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共和论文,古典论文,主义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G4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3)06-0009-08
一、古典共和主义与公民
从词源上看,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一词由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公民即“属于城邦之人”。因此,理解公民的特性,需要认识古希腊城邦与城邦生活。
城邦不是一个地理或空间概念,衡量城邦的标准也不是它的国土、城垣、人口,但城邦特性的形成却与其地理、人口密切相关。“城邦”一词源于“卫城”,指与不设防的乡村相对应的、设防的城市居民点。在地理位置上,城邦是以城墙与外界隔开的居住在一起的人,人口规模小①是城邦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正因为人口规模小,全体公民接触频繁,相互认识,了解彼此的性格。正因为城邦之人的这种密切关系,才使城邦形成一个共同体,人们和睦相处,共同参与管理公共事务。所以,城邦的地理和人口特征,决定了城邦公民之人的特性:共同参与政治生活。城邦即公民的自治团体,在其中,公民轮流统治和被统治。
城邦由城的地理和人口特征决定,但发展到最后,城邦不是靠地理位置和人口多少来衡量,而是看它是否由公民构成。公民组成了“邦”,即自治共同体。“城”和“邦”组合在一起,“城”是城邦的物理因素,“邦”是城邦的实质因素,“城”是形式,“邦”是灵魂与精神。城邦可以无“城”,但不能无“邦”。“邦”是共同社会的体现。因此,亚里士多德赋予“城邦”的定义就是:“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求取某一善果。”[1]城邦是一个社会团体,在这个社会团体内,每个人都参与公共生活,为公共谋福祉。城邦即公民组成的共同体,公民意味着在城邦中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负责。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尽管在古希腊城邦中,妇女、儿童、奴隶等不具有公民的身份,但作为本邦人,并非按照身份、地位、财产人为地排斥他们,而是因为公民不仅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而且要求必须参与公共事务。公民是本邦中有资格、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为本邦谋福祉的人。因此,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和公民的最后结论就是:城邦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2]城邦与公民相互规定,只有城邦中才会有公民,也只有公民才能构成城邦。
城邦公民与“共和”有什么联系呢?从词源上看,共和(republic)一词也来自于希腊文的politeia,它与公民的希腊文polites是同一构词。西塞罗将希腊文的politeia表达为res publica,“res publica(共和)乃人民之事业。人民不是人们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3]。因此,从词源上看,“共和”的核心在于公共性,在于参加公共事务治理,过一种公共生活,实现公共福祉,这与城邦公民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公民意味着实现共和,共和则必然要求公民完成。所以,最早的城邦公民走的是共和主义的路线。
亚里士多德为共和主义公民身份提供了经典的解释。以他为起点,公民共和主义经芝诺(Zeno)到了罗马共和国思想家西塞罗,当时虽然共和主义“公共性”的主旨没有变,但维护公共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亚里士多德的共和主义思想源于雅典城邦。城邦是天然的自治共同体,人天生就是生活在城邦中的政治动物,他们只有投入到城邦的公共生活中,参加议事和审判活动,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潜能和德性。西塞罗则生活在动荡的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危险就在于统治者的极端集权剥夺了罗马人的权利。作为一个学习过雅典的政治理论和罗马法律的律师,西塞罗依法捍卫罗马公民的合法权利。他认为,共和国应该是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共和国的权力属于全体公民,而公民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不反对亚里士多德把德性看作公民的核心,也认为“自然根置于人类当中,对美德有着极强的需求”,但他认为,“仅拥有美德还是不够,……美德的存在完全依赖于美德的实践,其最高尚的实践形式便是治理国家”。[4]因此,西塞罗更看重通过法律和制度维护公民的权利,实现共和国的民主。与亚里士多德相比,西塞罗的公民身份的侧重点由美德转变为一种法律地位和拥有某事物的权利。从罗马共和国始直到19世纪,西塞罗一直是欧洲最有影响的道德哲学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尤为明显。②他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公民身份的精英路线,使公民面向全体;他追求公民在共和国中平等的权利,并以精密的制度保证公民的权利,为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奠定了基础。
这是共和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亚里士多德的可以称之为公民共和主义,西塞罗的可以称之为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张公民的美德、责任和参与,从积极方面发扬公民的公共精神;制度共和主义则通过设计并实施混合、均衡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从消极方面防御私利对公益的侵蚀。可以说,正是这两个方案的互补性,构成了共和主义传统完整的弹性框架。为了实现共和国的公共性,共和主义的实现离不开政治制度的保障和公民美德的激发这两个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方面。[5]
自古希腊城邦时代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身份,都被视为共和主义的传统。近代公民身份是以资本主义兴起为背景的。以市场经济为推动的资本主义,不仅注重个人利益,而且注重平等交换。这对于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与个体融为一体的公共性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近代共和主义包括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其对公民德性的认识、公民德性的价值以及践行公共性的形式,与古典共和主义有着差别。这里考察的只是共和主义公民的传统。
二、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特征
共和主义虽然有公民共和主义和制度共和主义之别,但其区别只在于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实践形式与侧重点的不同,根本出发点和价值追求是相同的,这构成了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特质。无论共和主义内部有多大差异,其共同性还是大于差异性,这也是它们都被标称为共和主义的原因所在。
归纳起来,共和主义的公民特质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秉承公共性至上
共和主义认为,公民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成为公民,共同体优先于个人。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6]城邦好比身体,公民好像手足,手足依赖于身体,身毁则无手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有城邦的存在,没有公民个人的存在,公民与城邦浑然一体。公民是城邦之人,公民属于城邦,城邦是公民的集合,是公民的生命共同体,公民无条件地服从城邦的利益,可以为城邦的利益牺牲自我。
罗马共和国打破了城邦的封闭,不断地开放和兼并,因此,在公民和共同体的关系上,也打破了城邦与公民的“一元”关系,把国家看作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西塞罗把国家称为共和国,就在于共和国“乃人民之事业”,以谋求公益为依归。佩迪特也认为,共和国就是一个必须促进公共善、共同财富和共同事业的国家。共和国与城邦的不同在于:维系城邦的是“美德”,维系共和国的是“法”。法和公益是共和国的两大要素。这对近代以来共和国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卢梭就指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唯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着,公共事务才是作数的。”[7]在共和国中,公民以法律或制度为依据来协调公民间的共同利益。
无论“城邦是自然人的共同体”,还是“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古希腊都把城邦和共和国看作公共利益的代表;无论是城邦的公民共和主义,还是共和国的制度共和主义,都是基于公共性的立场,把共同体看作是第一位的,共同体比公民具有优先性。即便是共和国的立法,也不是为了划分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8]公共性的绝对优先,使共和主义在价值取向上,坚守公共利益先于个人利益,公共生活先于私人生活,共同体的自由先于个人的自由,公民必须服从城邦,献身城邦。但共和主义并非把共同体与个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公民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发挥自身作为政治动物的能力,才能实现人性的潜能。所以,共和主义公民从公共性出发,不仅维持一个公正而稳定的共和国政体,同时也使个人真正地享受到自由。
2.参与公共事务
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公共性,公共性不仅使公民以共同体的利益为目标,更意味着一种共同参与、公共治理。如果没有共同参与、公共治理,只是单个人的集权,则共同利益无从实现,也违背了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共和主义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公共权利为全体公民所‘共享’,公共事务由全体公民来‘共治’。这是共和主义的必然逻辑”[9]。
共同体的公共利益需要公民参与,公民正是通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以使个体和共同体相互受益。这是公民区别于臣民,也是共和国区别于专制政权的显著特征。所以,公民身份要求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过一种公共生活。公民身份不只是一种名义和资格,而是一种行动,只有参与公共事务,关心公共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地成为公民。亚里士多德在公民身份中之所以按照财富和出身等外在因素筛选公民,主要原因就在于,缺少这些因素的人,既没有习性(能力),也没有闲暇时间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公民的本质围绕着公共参与而定。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能力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能成为公民;但有了这个前提,不实际参与公共生活,也不是真正的公民。因此,公民不能只停留在资格或名义上,不仅有参与的资格,而且要正在参与。在雅典,就是参加议事和司法审判;在斯巴达,则要求公民应征入伍,从军参战,保家卫国。“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公民做什么,不在于他们参与的具体的活动,无论议事还是司法,而在于公民的做,在于他们的参与公共政治本身。”[10]正是通过公民的公共参与,才把公民与城邦、个体与共同体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城邦或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城邦也因公民而定义。没有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城邦也不可能成为公民的共同体。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的城邦。随着罗马共和国疆域的不断扩大,人口规模增大,雅典城邦在“大树底下”的直接议事变得不可能。所以,罗马共和国将公共利益建立在一套为所有公民接受、同时制约所有公民的法律基础上,逐步改变城邦时代公民与城邦一体化的格局。“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自己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11]孟德斯鸠提出了共和国实现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另一途径,就是代议制,它较好地解决了共和国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问题。
3.践行公民德性
城邦共同体或城邦公共生活,是以公民美德来维系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把公民德性放在首要的位置。公民德性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德性,它不同于个人的德性。个人的德性是好人的要求,公民的德性是好公民的要求。好人与好公民不同。个人德性是私德,它关系自身人格的完善;公民德性是政治领域的“公德”,是一种公共精神,它着眼于公民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着眼于共同体的利益和对他人生活的考虑,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德性。“政治德性和个人德性有着不同的道德目的。政治德性关注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善的东西,而个人德性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善。”[12]在共和主义看来,公民在共同体中获得自身,共同体高于公民个人,因此,公民的政治德性高于个人德性。
作为公民共和主义的典型,亚里士多德把公民德性放在第一位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制度共和主义是不是因为强调法律而忽视公民德性呢?答案是否定的。西塞罗指出:“自然根植于人类当中,对美德有着极强的需求,对公共安全的维护有着极强的渴望,并由此衍生出强大的力量,借以征服愉悦与安逸所焕发出来的所有诱惑。”[13]西塞罗把德性看作人性的自然流露,人之所以需要德性,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和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有人认为,西塞罗的制度共和主义只看重法律,不重视德性,这是不正确的。亚里士多德把德性看作人性的完善,他认为,公民只有在参与公共生活中,才能使自己道德上更加成熟,才能实现人性的完满。如果一个人撤退到个人存在的安逸中,拒绝参与公共事务,那么,他就背叛了作为一个政治动物的本性,如果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位神袛,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但西塞罗更看重德性的应用。他认为,一个人具有德性如同掌握某种技艺,若不加以应用是不够的,德性全赖以应用。而对于德性的最好应用是管理国家,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既是公民德性的最高表现,也是维系国家存在的基础。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其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公共利益。公共性不是个人利益的相加,而是共同体的利益。共同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公民在参与公共生活中,必须为了国家的利益,忠诚于国家,服从国家的需要,为国家尽责。德里克·希特指出:“如果一个人对于他的国家及他的同胞不忠,甚至冷漠无情的话,当然也就配不上‘好公民’的称号”;但好公民不只是忠诚,好公民还必须“能够敏感地领会并欣然地接受他的法定义务和道德责任”。[14]也就是说,好公民要尽公共义务,坏公民则是自私自利的。
4.法律和制度对公民私利的约束
共和主义以公共性为旨归,但公共性并非人的自然天性,大多数人总是考虑自己的私利而非公益。“共和主义理论家们习惯于用‘腐化’这一特有的术语来描述我们的这样一种自然倾向——一旦共同体的要求与我们自己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往往取后者而弃前者。”[15]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16]“腐化”是人性中自私和贪婪的表现,这使他们内心有着偏离公共事物的欲望,导致公共性的坍塌。正是因为人性的“腐化”,所以,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不仅需要从正面上引导公民确立美德,而且需要以制度直面人性之恶,约束人的私己性,实现共同体的公益目标。相对于柏拉图哲学王的个人统治,亚里士多德更看重制度和法律。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能靠一个人的德性来维持,不论这个人是谁,他都逃脱不了自私的一面。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一旦离开正义和法律,就会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因此,亚里士多德要求城邦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上,“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7]。所以,共和主义同样看重制度和法律,但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是,共和主义的制度与法律不是为了保护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公共利益。“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18]
马基雅维利坚信人性本恶,他认为,要让自私的公民拥有美德并且献身于公共利益,避免腐化,只有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只有出于对法律惩罚的惧怕,才能使人们更长久地保持美德,收敛自己的野心,约束自己的恶行。如果不受限制,他们将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正所谓“人因饥馑困顿而勤劳,因有法纪而良善。无法纪而事务井然的地方,无须法纪,然而无良好风俗之地,则法纪须臾不可离也”[19]。
西塞罗把“共和国”界定为基于法的一致和共同利益的集合体,因此,与亚里士多德相比,他更看重法律的作用。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律,无法保证其共同利益,共和国也无从谈起。“法律是根据自然——万物中首要的和最古老的——一致而制定的有关事务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在符合自然的条件下,构筑了这样一些人的法律,它对邪恶者施以惩罚,而保卫和保护善者。”[20]法律的作用在于抑制人性中自私的贪欲,保护公共的利益。有学者据此把西塞罗与自由主义公民思想相联系,但他对法律的认识与自由主义不同,自由主义法律保护的是个人的利益,而共和主义的法律保护的是公共利益。西塞罗明确地反对伊壁鸠鲁的自由主义的思想,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隐退无为的思想,他强调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他不仅把参与作为公民的义务,而且也将之看作公民的权利。公民有自由,首先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指公民的私人领域不受干预。可以看出,西塞罗虽然立足于公共性的立场,但已经注意到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
总之,基于人性的腐化倾向,为了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共和主义双管齐下,一是从积极方面培育公民德性,二是从消极方面利用法律约束人性的私己,两个方面相互促进;但根还在公民的美德,因为公民的美德是法律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法律仅是公民美德的运用。
三、古典共和主义的公民教育
在古希腊、罗马,公民是一种政治身份,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才能够成为公民。这些条件既包括外在的财产、血缘关系、性别、精力与时间等,也包括内在的德性、能力等。一个人拥有外部条件能够成为公民,但缺少德性等内在素养,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公民。好公民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被规定的。公民内在素养的形成,取决于教育。教育对培养公民来说不是万能的,因为公民具有自私、贪婪的腐化倾向,因此需要法律的约束。教育在于从正面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服务于公共生活。法律从反面约束人性中的腐化,但法律运行也需要道德支持,否则法律流于一纸空文。所以,共和主义把教育尤其是美德教育视为根本。
1.共和主义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积极公民
古希腊没有积极公民这个概念,是后人为了与自由主义相区别而赋予共和主义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公民以自我利益和权利为出发点,强调公民不做什么,国家应该为我做什么。公民除少数的消极义务(纳税、投票等)外,无须负担其他参与公共事务等主动义务。共和主义立足于城邦或共和国的公共性,强调我为共同体做什么,公民必须有能力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公民的身份就取决于公民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作用。
在古希腊公民的观念中,不存在自我,我不属于自己,我属于城邦,城邦赋予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肉体与精神、个人与家庭、财产与婚姻等等。个人之所以是公民,是因为参与了城邦的政治生活。在古希腊,除少数僭主制城邦外,各城邦普遍设立公民大会作为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讨论决定。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严格而全称的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21],也就是说是那些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
参与政治生活之所以成为古希腊公民身份的标志,客观上源于城邦的小国寡民,主观上源于城邦是一个自治的共同体。城邦是公民自治的产物,公民轮流担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城邦因为公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够成为城邦。“参与”创造了自治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形成依靠“参与”,因此,“参与”和“共同体”是公民身份的两个方面。参与创造了城邦,公民也在城邦生活的参与中获得规定,被赋予了主人的地位、责任和义务。好公民的判断标准就体现在参与公共事务和为城邦奉献的义务上,这就是城邦对公民美德的要求。
公民教育并非只是作为道德教育,而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显然,共和主义的公民教育应该培养参与公共事务、奉献共同体的积极公民。古希腊的公民教育,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教育,还是斯巴达的军事教育,尽管教育内容与方式不同,但在培养积极公民上是一致的。雅典的教育培养公民在政治和法庭上的辩论技巧,以修辞学为主要教育内容;斯巴达的公民更多地承担战士的角色,因此,其教育内容重在军事训练,培养公民捍卫城邦的能力。无论是儒雅的雅典公民,还是强悍的斯巴达公民,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目的在于维护城邦的利益。正因为共和主义秉承共同体利益至上,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22],公民通过习惯的威慑力和教育的影响力来确保与正确的政制体系的一致。他认为教育是城邦共同的责任,应该由城邦统一管理,遵从同一的教育体系,使用毫无偏见的课程培养良善的公民。卢梭也认为,国家依赖于公民,公民必须具有爱国美德,为此,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教育体系,通过教育来强化和加深公民对祖国的热爱。
在传统共和主义看来,城邦或共和国实施统一的教育,个人服从共同体的需要,这不是对个人自由的剥夺,恰恰是因为公民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是一个在城邦中生活的动物,参与政治生活是人的本性要求。因此,城邦的政治生活,不仅维护着共同体的利益,而且也能使人性更加完善,道德更加成熟。“既然只有当个体以公民的身份行事时才真正符合人的本性,最佳的公民身份教育方式无论如何都必须以促进个体性格和潜能的发展作为目标。”[23]个体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共和主义的公共教育与公民的自由是一致的。
2.美德教育:共和主义公民教育的核心
在共和主义传统中,公民身份含有强烈的道德属性和道德诉求。城邦乃一道德共同体,城邦追求善,德性是公民身份的最核心品质。卢梭就认为:“没有自由,国家便不可能存在;没有美德,自由便不可能存在;没有美德,公民便不可能存在。”[24]在卢梭看来,美德是公民存在的首要因素。只有美德的公民,才是自由的;只有美德的公民,才能组成国家。马基雅维利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只有美德,才有望确保我们的自由并增进共同利益。因此,在共和主义看来,一个好公民的基本标准就是具备公民美德。“美德的确是好公民的标志——对无私、合作的公民生活来说,道德善的品质是根本性的。”[25]对公民美德的诉求是共和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什么是公民的美德?从词源学角度看,virtue一词对应于希腊文arete,意为具有某方面的能力、特长;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中分别是virtus和virtù,都含有果敢的意思。因此,从词源上看,古希腊所言的公民道德并非今天狭义的道德或伦理内涵,而是一个好公民的判断标准。“好”公民之“好”并非只有善恶,而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担当一个公民的责任。好公民是公民的一种本质特性。具有什么品质的公民是“好公民”?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好公民必须全心全意地、充满效率地通过其思想和行动来奉献于共同的福祉。”[26]好公民必须服务于公共事业,有能力致力于公共福祉。服务于公共事业的能力和行为,就成为公民道德的标志和要求。所以,共和主义的公民美德就是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参与审议、共同讨论和集体决策,增进共同善(公共利益)的意愿、能力。对此,斯金纳指出,公民美德就是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最需要拥有的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使我们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从而自觉地捍卫我们共同体的自由,并最终确保共同体的强大和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27]沃尔泽也指出,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是对公共问题感兴趣,并投身于公共事业之中。[28]因此,共和主义公民美德的核心在于自觉地服务于共同体,致力于实现公共利益的品性和能力。公民美德教育就要放在对公共性的认同,以及公民有意愿和能力为共同体谋福祉上。公民没有对公共善和共同体的认同,就不可能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和动机,就不可能有尽义务的思想和行动,也不可能成为公民。
第一,对共同善的维护和对共同体的认同。
共和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这种“公”不是个人利益集合的“众”,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让渡出来的“共”,而是作为共同体的“公”。一个政治共同体,就像一个有机整体一样。“公”是共同体的属性,公共善或公共利益不是你我利益的相加,而是作为共同体的利益或属性。因此,共和主义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聚合,而是个人作为公民而具有的利益。公民的美德表现为一种公共善或公共性,以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致力于共同体的公共福祉。
因为在传统共和主义中,没有个人与共同体之别,没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分,公民生活是一种公共生活,个人在共同体中、在公共生活中获得自身的规定。对共同利益的遵从和对共同体的认同,成为共和主义公民的首要道德标准,也是与自由主义公民相区别的关键标志。
虽然说人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存在,但人不一定必然为公,人性中具有腐化的倾向。因此,为公不是自然而然的,一方面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需要教育的引导,引导的方向是使公民认识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价值,实现公民对共同体的认同。认同具有不同的层次,低级层次是认识、接受,高级层次是热爱和献身。新共和主义只能达成低级层次的要求,传统共和主义对公民的要求则是高层次的国家的爱。对共和国的认同是公民爱国主义的实质所在。在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看来,公民美德都含有尚武、爱国、奉献的含义。卢梭说:“每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都应当从其母亲的乳汁开始就培养对其祖国的爱戴,……这种爱戴构成了他的一切,除了自己的祖国之外,他别无其他。”[29]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通过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公民宗教进行。马基雅维利也认为,宗教,尤其是军事纪律,是保持爱国精神所必需的事物。
第二,对共同体的义务与奉献。
与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公民不同,共和主义以公共性为核心,这就决定了共和主义的公民必须为共同体负责,对共同体尽义务,奉献于共同体。尽管自由主义也讲义务,但自由主义的义务与权利是统一的,而且权利是本源,义务以享受权利为目的,是享有权利基础上的义务。传统共和主义对权利和义务没有区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既是政治权利,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共和主义秉持的公共性至上原则,使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公民必须服从共同体的需要,为了共同体的利益,人人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特纳甚至把义务看作共和国存在的根本,“没有义务,就没有共和”。“如果公民不愿献身于共和国的公共事务,那么,它就将瓦解于内部的纷争和腐败,最终演变为权威主义,甚至是专制主义形式的国家。”[30]共和主义的义务不是强迫的,公民尽义务是公民身份的重要体现。服兵役就是希腊公民身份的典型象征。
第三,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与行为。
美德不能只停留在德性,必须进一步转化为德行。德行是美德付诸实施的行动。公民要参与公共生活,进行民主决策,必须具有相应的能力。因此,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的能力,也成为公民美德的重要组成。主动积极地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是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不参与实践的公民,充其量是一个潜在的公民,不是真正的公民。公民必须参与实践,表现为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轮流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因此,“一个好公民‘必须拥有对统治和被统治来说都必备的知识和能力’,一个公民的卓越可能被界定为构成一种‘从两种观点来看都统治自由人的知识’。”[31]
在雅典城邦,作为统治者的公民必须具备雄辩的能力和审慎的判断力。公民参与法庭审判、辩论和公共集会,必须能够用动人的力量说服别人,因此,公民应该是一个雄辩之人。公民教育就是要使公民掌握和运用雄辩的艺术,成为演说家。昆体良在《论演说家的教育》中提到:“真正能够起到一个公民作用的人必然有能力满足公共与私人事务的各种需要,能够通过其协商来引导一个国家的人,也一定能通过他的立法为国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通过他作为法官的决议来清除国家的各种邪恶。确切地说,他就是一名演说家。”[32]因此,公民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演说家。公民为了正确地决策,还必须具有明智和审慎。审慎是一种政治判断力,也是一种理性的政治智慧。审慎对于公民而言,就像勇气对于士兵一样重要。培养公民的审慎和理智,不仅应重视读写、体操、音乐对理智的训练,而且应重视法治的教育,使公民了解法律的内容,以便作出合法的判断。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轮流的。公民作为被统治者,必须对城邦或共和国存有敬畏之心,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即便法律和制度是不公正的,服从法律也是公民的义务。亚里士多德之死,就是公民服从法律的典范。因此,古希腊把对统治者的服从,对法律的遵从,作为对公民的重要要求。雅典士兵在参军时,必须宣誓:“我将服从地方行政官员的安排,服从既定的各种法律以及人民从今往后制定的法律。如果有人企图颠覆或不服从法令,我将坚决誓死捍卫它。”因此,法治的教育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亚里士多德指出:“好品格的培养需要法律支持的教育,因为法律是政治共同体中最具权威性的指令,恒久不变地形塑着人们的行动。”[33]西塞罗也认为,在共和国中,部分通过确立的风俗习惯并部分通过法律来实施公民教育是明智的规定。[34]
强调政治参与,也是共和主义公民教育的一大特点。因为公民美德只能在实践中形成。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对于德性,“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之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之人;通过做勇事,成为勇敢之人。[35]无论是学习雄辩术,还是学习法律,都强调一种积极参与。在古希腊,大部分人接受的是家庭教育,很小一部分人接受的是系统的政治教育,这部分政治教育是完全实践的。接受政治教育的年轻人要出席法庭和各种公共场合,聆听辩论并亲临目睹司法和政治体制的运行。即使是以语言为主学习雄辩术,西塞罗也要求“从家庭中的温室般的练习场地走出去,走向实际行动,走向喧嚣的尘世,走向军营和公共争辩的战场”。[36]公民只有在参与中,才能学会处理各种公共事务,增加对共和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养成审慎、奉献、责任感、爱国心等品质与能力。
注释:
①柏拉图认为,由5000名公民组成的城邦是最理想的,较大的城邦公民人数也不过万人左右。详见德里克·希特:《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余慧元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出版,第5页。
②我们对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探讨,主要来自于雅典城邦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思想,而忽视了罗马共和国的实践和西塞罗的思想,所以,常常错误地认为古典共和主义只关注人的德性和责任参与,不关注公民的权利。其实,西塞罗既赞成公民美德,又主张通过制度设计保护公民的平等权利。他认为,美德的存在依赖于美德的实践,实践的最高形式便是治理国家,这就依赖于制度和法律。所以,制度恰是为了保证公民美德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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