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汉语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Abstract In the discussion of updating TCFL textbooks',thecompilers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into consideration:(1) the designof the macro-structure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systematic andencompass every aspect of TCFL; (2)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textbookmerits careful consideration; (3) the textbook can be revised andupdated wholly or partially,with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betterteaching effect; (4) the compilers should keep track of the new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in order to make steady progress.
对外汉语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自1987年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材规划会议以来，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十多年来，教材编写达二百种之多，可谓洋洋大观。在这些教材中，有不少教材都能较好的体现汉语内部结构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教学法理论倾向，应该说各具特色和优势。（杨庆华，1995）对外汉语教材的建设与发展，实际上反映了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探索。今天，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如日中天，正蓬勃发展，学科理论体系也日臻完善，来华留学人数成倍增加，留学人员种类不断增多，层次也逐渐提高，于是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新教材的呼声日高，人们正期待着新一代教材的面世。面对这种形势，本文探讨如下四个问题：
一 重视对外汉语教材宏观结构的设计
教材是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的实际需要，为师生教学应用而编写的。一个学科的教材是否科学、完备，应从质量、数量、满足教学需要和教材体系诸方面来衡量。质量上，要有覆盖面，要形成一个学科的教材规模，要能满足教师的教学需要，要能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学习目的的学习者的需要编写品类繁多的教材。目前，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显然还存在尚待改进的地方。正如杨庆华所指出的：“我们现有的教材，几乎都是通用性教材。这种情况难以满足不同的要求。所以新一代教材建设，尤其是供国外使用的教材，要考虑国别、民族、文化、环境的特点，提倡中外专家合编教材。教材有了针对性，才有更好的适用性，才能有更高的实效性”。（杨庆华，1995）其实，每一种类型的语言教学都是一种立体结构的实体。（吕必松，1993）应该为这个主体结构编写一种特定的教材。这种教材，从学习者的角度，要考虑到教学对象的自然状况，教学对象的学习目的及所处的学习环境；从教学的角度，要考虑到培养目标，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途径以及教学法原则等。这两方面及其内部的不同项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有机地统一在教材之中。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们认为应当重视对外汉语教材的宏观结构设计，使其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覆盖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方面面。诸如：
（1）考虑学习者不同的学习阶段，可编写初级汉语教材、中级汉语教材、高级汉语教材，这是一种通用教材，也有人叫综合课本或精读教材。
（2）从语言知识传授的角度，可编写汉语语音教材、汉语词汇教材、汉语语法教材，汉字教材等。
（3）从语言技能训练角度，可编写说话教材、听力教材、阅读教材、翻译教材等，也有人把这类教材作为主体教材的配套技能训练课本。
（4）以语言对比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为基础，供不同国别、不同母语、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习环境学生使用的具有针对性的教材。
（5）为学习各种专业需要而编写的用于特殊目的教学的汉语教材，如新闻报刊教材、外贸洽谈教材、商务往来教材、医用教材、中医古文教材、旅游汉语教材、外交人员汉语教材等。
（6）速成强化汉语教材。
（7）短期进修汉语教材。
（8）儿童汉语教材。
（9）个别教学汉语教材。
（10）汉语随意教材。
（11）带地域性的乡土汉语教材。
（12）汉语方言教材，如粤语教材、闽南话教材。
（13）广播、电视汉语教材。
（14）远距离教学汉语教材，如汉语函授教材。
（15）外国人学历教育的系列教材。
（16）外向型汉语教材，这是为国外华人、华裔、华裔子弟及热衷学习汉语、向往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在非汉语语言环境中使用的教材。诸如为某国或某地区华裔子弟学习汉语编写的教材，老年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家庭主妇学习汉语的教材，各类专业人员学习汉语的教材等。
（17）有关对外汉语教学课程设置所需要的文化教材，这一类不属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内教材范畴。学习一种语言，必定要学习相关的文化，为学习文化所编教材，可分两类：一种是国情课本，介绍中国的概况，可用汉语编写，也可用外语编写；一种是各种文化课本，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如果是以文化为脉络，与一定的学习阶段相对应，编写汉语教科书，服务于交际目的，则又当别论，不属于此类文化教材。
就目前的状况，由具有相当实力的专业出版社牵头组织，制定编写和出版规划，依靠各高校对外汉语教学单位的同行专家分工协作，发挥优势，编写各类教材，陆续出版，形成对外汉语教材的科学、合理的结构，服务于教学，是可行的办法。在架构科学的对外汉语教材宏观体系时，还应注意如下几点：
（1）应该有对外汉语教学的经典教材或名牌教材。比如《现代汉语》教材，有胡裕树本和黄伯荣、廖序东本；《古代汉语》教材有王力主编本；《形式逻辑》有金岳霖主编本；《英语》有许国璋主编本，都堪称本学科的经典教材。然而，对外汉语教学界目前还未形成自己的公认的经典教材，我们应当努力。
（2）应有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名家编写的教材。国外不少汉语教学界的知名人士都编过教材，如佟秉正[英]、黎天睦[美]、舆水优[日]、白乐桑[法]等。我国的胡裕树先生主编过对外汉语教材《今日汉语》，吕必松先生主编过《基础汉语》，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我们还有相当一批本学科的代表人物，有一定的学术权威性，他们如能主编教材，将会大大推动学术建设的发展。
（3）要有几部不断重印、可供长期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既然是语言教材，在语言材料方面，除了不断涌现的新词新义外，语言结构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作为汉语教材，在言语内容上不必赶时髦，不必追求与社会政治生活同步。当然，每年或若干年应做局部修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从192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到1956年32年间，不断修订，总共印了24版，一部理想的汉语教材似亦不必频繁更新，应形成自己的精品。
（4）要不断有新教材问世。由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路子不是单一的，在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如何进行技能训练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教学法思想上流派众多，因此，必定会出现多种编教原则，形成不同的编写体例，最终皆可达到提高语言交际水平的目的，正所谓殊途可同归。所以，我们主张在加强学科基础研究的前提下，在总体设计的宏观指导下，同一门类可以有多种教材同时存在，供使用者选择，在教学中优胜劣汰，推陈出新。
二 对外汉语教材微观结构的思考
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专家认为，对外汉语教材“已经走过了作为第一阶段的、从50年代到70年代纯结构时期，作为第二阶段的结构与功能相结合时期，现在正跨入90年代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时期。”（刘珣，1994）
从对外汉语教学法路子的形成过程来看，80年代以前，对外汉语教学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句型训练为主的直接法。90年代国外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功能教学法被引进对外汉语教学，因而出现了“结构——情景——功能”相结合的教学路子。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又提出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法思想。
教材反映了教学法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按照结构法的路子编写的一部最成熟的教材，当推1980年出版的《基础汉语课本》。（吕必松，1990）第一套贯彻结构、情景及功能相结合原则的教材是1981年出版的《实用汉语课本》，（吕必松，1990）目前，“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法思想已得到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广泛响应，在教材编写中注重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1995年在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汉语推荐教材问题讨论会上，对未来教材编写做了如下展望：“坚持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基本编写原则，是实现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最佳途径，也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基本保证。新一代教材，无论采用什么编写体例，都不能脱离这一基本编写原则。”（杨庆华，1995）
结构、功能、文化三者相结合，作为对外汉语教材的基本编写原则，是一个理论问题，是教材编写的一种理想的模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努力探索。然而，在教材编写的实际操作中，还遇到一些尚需解决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首先，我们除了有结构大纲（即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外，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功能大纲和文化大纲。即使是最新的结构大纲，也还是对传统的语法框架作局部调整，并没有摆脱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所讲语法的路子。（赵金铭，1996a）目前，我们对功能的研究还相当肤浅，“事实上，目前对于什么是功能，功能的表现形式如何，功能的立项标准是什么，功能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怎样为功能分类，等等，都还没有形成共识。”（李泉等，1996）在这种情况下，教材编写者只能根据个人的理解和认识确立和编排功能项目，于是多有出入。至于文化大纲，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语言教学中究竟应注入哪些文化内容，见仁见智，人们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人提出区分“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把涉及语言交际的文化因素称为“交际文化”。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上级报告近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时，请有关专家就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写出的相应的报告中指出：“不过时至今日，交际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还不明确，这是有待探讨的问题。”（仲哲明，1996）。
其次，结构、功能、文化三者之间并非一对一的关系，而是呈现了多层次的交叉，一个语法点，对应一个功能项目，又含有一个文化因素的情况，几乎是绝无仅有。一对多，多对一，呈现着繁纷复杂的局面。况且，在语言教学的某一阶段应该教授哪些结构、哪些功能、哪些文化因素，并没有一个固定而量化的标准。
总的说来，有关结构、功能、文化的基础研究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三者相结合编写教材的条件还有待于更加成熟。目前，“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编写教材的路子还只是种假设，有待于理论上的论证和教学实践的检验”。（仲哲明，1996）但是，我们支持这种编教尝试，提倡试验。在初级阶段，受语言水平限制，涉及文化内涵尚少，可以使结构与功能尽量相配；然后，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在教材的编写中努力探索结构、功能和文化的内在联系，把它们有机而和谐地安排在教材之中。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可以广开思路，开拓视野，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编教探索。以哪一种为主，都可以编出教材，都应该、也一定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把三者结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对“结合”如何理解的问题。我们认为，即使是80年代以前，所谓之以纯结构为主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也在有意无意之中结合着交际功能，渗入了文化因素，只是结合得程度有高下之分而已。因为语言形式要依靠功能才显示其意义，达到交际目的；功能意念也只有凭借一定的语言形式才能体现出来。至于文化则蕴含于结构与功能之中。结构、功能、文化三者都有其各自的科学体系，三个系统要在教材中做到完美的结合，需要绞尽脑汁，精雕细刻，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三者完善结合的前提，是不能背离语言规律及语言教学与学习规律。我们主张，三者多角度、多类型、多层面的结合，在不同的教学阶段存在不同的结合。三者结合时，并非并重，而是只能以一个系统为主。但是不管以结构、功能、文化哪个系统为主，语言结构永远是教材编写的根本脉络、结构永远是语言教材的骨架。
结构是可以量化的，也有一定的科学界说。语言结构的获得可以表现为一种语言功能。这种语言能力要靠听、说、读、写、译五种技能训练来达到。功能体现交际职能，它是运用获得的这种语言能力来交流思想，用以达意。所谓“用语言做事”，所谓“言有所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至于文化也许经研究可以量化，却是很难的。语言可以学习，也可以习得，而文化它多少不是“学”出来的，文化更倾向是一个内化的过程，更多的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赞同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编写教材，但要分清主次，孰轻孰重，不可倒置。
譬如，在初级阶段，教材多以语法结构为主，而以功能为辅，文化则体现在词汇的文化内涵上，或文化知识的介绍上。中级阶段，可尝试以功能为纲，语法结构伏于暗线，文化因素渗透其中。高级阶段，甚至可以用文化内容为主要线索，语法结构成为暗线，而功能则体现在练习的编排上。从技能训练的角度，说话教材，似乎更适于用功能导引；阅读教材可以文化要点来安排；而写作教材，语法结构尤显重要，特别是话语结构或篇章问题，应放在显处。
三 新编对外汉语教材应有新意
回顾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历史，任何一部教材都是学科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教材贯穿教学法原则，而教学法原则是由一定的语言观决定的。近年来，在语言理论、语言教学理论、语言学习理论以及汉语本体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影响所及，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如下几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1）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把培养交际能力作为教学的基本目标；（2）从重视“教什么”、“怎样教”向探讨“怎样学”方面倾斜；（3）提出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法路子；（4）对语言结构的阐释更注重用法的说明和条件的限制，使其在教材中的地位更加合理。于是，我们开始对以往所编的教材进行反思，期望着用新的思路编写新的教材。其实，教材的更新之法，概括说来，不外两种：总体创新与局部出新。
总体创新，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编写思路，要有新的编写原则，全新的编写体例，无论在内容的的编选上，技能训练的方式上，都应有自己的特色，应该在教材的编写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新的路子。当以语法结构为中心，强调传授系统的语法知识的教材被广泛采用之时，如盛行使用黄皮书《基础汉语课本》的年代，从国外引进功能法，按照结构、情景、功能相结合的原则编写的《实用汉语课本》，就是一种总体的创新。当今，尝试探讨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编写教材而推出的《新编汉语教程》（李泉等，1996）则又是一种总体的创新。这是一种艰苦的，带有开拓性的教材的创新。
还有一种创新。如任远与意大利玛格达·阿比亚提女士合作编写了供意大利学生使用的教材《汉语》——LINGUA CINESE（1994年出版），在“教材容量、课文内容、语言对比”三个方面换“针对性”之“代”。其特色是：（1）在教材“量”的剪裁上与当地学制、学时的限制性规定相吻合，使用方便；（2）课文内容与当地国情、民俗相结合，有个性，故具较强的吸引力；（3）语法条目、词汇选择是建立在特定范围的语言对比基础上，故针对性强。这种与外国人合编遵循“换代”教材编写原则，正符合“新一代教材的基本特点应该是突出教材的针对性”。（杨庆华，1995）全面具有针对性也是一种创新。
我们要着重说的是局部出新。一部教材如果能在传统的编排项目中有某一项遵循客观规律，开拓编写思路，突出特色，表达了一种新的趋向，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给学习者以启迪，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就是一部出新的教材。
下面分别讨论课文、练习和语法注释。
1.关于课文
课文在教材中是至关重要的一项。一本教材能否受到学习者的欢迎，课文的内容和语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要精选素材，反复斟酌，从不同的角度几经推敲。思想内容要适合外国人、成年人的口味，与学习者的文化品位相切合；要有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新信息，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新鲜有趣，使学习者喜闻乐见，给学习者以发挥想象的余地，增加学习兴趣。如果内容枯燥，内涵幼稚，将成年人误作牙牙学语的孩童，或者故作幽默，故意“搞笑”，必定会令人生厌。语言应是典范的，自然流畅，力忌“教科书语言”，要准确、生动、实用。要有相当篇幅的背诵材料。外国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语段、篇章表达能力较弱的原因之一，是教材中缺少内容丰富、充实，语言优美，实用性强的背诵材料。我们主张在教材中较早地使用原文，尽可能多地使用原文。学习一种语言，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基础与前提是首先要背诵。文学大师茅盾先生能背诵全本的《红楼梦》。背诵到一定程度，自然可以灵活运用。所以，我们主张在课文编写上下功夫。正如佟秉正的感触：“我个人认为编写中最困难的是对课文与会话的构思，因为不但要求语言典范，流畅地道，内容也得有趣耐读。以几十个词汇为文已属不易，若再受语法与功能的限制，更是处处捉襟见肘。大家都强调教材的趣味性，但是‘趣味’并不能信手拈来，也需下功夫去创造。”（佟秉正，1991）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唯其如此，才能编出好课文。
教材中的文化取向也可出新。学习一种语言，要热爱这种语言，爱屋及乌，也为其文化所倾倒，为这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所薰陶。教材的文化取向如能把握准确，有助于学习进程的加快，否则，会形成影响学习的心理障碍，以下四点实应注意：
（1）介绍自身文化，要考虑他人的接受程度，以免引起误解。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成分是大量的，不同之处只是少量的，语言教材应先认同，后找差异，不要倒置。
（2）教材中应取双向文化的态度，介绍本土文化，亦应旁及他人。凡涉及他人文化应正确无误，不宜有所褒贬。
（3）教材的文化内容应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信仰，内容应切合外国人、成年人、有中等以上文化的人这些根本特点，力避说教，勿须宣传，更不应居高临下，强施于人。
（4）在文化选择取向上，不要迎合某些外国人好古猎奇之心理，以今天为主，以树立当今国人形象为务，力戒渲染消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简单肯定或否定都会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2.关于练习
要达到我们预期的教学目的，使学生能将所学到的语言知识，转换成语言技能，只有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完成。因而教材中的练习部分，决不是附属或点缀，在某种程度上说，练习可以成为教材的主体部分。现在大家都主张教材要增大练习量。这个量如何控制，也难以量化。练习要达到教师认为“好用”，即可用它组织教学；学生课上课下“爱用”，做完教材中的练习，既巩固了课堂所学，又提高了自己的语言能力，这个量就是合适的。我们认为练习的编排如能达到如下要求，一本教材也会颇有新意。
（1）练习覆盖全部教学内容，学生做完了练习，做对了练习，就基本上掌握了本课所学内容。
（2）练习拉开层次，有助于学习者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语言，提高交际能力。一般说来，应有理解性练习，机械性练习和活用性练习三部分。
（3）练习要兼顾到各项语言技能的训练，练习方式灵活多变，既练说，有口头的；又练听，有有声材料；还要练读，有解码材料。翻译练习，汉外、外汉对译是不可少的，既有课堂上的练习，也有课后的练习；既可个人练，也可小组练。
（4）练习项目富有启发性，学习者可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
（5）练习的量足够大。在教材中，课文仅仅提供必要的语言内容，靠大量的练习，把这基本的内容转化为学生的语言能力。
3.关于语法注释
以往的语法注释，用了过多的语法概念和语法术语，汉语表述已令人费解，再译成外文，语句往往艰涩不畅，难于理解，有时读起来竟令学习者不明所以。如果避开阐述式的文字，单说用法，摆出使用条件，特别是针对外国人可能出现的错误，说明各种限制，将易错之处点出来，多用实例，效果也许会更好。这样做是要费一番斟酌的。这首先得对语言习得规律进行研究，从语言学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外国人是如何学习第二语言的，比如有人对汉语中“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进行了研究，作者通过周密的统计分析，考察了“不”和“没”的扩散过程，揭示出外国人习得汉语否定结构的四个过渡时期：单一否定期，只用“不”；“不”“没”混用期；以“没”泛化为主的偏执期；“不”“没”分化、整合期。（王建勤，1996）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在教材中对第二、第三两期，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语法教学，帮助学生排除干扰，完成学习过程。
四 对外汉语教材的现代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发展，为对外汉语教学及其教材的编写带来了新的希望。加强多媒体的研制，使新一代教材逐步向文字、音、像立体发展是今后的美好前景。郑艳群为我们描绘了使用多媒体教材的汉语教学的前景：“它就不仅仅是一种传统课堂教学的补充形式，或是自学的一种手段，而是一种高于真实课堂教学的方式，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在国际互联网上，出现一个全球性的汉语教学大课堂。这个大课堂打破了时空局限，使学生在地球的另一侧，就可以聆听经典的一堂汉语课，使教师能在网络上为学生答疑、解惑，共同讨论问题。这个由全世界汉语教学工作者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集众多汉语教师智慧和经验的大课堂，一个既具有高度科学性、系统性，又具有极广泛标准性、多样性的大课堂，其教学效果和影响范围，无疑将超过目前各式各样的汉语教学小课堂。”（郑艳群，1996）
这种教学依赖于多媒体汉语教材。多媒体信息量大，具有跨时空特点，可以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因而也更符合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这是毫无疑问的。
鉴于目前的发展水平，多媒体教材还处于试验阶段。我们认为，现在还不宜大量研制，原因有二：
（1）制作多媒体教材投资过大，一般不易承受；
（2）多媒体教材的大量制作及销售市场的形成有赖于课堂教学电脑的普及，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但是，我们认为多媒体对外汉语教材是不可取代的，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有惊人的大发展。就像彩色电视机一样，转瞬之间，已普及到千家万户，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发展动向，积极跟踪，不断获取最新的前沿信息，不可掉以轻心。但目前可以着手多媒体教材的编写准备，而投产则要慎重。
比较现实而急需的是编出高质量的《视、听、说》教材，利用视觉形象和声音形象加强教学，借助于声光手段，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