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的观念——关于社会哲学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社会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或切入点问题
陈晏清（南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反思性特征来看，把社会哲学看成是从哲学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的总体把握，学界是没有分歧的。问题是对所谓“总体性把握”如何理解。所以，我想先谈一谈社会历史理论中两个哲学维度的关系问题。
历史哲学的维度即一般历史观的维度，它研究人类历史的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社会哲学的维度则是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哲学维度，它研究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历史哲学的维度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哲学的维度则往往被忽视了。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哲学维度和社会哲学维度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唯物史观和现实历史的关系。这两个哲学维度是不可分割的。社会哲学应是历史哲学的基础，抛开社会哲学的维度历史哲学就会被抽象化，就有可能退回到旧的历史哲学的老路上去。当然，社会哲学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也不可能没有高远的历史视野。我想，区分和把握两个哲学维度对于我们思考社会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王南湜（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哲学是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这是社会哲学的一般内容。进一步看，社会生活总体至少是有着诸多可能的存在样态或类型的。因此，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便不仅涉及到对其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诸样态间转变方式的把握。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多方面的研究对象，应该从何入手呢？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何为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是为研究者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实践所限定的，具体的社会实践不仅给理论研究提出了具体的任务，而且更为根本地从富有成效的研究所必需的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上，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哲学研究的最适宜切入点只能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这一社会生活的总体。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既要求从哲学层面上对之提供一种总体性的观念，又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鲜活素材，使得人们有可能从中获得一种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特的透视，从而改造和丰富既有的社会哲学理论。事实上，身处不同的社会实践类型之中的研究者们，其理论的切入点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这具体的实践所引导的。例如，西方社会市场经济兴起时期的诸种社会契约理论便是一例。上个世界末期以来，西方社会哲学研究中的非历史性倾向，亦与其社会基本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紧密相关。
阎孟伟（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哲学博士）：社会哲学选择社会结构转型为理论研究的切入点，在最一般意义上，也是出于对人的现实存在的终极关怀。社会结构既是社会的存在方式，也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一定的社会结构关系具体地规定了人的存在方式、行为方式的现实样态，赋予了人的活动以一定的可能性空间。同时，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性本身又蕴涵着人作为人，其生存和发展所应具有的终极性价值和意义，这表现为人对自身生活的意义的理解和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人总是通过在社会结构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作出价值选择来努力使自己的现实生活体现自身的终极价值或意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作为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包含着人们的价值选择，这个选择往往在深层次上反映出人们的生存的现实性要求与终极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社会哲学正是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剖析或批判性考察，来揭示这个矛盾，并探究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如何得以历史地展开和实现。
杨桂华（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社会哲学研究社会结构，其他学科也研究社会结构，要保证对社会结构的社会哲学层面的研究，毫无疑问应当搞清社会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我想这种区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科学主要是对社会结构某一层面的研究。社会哲学则是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结构，把社会结构看成是在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并制约人类活动的主体间关系，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这样，社会哲学就从人类活动说明了社会结构整体的性质和样态，获得了理论的总体性和彻底性，把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这个区别可以说是二者在涵盖面上的区别。第二，社会科学主要是揭示社会结构的“实然”状态，虽然它也描述“应然”的倾向，但是这种“应然”描述还是停留在现有的实证材料层面上。社会哲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一方面要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结构的“实然”，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揭示它对人类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表达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这个区别是二者在理论深度上的区别。第三，要把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科定位与他们的思想成果定位作适当的区分。这一区分的根据和必要性在于，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一些社会学家的基本理论研究实际上已经跃升到社会哲学的层面，如韦伯、后期帕森斯等等，因此，我们不能把对学者的定位完全等同于思想内涵的定位。
李淑梅（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哲学博士）：以社会转型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应该以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为典型对象。这是由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决定的。社会哲学要揭示社会结构转型的实质和必然趋势，必须采取典型化的研究方法，要选择转型过程中最典型的国家为范例。马克思当年对先发转型国家的剖析，是以当时工业较发达、社会变革最明显、最突出的英国为典型的，我们则可以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的典型。因为：1、中国是东方大国，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在东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性。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转型过程中解决的问题，也是其他后发国家所要遇到的问题。3、中国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于建立世界新格局、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陈晏清：对这一问题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看。强调社会哲学的现实性，强调我们的社会哲学应着重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这决不会使社会哲学研究失去理论普遍性品格。诚然，即便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和社会，其存在状况仍是特殊的，但是，中国情况、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据此建立的社会哲学理论也是特殊的，正如当时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据以建立的社会哲学理论也是特殊的一样。社会哲学研究不是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感性描述，而必须是一种通过概念体系的把握。它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还要有选择地改造和借用以往社会哲学理论的范畴。而且，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研究是将中国经验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总体中的考察。因此，它必然具有理论的普遍性品格。只是，它不会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包容并扬弃了感性经验特殊性的具体的普遍性。
二、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李淑梅：对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还有一个视角问题。实际上，现时理论界就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不同的视角。现代新儒学以弘扬前现代的儒家传统为致思取向，后现代主义则以对现代性的超越为思维坐标。前现代、后现代视角都是从纵向抽象观念出发的维度。因此，虽然新儒学和后现代探讨的是现代社会问题，但是，它们研究方法的非现实性决定了它们的理论往往不切实际。社会哲学的研究则以现代性为自身的视角，把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作为理论思维的前提，对现实社会结构进行横向的、共时性的解剖，以达到对现实社会结构转型的正确认识。但社会哲学的共时性研究并非割断历史，它通过剖析现代社会结构，可以透视以往的社会结构。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道理。即便是对以往社会的研究，社会哲学也是以现代性为坐标进行剖析，是研究社会历史的社会维度而非历史维度。社会哲学也包含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但它不同于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由于都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因而都对现代性过程中的问题具有某种批判、超越的功能。这虽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却都因脱离现代性的根基而失之偏颇。而社会哲学对现实的批判、超越则是植根于现实的。
阎孟伟：视角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在处理社会哲学研究与各门实证社会科学的关系上，也有一个方法问题。社会结构的转型作为自觉的社会变革过程，既取决于社会变革的现实条件和结构转型的动态规律，又取决于社会主体的文化价值选择。因此，社会哲学对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把握，一方面必须吸收、运用或借鉴各种实证科学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对于我们把握社会系统的结构关系和动态规律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作出的价值选择体现着一种历史地形成、积累和凝炼出来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普遍地渗透于各个层面的社会结构关系中，但却没有存在的直接性。实证科学的方法可以揭示社会结构关系及其变革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但仅此不能穷尽社会变革过程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能揭示社会转型作为社会主体生存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历史理解、文化批判和哲学反思才能透视社会结构关系及其动态过程所蕴涵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导向。
杨桂华：毫无疑问，社会哲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要保持在哲学的层面上，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它可以脱离社会科学而独立的发展。正象哲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具体科学的发展一样，社会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更不能离开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方面，社会哲学要站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石上探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和特征，使社会哲学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以促进社会哲学的本土化。另一方面，社会哲学体系的建立需要吸纳具体科学提供的范畴，经过批判使其哲学化，丰富社会哲学的范畴体系，由此可以保证社会哲学的时代性。此外，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结构的某些视角，对社会哲学也会具有启示作用。因此，社会哲学要时刻关注社会科学的发展并吸收其中的学术营养。
王南湜：的确，方法论问题可以说是社会哲学研究的根本性问题。我们的研究能不能取得成效，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从历史上看，社会哲学的研究主要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对峙。这种对峙有着学理上的根源。直观地看上去，社会生活无非就是由个体行动者与社会结构共同构成的。这也是每一位研究者所必须承认的。但是，理论描述的逻辑一致性却要求一种理论只能从某一原点出发。这样，在社会研究中，便不可避免地有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对立。毫无疑问，历史上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由于其抽象性是有严重缺陷的，然而，由于上述原因，克服其缺陷并非易事。在这方面，马克思曾经进行过非常深入的探讨。例如，他的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思想，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的思想，都是极其深刻的。但遗憾的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却被后来的研究者抛弃了，在教科书中，唯物史观也被解释成了看不见个人活动的整体主义。后来，又被折衷主义地改变为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社会主体的并列。与此相反，倒是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家从马克思那里吸取了灵感，为克服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抽象对立作出了贡献。如布迪厄，他所提出的作为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的身心图式的“惯习”和作为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历史关系的“场域”这一对观念，便超越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抽象对立。他最为赞赏的一句话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并不只由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为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吉登斯则极为赞赏马克思的另一句话，“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却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以其深受马克思影响的结构化理论去克服那一抽象对立。当然，这些理论仍有其缺陷，仍未能完全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因此，深入挖掘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思想，就仍是当今社会哲学研究的一个任务。
三、社会哲学研究的意义
阎孟伟：我认为，社会哲学研究的意义首先是其所提出的一些大观念有助于提高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自觉性、预见性。我国现时期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战略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付出的种种努力，使我国社会正在经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必然是一个全面的社会改造过程，没有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经济体系是不可能单独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的。迄今为止，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功的范例均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能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建立起完善的、甚至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为优越的市场经济体系，无疑是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一问题决定了我国社会变革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它要求我们对变革过程不能只停留在经验层面的认识上，而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各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无疑是人们达到理论自觉的有效手段，但各门社会科学的专门化、实证化又使其不可能提供一种在总体上达到理论自觉的手段，而社会哲学则能以其总体把握社会生活的优势做到这一点。
李淑梅：研究社会哲学，对于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哲学通过对变动中的社会现实的自觉反思，对社会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的探讨，对道德、理想、信仰的现代性重建，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问题的思考等，为人们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提供了理论指导。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哲学就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可以为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价值目标和意义支撑，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
杨桂华：社会哲学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建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市场经济的兴起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而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因而，我们不能将其现成地引进，而必须基于中国的经验予以改造，或者说本土化。但社会科学理论的本土化不能只是在经验层面上的修正，而是必须上升到对于各门实证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改造或重铸。显然，这样一种改造是直接关涉到社会哲学层面的，因而也就是能从社会哲学获得益助的。
陈晏清：社会哲学研究对于我们的哲学本身的发展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哲学是对人类自身活动的反思，哲学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这应是指导我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观念。但是，这种终极关怀应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应是包含了现实情景在内的具体的终极关怀。这实际上就是要将理想的终极意义与现实生活相汇通，而社会哲学的研究正是实现这种汇通的最有效的渠道。这些年的哲学文章讲终极关怀的多了起来，其中不少文章也确实力图讲出一些时代的新话，去阐明新生活的意义，但毋庸讳言，也有些文章把“终极关怀”讲得很空泛很玄虚，反倒更使人感到哲学远离了生活。其原因还是在于对新的生活缺乏真正的了解。这些年，我们下定决心把主要精力转到社会哲学的研究，是同这种感触有直接关系的。
王南湜：社会哲学研究还可能为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展示出一条通道。我这里只想谈谈社会哲学研究与理性重建的关系。哲学与理性有着不解之缘。然而，在黑格尔之后，理性却陷入了危机之中。危机的原因在于理性的主观化。希腊人的理性乃是一客观之物，基督教哲学虽然把逻各斯归于上帝，但上帝毕竟还是一种绝对的存在，近代哲学则要从自我意识出发来构建客观性。但随着经验主义对天赋观念论的摧毁，主观理性便不再有客观性。于是，人们便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一种交往理性，试图在人们的交往活动中，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为理性找到坚实的基础。显然，社会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洞察，是能够有助于理性的当代重建的。例如，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作为重建理性的一种努力，其特点正在于对各种社会理论的充分吸收，正在于其理论研究的社会哲学性质。当代中国的社会哲学研究亦当以理性重建为自身的根本目标，亦当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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