显示出富于地域特色的文体素养。这种地域宗风的传承，也因某些代表人物的仕宦行踪而波及于旁省别邑，且具有不限于常州一地的后续影响力。
同人订交的最初踪迹，以乾隆五十四年前后为重要。18岁的陆继辂与年龄相仿的张琦、祝百十、庄曾仪、丁履恒及其侄陆耀遹等订交于里第②，李兆洛亦参与其中，其后李兆洛为陆继辂所写《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回忆曰：“予年二十，始识君于君之第，一时里中少隽士皆集，因而定交。予每至郡必诣君，同人皆集君所，予之友皆君友也。”[1]卷十一两年前在京师已结为文学之友的张惠言与恽敬亦归乡来聚，同聚的还有祝百十的姐夫薛玉堂等人。
这批“里中少隽士”同气相求，融摄了特定的时代与地域文化内涵。乾嘉之际政局的衰变、文化政策上思想控制的缓冲，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世学风的复苏。阳湖派诸同人虽多为寒士，但怀抱济世情怀，互相砥砺志节，体现了压抑中力求振拔的自立精神。
这种自立精神因常州今文经学派与阳湖文派的关合而格外彰显。在这批“里中少隽士”的交游圈中，有数位出自常州今文经学开山宗师庄存与家族，可谓庄氏之学的嫡传，如李兆洛记述自己通过庄存与之孙庄绶甲、孙女婿丁履恒、外孙刘逢禄而“获知庄氏之学”③，他又记庄绶甲“承师论交，博访孤诣，如张编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刘礼部申受、宋大令于庭、董明经晋卿诸子，无不朝夕研咏，上下其议论”(《附监生考取州吏目庄君行状》)[1]卷十二。其中宋翔凤为庄存与外孙，董士锡为张惠言外甥。至道光初年，李兆洛请人将时相雅集的贤友祝百十、张琦、丁履恒、陆耀遹、庄绶甲、周仪暐、方履篯、周济、张成孙等14人画成《同车图》，作文记之。此图“见贵于名流”。[2]159其中张成孙为惠言之子。“同车”的寓意，也是这个不乏人才接力的交游群体的生动象征。常州学派对于近代学术的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论，是“一代学术转捩之枢”(《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3]卷四十一。常州学派以引领今文经学研究而著称，饶有“绝学”之誉(龚自珍《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4]494，其实开派人物在学风上颇善融通。无论是庄存与治学的“深造自得，不分别汉宋”(《附监生考取州吏目庄君行状》)[1]卷十二，还是刘逢禄的“不泥守章句，不分别门户”(《礼部刘君传》)[1]卷十四，都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宏而通”的学术精神，并由会通而走向探本穷源、别开生面。这种会通的色彩还表现为经术与文学合一，即常州士人儒林而兼文苑的主体精神日益建立。在通儒辈出的乾嘉时期，这种精神于清代士人个体来讲，不乏其例，但就某一地域整体来看，常州士人群体尤其超卓。常州今文经学派与阳湖文派人员的交叉迭合现象，正说明儒林而兼文苑的理念已被赋予群体的意义，具有地域文化的魅力。此期常州的经儒往往特具文学内涵，《公羊》学诸大师尤其如此。刘逢禄善于砥砺于朋辈，在诸多集思广益的对象中就包括董士锡的“词动魂魄”④，恽敬称许刘逢禄“治经行文俱冠流辈”(《与孙莲水》)[5]卷一；宋翔凤《香草词序》谓“弱冠后始游京师，就故编修张先生受古今文法”[6]350，在文学上有心师从张惠言，故其著述具“文特华妙”(章太炎《清儒》)[7]476之长。阳湖文派的卓然自立，有效地强化了儒林而兼文苑的地域传统，并反映在“学以济文”的思路开掘上。道光初年，陆继辂在《上孙抚部书》中推举李兆洛、丁履恒、庄绶甲、宋翔凤、董士锡、方履篯、张成孙等人的“瑰辞朴学”[8]卷三，此时张惠言与恽敬虽已逝，但“瑰辞朴学”的范式已显示出稳固的活力，亦为世瞩目。
阳湖派与词史上的常州词派，在早期人员组构上，几乎是重合的(陆继辂《冶秋馆词序》)。[8]卷三这一情形也值得提及。他们在词学上追求“指深言文”，与在文章学上“文苑儒林合同而化”之新境，也有呼应意味，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晚清学界文坛上常州魅力在经学派、古文派、骈文派、词派上都有体现；而这些门派在人员构成上的交迭渗透之势，以及在学风理念上的相通互促之境，又使得它们各自的声势交相含摄。故“阳湖”之名易于播在人口，亦时见以“阳湖”指目经学上的常州派⑤及骈文上的常州派⑥，但更通行的，则专指古文派。
阳湖派形成了切磋讨论文章学的活跃气氛。张惠言《茗柯文编》是该派较早的成果，此集共分四编，前三编的结集都出于作者手订，嘉庆五年作者有自序。今存其初编手稿本中，有王灼、吴德旋、刘逢禄、董士锡诸人评语。同治八年刊评点本《茗柯文编》，主要是恽敬的眉批，不仅有赞扬，亦加商榷，体现出两位古文家的知己之诚。恽敬乐于在朋辈间规箴，他还为陆继辂的《崇百药斋文集》作过删削，作者有“拣金一劳再披沙”的诗句相赠。董士锡于嘉庆二十一年也对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提出编定意见。道光八年陆继辂《崇百药斋三集》刊刻之际，宋翔凤为之序。张惠言之弟张琦于本年校刻先兄《拟名家制义》并跋之。这类互为序刻之例不一而足。朋侪之间也有因互相信任而代笔为文，如恽敬有《朱石君尚书梅石观生图颂代张皋文》之作，可知恽、张在赋颂之体上造诣可亲。李兆洛于道光元年编刊《骈体文钞》，旨在融通骈散，他意识到此书命义别致，“恐古文家见之不平”，所以不仅有自序，还自代庄绶甲拟成《骈体文钞序》，足见相知及借重之谊。[9]70-71
阳湖派对文坛的贡献，也是在与桐城派的动态关联中得以展示的。
张惠言本人对亲近桐城派刘大櫆古文之学有过表述，其《文稿自序》称友人王灼曾“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于其师刘海峰者”。[10]时当乾隆五十三年，王灼得读张惠言所作《黄山赋》而善之，劝为古文，并语以所受于其师刘大櫆之古文法。但客观地看，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其《书刘海峰文集后》对刘大櫆的古文取径与成就有所质疑，如对王灼所持的“海峰治经，功半于望溪，其文必倍于胜于望溪”之见不甚赞同。[9]121实际上张惠言走上了学与文兼茂之路，拓展积学明理的思想境界，他“求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前圣制作于《礼》郑氏，辨《说文》之谐声”(曾国藩《重刻茗柯文编序》)[11]卷一，作为专精的汉学家而治古文，其古文成就的典范意义已不同于“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方苞。关于张惠言与刘大櫆的这层因缘，张惠言门下亦有所认取。如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在学品文风上有“酷似其舅”[12]712之评，年16从舅氏游，承其指授，所为虞氏《易》、古文、赋、诗词皆精诣。[１３]卷六包世臣于道光十年《自编小倦游阁文集三十卷总目序》对董士锡“工为赋及古文”评价曰：“览其赋闳廓幽窈，古文亦浑深有作者之意，虽沿用桐城方望溪、刘才甫之法，而气力遒健能自拔。”[14]610董士锡是笃守师承的，特别是古文之学由舅氏而上溯于桐城派的刘大櫆，嘉庆二十二年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提到：“晋卿古文之学，出于其舅氏张皋文先生，皋文受于刘才甫之弟子王悔生，盖即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晋卿才力杰骜，下笔辄能自拔。”察觉董士锡虽服膺桐城之法，但自具才力思致，“下笔辄能自拔”，可以突破桐城派的创作范式。这一点在其师张惠言身上已有体现，如张惠言有一句播在人口的论文格言，据林昌彝辑《射鹰楼诗话》卷二二载：“太史平日论文尝谓：‘法有尽而意无穷。’此意足为执死法以言文者进一解。”阳湖派在“意”与“文”诸方面的开拓方向，张惠言有奠基之功。
恽敬对桐城派展开了更广泛而尖锐的评论。他认为方、刘、姚三人之中，刘大櫆文格最低，姚鼐不及方苞；又认为方苞虽雅正却失之窳弱(《上举主笠帆先生书》)。[5]卷三他总结清初以来的古文实践，从中归纳出两条线索：“侯朝宗、魏叔子进乎此矣，然枪棓气重；归熙甫、汪苕文、方灵皋进乎此矣，然袍袖气重。”(《与舒白香》)[5]卷二侯方域、魏禧的古文取径驳杂；归有光虽是明代人，但由于汪琬、方苞的清真雅正之风与之衔接，占据清文正宗地位。恽敬寻求自立，试图在“极正”与“恣诡”之间，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包世臣于道光元年所写《读大云山房文集》称：“古文自南宋以来，皆为以时文之法，繁芜无骨势。茅坤、归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谓真古文矣，乃与时文迩近。子居当归、方邪许之时，矫然有以自植，固豪杰之士哉！”曾与恽敬晚年有过会面之缘的张维屏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评判：“愚以为文气之奇推魏叔子，文体之正推方望溪，而介乎奇正之间则恽子居也。”都充分肯定了恽敬不受桐城派牢笼、创立新典范的气概。[9]122-128在清代中叶，文坛对于学与文的关系多有新探。阳湖派受常州学风的熏染，在创作实践中颇有开拓。与张惠言“法有尽而意无穷”的文学践履相呼应，恽敬提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之说(《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叙录》)[5]卷首，是以学济文的重要策略。较之理学教义或经学考据，诸子百家杂学在激发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力度上，更易于取精用宏，故对于理学束缚具有一定的脱逸倾向。反映在文章上，就助成活泼奇警的文风，尤其是论辩文颇有成就。⑦在道光前期，文坛上出现“姚、恽派分”的提法(谢应芝《吴耶谿墓表》)[15]，从恽敬与姚鼐的标杆式对比，也足以显示恽敬的风格成就对阳湖派宗风的意义。⑧
继恽敬在风格建树上与姚鼐抗衡，嘉、道之际，阳湖派一方面以李兆洛为代表，在突破古文藩篱、扩大古文取径等问题上，继续表现出与桐城派的别裁异趣，以至后人有“姚、李二流”之判(章太炎《与人论文书》)[16]167；另一方面，陆继辂等人在恽敬、张惠言逝世之后，大力表彰两人的古文成就，欲使世人能够“倾心宗仰”(《七家文钞序》)[8]卷三。
不过，作为门派的界定，阳湖派与桐城派的分界线仍是有一定渗透性的。阳湖文家基于其审美倾向的共性及其地域底蕴，在文化取资上对桐城派具有突破意义。尽管如此，阳湖派的崛起并不完全是以桐城派的对立面出现的。阳湖派“介于奇正之间”的通变之风，为清代中叶骈散蓄势繁盛的文坛带来新探索，且对于近代文风不拘一格的发展前景而言，也具有推动意义。
(二)“文体不甚宗韩欧”。
道光七年，龚自珍所写《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诗中有“文体不甚宗韩欧”之句，可视为对阳湖派文体成就的一种凝练概括。⑨桐城派古文的统绪是从归有光、方苞而上接唐宋古文，并溯源于秦汉文。摒弃六朝骈偶之文，是桐城派“宗韩欧”的要义。“宗韩欧”还是“不甚宗韩欧”，看似不过是程度上的问题，却对古文内涵、文统观等问题有本质性的歧异，从而影响了阳湖派古文新典范的形成。
张惠言编选《七十家赋钞》以及浸润于汉魏六朝辞赋的素养，形成了一定的门风。张惠言的文学历程中经历了“好《文选》辞赋”⑩的阶段，其标记是乾隆五十三年《游黄山赋》的问世，这是他最早的赋，也是《茗柯文》的起点；嘉庆四年二甲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步入他作赋的另一个高峰期，以馆试律赋为多。张惠言的大赋，尤其是稍后于《游黄山赋》的《黄山赋》，在乾嘉以来的学者中别具分量，既体现出经学发达时代“经学家皆通小学”的素养，又能跻身“不愧八代高文、唐以后不能为者”的名篇行列。张惠言善于将“修学立行，敦礼自守”的人格操守，融入多篇抒情小赋之中，如其《望江南花赋》云：“尔其
朝阳而布叶，矫夕仪而敛阴，托秋霜而表荣，倚曾墀而效心。华不饰悦，香不越林，群不比标，偏不戾参。独专专兮沉沉，体志安隐，醰醰深深。”在对望江南花的描绘中流露出“华不饰悦”、“体志安稳”的人格取向，令人读其文而想见其“表里纯白”之为人。(11)张惠言在赋写物象时，往往将物象的意蕴凝练到人格操守上，这正体现了他在《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中所言的赋需“统乎志”的思想。编成于乾隆五十七年的《七十家赋钞》选录自屈原至庾信70家之赋181篇，断自六朝，止于庾信，认为至庾信则“其体之变则穷矣，后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闻也”，隋唐以后的赋已经“难可复理”，故略而不录。张惠言去世后，董士锡代表群弟子作《同门祭张先生文》，文中评价张惠言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时，言及“今之辞赋，孰就榘规？曹、庾而来，其体以衰”，把曹植、庾信所代表的六朝时期，当作体制上建立“榘规”的依托和资源。张惠言以“特善辞赋”和不弃六朝而带动了一批后学。(12)
在张惠言的亲炙弟子中，其外甥董士锡最称传人，善于以舅氏为矩矱，在《易》学、赋及古文等方面有融贯的造诣。包世臣深赞董士锡之赋“上攀班张、下亚江庾而无愧”，“赋亚文通、子山”。班固、张衡是汉赋大才，江淹、庾信是齐梁赋杰。这里的比拟也揭示了文体上的靠拢与取法。董士锡在文体上有多方面的尝试，如其《易象赋》《白云赋》用汉大赋体，《易消息赋》《愁霖赋》用骚体，再如《庭中杏华赋》用的是齐梁诗体赋。他善于将《易》学与赋艺结合，主要体现为哲理渊深和兴象鬯茂，显示了学与文相济的新探索。(13)张惠言之子张成孙亦能传家学，于经学尤精于《礼》，亦通小学；张惠言著《说文谐声谱》未竟而卒，张成孙续成之；又善历算，亦工文，尤工骈文。在张惠言诸弟子中，往往有赋稿或骈文稿著录或传世，如汤洽名，武进人，有《遡砚斋诗稿》六卷、《赋稿》一卷。[17]635-636蒋学沂，阳湖人，有《菰米山房文钞》一卷、《骈文钞》一卷，其至交陆继辂赞之“徐、庾文章久绝伦，近来诗律比黄门”(《平梁岁晚寄怀乡里之作》)[18]卷十，武进耆宿赵怀玉题其骈文集云：“久沾膏馥六朝余，持比参军俊逸如。细写幽情揭奇景，篇篇抵读大雷书。”(《题蒋上舍学沂骈体文》)[19]卷三二鲍照的代表作《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刘宋时期的名篇，其长处正在写奇景抒幽情，且对偶不失自然。嘉庆四年，张惠言在京师授学于受经堂，从学者中除董士锡外，还有皖籍金式玉、江安甫等人。道光三年(1823)，杨绍文汇刻师徒之文为《受经堂文稿》，其中金式玉《竹邻遗稿》二卷实为骈体，董士锡《齐物论斋集》二卷赋居其半。
在阳湖派的文体探索上更具树帜意义的，是李兆洛标举打通骈散的创作观。在姚鼐《古文辞类纂》于嘉庆末年付梓后一年，即道光元年(1821)，李兆洛《骈体文钞》也刊刻行世。此书收录晚周至隋代的文章近八百篇，有意与《古文辞类纂》立异，包世臣对编者的用心作了概括：“此论盛推归、方，宗散行而薄骈偶；君则谓唐宋传作皆导源秦汉，秦汉之骈偶，实唐宋散行之祖。”(《李凤台传》)[1]卷首在《骈体文钞》自序中，李兆洛反省道：“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以为与古文殊路。”他力图扭转视骈体与古文“殊路”的褊狭之见，重新疏浚文章学的宽裕传统。在李兆洛的文统观中，六朝骈文的存在价值得以正视，他把秦汉文作为骈体的源头，那么，古文与骈文不啻同出一源，彼尊此卑之想便无必要。他不仅以骈体蓝本的眼光看待秦汉文，而且认为“宗两汉非自骈俪入不可”(《答庄卿珊》)[1]卷十八，这是独树一帜之见，与桐城派效法秦汉的趣味也形成差异。作为一种积极的方略，李兆洛旨在探求打通骈散的创作出路，把文章理想寄托在汉晋美文。与李兆洛年辈相接的乡人后学中，方履篯对张惠言和李兆洛“最服膺”(陈寿祺《清勅授文林郎署福建闽县知县方君墓志铭》)[20]389，为文希踪范晔，李兆洛《答汤子厚》曰：“曩与彦文(即方履篯)论骈体，以为齐梁绮丽，都非正声，末学竞趣，由纤入俗，纵或类凫，终远大雅，施之制作，益乖其方，文章之家遂相诟病。窃谓导源《国语》及先秦诸子，而归之张、蔡、二陆，辅之以子建、蔚宗，庶几风骨高严，文质相附。”[1]卷八接受复信的汤璥(字子厚)，“工古文词，得魏晋人意”，李兆洛给予了文学上的汲引：“阁下近作涉兴无浅，言情必遥，已足祧六朝、追魏晋矣。深之以学，则士衡、子建何必远人。”
享有“治为循吏，教为名师”(黄体芳《养一斋诗集序》)[21]卷首之誉的李兆洛，从道光三年起主讲江阴暨阳书院，经营18年，培育众多弟子，形成了一个论学谈艺的中心，属于阳湖派在江阴的后劲。他们颇为敦崇博通经世实学，将学术与文学加以贯通，反映到文章旨趣上，一是在“道理著实”上寻求立言的存世价值，这样就容易兼取前辈校勘学大师卢文弨乃至常州今文经学派诸儒等的为文旨趣；二是不求行文格套，有摆落唐宋八家而上溯汉晋的倾向。据弟子蒋彤记，李兆洛在书院中的教言明确提到：“初学古文者切弗安排腔套，有意吸张……唐宋八家之文已往往犯此病，仿此以为文，故能文之家汗牛充栋，而实无一语可存，又何取乎能文耶！”[22]又据弟子汤成烈记李师“授以作文之法”曰：“必读诸子百家以辅翼之，管、商、申、韩、《吕览》、《淮南》、《新序》、《说苑》，各家不可不玩诵也；贾、晁、董、马、刘、扬、班、傅、蔡之文，不可不肄习也。”(汤成烈《重刊李申耆先生养一斋文集序》)[1]卷首所举从贾谊到蔡邕之文，既有丽辞壮采，笔下骈散之界亦不甚分明。江阴诸弟子在骈散相兼上不乏传承，如承培元所撰《说文解字系传校勘记后跋》一文选入晚清屠寄主编《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该文以散为主，与李兆洛融通骈散的文风一致；另有弟子夏炜如“以遒文丽藻魁能冠伦”，“根柢既厚，华采益振”，《国朝常州骈体文录》选录其文四篇。[23]
道光十九年，李兆洛拟于常州龙城书院院西先贤祠增祀庄存与、张惠言二人，又曰：“昭明太子为吾常文学之祖，岂可缺而不祀？”[2]189常州是《文选》编纂者萧统的故里，萧统“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文学宗尚(《文选序》)，已积淀为常州文风的远源。阳湖派对《文选》传统较为尊重，在观念上不废骈体，在创作上善于吸取辞赋骈文的翰藻，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晚清民初。
李兆洛之文入选晚清屠寄主编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达65篇之多，位列第二。其中的很多篇目，视为古文更为合适。即使是有骈文气息的篇什，往往并不刻意用典，骈散错综，与他编选《骈体文钞》所体现的汇融骈散的思想正相一致。屠寄对于同乡先贤的文体旨趣颇有心印，青睐李兆洛亦骈亦散的文章，这样大规模地采撷李兆洛之文入选，也足以体现他自己在创作上融合骈散的理念。在晚清文学的进程中，阳湖古文派与常州骈文派合流同趋，其作用的核心是不拘骈散论日益成为常州文家的共识，甚至也吸引常州以外的有识之士，如悉心评点过此书的仁和谭献，绎出“汉魏义法”之说(14)，堪称会心。不拘骈散论所具有的消弭轸域、消解禁律的内在要求，对于散文步入近代的发展，亦具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释：
①《清国史》卷五四《文苑·陆继辂传》曰：“是时常州一郡多志节卓荦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间。恽敬、张惠言，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继辂与董士锡所为文，亦拔戟自成一队。”(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嘉业堂本)《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陆继辂传》曰：“常州自张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继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遂推为阳湖派，与桐城派相抗。”(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陆继辂《百衲琴谱序》曰：“忆余与丙季(祝百五)定交，在乾隆己酉(即五十四年)之岁。丙季兄子常(祝百十)年二十有七，最长。次张宛邻(琦)、次吴仲甫(廷岳)，次丙季，次庄传永(曾仪)，次丁若士(履恒)，次余及余从子劭文(陆耀遹)。尔时识疏志大，挟其一隅之见，几以为天下士尽于此矣。久这，子常女兄之婿薛画水(玉堂)来自无锡，宛邻之兄皋文之友恽子居归自都下，而李申耆(兆洛)、吴仲伦(德旋)最后至。此十数人者，其所自期待与所相勖勉，岂尝沾沾求以文辞自见哉！”(《崇百药斋续集》卷三，清光绪四年兴国州署重刻本)
③《庄珍艺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有所记述：“兆洛自交若士、申受两君，获知庄氏之学。庄氏学者，少宗伯养恬先生启之，犹子大令葆琛先生赓之者也。宗伯如泰山洪河，经纬大地，而龙虎出没，风云自从；大令如蓬莱阆风，变现意外，而跬步真实，不堕幻虚，盖有积精致神之诣焉。继又得交宗伯之孙卿珊，始得尽窥所著述者。伏而读，仰而思，累月日乃晓然有会于读经之法与读书之法。”(《养一斋文集》卷三，清光绪四年刻本)
④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五“常州人才之盛”条载：“顷读武进刘礼部逢禄集《岁暮怀人诗》小序有云：‘敦行孝友，厉志贞白，吾不如庄传永。思通造化，学究皇坟，吾不如庄珍艺。精研《易》《礼》，时雨润物，吾不如张皋文。文采斐然，左宜右有，吾不如孙渊如。议论激扬，聪明特达，吾不如恽子居。博综今古，若无若虚，吾不如李申耆。与物无忤，泛应曲当，吾不如陆劭闻。学有矩矱，词动魂魄，吾不如董晋卿。数穷天地，进未见止，吾不如董方立。心通仓籀，笔勒金石，吾不如吴山子。’可见宏闻劼学之士，未有不
毣毣，集思广益者。”(《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41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徐珂《清稗类钞·经术类》曰：“常州派，一曰阳湖派，有庄存与，所著曰《周官记》《周官说》《周官说补》《春秋正辞》四种。述祖为存与从子，所著曰《尚书校逸》《尚书说》《毛诗考证》《周颂口义》《夏小正考释》《五经小学述》《说文古籀疏证》。刘逢禄为述祖弟子，所著曰《尚书今古文集解》《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论语述何》《发墨守评》《箴膏肓评》《废疾申何》。龚自珍为逢禄弟子，所著曰《婺源三传书》。魏源亦逢禄弟子，所著曰《书古微》《诗古微》。孙星衍所著曰《周堂集解》《尚书今古文马郑注》《尚书今古文注疏》《明堂考》《魏三体石经考》《孔子集语》。张惠言所著曰《茗柯全书》《仪礼图》。成孙为惠言子，所著曰《说文谐声谱》。”(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03-3804页)
⑥屠寄在《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叙录中指出：“乾隆、嘉庆之际，吾郡盛为文章，稚存、伯渊，齐金羁于前；彦闻、方立，驰玉驮于后；皋文特善辞赋，申耆尤长碑铭，诸附丽之者，亦各抽心呈貌，流芬散条，亹亹乎文有其质焉。于时海内属翰之士，敦说其义，至乃指目‘阳湖’以为宗派。”(《续修四库全书》第1693册第7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⑦方宗诚《桐城文录序》曰：“文以理为主，而说理之文易迂腐鄙俚平淡，少奇气古味，是一病也。”所反映的是正统古文家无力驾驭论说文的通弊。(《柏堂集》次编卷一，清光绪桐城方氏刻《柏堂遗书》本)
⑧《清国史》卷五四《文苑·恽敬传》：“论者谓国朝文气之奇推魏禧，文体之正推方苞，而介乎奇正之间者惟敬。苞之文，学者尊为桐城派。至敬出，学者乃别称为阳湖派云。”(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嘉业堂钞本)
⑨钱钟书《谈艺录》三九“龚定庵诗”条指出：此诗“可作常州学派总序”看，诗中此句即是对阳湖派古文特征的“提要钩玄”的说明(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⑩《文稿自序》曰：“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时文者三四年。”(《茗柯文编·三编》，四部丛刊初编第309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11)张惠言有一句名言：“文章末也，为人非表里纯白，岂足为第一流哉！”(恽敬《张皋文墓志铭》，《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第308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12)参曹虹、陈曙雯、倪惠颖《清代常州骈文研究》第五章第一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同上，参第五章第二节。
(14)在齐梁人王简栖《头陀寺碑》文下，谭献评曰：“辞不泛滥，汉魏义法未沦。”(谭献评本《骈体文钞》卷二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