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山下乡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9-0078-06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前后持续达1/4世纪以上，前后共约有1800万左右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安家落户”，超过当时全国城镇总人口的10%。这场堪称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尽管这一“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趋于沉寂，但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注：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总结这一运动本身的历史教训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将是有意义的。
一、当代中国的“逆城市化”运动
城市化(Urbanization)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劳动力必然会不断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向非农产业，并逐渐向城镇集中。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城市化”。就城市化的根本动力而言，它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一方面，城市工业及其它行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劳动力转移所需的就业岗位，而其进一步发展本身也需要不断补充和大量吸收新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现代化技术的普遍采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耕种更多的土地和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其结果就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产生，并为他们流向城市工业和其它生产、服务部门创造条件。这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互为前提的辩证统一过程，并为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所证明。但中国20世纪中后期的城市化进程却表现出了大致与之相背离的“逆城市化”特点，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发端于50年代，并持续1/4个世纪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
自50年代初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1954年至1957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由探索而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特点是规模比较小而且时断时续，从动员的对象看则主要是家在农村而本人在城镇就读的中小学毕业生，即后来人们习称的“回乡知识青年”。
自新中国建立起，由旧社会遗留的城市失业问题就相当严重。1949年，城镇失业率高达23.6%。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卓有成效地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至1952年失业率已降为13.2%。（注：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社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但迅速发展的城市工业还不具备将逐年新增毕业青年及其他社会闲置劳动力全部吸纳的能力，而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失误更助长了失业现象的增多。与此同时，在全国广泛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管理人员及会计等办事人员。于是，鼓励有文化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当时便有了双方面的合理性。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逐渐明确了把城市中的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向农村从事生产劳动的思路，并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及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据1957年9月11日《光明日报》载称，全国已有近200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但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的统计，其中大部分是家居农村的毕业生，而城市知青为数寥寥，仅有约1.5万人。（注：参见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起步。
（二）1961年至1966年，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大规模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阶段，其特点是运动的工作重点转向以城镇知识青年为主，而且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
1957年下半年，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急剧发展，国家基本建设规模盲目扩大，并由此造成了社会劳动力普遍“不足”的假象，在此之前出现的城市青年就业与升学压力突然变得不再成为问题。其结果则使一度大张旗鼓宣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很快转入沉寂。进入60年代，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党和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城镇数量的措施，并导致城市人口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一度发展失控的教育部门也转入精简调整，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事再次被提上日程。从1962年起，党和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开展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央成立了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地、自治区和有任务的专区、县随后相继组成由一名主要领导负责的专门领导小组。这些部门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下放计划与接收计划上报中央，然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出详细的全国性安置计划并计算出所需经费，再将动员人数及经费层层落实到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城市中的教育局、学校、街道。由于运动的领导组织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其规模也渐趋扩大。据统计，1962年至1966年，全国共有129万多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加上为数众多的回乡知青，总数约为1000万人。（注：参见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7页。）较之前一阶段，规模有了明显扩大。
（三）1967年至1976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阶段，其特点是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并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具有了较多的强制性质。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这三年的城镇高、初中毕业生累计约400余万人，上山下乡遂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可行的“就业”途径。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一个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成为贯穿“文革”十年间的一项制度。十年间，全国约有1400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共有1/10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农村。
（四）1976年至197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后阶段，其特点是上山下乡运动在惯性作用下持续但数量却逐年锐减，并与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相伴随。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预示着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由此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的巨大变化则对积弊丛生的上山下乡运动以沉重一击。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内，尽管这一运动仍然在惯性中继续维持着，但却失去了进一步前进的动力。从1977年起，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数量逐年锐减，即由当年的171万余人减少到1978年的48万，再减至1979年的24万。（注：国务院知青办编印《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年）1981年铅印本，第2页。）与此同时，席卷全国的“返城风”勃然兴起，全国约有700余万下乡知识青年借此实现了返城的愿望。至1980年，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指示停止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这场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的运动终于结束。
在上山下乡运动持续的20余年间，全国共有约近1800万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而1978年，全国的城镇总人口（连同居住在城镇的农村户口住户计算在内）为17245万，城市化率为17.9%。这一数字低于1959年18.4%的城市化率，也低于1961年19.7%的城市化水平，而大致与1966年持平。（注：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3页。）也就是说，在从1959-1978年的20年间，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由此反观世界其他国家，从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间，世界城市化率由约29%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7%上升到30.5%，而先进工业化国家则由52.5%上升至70%以上。（注：吴良镛《城乡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许涤新《当代中国人口》，第295页。）可见，正是在上山下乡运动持续发展的2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由与发展中国家大致相当而变为大大落后。假若近1800万城镇下乡知青及“大跃进”和“文革”初期的约2000多万被迁移的城镇人口继续留在城镇，再加上20年间的自然增长，其总数将超过5000万，那么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将至少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也将大大拉近。但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它所需要的是理智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
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反思
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演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进程，建国以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建设中一再重演的“过热”与“紧缩”，无不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从“上山下乡”运动与城市化的关系看，其中最为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自50年代初期就一直存在着的城市就业压力，即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城市工业的发展并未能为城乡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及其基本动力。
应当指出，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殖及科技的不断进步，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在世界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只是由于中国自封建社会以来就是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因而这一问题相比之下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尖锐。就农村而言，新中国建立时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业国家，其中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业就业人口约占全国劳动力的90%左右。尽管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以人力和畜力为主，但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且有逐年递增之势。据1952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剩余劳动力约4039万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6.8%。从城市看，解放初期城市的失业问题较之农村要更为严峻。由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人口和解放后政治经济改组导致的新失业，使得城市失业问题非常严重。1950年7月，仅登记在册的失业工人即达到166.4万，占当时城市职工总数的21%。除了这部分公开的失业或无业人员外，在许多部门和企业中还存在着不少剩余劳动力。据有关部门估计，1955年初，仅重工业、燃料、铁道等行业的国营企业在实现了生产和管理改革后，就将有21.8万剩余劳动力。（注：袁伦渠主编《中国劳动经济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再是随着妇女的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提出，原来无就业要求的广大家庭妇女也纷纷走出家门，要求工作。这些人加上伴随着旧中国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行业在解放后迅速萎缩而从中游离出来的为数相当可观的诸如老妈子、使唤丫头等，就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因此就当时城镇的就业形势看，即使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流入城市，城市自身的失业问题也将难以解决。但据当时的一些典型调查统计，建国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收入约为农民人均收入的2.4倍。（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城乡之间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和城市现代生活的吸引，使得不少农村中的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在土地改革后不断涌入城市和新兴矿区。这些来自农村的青年人，能吃苦，体力强，福利要求不高，许多需要简单体力劳动的单位比较愿意雇用农民工。可以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本身就加剧了城市劳动力的供需矛盾，而他们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又对城市原本就已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造成了更大压力。更大的问题来自建国以后中国城镇总人口的迅速增长。据统计，1949年全国城镇总人口为5765万，1957年即增长到9949万，1965年增长到13045万，1978年更进一步增长到17245万，即在不足30年的时间内净增长1
.99倍。（注：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由于建国后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在70年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因此同期劳动者人数由1533万增加至9514万，增长5倍多。（注：参见武力《1949-1978年中国劳动力供求与城市化关系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在这一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尽管政府在城镇推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并以严厉手段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但城镇中的就业压力始终得不到有效缓解。与之相适应，城镇待业人口规模较大，1952年为376.6万，待业率为13.2%；1957年为200.4万，待业率为5.9%；1978年为530万，待业率为5.3%，其中青年为249.1万，占城镇待业人员的47%。（注：《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0年），第45页。）
在城乡劳动力严重过剩的现实条件下，新生的人民政府又基于国内外一系列客观因素而最终选择了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矛盾更形加剧。重工业与轻工业相比，具有建设周期长、初始投资规模大、资本密集度高和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内，由于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方面导致城市工业趋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建设周期长，不利于劳动力的吸纳。据统计，每百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所容纳的劳动力，重工业为94人，轻工业为257人，其中属于手工业的工艺美术、服装、日用五金等行业则高达800人，（注：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差别至为明显；另一方面正是为了满足和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的高投资，新中国才被迫采取了高积累和低工资、低消费的政策，并由此导致了城市第三产业的迅速萎缩，这就从另一角度进一步减少了扩大就业的机会。据国家统计局对74个城市的调查，每万人所拥有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在1949年时为47.6个；1952年为67.2个；1957年为26.4个；1965年为9.5个；1978年为10.8个。（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编《中国城市四十年》，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1990年版，第296页。）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尽管迅速发展的工业基本集中在城市里，但城市本身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增长很慢。在这一条件下，政府在城镇中又始终推行充分就业的政策，并把“按劳分配”、“消灭失业”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其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而努力加以贯彻，城市政府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而采取措施压缩基建规模，进行整顿劳动组织工作。1957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有效地控制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增加，制止盲目招收工人和职员现象的通知》，要求所有企、事业单位自1957年1月起，一律停止从社会上招收工作人员。这意味着城市中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同时向求职者关上了大门。与此同时，城镇中的广大青年学生还有升学方面的巨大困难摆在面前，这实际上也是经济由“调整”而带来的招生规模压缩的必然结果。1957年与1956年相比，高中毕业生增加了5.5万人，初中毕业生增加了32.7万人，高小毕业生增加了92.9万人。但由于招生规模的压缩，1957年除初中招生数略有增长外，高中招生数比上年减少5.1万，中专和技校减少33.9万，大学减少7.9万。社会实际不能升学的人数总计，高小毕业生为281万，约占全部毕业生的56%，初中毕业生为66.6万，约占全部
毕业生的60%；高中毕业生为8.1万，约占全部毕业生的43%。（注：参见《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4年版，第969、983、1001、1021页。）
大批城镇青年在升学、就业方面所遇到的双重困难，在1957年时已成为社会舆论沸沸扬扬议论的焦点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发泄自己的不满，（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这就不能不引起最高领导层的关注。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对此明确指出：“……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安排城市青年的四条基本途径：升学、进工厂、去农村、去边疆，显然后两者均属上山下乡的范畴。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在视察了河南、河北、湖北、湖南和山东五省后，也明确告诉应届毕业生们，由于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工厂需要不了那么多人，就业到工业中去的机会很少。总的情况是，企业、事业单位都在精减压缩，毕业生一不能升学，二不能进工厂，三不能当干部，四不能当教员，绝大多数还是安排到农业。刘少奇鼓励青年们，就农业也是就业，要立志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载《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两位最高领导者几乎同时对这一问题表示关注，无疑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城市存在的青年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其中尤其是刘少奇的讲话实际上是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所提出的四条途径只有属于上山下乡范畴的后两者才是可行的，这对于准备就业的青年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也是可以想见的。此后，在一些城市中曾出现过中学生请愿事件和退学风，但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却使那些对“上山下乡”表示过不满的青年学生及其家长们很快沉默下来，全国城镇中的下乡知青也随之大幅度上升，并由此迈出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关键一步。
另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个过程看，城镇所面临的就业压力仍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将不能在城镇继续升学和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去的方针事实上也是伴随着城镇就业压力的逐步增大而渐渐明确起来的。早在1965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央安置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指出：“现在城市青年劳动后备军起码有200万，小城镇不算，就说大中小城市，算1亿人口的话，每年人口增长率如果是2.5%，就是250万，即使计划生育把人口增长率压到2%，每年也有200万。”周恩来的这一基于城市人口增长与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情况的估计与其前他所提出的在今后18年内安置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通盘考虑”是基本一致的。（注：转引自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第28页。）事实上，周恩来的这一规划在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时期基本得到贯彻，十余年间共有1700多万城镇知青被安置到了农村。在这期间，尽管年度分布有差异，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一差异正与经济建设中一再重演的“过热”与“紧缩”相伴随。换言之，当城市工业“过热”，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增强时，上山下乡的知青数量就相应减少；当城市工业“紧缩”，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降低时，上山下乡的知青数量随之增加。这就清楚地体现了上山下乡运动与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能力的高度一致性。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程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紧密相联的。工业化的主要功能在于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应用新的科学技术和工艺，提供新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劳动力可以从简单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资本、人口、劳动等要素集中到一定程度，而资本、人口、劳动集中的过程恰恰就是通常所说的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但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看，由于其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资本集中过速，人口与劳动的集中相对弱化。加之自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体制、经济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纠结，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受到进一步弱化。进入60年代后，国家又始终在不触动工业化结构及劳动管理体制、“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考虑劳动就业问题，这实际上就只能将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放在上山下乡这唯一的途径上。其结果，不仅就业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反而造成了城市化进程的迟滞。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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