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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改革时代我们以体制转型为主线，以渐进改革为路径，通过宏观体制、微观体制的改革以及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所提供的动力机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2009年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困境意味着前改革时代的终结和后改革时代的到来。后改革时代并不是前改革时代的简单延续，它更是前改革时代的深化。与前改革时代相比较，后改革时代的特征主要体现在：
一、后改革时代是共富的时代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
前改革时代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说过：“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1]。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先富”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通过优与劣、强与弱、城与乡等的“失衡”，促使一部分地区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造成了城乡关系失衡、区域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关系失衡。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迅速扩大。这种差距同时体现在以下区域范畴：(1)省市自治区之间；(2)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3)东中西3个地带之间；(4)城市与乡村之间。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30多年，在思想上我们强调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作为目标，但是我们走的是一条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道路。尽管从1978到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但是收入分配差距、地区发展差距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均逐渐拉大。后改革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着力解决失衡问题，促进城乡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收入分配均等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亦即“先富”只是手段、途径和方法，而“共富”才是目的。所以，后改革时代是共同富裕的时代，其实现途径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公平优先促进共同富裕。进入后改革时代，要由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实现和谐发展，如中央提出建设“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地区之间，实现协调发展，强调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责任与义务；在城市与农村关系上，强调城乡互动，共同发展。
第二，以全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进入后改革时代，要由局部发展转向全面发展，在区域方面，关注区域全面发展；在资源开发方面，关注开发的整体效果，强调有规划地系统开发，从战略的高度强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关注全面发展；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关注二者的协调发展。
第三，以关注弱势推进共同富裕。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加速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弱势群体已由原来的隐蔽状态开始凸现出来，构成了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2]。进入后改革时期，要由关注强者转向关注弱势群体，在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上，更加强调农村的发展；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更加强调企业的发展；在贫富关系上，更加关注贫困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必须协调利益关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安全网。
当然，后改革时代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并不是要回到“大锅饭”，而是要把提高社会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3]。
二、后改革时代是和谐的时代
进入后改革时代，在前改革时代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并且已经开始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城市化进程、国有企业改革、乡村体制改革加快，城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利益受到相当大的损害，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也有所增加，社会犯罪现象大量增加。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区域、阶层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为此我们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以来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和谐”的理念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进入后改革时代，针对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更加强调和谐发展。后改革时代和谐的重点在于：
第一，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经济生活中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把公平放在第一位。从制度上保障竞争机会的平等。当前，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机会的平等，特别是竞争起点的平等。努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以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科技、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建设，重点支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制度的完善，加快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切实维护困难群体的利益。
第二，建立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规范的对话和协商机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国际经验表明，群众团体、利益集团等社会组织作为公众利益的重要代表，比公众个人具有更强的政治表达能力。
第三，高度重视城乡关系的和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后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最不和谐，而且影响重大的非和谐因素。为此，在后改革时代的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4]。政府应加强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性建设，促进农村城市化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教育成本，提高农民素质。另外，过去中国农村为支持城市的工业化，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城市应反哺农村，从各方面支持农村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三、后改革时代是民生本位的时代
民生本位即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发展的根本标准。正如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所言：“GDP衡量一切，但不包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最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老百姓的福利增长。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生支出仍然处于资源分配中极端重要的位置。从完善城乡保障体系，到低收入家庭的补贴、三农补贴，甚至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可见，民生保障支出，建立覆盖面广的保障体系，将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长期重点。
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新任务、新要求。报告不仅体现了从政治的高度重视民生，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治的高度向全党提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体思路、建设目标和具体任务，突出强调了要从体系、制度和机制的建设上来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因此，必须把需要与可能结合起来，从人民群众最大愿望与要求出发，配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选择好解决民生问题的切入点，量力而行，逐步提高。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要求，应当把当前人民群众反响比较强烈的教育、就业、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方面作为改善民生的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做好上述方面的各项工作，使人民群众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在教育上要紧紧抓住教育不公问题，从改进教育工作入手，创造接受教育的公平环境，以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在就业上要紧紧抓住就业难的问题，从开拓就业门路、加强培训、调整产业、强化以创业带动就业战略等方面着手，确保城镇一年新增就业1000万人目标的实现。在分配上要针对当今存在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从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入手，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分配格局，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使人民群众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在社会保障方面，要从打破城乡分割着手，大力提高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真正使人民群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衣食无忧[5]。
第一，把改善民生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框架。形成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总体思路、建设目标和具体任务，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制度框架。改善民生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选择好切入点以外，还必须夯实基础、强化制度保障、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要采取多管齐下、畅通渠道的对策措施，在实践中不断加大改善民生的力度。民生问题的存在与体制不完善有着密切的联系，民生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体制改革的深化，有赖于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解决民生问题，第一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的话，就不会轻易改变，它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首先必须统筹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统筹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方法论，着力提高改善民生的实效。要深入研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整体推进而给利益关系带来的新特点与新情况，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同时，兼顾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其次必须统筹阶级阶层的利益。
第二，通过制度维护和解决民生的方式、途径和目的。明确了从制度上维护和解决民生的根本方式、根本途径和目的，就是强化和扩大社会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公益功能和覆盖面，最大限度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就是要从制度体系上维护和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党的十七大报告首先把与人民群众幸福安康联系最密切，也是近年来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主要包括：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综合目前我国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0.4，逼近0.5，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仅为4 .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与此相关的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5左右[6]。因此，在分配上要针对当今存在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从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入手，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分配格局，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第三，通过改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改善民生。改革公共财政体制主要是要尽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的转型，在后改革时代要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主要的筹资责任，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对于某些公共服务的供给可能是无力的。而地方政府则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确保新增财力主要投向基本公共服务。在后改革时代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包括税后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拨款等在内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于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和力度，在转移支付的政府级次上主要偏向于财力上比较匮乏的基层政府。
四、后改革时代是关注质量的时代
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为中国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2007年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治理，总体恶化”。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中国还是粗放、外延式的生产方式，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是日本的6倍。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3-10倍；单纯追求数量增长、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7]。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内陆部分资源大规模开发的地区，多年GDP的增长率达到15%以上，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前改革时代的背景是全球市场化，在这种背景下前改革时代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为目的，采取以量取胜的办法，通过数量增长的路径走市场化与分离化之路；后改革时代以全球信息化为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以“新和谐”为主线，采取以质取胜的办法，需要通过质量型增长走聚集化、渗透化与融合化之路。后改革时代强调经济增长质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追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经济增长的波动是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的表现，前改革时代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比较弱，大起大落，特别是2009年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了严重的短期波动，因此在后改革时代，我们要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资源有效配置和资源有效利用的关系。
第二，关注产业结构质量，通过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在后改革时代对前改革时代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有意识地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弥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不足。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度、关联度，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加快完善科技综合服务平台，推动科技投融资体系建设，继续推进产学研合作，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单位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第三，提高环境质量，减低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在后改革时代从战略高度上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加强资源的资产化管理，遵循资源的自然规律，按照资源生产的实际，从资源的开发利用到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按照经济规律进行投入与产出管理，减低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
第四，提高生活质量，追求福利的增长，使人民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和发展的成果。“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4]。在后改革时代，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的舒适程度与便利程度。为人们提供无公害、有益健康的绿色食品，提供清新的空气、清洁的生活环境。
五、后改革时代是稳定的时代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长期稳定的基础；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是稳定最可靠的保证；稳定则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发展的重要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根据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而有所侧重。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总结30年的经验、体会，指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不折腾”是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以改革和发展为主，进入后改革时代，应该更加强调稳定发展，进入稳定的时代。稳定发展的途径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济稳定。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经济周期属于古典经济周期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当中间或地出现经济增长绝对水平的下降，导致经济增长率正负交替，而且增长速度的落差（波动性）十分明显。前改革时代由于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出现了就业紧张、经济结构失衡，造成了宏观经济的严重波动。后改革时代要追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稳定就是要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稳定还包括有经济增长的内容，就是指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在后改革时代要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始终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进入后改革时代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明显加大。在后改革时代，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严重暴力刑事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加大对治安混乱地区的治理力度。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提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水平。进一步强化食品药品安全意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第三，政策稳定。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良好的政策促进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进入后改革时代，保持政局的稳定、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是我国压倒一切的大局，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主线。要做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政策不稳定必然会导致各方面的动荡和混乱。政策稳定了才能稳定政局、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和稳定人心。政策的稳定主要是大政方针保持不变，在后改革时代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