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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3)03-0013-11
10—15年前，在俄国官方的世界观和社会科学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拜占据了主 宰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渗透到自然科学，决定着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起点。譬如， 1989年出版的《哲学百科词典》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观点的 完整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规 律以及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反抗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解放斗争的规律的科学，是关 于社会主义革命规律和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给列宁主义下的定义 比较简短，说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中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学说[1](pp341-34 3)。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说过任何意识形态都有谬误，我们却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完全受 党的最高机关庇护的意识形态偶像。这里只需回忆一下苏共中央有关社会科学和在共产 主义建设中提高社会科学作用的“指导性”决议、在各级党委设立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 的做法等等就够了。
1991年8月事件、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之后，对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发生了迅速 而根本的变化。在大学里，苏共党史教研室和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被撤消(苏共党史曾 被视为“行动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新的政治学教研室，其使命是向大学生 传授关于当代世界、主要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可以说，大学已谢绝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学科”的服务。这是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的。
不过，似乎不应当使年轻一代对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毫 不了解。整个20世纪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并未死亡，并未消失，它 继续存在，保留着相当大的政治阵地。拥有4800多万(准确数字应为6800多万。——译 者注)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10亿多人口的国家的执政党，这个国家正在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市场机制，展示着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越南共产党和古巴共 产党也在执掌政权，并未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在共产党曾经存在的所 有国家，共产党依然还在(有些改了名称)，并在新的条件下继续自己的活动。现在，法 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捷克、印度、日本、叙利亚、以色列 等国的国会中都有共产党员。凡在本国议会中有自己议员的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均在欧 洲委员会派驻代表，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党团)“联合左翼”。欧洲议会里也有类似 的团体[2]。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当代俄罗斯人数最多(约60万党员)的政党。国内30个地区的省长 是共产党员，国家杜马中俄联邦共产党党团共有90名议员。这是共产主义的现在。共产 主义的过去则处处感觉得到。莫斯科的马克思大街恢复了旧名——莫霍瓦亚街，但有个 地铁站仍叫做“马克思主义站”。列宁图书馆已更名为俄国国立图书馆，可在读者当中 仍像以前一样称之为“列宁图书馆”，并且，地铁里报站仍然说：“列宁图书馆站”。 每天成千上万的人乘坐地铁，于是他们耳边总是响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苏维埃俄 罗斯报》不仅是一家中央级报纸的名称，而且是千百万公民的思想趋向，尤其是那些上 了年纪的人，他们或许淡忘了买香肠排长队，却记得120卢布的退休金至少可以维持生 活，不挨饿，不用乞讨。
这是好还是不好，另当别论，但不能不正视它。所以当鲍里斯·涅姆佐夫在国家杜马 表示希望21世纪的俄国将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人和毒品”的俄国时，他流露出来的是受 了很大委屈的自尊心(他第一次谋求国家杜马副主席职位的尝试没有成功)。没有毒品的 21世纪的俄国，这得上帝保佑。没有共产党人的俄国是不会有的，无论对共产党人抱有 怎样的态度。
可是，1993—1994年出版的政治学词典中却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词 条的位置[3]。90年代后半期问世的哲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中，提到马克思主义时只 有寥寥数语[4]。辞书和教科书的编者和作者可以理解，时下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 些什么，又怎么说呢?一方面，对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成了形形色色 的政党和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必备的固定标志，并且得到社会上相当部分人的赞同；另 一方面，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共(布)——联共(布) ——苏共的正宗”载入党的纲领(1995年)的共产党——俄联邦共产党，似乎什么也没有 学到，依然“遵循发展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而自身却并未表现出发展马列主义 的意志和能力。
一、作为“发展中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
当我们说“发展中的学说”时，言下之意是它并非一成不变，其中有的东西可能过时 ，有的东西可以修正，可能出现新的认识，可能提出新的结论。这不仅涉及到被各国许 多思想家发展的学说，譬如三权分立学说，而且也涉及到他本人也在发展的一位思想家 的学说。
众所周知，曾活到80岁高龄(公元前427—347年)的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其最后的 著作《法律篇》中，在许多方面修改了较早期的著作《国家篇》中给出的关于“理想国 ”的要点。在《法律篇》中领导国家的已不是哲学家，而是最年长且最明白事理的公民 ，在管理上他们不是遵循自己的决断(像哲学家那样)，而是遵循法律。如果说在《国家 篇》中，社会最高阶层(阶级)的哲学家和守卫军人不得拥有“任何私有财产”，以免他 们之间发生纷争的话，那么在《法律篇》中则允许他们拥有份地和房屋形式的中等规模 的私有财产。同时，柏拉图取消了对从一个阶层转向另一个阶层的禁令，此事原先只是 作为例外情况才容许。
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在苏共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的官方阐释中，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修 正自己观点和认识的权利。在上述哲学百科词典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机会主义者 ”遭到批判，因为他们竭力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马克思的观点和恩格斯 的观点、马克思的观点和列宁的观点”对立起来，竭力否定“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主 义发展中的国际意义”。
当然，不应该把作为个人、可以说是存在主义个人的“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 ”对立起来。但是，作为创造型的思想家，无论就表达自己思想的形式和风格，还是就 理论认识和结论而言，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可能一成不变。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说 ，马克思“可以毫不犹疑地抛弃他辛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论，只要他确认这些理论是 错误的”[5](p107)。
卡尔·马克思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圣经。如果再考虑到人们的任何理论认识 不可避免地随着他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话，那么可以说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的 理论活动中，呈现出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
就拿所有制问题来说吧。《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 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p286)，资本被看作是剥削雇佣劳动的、只为十分之一社会 成员而存在的私有财产。“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 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 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6](p307)
显而易见，这里是毫不掩饰的战斗性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它不给资本主义留 下任何生存的机会。
然而时过境迁。1848—1851年的欧洲革命没有带来预期的政治后果。资本主义生产继 续发展，既在量的方面——财富积累方面，也在质的方面——所有制关系方面发生着变 化。出现了这样的股份公司，它们起着社会资本企业，即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企 业的作用，与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不同。马克思在廓清此类企业 的意义时得出下述结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 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 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7](p516、p517)
应该指出，在苏联占主宰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承认所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 内可能出现某种公有制形式的思想。官方的方针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向社会主义 过渡所必需的生产力(工业基地和无产阶级)能产生出来并得到发展。但是以生产资料公 有制为前提条件的新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内部”决不可能产生出来。否则，就是承认 资本主义可以无需社会主义革命、无需无产阶级专政、无需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而向社会 主义和平蜕化、和平“转化”。宣称这就是旨在使资本主义“永久化”的机会主义、修 正主义以及其他反马克思的“主义”的基础。决不能说这种思想出自马克思本人。
苏联著名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访问过瑞典后意外地发现，就基本生活指标而言， 瑞典的社会主义比苏联还多。他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讲出了这个想法，许多人认为这 是艺术夸张，是一位受人尊敬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窍不通的人的越轨举动。这是80年 代末的事情，当时本着戈尔巴乔夫所宣布的“新思维”精神，许多永远不可动摇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原理”开始受到怀疑和批判。
马克思在对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作出如此重要确认的同时，却没有(或者说 没有来得及)对自己的政治理论作出相应的修正，这只有让人感到遗憾了。因为根据马 克思的观点，如果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改变，新的所有制关系产生出来并得到发展，那 么整个法律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早晚会发生改变。马克思在世时，这个上层建筑依 然是旧的，这样他就可以不去改变政治理论，他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借助无产阶级专政 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性否定的基础之上的。直到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期，恩格斯 在德国新的政治现实(在议会成功获得席位的群众性社会民主党成立)影响下，开始赞成 非革命性的、改良主义的向新社会过渡的形式，并且预先说明仅仅指的是德国。
苏联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照例不引用恩格斯1895年的如下论述：“历史完全改 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 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8](p510 、p524)
“晚期恩格斯”同样也发现了初露端倪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程度减弱的趋势。《共产 党宣言》明确指出，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 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 员会罢了”[6](p274)。到19世纪末，国家政权不再是这种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说法 ，资产阶级的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就丧失进行独 占政治统治的能力……为自己寻找同盟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 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7](p627)。
未必可以认为这一预测像50年代初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8] (p547)的预测那样明确。依然不清楚的是，资产阶级能够部分地甚或完全地把自己的政 治统治让给什么样的同盟者，政治统治必须具体地以什么为前提。后来的经验表明，在 资产阶级的政权结构中确实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动，但不能据此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 治已具有非资产阶级性质。在意大利共产党奠基人和领导人安·葛兰西的著作中，为了 弄清20世纪头1/3时间西欧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结构、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组织， 提出了“统治权”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政权体制决定于受它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团结 程度以及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施行暴力的相应减弱。
同样也不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他们两人的生活和创作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一 起，根本无法分开。他们不仅互相讨论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问题，而且还合写了一些著 作。早在《共产党宣言》之前，他们就写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阐述了唯物史 观的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只是多亏恩格斯的辛苦劳作才得以出版。 他们的文集也是共同的。因此，套用一位诗人的话说：我们说马克思，指的是恩格斯。
尽管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仍是两位深刻的、独立的思想家。虽然有一致的理论出发 点、一致的经济和政治研究方法，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钟情的研究领域。恩格斯钟 情于军事领域，马克思钟情于经济。然而即使在经济研究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不 是相互等同的。卡尔·考茨基曾指出，马克思超过恩格斯、大概也超过他那个时代所有 经济学家之处，不仅是抽象的力量，而且还有对经济著作的广泛涉猎。但是在政治经济 学方面，“恩格斯超过了马克思，因为他实际参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9](pp238- 239)。(恩格斯曾供职于一家纺织厂的事务所，他父亲是该厂的厂主之一。)
二、马克思的学生和追随者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诠释
早在马克思生前，他已开始有了学生和追随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得学说的 奠基者本人有一次怒气冲冲地说，这样一来他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马克思逝 世后的12年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理论家、各国的知识分子还有机会向恩格斯这位马 克思主义的最高权威请教。恩格斯逝世后，情况就改变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和追随者中，在欧洲首推卡尔·考茨基( 1854—1938)和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在俄国则首推格·瓦·普列汉诺夫(18 56—1918)和弗·伊·列宁(1870—1924)。
1896—1898年，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总标题为 “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1899年，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一书出版。1901年，他向柏林大学生作了《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专题报告， 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理由是：“任何‘主义’都不是科学。‘主义’所表 示的是观点、倾向、思想或要求的体系，根本不是科学。任何真正科学的基础是经验， 科学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建起大厦。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 正是因此它的最大特点无法科学地界定。”[10](p367)(注：另外请参阅《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8页。该书中伯恩施坦 一文的题目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相应译文为“任何‘主义’都不能是科 学，‘主义’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倾向、一种思想或要求的体系，而根本不是科学。任 何真正科学的基础是经验，科学在已积聚的知识之上建立起自己的大厦来。至于社会主 义则是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学说，正因为如此，对于它的最显著的特点不能科学地加以 规定。”——译者)伯恩施坦认为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不很明确的社会形态，他偏向于为 工人阶级的迫切利益而斗争。他的著名公式“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的 含义就在于此。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比起形式上是暴力的、实质上是毁灭性的革 命行动来，渐进的分阶段的步骤能更好地保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 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进行改造。应该指出，这个观点与恩格斯的某些“改良主义的”论述 并不矛盾。
就伯恩施坦所处的历史时代而言，他的观点有多么正确现在已不那么重要了。这是直 觉所提示的伯恩施坦的洞察力和推测呢，还是别的什么，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就另 一个时代——20世纪下半叶而言，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时已很清楚，原来西方 工人除了自己的锁链而外是有东西可以失去的，所以他们并不急于去获得整个世界。
但是100年前，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方针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其他学生和追随者的 激烈批判。1899年考茨基出版了《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纲领》一书，此后多年，“反 伯恩施坦”的题目是他的著作中的主要题目之一。考茨基恰好在当时开始被称为“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裁判官”。
普列汉诺夫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1898)一文中认为，伯恩施坦的研究方法本身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在1898年5月20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假如伯恩施坦的 批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可以提一个问题：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将 会剩下什么?的确只有回答说：所剩无几。或者说得确切一点：片甲无存。”[10](pp5- 6)
1906年，在为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书第三版写的序言中，普列汉诺夫再 一次宣称，伯恩施坦“完全没有弄通他在近20年的时间内自称其信徒的那些人的学说的 基础”[11](p46)。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因为他认为 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方针是不正确的，是极端主义的。普列汉诺夫谴责了1905年的莫斯科 武装起义(“不应该拿起武器”)，不接受1917年的十月革命，但是拒绝支持反革命。
普列汉诺夫在去世前不久写的《政治遗嘱》中提到，“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永远不能实现”；“产生于欧洲文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理论未必将成为普遍适用的观点 体系，因为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进行”[12](p92、p93)，也就是按照 多文明的发展模式进行。即便这份文献最终被证明是伪造品(目前对它的真实性仍有一 些怀疑)，它毕竟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的思想演变。
至于考茨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可能 性的理解上已经开始与伯恩施坦接近，并且与普列汉诺夫一样不接受俄国的十月革命。 列宁自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歪曲是自己的义务。他马 上猛烈地谴责伯恩施坦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向资产阶级奴颜婢膝。随着考茨基观点的 “改良主义演变”，列宁的批判更加猛烈。随着普列汉诺夫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分歧加深 ，他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也在升级。列宁绝对相信只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才 是正确的，他剥夺了对手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利。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研究 和摘要时，他把导师们最革命的表述用作武器。至于那些就其含义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更 像改良的拥护者而不像革命的拥护者的言论，并未引起列宁的注意，他也不去引用。
在这方面，列宁写于1917年8—9月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很能说明问题。在这本篇幅 不大的小册子里，有50多处引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著作(其中有些引用 了一整页甚至更多)。列宁只把国家看作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受压迫的被剥削阶级 实施暴力的“机构”和“机器”，并且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应引文加强这一点。他强调 说：“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 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13](p115)必须消灭“寄生物——国家”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 穿全书(其中一节的标题就是“消灭寄生物——国家”)。列宁用着重号突出了马克思在 1848—1851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上写下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 把它摧毁”[6](p676)[13](p133)，他断言：“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 的基本的东西。”[13](p134)为了不让任何人对这个结论稍加怀疑，他在另一处再次重 复说：“‘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 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13](p143)
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第一次尝试的1871年巴黎公 社的历史经验所作的分析特别吸引列宁。按列宁的说法，巴黎公社社员的错误和巴黎公 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并不是他们试图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是他们做得不够坚决彻底。 说到这里，列宁又一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又一次毫不留情地批判以考茨基和伯恩 施坦为首的所有“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因为他们否定了这种摧毁的必要性 。
列宁专门用一节来讲恩格斯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但是，在引文中没有1883年4月18 日恩格斯致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家菲·范派顿信中的一段话，凭这段话可以断言马 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处理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时并不是那么斩钉截铁和明确无疑的：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权 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 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 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 革命的惟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 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8](pp656-657)。
可见，在这里恩格斯不仅否定了摧毁国家的必要性，而且警告说，国家一旦摧毁，工 人在自己的阶级敌人面前就会手无寸铁，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很可能列宁当时不知道恩 格斯的这段话。不过即使知道，他也始终有现成的解释：“重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字 面意义，而是它的精神”，并且这种精神只能是革命，同“变节的”改良主义毫无相似 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俄国正处于十月革命的前夜。
三、列宁主义是对俄国条件挑战的回答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是西欧历史发展的精神产物。列 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都起源于西欧。
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说明，他们的学说和理论认识首先和主要反映西欧社会的条件 和特点，针对西欧。因此，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中，马克思坚决 反对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俄国作家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 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4](pp341-342)的意图(我们来给自己提个问题：马克思的追随 者中谁能有勇气把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如此谦虚地称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 ?)。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再一次强调，革命进程的“历史必然性 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4](p774)。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意见完全一致。他写道，他们的观点是从西欧无产阶级运动的事实 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 和实际价值”[8](p676)(我们又要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允许 对他们的理论作如此断然否定的表述)。像马克思主义是西欧条件和西欧特点的精神产 物一样，列宁主义是俄国条件和俄国特点的精神产物。
在这方面，以下事实很有意思。1920年4月23日的《真理报》登载了列·托洛茨基的一 篇标题为《列宁的民族性》的文章。文中写道，“列宁有着深刻的民族性，他扎根于俄 国的近代历史，把历史予以归纳，给它以最高度的表述，他正是通过这样一条道路登上 了国际主义行动和世界影响的顶峰。”[15](p132)托洛茨基并未将列宁同马克思对立起 来，他指出，“马克思生长在另一种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呼吸着另一种空气，不是像列 宁那样扎根于农村，而是扎根于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和复杂的城市文化中。”[15](p13 3)这番表述没有得到列宁的任何评论。
下面谈谈“列宁主义”这一术语。由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列宁的反 对者早在1903年就首先开始使用这个术语。他们认为列宁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理。 列宁最坚决地反对这种看法[16](p1)。列宁逝世后，“列宁主义”这一术语立刻在俄国 和其他国家广为流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术语出现于30年代，并在斯大林的《联 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得到巩固。好几代苏联人在党内教育网和政治教育网内研读过 这本充斥着拙劣伪造的书。当时，“斯大林是今日列宁”的表述成为宣传用语，从而把 斯大林变成了第四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斯大林抬到了列宁的高度，又把列宁 降到了斯大林的高度。
斯大林为列宁主义下的定义实际上在整个苏联时代占主导地位。他的定义是：“列宁 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 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7](p120)他把这个定义 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定义对立了起来，季诺维也夫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 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 7](p121)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斯大林对这个定义进行了尖锐批评。斯大林认为用粗体 标出的字样是把“俄国的落后性，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是把列宁主 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17](p121)。斯大林把季诺维也 夫的定义称作是“局限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同时，他提出了一连串修辞性疑问：“ 难道列宁主义不是各国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吗?难道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不 是对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适用和必要的吗?”[17](p121)
为各国创建理论、特别是为各无产阶级政党创建所必要的理论的可能性问题留待以后 讨论。这里只需指出，20世纪70—80年代在安哥拉、南也门、阿富汗和其他许多国家建 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方向的先锋革命民主党的尝试，尽管有苏联的全力支持，均毫无 结果。我们还是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无可争辩的事情——列宁和作为学说的列宁主义同 俄国十月革命的联系上吧。
十月革命无疑具有国际意义(如果没有这场革命，当代世界就会面目全非)，说它是民 族的，是指它反映了俄国的国家特点、历史传统和历史经验，并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过 程中在俄国出现的具体社会政治局势有关。公认的“俄罗斯精神”行家尼·亚·别尔嘉 耶夫谈到俄国共产主义的民族根源时指出，列宁“身上兼备两个传统，俄国革命知识分 子的最极端主义派别的传统和俄国历史上表现得最独裁专制的政权的传统”[18](p99) 。
不过还有一个客观情况从一开始就加剧了俄国共产主义的革命极端主义，这个客观情 况就是十月革命在一个按照西方标准远远不是最发达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里要提请注 意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在单独一个国家发生的问题所做的 回答：“不能。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6](p241)，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能够期望成功。列宁首先和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像 马克思恩格斯勇敢地修正自己那样，列宁也勇敢地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在需要的时候修 改他们的观点，使理论服从于政治，他用符合俄国政治局势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创 造了俄国新的政治局势的新理论来代替旧理论。的确，这种修改并未称作准确符合“修 正”一词含义的修正主义，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如火如荼的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宣称，“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p554)一年 之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列宁更加明确地说 道：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19](p722)。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岂止是不同，而是截然相反。对此我们通常的说法是：马克思恩格 斯的结论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时期来说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适合于垄断 资本主义时期。同时还强调指出，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时代特有的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和 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说得客气一点，这是在耍滑头，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奴隶制或 者封建制度从未平衡地发展过，即使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就连欧洲各国，资本 主义也是不平衡地发展的。
1917年4月，列宁在侨居国外多年之后刚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宣告了立即从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这也是政治、俄国所形成的政治条件使然，并不 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所决定的。当这场革命发生了并且在持续4年的可怕的国 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之后最终胜利的时候，当随后对欧洲各国内部爆发革命的期望落 空的时候，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从理论范畴过渡到实际政治范畴。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因为它关系到俄国以后的生存——既作为一个国家，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
可以举出数十条表现出列宁坚信社会主义胜利的论述。尽管如此，列宁在这方面始终 存有疑虑，后来通过对列宁的论述“打折扣”掩盖了这一情况。自不待言，国内能够批 准这种打折扣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斯大林。
譬如，1920年11月6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省工会理 事会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说：“如果我们现在看一看国际 关系——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 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并且看一看战争的历史……”(注：参阅《列宁全集》 第40卷，中文1986年版第2页。《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是依照苏联编辑的《列宁全集》 俄文第4版译出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以《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为基础并增收《 列宁文集》俄文版中的部分文献编辑而成。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和第2版中，用粗 体标出的字样没有。——译者注)。引文与列宁全集第3版相符，但在第4版和第5版中我 们用粗体标出的字样却没有……
现在，社会主义在整个后苏联空间以及东欧国家垮台了，我们不仅可以重新审视关于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可能性的老问题，而且可以重新审视列宁在他最后的几篇文章中提 出的关于修改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的问题[20](p773)。遗憾的是，他没来得及把这一 修改进行到底。至于这一修改可能意味着什么，可以从列宁“认真地长时间地”构思出 来的新经济政策来判断。众所周知，新经济政策允许私有制，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允许 国家监督下的市场关系。这是力图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制度条件下并存的纲 领。可惜它寿命太短。
至于后列宁时代与社会主义理论有关的东西，只能称之为术语游戏和定义游戏。1936 年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基本上”胜利了。50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宣布社会主义 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而且所谓“彻底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苏联 复辟。后来，在70年代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最高当局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 ”。商店里的柜台越是空空如也，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赌咒发誓的声音越响。不计 其数的微笑着、挥手说着“同志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列宁的肖像，并不能使任 何人信服。恰恰相反：这些肖像既败坏了“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名誉，也败坏了列宁 本人的声望。但是节日里站在列宁墓上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根据游行和“乌拉 ”、“万岁”的喊声来判断人民的情绪的。1983年尤·弗·安德罗波夫的文章《卡尔· 马克思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大概是初次响起清醒的警告：“我们对 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并不了解。”[21]而且，与其说此话出自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 记之口，倒不如说出自多年的苏联克格勃主席，即消息十分灵通者之口。但是来年，在 契尔年科执政时，又重新响起了使一切工作达到“发达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水平”的号召 。又过一年之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伴随着“重新解读列宁著作”的号召的“漫无 目的”的政策开始了。
既不应该将列宁妖魔化，这在如今的政论和诸如Д.沃尔科戈诺夫那样的学术著作中比 比皆是，也不应该把他理想化。我国的政治理论思想和社会学思想不出成果，苟延残喘 ，其根子就在列宁。正是他在被称为其“哲学遗嘱”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 2年3月)一文中实际上论证了别尔嘉耶夫定义为“世界观专政”的东西。在该文末尾， 列宁对曾一度赞同过社会革命党观点的政治活动家、彼得格勒大学社会学教研室主任皮 ·亚·索罗金进行了严厉批评。索罗金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彼得格勒每1万宗婚姻中， 有92.2宗离婚。该社会学家的下述结论深深激怒了列宁：“现在的合法婚姻，实际上不 过是掩盖婚外性关系并使那些‘好色之徒’能够‘合法地’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形式罢 了。”[20](p653)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离婚率比俄国要大得多，认为索罗金“为了 讨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而歪曲事实”[20](p654)。列宁在文章的最后说：“俄国工人阶 级有本领夺得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 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 方。”[20](p655)说到做到。就在1922年秋，别尔嘉耶夫和索罗金等一大批俄国学者和 作家被驱逐出境。俄国丧失了天资聪颖的人，西方获得了他们。俄国精神贫乏了，西方 富了。美国把皮·亚·索罗金归入美国社会学鼻祖之列。至于当代俄国社会学，根据19 96年的资料，俄国每1000宗婚姻中，有763.6宗离婚[22]。
四、代结尾
俄国著名文艺学家兼政论家帕·瓦·安年科夫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1846年3月30日会议的十分有意思的回忆，那次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德 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有天赋的鼓动家威廉·魏特林进行了批评，批评他的“真正社会 主义”和粗糙的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应当指出，回忆发表于马克思生前，他也读到过) 。恩格斯在宣布开会时谈到，必须制订一种共同的理论，作为所有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 研究理论问题的追随者的旗帜。恩格斯还没有讲完，马克思就向魏特林提出问题：“魏 特林，你因为鼓吹共产主义而在德国引起那么多议论，把那么多工人吸引到自己那儿， 使他们失去了工作和无法糊口，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革命活动和社会活 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5](pp310-311)
对这个问题，魏特林没有作出、也不可能作出合理的回答。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 可以向任何理论、任何学说，包括向马克思主义提出这个问题。
译自俄罗斯《社会人文知识》杂志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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