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有效供给不足的表现、成因及治理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现阶段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2）02-0015-05
不可否认，面对过剩经济，千方百计地扩大内需，进行有效地需求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但基于我国经济过剩的运行性质和特点，[1]要卓有成效地治理经济过剩，还需要切实增进有效供给，进行有效的供给管理，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有效供给不足及其对策问题，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有效供给不足的表现
（一）一般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
1.产品品种供给不足。目前，发达国家产品种类总数为150万种左右，而我国仅在50万种以下。我国新产品开发落后于发达国家50年。我国大百货商场商品品种仅3万种，而国外大商场商品高达30万种。商场供给不仅单调，而且产品雷同重叠，消费者选择空间狭窄。
2.产品质缺陷。产品质量差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老大难问题之一。国家质量技术管理监督局重点监控129类产品，近年抽查的4411家企业的5233种产品合格率均低于80％。全国企业生产不合格的工业品每年损失达3800亿元，我国产品质量总体水平大约落后发达国家10-15年。另据中消协公布的材料，2000年第一季度消费者投诉中，质量问题达64.9％，价格、虚假广告、计量、欺诈骗销等投诉，均比1999年有所上升[2]。
3.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粗加工、附加值低的产品多，而精加工、附加值高的产品少；大路货、老面孔产品多而精品、名牌产品及新产品少，特别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
4.产品成本高，低质甚至劣质而价高，品质与价格比较低。有资料显示，我国有七成商品的价格高于国外，在我国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中，有22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其中，高出国际市场价格25％以内的有6种，高出25％-50％有8种，高出50％以上的有8种。[3]如住房价格过高致使在全国城市至少有6千万无房户，1998年城市住房空置7千万m[2]、空置率达40％以上。
5.服务产品稀缺。目前，我国服务生产值在GDP中只占33％，而发达国家为70-80％，而且我国服务业中传统服务业为商业、餐饮、摊档占较大比重，新兴服务业如信息、金融保险业、中介服务业、体育、教育、旅游业等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严重不足。而且，从总体上讲，服务业还无法满足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多的服务需求，在服务项目、服务质量上还存在许多问题，急待改进。
（二）投资品有效供给不足
1.装备工业产品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国内装备工业无法为消费品加工业提供技术含量高、性能好的关键设备。1998年，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工业增加值的6.17％，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美国占11％、日本占12.5％，德国占13.8％），而且机械设备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由1992年的73.2％下降到1998年的61.20％[4]，成套设备、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50％以上还依赖于进口。其结果是，我国装备工业与加工工业严重脱节；加工工业的发展缺少国内装备工业的广泛支持，缺乏自我发展和创新的能力。这样，高速发展的加工工业极大拉动了国外装备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却使国内装备工业产品市场疲软。
2.优质中间产品供给不足。一般中间产品供给过剩，但是不少生产急需的原材料奇缺，如我国的轿车、家电、计算机重要的零部件主要依靠进口，VCD、DVD以及移动通讯品的关键部件芯片依靠国外提供。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号钢铁大国，但各类特殊板材如冷轧薄板、冷轧带钢、冷轧硅钢、不锈钢薄板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生产用材则严重短缺，其自给率平均不足50％，每年进口动辄上千万吨。我国现在乙烯年产量已达300万吨，也是生产大国，但高档乙烯至今仍需依赖进口。另外我国是纺织品服装大国，但所需高级面料也需大量进口，每年要60亿美元。
（三）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
当前经济理论界谈到我国的需求形势时，都存在一个误解。一般都以原国内贸易部对600种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结果来说明我国的过剩形势，但实际上这600种重要商品，并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兼有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特征，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此类公共产品短缺，必将制约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
1.城市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在很多城市，城市的交通、供水、环境治理存在很大问题，如一些大城市市区平均车速只有每小时15公里，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运输效率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全国有120个城市严重缺水。流经城市的河段几乎都受到污染，而城市的平均污水处理率仅有10％左右。
2.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交通运输设施不能满足劳动力和物质要素流动的需要。中国铁路密度和人均拥有量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公路总长度121万公里，但国道主干线只有10万公里，高等级公路不多，高速公路仅有3422公里。公路密度不高，即使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地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0.3公里，低于印度0.5公里的水平。航空运输无论从运输规模还是从运量占运输总量的比重来看，还需要大规模发展。
3.发电量及电力设施供给不足。中国的人均发电量在1994年为712千瓦时，不足世界平均人均发电量2365千瓦时的1/3。全国还有11个无电县，有6千万人没有用上电，电力消费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和生活用电在总用电量的比重都在工业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以下。同时，一部分城市和广大农村生活用电由于供电设施陈旧、老化，容量有限而远远得不到满足。
（四）公共服务品有效供给不足
即政府为促进有效需求提供的服务供给不足特别是制度供给严重短缺，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1.有效的职能服务供给不足。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和消费者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是政府机关的一个重要职责。但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政府很多职能部门，服务意识不浓，服务态度差，有效服务严重不是。主要表现为：（1）很多职能部门的寻租现象严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给好处不办事，更有甚者对企业和消费者卡拿索要，本应属于职责范围的事情竟明目张胆搞有偿服务；（2）各职能部门职能重叠、互相扯皮、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官僚主义严重等。（3）尤为突出的是公共安全服务从量和质上都普遍短缺，社会治安状况欠佳。这些无效服务，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恶化经济环境，打击子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
2.政府有效制度供给远落后于制度需求。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冲突剧烈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后发市场经济国家，这需要政府适时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投资和消费需求。在现实中，尽管从1979-199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46％归功于制度创新，但在转轨攻坚阶段，政府制度供给出现了严重偏差或错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短缺。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需求尚未获得公平的对待，未取得国民待遇，存在着所有制歧视。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融资、产权保护等方面受到重重限制。就市场准入而言，许多领域包括一些非国有经济应该退出的竞争性领域准许外资进入而不许民间投资进入，更不用说进入基础设施项目和非竞争性行业的建设与生产。目前，我国银行、保险等金融业、铁路、航空等交通运输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广播电视等传媒业、邮电、通讯等行业外资可进入，而国内民间资本却难以涉足，极大地限制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就融资而言，投融资和银行改革滞后，民间投资既缺乏健全的间接融资渠道，更缺乏开放型的直接融资渠道，民间企业普遍筹资困难，投资成本过高。就产权保护而言，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已经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至今仍没有完整的法律地位，个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民间资本外逃严重，每年流失到国外资金近100亿美元左右。
（2）政府忽视从法律意义上去硬化保证市场有序运行的各种游戏规则，包括市场主体规则，市场进出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和市场仲裁规则以及从伦理角度输入“诚信”等文化观念制度而导致保证市场有序运行的立法、执法和信用制度短缺。
（3）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过程中缺乏促进国有企业顺利退出的产业援助制度和重点产业快速折旧制度以及一套完善的兼并重组的法律法规，导致存量资产不能有效流动，处于刚性凝固状态。
（4）劳动力流动的一系列制度短缺，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未得到根本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采用歧视政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等。
二、有效供给不足的深层原因
（一）重复建设、过度竞争是形成产品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直接原因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的软预算约束和转轨期地方利益驱动，重复建设像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痼疾。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重复引进生产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家电行业特别突出。各省市纷纷从国外引进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VCD等生产线，各自数量达到上百条之多。生产性能相差无几的产品，涌入容量有限的市场，加剧了市场争夺战和造成持续的生产能力过剩。目前，家电生产能力平均闲置率达40-50％。
2.各地计划的支柱产业增长点雷同。据有关资料，全国有22个省市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有16个省市区将机械、化工作为支柱产业，有24个省市区将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14个省市区将冶金工业作为支柱产业[6]。以地区来论，中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和中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7.9％，各地产业结构相似率为90％。
3.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的“五小”企业和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目前，我国各地还存在一大批效益不高，技术设备落后，产品生产雷同，素质低下，污染环境严重的“五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群，特别是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以“小而散”为特征的重复建设仍在“井喷”似地发展。
总之，重复建设的直接后果是，使一部分产业和产品的供给超过正常需求量，造成对狭窄市场空间的非理性的市场争夺，以及企业资金、设备和人才巨大浪费，使供给结构失衡和有效供给不足进一步加剧。
（二）企业技术水平落后和人力资本含量低的双重夹击，是消费品和投资品品种少、质量差、价格高、供给结构失衡的内在原因
1.技术装备落后，创新能力弱，使有效供给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目前，企业技术装备的30％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近50％是70年代水平。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即使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主要设备的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水平的比例平均不到18％，电子行业也仅达27.7％。[7]同时，企业缺乏与市场相适应的技术创新机制，创新能力弱。（1）技术产业化发展的良好机制尚未形成。近年来每年大约取得3万多项科技成果，其中的80％被束之高阁，只有20％转化为生产力，最终形成产业的仅5％，这与发达国家60-80％的生产力转化率形成巨大反差。（2）投入严重不足，我国政府R＆D/GDP最高时才0.7％，且从1990起，这个比值逐年下降，1996年竟为0.5％，而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达23％；企业的R＆D/销售额与国外相比差距更大，国外大中型企业一般为10％左右，而我国平均为0.5％，且还有下降趋势。[8]
2.劳动力素质整体低下，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短缺，使有效供给缺乏必要的人力资本支撑。（1）从同质型人力资本来看，一方面企业职工文化、技术素质偏低。目前，在我国工业系统职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职工占总数的68％，高中技校程度占30.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2.6％。从技术素质看，拔尖人才严重缺乏，在国企职工中，中级技工约占30％，高级技工仅占2％左右。另一方面缺乏在职职工再培训机制，我国职工接受企业培训的比例为16.7％，而美国为41％（1991年），法国为33.9％（1994-1995年），日本为75％（1989年）。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即使拥有先进的生产线，但缺乏高素质的劳动者，先进技术无法被劳动者吸收，是不可能生产出价廉物美产品的！（2）从异质型人力资本看，我国企业中科技人员总量占劳动力的比重极低，仅为0.265％，企业科技人员占全部科技人员比重也不高，仅为28.6％，两项指标都大大低于美国（0.712％、77.64％），日本（0.712％、60.05％），德国（1.413％，66.61％）的高水平。[9]实际上，我国企业能发挥作用的高科技人员更少。另外，作为创新型人才的企业家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以上市公司为例（见下表）足可说明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含量比人们想象的要低（赵曙明，1998）。
1998年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构成情况表 ％
职位平均年龄（岁） 博士硕士 学士大专大专以下
董事长50.96
0.747.3543.38
25.5922.94
总经理47.04
0.928.8240.26
21.6928.31
监事长50.63
2.9625.16
29.6142.77
资料来源：《证券时报》，1999年5月20日。
（三）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市场机制功能弱化是有效供给不足的体制原因
尽管改革开放已20多年，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市场化指数仅5.5且结构极不平衡，发达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企业还不具有适应市场而作出灵活合理反应的能力。这主要表现为：（1）缺乏开发市场的能力。表现为相当数量的企业不重视市场定位和市场细分化的新特点，不能根据不同收入群体、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上的需求特点灵活多样地适时开发新产品。（2）企业破产、兼并、重组机制不完善，自我调整能力低。表现为低水平过剩生产能力淘汰困难，对存量结构自我调整能力低。同时，新的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企业，淘汰也有困难，对增量结构的自我调整能力也较低。（3）企业的制度和机制仍然没有转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众多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仍然在旧制度和机制下运行，缺少风险责任意识和发展创新动机，从而在市场质态的急剧转换中，长时期呈现出在低效益或负效益中，不断复制无效供给。
（四）产业政策偏差是服务业滞后，公共产品短缺的根本原因
1.产业政策上重物质轻服务的政策偏差，直接导致服务业的落后。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误解，只承认物质生产部门创造价值，否认服务部门也能创造价值，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以此为依据只重物质部门而轻服务部门，导致服务业比重一直比较低。1978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23.7％。经过20多年改革与调整，服务业比重有所上升，但仍存在总量滞后（1998年也仅为32.9％）、结构滞后和增长速度滞后等问题。另外，中国轻商抑商的传统观念也是服务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2.公共品短缺的产业政策偏差主要表现为：（1）改革开放以前，重重工业轻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偏差，使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电力等公共产品的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历史欠债太多，（2）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重加工工业轻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政策，公共品短缺一度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自20世纪80年代起，这一偏差开始矫正，特别是“八五”期间重点投入和超常规发展，瓶颈制约得到较大缓解，但仍不能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其原因在于产业定位上的所有制歧视的产业政策偏差，即不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特别是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品投资与建设的良好体制。其结果，一方面政府因财力有限，对公共品投资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投资因缺乏竞争机制，效率低下，从而导致稀缺资本的巨大浪费和公共品短缺。
（五）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公务员制度创新不足，是政府职能服务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
自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新型的政企、政居（民）关系，即企业和居民向政府交纳税收，政府为企业和居民以及宏观经济运行提供优质服务的关系还不到位。因此，政府各职能部门仍用计划经济那一套老方法和手段发号施令，而企业和居民特别是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对政府还有很强的依附性。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务员制度还不健全，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务员激励与约束机制，公务员普遍素质不高，缺乏必要的现代市场经济及其管理知识、科技知识、法律知识，不能有效地驾驭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总之，传统的命令依赖关系惯性和公务员素质不高，必然造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职能服务严重不足。
（六）集权决策体制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政治上的成本收益核算以及政府有限理性是阻碍制度有效供给的决定性因素
1.在集权决策体制下，政府是制度供给的唯一主体。政府作为权利中心，有其独特的偏好，在进行制度供给时，必然充分进行政治成本收益的比较，既不能损害利益集团的利益，又不能突破既定的宪政秩序、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多重因素决定了制度的供给必然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
2.制度变迁受初始条件的严格制约，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转轨期传统计划经济的路径依赖、20多年来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集团以及合和性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新制度的供给。
3.政府有限理性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速率。政府并非全能的，对某些客观经济规律及其制度变化规律认识不足和制度知识积累不够，决定了政府在“重新签约”过程中对新制度必定有一个重新认识学习的过程，学习能力的高低也制约着新制度产生的速率。
三、治理有效供给不足的对策建议
（一）体制创新，增加制度供给
1.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优化供给创造优良体制环境。要从根本上解决机制性的重复建设，就必须加快改革，完善体制，形成和强化经济自我调节功能。（1）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调整理性的企业行为。（2）形成促进结构调整和产品创新的完善的市场价格机制。（3）形成促进企业优胜劣汰，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和存量资产流动重组的机制。
2.推进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依据大社会、小政府的原则，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以及职能转变，努力建设一支高效、精简、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同时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公务员激励与约束机制，促使公务员提高服务水平。
3.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减少路径依赖，把短期的和长期的政治成本收益分析结合起来，突破利益集团障碍，加快政府创新制度的步伐。（1）政府应实行宽松的所有制政策，消除所有制歧视，并对非国有经济实行严格的财产保护制度。（2）加快银行与投融资体制改革，适当设立与发展非国有银行，为民间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供给，提高我国资金的利用效率。（3）积极推进市场制度建设，构建完备法律体系和市场规则，破除市场交易仲裁与商品质量监督权威部门的“黑箱操作”，清除市场中“劣品驱逐良品”的逆向选择的制度诱因，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价值观体系，促进市场有序运行。（4）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结构调整中制度创新的经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援助计划、重点产业快速折旧制度和兼并法律法规，打破存量资产刚性结构，加快结构调整步伐。（5）进一步改革城乡户籍分离制度、城乡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劳动力和科技人员以及企业家的“高速公路”流转制度，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以及产业转移能力。
（二）结构创新，校正结构偏差，增加产品服务有效供给
1.合理校正地区结构偏差。国家应将产业政策具体到地区布局和对某些产业及其市场的占有上，引导各地按要素特征确立地区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培育真正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实现地区结构的优化，尽量避免地区间产业及产品结构的雷同。
2.尽快校正产业结构偏差。（1）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传统产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采用适用的中性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生产成本低、质量高、有较高比较优势的传统产品。（2）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特别是要有重点地发展航空航天、信息设备制造和信息服务、生物、医药等产业，而且要在未来10-15年之内取得突破性进展。（3）加快发展和完善装备工业，为产业和产品升级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此需抓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水平，二是提高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开发能力，三是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改造装备工业，实现机电一体化，增强装备工业的市场竞争力。（4）大力发展和完善服务业。一是大力发展和完善精神产品产业，包括教育、文化、体育、媒体等精神产品产业。二是大力发展直接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包括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以及各种生活家庭服务业，如快递、接送、托管、清洗、住房维修等。（5）加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一方面政府要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电力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尽快地适度开放一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引进国内外资本投资，促进竞争，从而有效地降低公共产品生产成本，提高服务质量水平。
（三）技术创新，提高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升产品的质量
1.增加研发资金投入。要努力提高R＆D/GDP和企业R＆D/销售额的比重，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从宏观上来讲，R＆D占GDP的比重至少要达到1.5％；从微观上讲，企业R＆D/销售额的比重至少要达到4％。
2.改革技术创新模式。一是变过去那种封闭的线性技术模式为开放的非线性的市场型技术创新模式，通过科研机构市场化，科研经费来源市场化和科研过程与成果市场化的改革方式和途径，构建符合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要求的市场化科技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科技成果在市场交换中的法律保护制度和有序转让制度，提高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成果的转化率。二是建立企业技术研发中心。三是科研部门创办“学习型企业”，加快成果转化。
3.夯实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基础。改革教育制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尽快培育出真正的企业家。（1）变“黑板知识教育”为经济建设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教育”，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终身教育工程，努力完成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教育模式的大转换；同时，在企业构建有效的培训与边干边学的机构和激励机制，促进劳动者素质提高。（2）积极促进真正企业家的形成。一是依据企业家人力资本绝对私有的产权属性，构建一套知识财产的产权保护制度；二是改革传统分配方式。在企业内部设立企业家人力资本间接定价的特别契约制度和期权激励制度；三是建立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加快人才流转，优化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空间和产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