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赵园的学术品味和个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象论文,学术论文,生命论文,个性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八十年代，那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热闹的时期，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有质量的学者和著作，重要的是，对“五四”的重新认识，恰好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同步的。因此，那十年间的现代文学研究，真正艺术本体论的成功论著尽管微乎其微，但那种精神启蒙式的情感喷吐，其意义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人们正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开始重新发现了个性主义传统与中国知识者的命运。在整个文学研究领域中，现代文学的魅力，是更直接地体现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的。它的浓郁的个体价值参与，人生体验的流露，给当代青年的启示，都是其他文学研究中所罕见的。
我注意到了赵园，她是那时涌现出的青年学者中颇有影响的一位。比之于当代的学人们，她似乎不擅长于理性思辨与逻辑演绎，甚至看不到多少传统治学中那种正襟危坐。赵园的吸引读者，首先是她的那种理性直觉，那种冷峻、沉郁的精神个性。读其文章，可以分享到一种诗化哲学的快感。《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等著作的问世，曾在高校青年中引起过不小的共鸣。从赵园那里，看到了一条通往文化研究的亲近之路。
然而掌握赵园的思路并非易事。她的才气、那种细腻的感觉，带着强烈的主观印记，不随意杜撰观念的严肃的治学态度，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我惊异于她的良好的理解力，她的近于散文体的风格，和条理清晰的理性顿悟，这与其说来自一种良好的训练，不如说更多带有一种天赋。在感悟的真切与情感的方式上，她和上海某些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有着某种相似的一面，但又不过于感觉化，其骨子深处，依然带有北大学人的某些东西。“民主与科学”这个已近于空洞化了的字眼，我却在赵园等北大的学子身上，感到被具体化和生动化了。她那代人的价值选择、审美情趣，直接与鲁迅传统沟通着。这种沟通不是简单的理性上的位移，而是切身的情感的契合——在意志、情绪诸方面，那么相近地叠印着——所以，在赵园看似随意的笔调中，却含着大悲苦与大欢欣在。这又使她的学术精神，体现出一种与海派不相同的个性来。赵园的魅力，内在于“五四”的个性主义传统中，她几乎是用全部心血，来重新体验鲁迅那代人的精神过程。尽管历史的局限使她不可能十分自在自为地辗转于历史的精神洞穴里，但我以为，在对象世界与自我意识之间，赵园属于幸运的那一类。她确实找到了属于自我的那种东西，这一点，使她得以较个性化地切入到对象世界里，她把生命的思考过程与历史的文化过程，在一个相知的撞击中，结合起来了。
二
1986年出版的《艰难的选择》，给赵园带来了不小的声誉。她不像有些青年学者那样以理性的召唤引起世人注意。她的论著一开始呈现给世人的，便是那种琐细的、闪着智慧的东西。我特别注意到了她在《跋语》中所说的那段文字：“写这部书稿，是我对于现代文学进行总体研究的一次尝试。我还会试着从另外的角度描述文学史。本书的基本线索，将贯穿在我今后的文学史研究中；同时我也将以变换了的对象，继续我在书中开始了的研究，研究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精神产品的现代文学，研究包含在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知识者的心灵历史。”注重知识分子心灵的过程，注重作品美感背后体现的人的价值情感，这比以往主题—形式的评析方式，在质上有了根本的不同。她稍后出版的《论小说十家》，在风格上和精神的气脉上，表现了同样的一面。她过于偏重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文章散出理性的锐气。但又不像心理分析的论著那样仅注重作家内在的东西，把自我与对象世界分离开来。《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的重要性在于，发现了当代知识者与那一代人的血缘联系。赵园把这种联系情绪化了。她其实是为了认识自我和自己的时代，才那样全心地去亲近那些已逝的文化精灵。她太注重知识分子心理困惑的东西、挫折的东西。对苦难的咀嚼，毫无退缩，以至在沉重的审美穿越过程里，体现出孤寂、冷峻的一面。读她的论著，觉得是心智的自然、真诚的倾吐，她很善于把同类题材放到一起加以对比，有时在看似散淡、随意的感悟中，却生动地抽象出一种美学法则。这些法则的发现，多半与作品的精神的矛盾，意志冲突相伴，所以很少看见闲适、悠然的审美自娱。赵园选择了苦涩的精神旅程，选择了艺术中充满苦难的乐章。这其中，大概与她那代人的经历有关吧？她在书中一再强调现代文人清醒的意识与行动意志的矛盾，理想主义与行动意志的矛盾。书中几乎处处弥漫着人的生存困境与自我觉态的复杂冲撞气息。与其说它揭示了现代知识者一段心灵的历史，不如说是看到了赵园这一代人的精神哲学。
不仅是心与心的映照，显示了她洞悉人的心灵过程的才气，更主要的，是她对艺术自身的理解。赵园带有强烈的散文家的气质，她可以一下子进入到艺术的核心部位，三言两语，便道破作家的天机。她对孙犁“单纯情调”的把握，对张爱玲“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的瞭望，对萧红散文化了的小说结构的解析，以及对路翎小说中“犷放、雄强的”个性的总结，都是准确生动的。读《艰难的选择》和《论小说十家》，扑面而来的，是她的聪慧的性灵。她对“五四”以来的作品的把握，太细腻了。例如对老舍民俗精神的透视，对郁达夫的反观，均有独到之处。我尤其难忘的是读她解析沈从文的一段诗化的、充盈着文化品味的文字，那里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对文体的把握、思想的归纳，它简直是哲思与诗，与东方古典旋律一种现代式的融合。在她的富有穿透力的审美审视里，沈从文精神的原态的东西，被美妙地勾勒了出来。而写萧红的那个篇章，我感觉了一种真正与作家心灵相通的精神震颤。也许，这种感觉在许多人那里都曾具有的，但我却第一次从她的文章中，看到了只有她才能诉诸笔端的感知画图。赵园是真正在气质上和情趣上贴近作品的学者。你丝毫不会感到她学术活动中生硬的主观臆断。“五四”以后，众多用西式理论读解作品的宏篇大论，如今大多已失去了阅读魅力，包括十年前那些理论上轰动一时的论文，除了史的价值外，重新唤起阅读快感的地方，已寥寥无几了。但赵园写下的文字，在我看来，有一些是带有鲜活的力量的。她是用生命来书写自己的文字，来呼吸历史和文化的。带有强烈主观印记的赵园的存在，让我更进一步地相信，仅仅一味模仿洋人的思维方式，其生命是智暂的。一旦离开科学、冷静的分析，离开有血有肉的感悟，中国的文学研究，便只剩下了干巴巴的教条。赵园没有蹈前人之规，凭着自我的信念与才智，找到了文学研究的表达式，这是她的幸运。
三
单纯地把握一个作家，也许并不困难，甚至像小说史那种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的描述，只要下了功夫，亦可出现成果。但把个人与个人的创作打破，从众多的作家作品中把握一个时代的风气、特点、知识分子心灵的共性，等等，那是除了智慧，仅有功夫而难以为之的。除《论小说十家》中单个作家论之外，迄今为止她出版的另外几部著作，均属于通论式的。她从众多的、不同样式的作家作品中，抽象出一种共有的对象，并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对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某些思考，对大革命后小说中“新女性”形象的描绘，甚至像“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高觉新型’”的发现，都是透着机智与才气的。沿着这一思路，她把人的心灵史的过程的把握，渐渐移向文化寓义较深的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审视中。1991年出版的《北京：城与人》，1993年出版的《地之子》，都是她研究个性新的伸展。在这两部著作里，早期写作中那种悲凉的气息，多少有些弱化，你可以觉得，她对纯文化的问题，产生了较过去更浓的兴趣。简单地把这种趣味的转移，看成审美尺度的更换，也许是一种误解，在她内心深处，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在《艰难的选择》中所呈现出的情感达成方式。由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转向对外部文化，尤其是世俗文化的审视，显然把她的视界拓展了。虽然她依然以文学作品的文本为出发点，去扫瞄文学与世界的多角联系，但这种节制自我的审美偏爱，更为客观化的文化透视，表明赵园文化意识在日趋成熟。《艰难的选择》给人的印象过于内倾、沉重，而《北京：城与人》、《地之子》苦涩的感觉虽依然涌动，但有许多已被一种开阔的文化品味代替了。她学会了较为冷静、全面把握对象世界的新方式，自己已不再仅立于其中，仿佛已有了距离，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反观诸物。《北京：城与人》不是一般性质的文化论著，而是借着“京味”作家的作品，考察文人与都市文化复杂的联系。这是她迄今为止的著作中，我最喜欢的一部。赵园在这里把自己的生命意识和鉴赏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她对老舍以来“京味”作家个性的概括，是十分漂亮、精彩的。你很难再找到一种对“京味”作家作品更形象化的概括了。那种感觉、情调，都不是常规下的文人所曾操持过的。她把小说的景观、文化的景观，与人的生命价值，放置到了一个多色调的理性图式中。我在评价该书时曾经说过：“赵园在北京文化与北京人之间，发现了这座古城‘内在于人生’的那种格调。由作家创作态度、风格设计，推导并发掘‘京味’内在的风韵，不失为一条好的研究途径。作者对老舍很有兴趣，她在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那里，发现了京城文人独有的风格特点。比如对京城人的‘理性态度’、‘自足心态’、‘非激情状态’、‘介于雅俗之间的平民趣味’、‘幽默’等问题的总结，可以说是对‘京味’小说最好的注解。从文学形象折射的情感逻辑方式，寻找北京的市情风貌，赵园是下了苦功夫的。她以良好的悟性，捕捉到了‘京味’小说所涵盖的文化哲学，使我们对‘京味’小说某些零散的印象，排列组合成一个有序的系统。”（《沉重的穿越》，载1992年第8期《读书》）赵园对作家群体风格，以及几代人相近的美学精神的疏理，是富有创见的。她是一个真正懂得并且会进行作品“细读”的人，在她的解读里，常可以发现被别人忽略的东西。她把这些隐藏在作品后的有价值的因素提炼出来，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世界中神奇、奥妙的一隅。在对人的复杂性的理解方面，赵园的思考方式与表达方式都是新奇的。她的经验过程只属于她自己，别人已无法重复。学术研究进入了这种状态，便进入了高的境界。赵园在这个境界中给人的提示，比单纯的思辨理论给人的提示要丰富得多。
《北京：城与人》之后出版的《地之子》，照例表现了她良好的天赋。这部描写知识分子与土地联系的著作，可以看出她对文学审美过程的社会属性更广泛的兴趣。此书与《北京：城与人》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部姊妹篇，尽管思路略有差异，但那种把现代、当代文学打通，甚至直指古代某些文化的研究方式，也流露了她对文化的多方位的喜爱。这时候，《艰难的选择》时期的忧郁的文化批判色彩，被更切实的、不过于动情的文化内省意识所代替了。《地之子》是“探究知识者与乡村、农民间联系及这种联系经由审美活动在作品中的呈现，作为我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方面”。赵园承认，倘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不把握农民文化与农民性的深层东西，以及它对中国知识层人士的潜在的作用，是不全面的。理解知识分子与农村文化的联系，或许更可以看出现代中国文化核心的东西，“五四”精英文人的启蒙运动，何以被农民革命的浩大声势所取代，其中内在的意蕴，是发人深省的。赵园无意去探究政治意识与大文化的问题，她在诸如鲁迅、台静农、李广田、张承志、张炜、莫言、刘恒、何士光、高晓声等人身上，看到的还是艺术与心灵间微妙的联系。赵园注意到了几代作家，对乡村文化多样的审美态度。那些“还乡意识”、“文化乡愁”，以及诸种“荒原意象”，在她的笔下被形象而富有分寸地昭示出来。《地之子》不像《北京：城与人》那么流畅，它或许在整体上显得过于琐碎，文字不及前者清纯。但我依然能感受到厚重的东西。她早期论著的单纯色调，在这里有所改变，对问题的理解有了历史感和沧桑感。由于所涉作品问题过多，《地之子》有零散的感觉，对于零散，有时破坏了阅读的兴趣。就我而言，更愿意读她的作家专论或《城与人》式的论著。我甚至想，对现代小说的审视，赵园在方法论上走进困惑阶段。仅仅从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中发现深刻的文化命题，总觉得过于简单，也容易在方式上重复。“文学表达式”中体现的文化问题，毕竟有所限定，要处理好它，的确不易。况且，倘不参照更广泛的文化、历史，乃至哲学，表述这类文化问题，终不如表述艺术本身更从容。但赵园并不愿绅士味地沉浸在艺术的单纯的审美静观中，她的选择，与其说是对艺术的偏爱，不如说是对人生的悲壮的挑战。也正是这种孤独的前行精神，才真正透出她的可爱的人生品味。
四
无论如何，赵园在学术界的出现，是令人惊喜的。她使我们对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恢复了自信。赵园使学术研究进入了艺术化与哲理化的时空之中。她有一句话说得意味深长：“批评也是一种对世界的发现，对艺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尤其对于艺术世界自身规律的理论发现，——丝毫没有什么卑微。批评与创作在从事精神创造这一点上是平等的。批评者与创作者是各自领地的主人，不过各有其对象世界与目的物而已。这里我要说的是，批评的尊严不靠赐与，而靠它作为独立的艺术的自觉，靠批评者作为独立的理论工作者的自觉。”（《论余杂谈》）她实际上完成了这样一种自觉。我读她的众多文字，深切地感受到她对艺术与人生的独特理解力，这种理解力，在一个较高的精神层次上，把艺术的美与哲思的美联接起来，创造了批评与学术研究的独特的文体。
赵园很少去写大块纯粹的理论文字，纯粹的理性大多溶解在她的感觉中。在与作品的交流过程里，她比同代的任何一个人，愿意更直接地把她的苍凉的体验，与那瞬间的感受联在一起。这就远远地超过了平庸鉴赏者那种单一的、乏味的意识结构。读她的文章，不仅是一种理性的快慰，更主要是那里所散发出来的悠长而深沉的情感。你会在那些优美的文字与感悟极强的段落中，找出她自我的某些东西。在她同代的批评家中，很少有像她那种注重直觉的参与，她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这是她早期治学中核心的精神线索。与那些热衷于西方思辨哲学的人比，她更善于避开玄而又玄的宏论，而全身心关注于具体化了的艺术和人生。所以，她的研究论著，介于一种理论、批评和散文自叙之间。这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我注意到她的几部著作，都一以贯之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她曾认为她这一代学人，在一定程度上凭借了“在灾难性的个人命运中积累起来的痛苦经验，以昂贵的代价，他们换取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把打开对象世界的钥匙，发现了自己与现代史上那几代知识者的精神感应：由社会意识，民族感情，到悲剧感受。这一代研究者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优势’可言：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缺乏理论训练，而且大多失去了无可追回的青春岁月。他们看现代文学的眼光注定了是狭隘的；但也只有这一代人，能以这种眼光看现代文学，充满激情地描述出现代文学的某些重要方面。”（《论余杂谈》）只有读了这一段话，你才可以理解，她的文字所以如此动人的原因吧？我在时下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学者的论文中，已经很少能看到赵园式的沉郁了。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也许好于前人，但毕竟属于这一代，而像赵园、钱理群式的感觉方式，终究不会被简单的重复了。这使我更加珍视她和她那代学人留下的文字。你会说他们视野狭小，在理论上缺少创新，等等，但你仍不能不承认，她那代人苍凉的人生体验，与学术间的交织，是有其特殊价值的。这使我更加相信，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从来就不是唯学术而学术的。读解历史，其实也正是读解自我与人生。
赵园的写作有其全部投入的一面，也有其冷静的一面。她在深切地感受的同时，又不过于陷入其中。她写作者的弱点毫不温吞，有时似近于有些挑剔。但这种挑剔中恰可见出她的灼见来。例如说沈从文“哲学的贫困”、文化思想的贫困，是对其价值尺度很见力度的评语。写庐隐的过份悲哀而不会从中超越出来，终有怯弱的一面，真是一语中的。她评价客体，从不盲目地屈从，而是坦然地讲诉自己的见解。在对王统照、凌叔华等人的评价里，那些对其弱点毫不留情的批评，让我感受到了赵园的几份冷酷和严厉。但如果细细品味，其中又不尽是苛刻的求疵，在她一针见血的文字里面，包含着博大的爱意。她是因为看重那代作家，才更为理性地冷静地投入，在看似尖刻、冷意的地方，倒可以看出她炽热的情感。尽管它隐得很深，但读不出其中的热力来，便不懂得赵园。
要而言之，赵园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冲破了学院化的学术文体，俄苏文艺理论的结构，与欧美某些美学思想，并没有在她那里生硬地转换。她属于东方，其认知结构，让我想起鲁迅、周作人那代人。鲁迅写中国古代小说史，没有洋人式的方法论，周作人体味希腊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更主要依凭着他思想的性灵。赵园亦然。她并不蔑视理性，我在她众多的文字中，常可以找到曾浸淫于思辨理性的修养过程。不过她并不愿意简单地移植这些舶来品，她一开始就注重于自我的智慧表达式。那些漂亮的文章都是从心灵深处涌动出来的，并且衬托出深邃的、有质感的东西。读她的论著，觉得其中的艺术结论，都是从感觉中自然而然地升腾出的。中国学术界缺少的并不仅仅是新的理论，重要的是，缺少一批细读原作，且艺术感受力强的新人。没有感受力的文学研究是乏味的，文学研究所以不同于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研究，就在于它与感性世界缠绕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赵园的尝试，对青年一代学人的启示是非同寻常的。她对感性世界富有色彩的描述，使众多伪思辨的研究文体，与其相对照而相形见绌。那些闪光的论著，在我看来，更为深切地记录了本世纪末中国学者较典型的文化心态。它折射出的心智情绪、文化观念以及历史局限，都富有一代人学术意识的某种标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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