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控制理论的跨文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文化论文,理论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1)06-0080-04
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具有一些基本的行为倾向，例如：人对环境中某一事物的特殊偏爱；为了获得期望的结果，人对自己动作的重复和强化；好奇心和新鲜感的寻求行为。调整人类行为的动机系统对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功能上使个体对环境更加具有适应性，更受到人们的喜欢和期望。这一动机系统直接影响个体与生存相关的事件，如搜寻食物、逃避灾难、建造房舍、寻求伙伴和照顾后代等。像自我概念、语言和思维这些高级心理功能都是建立在个体生存的心理功能基础之上。人类通过出去避难、赡养和积极投身于环境中的活动而得到改造，正是这种进化使得语言、文化、利他主义和价值观在人类中出现、发展并兴盛起来。跨越不同文化探讨这种基本的动机机制应具有特定文化变异的区分，西方和亚洲的个体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同的物质和社会文化环境下，个体的动机机制会以不同的行为模式表现出来。
Heckhausen和schulz(1995)将“控制”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并用来建构人类生命历程的心理控制理论，心理学家在考虑“控制”概念时，常使用包括“控制”一词的许多术语（如个体控制、控制感等），同时他们也使用许多相关的术语（如效能感、自决等），在这方面Heckhausen和Schulz(1995)的控制理论也纳入了多种控制（如功能控制、行为控制等）。心理控制意味着个人努力去改变其物质、社会或行为现实以适应其认知、情感和行为。根据这一论点，那些认为现存情景不能被改变或超越其改变能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病态的，称之为“习得无助”或是低“自我效能”，这种现象很可能产生于低“自尊”。有些研究者认为，放弃对事物的积极控制就意味着“习得无助”，必须对那些放弃对事物的积极控制并体验到无助者和那些放弃改变外部现实而保持对自我的积极控制、通过改变自我的一些方面来适应现实的人之间作出较好的区分，后者不是“无助”而是选择了一种二择一的自我保护途径。在某些文化背景下，这种控制形式既是适当的又是有价值的。
一、心理控制理论
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心理学家把注意集中在控制的本质和功能上。Heckhausen和Schulz(1995)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建构了人类生命历程的心理控制理论，此理论将控制分为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两种形式。首位控制(Primary Controf)是个体通过影响其现存世界（他人、环境和事物存在的表征等）而加强其平安与宁静的一种信念；次位控制(Seco-ndary Control)是个体通过适应现存世界或改变个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而加强其平安与宁静的一种信念。个体存在四类首位控制的选择(1)预测性控制；(2)代理性控制；(3)虚伪性控制；(4)解释性控制。这四类首位控制的共同点是，个体积极改变环境的一些方面，以便于把负的心理效应减到最小并获得最大的潜在满足感。Heckhausen和Schulz(1995)认为，首位控制先于次位控制，具有功能上的优势性。因为离开了它，个体不能充分发挥自我潜力，从而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控制的目标不同，首位控制主要指人对外界环境施加控制，改变它以满足个人的愿望；次位控制主要是对自我本身加以改变以适应外在环境。首位控制对个体具有较大的适应价值，它常产生于生命的早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生理功能的衰减和社会文化的限制，这种控制形式逐渐屈从于次位控制。Rothbaum等(1982)认为，首位控制并不是惟一的控制途径，存在两种控制感，个体有时企图与现存世界保持一致，使外部世界保持不变而对自我施加控制而产生心理影响，并用“次位控制”。首位控制的重要性在于它比次位控制损耗更多的注意资源，在时间顺序上它先于次位控制而产生，个体先尝试首位控制，仅当它失败后才企图进行次位控制。
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并非彼此相互对立，次位控制既不是首位控制的主人，也不是其奴隶，两者是一种联盟关系，工作中的伙伴关系。次位控制对首位控制的作用是双重的。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作为一个机制，次位控制的功能是当面临损失和失败时，维持个体的动机和情绪资源（自尊）；次位控制的另一个功能是对于首位控制的寻求增强动机保证，就是说，次位控制对首位控制的获得起着维持、保护、集中和加强动机源的作用。因此，次位控制策略通过两种途径改进首位控制：(1)将动机资源集中在首位控制的一个给定目标，称为选择性次位控制。(2)补偿为寻求首位控制在动机资源上失败和损失的负效应，称为补偿性次位控制。次位控制策略存在着年龄和文化的差异。年长者由于缺乏控制潜力而更喜欢次位控制策略，患有严重的疾病而使首位控制潜能受限制的儿童更喜欢使用次位控制策略。当首位控制严重受限制时，次位控制是不可缺少的，它有助于维持动机和情绪资源，以保护个体在可控制领域中首位控制的潜能。这个控制系统不仅在迅速成长的婴儿期和儿童期能促进个体的发展，在生命历程中生理功能衰退的后期阶段也是如此。最大限度地感受良好、平静和其他期望的情绪状态的个体将是一个进化的失败，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改善其环境，此个体不能体验到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经验。情绪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首位控制效果的标志，而在于它有助于首位控制的寻求。
心理控制理论提供了对行为的一种解释，这种行为的特点是努力寻求发展、成功和收获，以避免失败和发展的损失。由个体进化而产生的次位控制能够增强首位控制并调和在动机资源方面损失的负效应。动机资源的损失主要源于生物性限制，这种限制不能看作是一种心理障碍。在此方面，Heckhausen等将老龄化看作一个无能力的过程，虽然他们承认由社会文化所决定的损失并非总是存在，但他们将损失和无能力看作一种特定文化的生态知觉。老年人和那些无能力者被情景所迫进入无助状态，对于年长者来说失去的许多功能可重新得以恢复、加强或通过训练技术而得以巩固。
个体对控制方式的选择与控制点，或者确切地说涉及控制来源的控制信念密切相关。心境良好的个体通过对情景作出评估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控制信念。假设在给定时间起作用的控制信念就表示对情景适应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个体常拥有多种控制信念，包括首位控制信念和次位控制信念。一个有效的控制信念由对情景的知觉评估而引起。当情景被解释为对外部事件的控制是不可能或不必要时，次位控制信念将更加显著。控制情景有助于产生适应性结果，不同情景似乎需要不同的控制信念，具有多种控制信念的人可从中选择一个使之在给定的时间和情景中更具有适应性。当个体根据自我概念进行首位控制评估和对情景控制的可能性进行次位控制评估时，压力反应就会产生。通过放弃对情景的控制，个体可能会改变自我以使压力的影响降到最小从而使自己在相反的情景中获得最大的实惠。文化背景、自我概念、价值取向和世界观将会影响首位和次位控制的评估过程并使之更有益于次位控制。Weisz(1984)认为，每个个体在选择有效的控制信念时都拥有一个秘诀，它是对情景知觉到的控制能力，这种能力将影响着个体如何去激发一种信念或其他信念，即“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件，改变我能够做到的事件。”研究发现，次位控制与内在控制点呈正相关，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呈中等相关。这就意味着，次位控制和内在控制点都能测量个体在自我效能方面的信念，并对个体的良好心理状态有影响。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信念代表两种可选择的“处理”(coping)和“适应”(adaption)途径，每种控制信念似乎都有一个适应性结果。对于学生来说，次位控制信念有助于降低测验焦虑，它对于以直接方式成就任务是有帮助的，可以通过降低测验焦虑而减少对活动的负效应，而在问题解决和社会适应中则没有效果。对于年长的公民来说，次位控制可以减轻失眠和由心理压力而产生的症状。
二、心理控制理论的文化差异
Heckhausen和Schulz(1995)建构的心理控制理论认为，从文化和历史时间的跨越角度来看，首位控制的功能优势性是不变的。而Gould(1999)则主张，心理控制理论的不变性和通用性假设必须被相关文化的特定测验所支持，他更强调了文化和心理学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当比较东西方在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上的差异时考虑了文化因素。研究发现，亚洲国家和西方国家在控制点、价值观和社会道德发展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别，亚洲文化的影响在心理功能的许多方面反映出来。Weisz(1984)讨论了日本和西方的一些宗教文化差异如何引起了研究者关于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的强调。日本人把次位控制看作一种主要的心理功能，它是优于首位控制的一种高级概念，由不同种类组成并且是复杂的，而西方人则把次位控制看作首位控制的附属物。在一项关于日本和德国儿童的比较研究中，Trommsdorft(1995)发现了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挫折、挫折强度及其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日本人常采用一种非直接的首位控制，即通过非直接方式去改变世界，而德国人则通过直接方式去改变世界。Mahler等(1981)研究表明，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更可能认为世界是个不可靠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并非总能得到期望的结果，机会和命运在改变人类的生活经历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自己在影响他人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引用一句谚语来描述就是：“天堂和地狱不存在怜悯，需要大量的生命体对天作出祭祀。”亚洲人相信宇宙的自然顺序。他们认为，个体若顺应潮流就会健康、充满活力。长期的幸福与成功必定是一种“自我”、“无期望”、“无抱怨”状态，这种完美和成功可通过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对自我加以改变而得到。
自我以多种形式纳入到心理控制理论，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可根据自我概念加以陈述。在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很可能有一个自我概念的变化，其中包括次位控制的适应。然而亚洲和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自我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自我与他人的界限并不模糊，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自我被嵌入到集体形成的同心园的层次中，自我与复杂关系网中的其他成员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亚洲社会的共同特点是对公有制的强调和尊重以及社会中相对稳定的阶级结构，这种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为个体调整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提供了可能性。各个自我都被期望找到他在这个复杂关系网中自己的位置，实现这种期望，个体不得不注意到“自我”的界限，就是说，自我在哪里结束，他人在哪里开始。自我在集体中有责任表现出良好的行为，个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相互依赖与互惠交换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部分，并且它在个体的自我感方面也表现出来。不同个体采取决定的能力和对外部事件控制的程度存在差异，但在一特定时间，个人对他人和事件的直接、积极控制受到他的期望所限制，此时个体并非完全没有能力，这种受限的次位控制形式或许是健康的、适应性的。
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自我观点，亚洲文化与公有化自我相关，而西方文化则与私有化自我相关。在公有制文化中，个体努力去增进他与群体的适应性，他们在情绪定向上的处事得分较高，这意味着，亚洲人企图调整由压力情境产生的情绪而不是积极地改变它，这与次位控制密切相关并将它归因于亚洲人的公有化定向。对于私有制文化中的个体来说，首位控制具有功能上的优势性，在对首位控制的选择上西方人超过了亚洲人。另外，研究还发现，日本和德国儿童面对同伴施加的压力作出的反应有所不同，日本儿童愿意顺从他人的要求，而德国儿童则倾向于期望他人承担责任。这些结果都把私有制和公有制文化的差异与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的定向联系起来。中国人善于以社会定向的方式从事自我控制，在其生活范围之内进行运作。适应性、与他人达成和谐、顺从行为和屈辱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它反映了一种次位控制形式。美国人对于首位控制优势性的认知有所不同，白人在首位控制和挫折之间表现出了期望的负相关，在此方面黑人与白人有不同的表现。这种现象可归因于黑人的公有制定向和白人的私有制定向。
文化背景影响个体对于控制形式的选择。在亚洲社会里，达到西方心理学家所谓的“次位控制”被看作是生活中的主要目标，次位控制具有功能优势性。“优势性”(primacy)这一概念可以从文化和生物学角度去定义，Heckhansen等建构心理控制理论时使用的是生物学术语。然而，统合文化背景需要考虑一给定的社会中哪种控制占优势。亚洲社会里次位控制更适用于作为一种行为典范，同时也能反映出一种较高的价值。这样，根据生物学和文化的观点来区分优势性就显得极其有用，在生物学领域占优势的一种控制形式而在文化领域则不一定具有优势性。儿童发展研究提供了对生物—文化优势性的洞察，次位控制与认知发展和成熟相关。一个亚洲儿童的社会化包括学习复杂的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体系，学习遵守社会准则并将个人利益放于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之后。在儿童的培养过程中，亚洲父母与子女的交互作用模式与西方不同，西方主要强调儿童的独立性培养，亚洲强调对环境中其他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认知及个人适应群体的能力。
父母与子女的交互作用包括父母间以及母亲与孩子间的“群体合作”，儿童通过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密切合作可以获得不同的满足体验，从中儿童可以参与分享家庭成员的经验和情感。Geertz(1974)也高度强调了对孩子的培养，使之能通过观察社会阶层及他人的情感和行为来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此时的次位控制对儿童成长具有适应性的优点，年长的儿童比年小的儿童更倾向于选择次位控制。中国孩子的培养是一种以父母为中心的模式，一种高度结构化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代表了权力主义和父母命令方式的混合物，命令方式预示着内在控制点，而权力主义方式则预示着对有权力的他人的归因。
亚洲的交互作用模式已拓展到学校和企业，亚洲的学校更多的以教师为中心，过高的学生和教师比率使得教师对学生严加管制，课堂上给学生较少的知觉自主权。日本工业组织强调了群体和工人间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在工作背景下，各个工人都是社会化了的，他们从群体成就中获得骄傲并从群体领导中体验满足。与美国同行相比，新加坡公司的经理对雇员的自治能力更加缺乏信任，他们对雇员更多地施加监管和控制。亚洲人的社会化可看作是一种过程。首先，个体了解自己的背景并发展对他人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敏感性；其次，这个背景中的自我是一位积极的行动者，为了成为环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调整自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他们注重培养自我控制能力，努力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亚洲人来说，年长表现了一种强化状态，他们尊重年长者，其社会结构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把年老看作最富有智慧和现实化的一个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可获得充分的发展，他们会从其经验和智慧中有所收获。虽然各种与老龄相关的功能损失的确可能发生，但它不会阻止个人持续的自我发展和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因此，对年长者来说，首位控制不会像Heckhausen和Schulz(1995)描述的那样减少，次位控制可能是他们的一种重要的行为倾向，其创造力能获得较高的发展，他们也有时间和经验更加深思熟虑。人类控制系统的一个优点是它不仅能保持儿童时期控制能力的快速发展，而且能补偿整个生命过程中行为失败和功能损失的负效应。
三、心理控制理论的研究展望
在整个文化和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体努力控制环境是人类行为的普遍特点。动机体系的基本特点可能是控制机制的基础，它也显示了控制行为的文化多样性。Heckhausen和Schulz(1995)的心理控制理论对于人类“控制”的思考是个有价值的贡献。其理论主要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当在亚洲文化背景下审视这一理论时，“首位控制具有功能优势性”的假设存在着质疑，次位控制在亚洲许多国家具有优势性。由于忽视了跨文化差异，此理论不能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实际上，在亚洲文化背景下所从事的研究可以为心理控制理论提供更加广阔的理论背景。特别是它从文化背景差异的角度来看待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如公有化自我和私有化自我、文化和生物学、失败的减少和收获的增加等，在这些论点基础上，次位控制在亚洲文化中的优势性难以显现出来。
当描述各种形式的控制时，“首位(primary)”和“次位(secondary)”这两个术语随着文化的限制而出现，或许存在着描述首位控制和次位控制的更准确的说法，一种可能的方式是用下面的概念加以描述：(1)“内在的自我控制”(mtemal selfcontrol)，控制点在于控制个体的内在自我。(2)“外部世界的控制”(external-world control)，控制点在于个体的外部环境。两种控制属于不同种类，具有多个维度并且在许多领域都有效，两者还能够统合在一起。个体的控制点是什么由特定的文化所决定。作者认为，在对现实的直接和非直接控制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首位和次位控制的划分不能够反映控制概念的复杂性，或许存在着不容易区分的更精细的控制形式，个体与群体保持和谐而实施的外在控制可能是第三类控制。这样，如何看待控制和哪类控制占优势的问题变成了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哪种控制点具有优先性的问题（内在自我、外在环境或它的一些方面）。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控制定向的差异也应当加以考虑，例如：年长的美国人的控制感易受社会和情景因素影响。在这方面，亚洲人之间也有所不同，与传统定向的学生相比，现代定向的台湾学生更不喜欢选择次位控制。当首位控制受到威胁并有潜在的控制失败时（不能做个人想做的，财产损失，疾病等）或当次位控制可能特别有用时（对特定的社会情景作出反应，服从社会标准，达到内在的宁静等），研究者应在多种文化背景下研究这些控制形式，研究控制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如何变化或不变，在广大的范围内研究个体发展阶段并使用不同的实验设计。研究者应建设一个相关控制变量的数据库，包括那些基于交互作用的变量，这样就可能拓展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合作，从而使人类生命历程中的心理控制理论更加完善，具有跨越文化和历史的不变性，进一步提高这一理论的生态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