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前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中共中央论文,机关报论文,周刊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3)06-0042-06
《解放》周刊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内和平局面初形奠定之时在延安创办的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1937年4月24日创刊，1941年8月31日终刊，历时4年零4个月又7天，共出版134期。铅印，16开杂志型。创刊初期为周刊，故称《解放》周刊，由解放周刊社负责编辑，中央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局(第21期起改为新华书店)对外发行。后因无法保证按周出版，从1938年1月第28期起改为半月刊，去掉周刊二字改称《解放》，解放周刊社随之改称解放社。但因其以周刊而成名，故时人在习惯上仍称之为《解放》周刊，并一直沿用至今。《解放》周刊先后开辟有时评(时事短评)、论著、翻译、通讯、文艺(创作)、学习指导、理论增刊、党内教育、学术研究等主要栏目，刊登有各类文献、新闻通讯、经验介绍和署名文章等1100余篇，是系统研究1937—1941年期间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共党建史必备的第一手珍贵史料。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适应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同时也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中共决定创办一份可以公开发行全国的党报，用以指导全党开展抗战工作。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决定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凯丰、王明组成新一届中央党报委员会，其职责是统管新华社、《新中华报》和中央印刷厂，并负责筹办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解放》周刊总负责人为张闻天，编辑主任为吴亮平，最初机构简单，编委人数较少。1941年3月，中央决定扩大《解放》编委，人数增加到8人，分别为洛甫(张闻天)、博古、亮平(吴亮平)、伯达(陈伯达)、一民(赵毅敏)、乔木(胡乔木)、蒋南翔，仍由洛甫负总责，亮平为编辑主任。②
《解放》周刊创刊时，延安出版条件很差，生产能力很低，印刷原料和设备十分欠缺。由于没有铸字设备，缺字太多，3月份已经排好版的创刊号被迫拖了一个月后才在4月24日正式出版。《解放》周刊创刊号至第16期的封面，共有8种版样，是由廖承志和朱光设计后用手工木刻出来的，套色印刷，非常精美。从第17期开始，改用毛泽东题写的刊名，但仍为木刻版。1937年9月13日第16期起改封面为报头，单色印刷(个别套红印刷)直到终刊。《解放》周刊虽为杂志型设计，但因其具有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性质，因此当时党内特别是高层习惯称之为《解放报》，在行文上也常用“《解放报》”或“《解放》报”表述。
创办《解放》周刊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块能够完全代表中共中央正式立场的舆论主阵地，及时、准确、有效地把党的抗日主张、政策和对时局的意见表达出来并传播出去。《解放》周刊正式出版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时期。刊物取名“解放”就是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诚心诚意地要为实现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解放》周刊在创刊号至第4期封二上连续四次印有三个壮汉被沉重铁链和镣铐牢牢锁在一起的配图，寓意中国无产阶级、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已经处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法西斯强盗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同时，《解放》周刊创刊号和第2期封面上又都印有两个壮汉已经挣断铁链和镣铐的配图，寓意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不甘心就此失去自由和尊严，要勇敢地举起双手进行反抗，并最终获得了“解放”。配图还暗含只有全世界人民都像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一样勇敢地起来反抗，才能赢得全人类的最终“解放”。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和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周刊创刊伊始就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指导与支持。时任总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亲自出任《解放》周刊总编辑，在他领导下，编辑《解放》周刊成为当时中央宣传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毛泽东本人也非常关心《解放》周刊的编辑工作，对《解放》周刊每个时期的宣传要点都亲自进行指导。从第17期起，毛泽东为《解放》周刊题写了刊名。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毛泽东为《解放》周刊书写了封面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1]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规定《解放》周刊上重要的社论、评论和文章都要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朱德、刘少奇、王稼祥、任弼时、周恩来、博古、王明、凯丰等也十分关心《解放》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他们不但撰写论文在《解放》周刊上发表，而且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宣传《解放》周刊，创造一切条件帮助《解放》周刊在全国各地进行翻印和出版发行。
《解放》周刊把传达和宣传中共中央决策、主张、对时局的意见与建议等作为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它刊登了每一重要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决议、宣言、通电、指示等，因而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留下大量珍贵原始史料。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对日抗战的准备阶段。《解放》周刊在创刊号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共愿捐前嫌、携手共赴国难的诚意。同时要求国民党改变独裁专制体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停止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给予民众真正的民主权利，切实进行抗战之准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在《解放》周刊第10期加页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最早发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呐喊，呼吁“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2]，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来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时表示红军将士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追随二十九军为国效命，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宣告和平已无可能，中国唯有抗战一途可走。8月22日至25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标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解放》周刊第15期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并从第15期起连续多期登载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周刊第18期以特载的形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份文献指出“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3]，新阶段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同时批评了国民党不给人民抗日救国民主权利的错误，指出国民党的抗战包含有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及所领导的民众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把自己变为全国抗战的核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解放》周刊出版了“扩大的六中全会专刊”(第57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论新阶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蒋委员长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八路军新四军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日本共产党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各国共产党电》。这些文献证明，六中全会对抗日形势作出了新的论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局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938年10月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和中共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改变。在日本诱降政策之下，国内妥协投降势力重新抬头，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汪精卫公开叛逃降日，整个抗日阵营内反共逆流暗潮涌动。《解放》周刊第71期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第75、76期合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第87、88期合刊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第98、99期合刊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第111期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这些重要文献指出在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存在着严重的投降、分裂、倒退危险，号召爱国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以达到“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4]之目的。《解放》周刊刊登的这些原始文献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始终高举团结抗日伟大旗帜，痛斥汉奸卖国贼的罪恶行径，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解放》周刊第124期刊发了《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怒斥“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5]是当局人员“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5]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反共投降的准备步骤。谈话警告当局必须珍重合作，只有老老实实地做到中共开列的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否则搬起的石头必然会砸到自己的脚。同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解放》周刊第131、132期合刊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明确的判断，那就是“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6]宣言重申团结抗战之重要，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努力，不犯错误，我们的目的是能达到的，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6]宣言最后高呼“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胜利万岁!”[6]
此外，《解放》周刊还刊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七次大会决议》(第28期)、《中共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第36期)、《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第66期)、《中共中央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第70期)、《拥护共产国际宣言》(第91、92期)、《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第127期)、《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第129期)、《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第131、132期)等，为研究这一时期中共的党报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妇女工作政策、经济工作政策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解放》周刊除发表当时诸多中央文件、决议、宣言、通电、指示外，还刊登了大量文章著作，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创作、马列著作译文、基层工作总结和经验介绍、国际形势变化等。
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创作在《解放》周刊中占有很大比重，是其核心和精髓所在。这一点与《解放》周刊作为党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的性质是一致的，也是《解放》周刊之所以权威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中央在本报所公布的文件及中共中央诸位负责同志在本报所发表的文章，乃是本报一切主张和言论的灵魂。”[7]据统计，《解放》周刊刊登有毛泽东重要著作29篇，张闻天(洛甫)重要著作25篇；朱德重要著作12篇；博古重要著作11篇(含翻译5篇)；凯丰重要著作24篇；周恩来重要著作11篇；王稼祥(王稼蔷)重要著作5篇；王明(陈绍禹)重要著作13篇。此外，陈云、刘少奇、罗迈、任弼时、高岗、李富春、林彪、林伯渠、成仿吾、邓发、邓小平、董必武、贺龙、罗瑞卿、聂荣臻、彭德怀、张国焘、杨尚昆、徐向前等也多次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解放》周刊上刊发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著作具有党的政策和工作方针的性质，是当时中央明文规定必须在党的支部和各级委员会上组织学习、讨论的主要内容。这些著作有的是属于理论性的创作，如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第6期)、张闻天《论共产党的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一致》(第75、76期合刊)、王稼祥《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第86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98、99期合刊)等。有的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阐发，如张闻天《迎接对日直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创刊号)、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第2期)、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第4期)、朱德《实行对日抗战》(第12期)、李富春《怎样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第14期)、凯丰《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第16期)等。有的是对抗日战争持久性的论述，如张闻天《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第17期)、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第25期)、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第30期)、毛泽东《论持久战》(第43、44期)等。还有关于党员党性教育与修养的思考，如张闻天《论青年的修养》(第39期)和《论待人接物》(第65期)、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第72期)、《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第73期)和《支部》(第73期)、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81至84期连载)等。
传播和普及马列主义理论，是《解放》周刊的办刊宗旨之一。因此，《解放》周刊十分重视对马列原著的翻译工作。几乎每期《解放》周刊都刊登有马列理论著作译文，对于篇幅较长的译文也毫不吝惜版面地予以多期连载。据统计，《解放》周刊共刊登有马列译著160余篇。择其要者有《论联共党史课本》(第13期)、《马克思与中国》(第36期)、《伊凡诺夫的信及斯大林的回答》(第37期)、《列宁论青年的学习问题》(第41期)、《国际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第46期)、《纪念恩格斯》(第47期)、《论民族》(第47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第52期)、《列宁论战斗唯物论的意义》(第62期)、《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第66期)、《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第77期)、《社会的存在与社会的意识》(第108期)、《斯大林——列宁事业的继承者》(第109期)、《共产主义底伟大理论家——斯大林》(第110期)、《宣传家的列宁》(第112期)、《恩格斯传略》(第122期)等。为适应大众化口味的需要，使马列主义的论点能更集中、更精粹，也更便于入脑记忆，《解放》周刊还采取了精选经典要论的办法。如第2期刊登了题为“列宁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这难道不明白吗?”(斯大林作品)两段较经典的论述。第3期刊登了列宁论纠正幼稚性和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演讲词中关于“妇女和平统一战线”的经典论述。在精选时，《解放》周刊还特意选择了那些与中国革命有关系或直接论述的语句。如第8期就刊登了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述。③第22期刊登了列宁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民族战争的论述。第45期刊登了季米特洛夫关于取得反法西斯胜利保证的论述。为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解放》周刊开辟了“研究”、“学习”、“理论增刊”、“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读书杂记”、“联共(布)党史研究资料”、“书报介绍”、“读书笔记”、“巴黎公社研究指导”等专栏，探讨了研究、学习的方法，指导读者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是《解放》周刊普及马列理论方面最具特色的做法之一，对促进马列主义的学习起到了重大作用。
基层工作总结和经验介绍也是《解放》周刊刊登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方面的文章很有特色，主要以通讯的形式刊登出来，内容涵盖了政权建设、军队工作、群众工作、除奸工作、青年工作、社会工作、劳动政策等方方面面，涉及的区域覆盖了当时的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这些文章主要是由基层工作人员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其中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资料，史料价值很高。择其要者有《铁蹄下的东北》(创刊号)、《一年来北平学生运动的回顾》(第4期)、《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第9期)、《战斗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第13期)、《边区各乡各区民政府选举运动的总结》(第21期)、《第八路军是怎样战斗着的!》(第23期)、《征调壮丁的形形式式》(第26期)、《特区抗战动员片断》(第26期)、《山西民众捕捉汉奸托派分子张慕陶的经过》(第32期)、《粉碎敌人九路围攻晋东南的经过》(第39期)、《华北一个抗日根据地的情形》(第41期)、《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第50期)、《晋察冀边区的过去和现在》(第51期)、《一个战地工作团的工作经验与教训》(第63、64期合刊)、《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第81期)、《在斗争中的冀察晋边区工人》(第97期)、《大后方的学生》(第102期)、《侯如墉在冀西的罪恶行动》(第108期)、《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建设》(第129期)等。
《解放》周刊也比较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注重分析这些变化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其中日本、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苏联等国是《解放》周刊关注的重点，文章大多属于短平快的时事评论，以便能及时介绍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但也不乏比较厚重的、有深刻分析的、思想深邃的长篇论著，甚至还出版有西班牙专号(第10期)和苏联专刊(有多期专刊)。这方面的文章数量很多，择其要者有《日本当前的政潮》(创刊号)、《英国对于西班牙的折衷方案》(第13期)、《中国抗战与英国》(第14期)、《美国银行贷款日本与美国海员援助中国》(第16期)、《论德国吞并奥国》(第34期)、《张伯伦外交与欧洲危机》(第35期)、《美国修改中立法问题》(第62期)、《论苏联外交政策》(第91、92期合刊)、《苏德实力对比》(第133期)等。
此外，《解放》周刊还刊登了八路军、新四军等英勇抗战的感人事迹，按期公布统计出来的各种辉煌战果，打击了“恐日病”、“中国无力抗日”、“三天亡国”等托派、亲日派的汉奸理论，坚定了全国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解放》周刊是长征落脚陕北后，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创办的唯一刊物，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唯一的机关报。④在《解放日报》创刊之前，《解放》周刊闻名遐迩，声名远播，是中共最为权威的党报和政治理论刊物，曾在党报史上书写下辉煌的篇章。“无疑的，《解放》报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最有权威的刊物——其实，不仅在国内，而且其声名远远播于国外。”[8]
创刊之后，《解放》周刊始终秉持“民主、团结、抗日”主题，发挥了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本报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也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7]这种喉舌作用首先表现在《解放》周刊能够及时阐明民族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与方法，即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次表现在《解放》周刊善于和敢于批评抗日阵营中的妥协投降势力，坚持持久抗战不动摇。再次表现在《解放》周刊能够及时揭露民族敌人在各个时期中的阴谋诡计，提高全党全国全民族的警觉性。最后表现在《解放》周刊宣传和普及了马列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总之，《解放》周刊以其“稿件来源的权威性、宣传内容的严肃性、舆论引导的正确性、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出版发行方式的灵活性”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扬与鼓励，就是国民党内的许多明达人士也认为《解放》周刊“言论正确，内容充实”。
《解放》周刊是抗战时期公开发行全国的党报(面向国内国外公开征订)。除延安外，还一度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山西、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西安等全国各大城市以及港澳地区进行翻印，每期的销售数量都十分可观。《解放》周刊出版至第10期时销售就已经突破一万份，读者也遍布各党各派和各个阶层。“但出版以来虽历短短的三月，分量不多的十期，自问我们与敌人汉奸搏斗之坚决，推动国共合作之热忱，巩固举国一致推动精诚团结之精神，与乎坚定不摇的抗日救国立场，业已表白于天下。因而未及半载，已获得全国广大抗日读者的支持，各方面要求的数目，亦经突破万数。读者中不但包括各层人民，而且也有无数的国民党负责人士。”[9]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在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提到：“我党出版的各种刊物，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党中央出版的《解放》周报，销售到三万余份。”[10]1939年5月17日，张闻天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过去宣传工作的成绩时突出地说到《解放》周刊的出版，认为这是“中宣部最大的工作”，“传播了中央主张”，共办七十余期，发行七十余万份，有几处翻印，比过去大革命时期的《向导》更广。⑤
《解放》周刊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的舆论主阵地，也是全国抗日舆论的生力军，更是坚决抗日行动的模范，因而遭受到了日寇汉奸以至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反动分子的仇恨与压迫。在许多地方，《解放》周刊被禁止、被没收，《解放》周刊的读者被压迫、被摧残。“我们的《解放》却到处被禁售，到处被邮局检查员扣留，不特此也，因手执一册《解放》而横遭拘押之事，在西安苏州各处已数见不鲜，西安学生因阅读本报而致被学校当局用恐吓之手段，亦已层出不穷，书店之代售本刊而被‘警告’之例，亦难以枚举。”[9]特别是在距离延安最近的西安，《解放》周刊曾连续两次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非法查禁，其在西安的分销处也被非法封闭。一次发生在1937年10月29日，另一次发生在同年12月1日。这些压迫与非法查禁，非但未能阻止《解放》周刊的出版发行，反而激起爱国民众和国内外有识之士对《解放》周刊的更大的支持与拥护。他们自发地参加了签名抗议活动，纷纷组成读者会更加广泛地阅读《解放》周刊，并且踊跃地参加了《解放》周刊发起的“征求五万基本定户”运动，使得《解放》周刊的发行数量一度达到五万余份，创下当时国内报刊发行数量的奇迹。
注释：
①《解放》周刊原刊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等处。1966年5月，人民出版社将《解放》周刊分七集影印再版，创刊号至第20期为第一集，第21期至第40期为第二集，第41期至第59期为第三集，第60期至第80期为第四集，第81期至第100期为第五集，第101期至第120期为第六集，第121期至第134期为第七集。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②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6页。
③刊登原文为：“中国共产党在十五年来，已经证明他忠实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并证明他善于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毫无疑问地，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克服一切的困难与障碍，而实现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统一战线!”
④长征落脚陕北到进驻延安之前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办的报刊有两种恢复出版：《红色中华》和《斗争》。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从第325期改版，更名为《新中华报》。《斗争》则于同年3月19日停刊，共出版127期。这样，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至，中共中央主办的报刊就只有《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两种，而新创办的则只有《解放》周刊一种。《新中华报》起初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才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由原来的5日刊改为3日刊在延安出版。《解放》周刊1937年4月24日正式创刊，创刊之初即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⑤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419—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