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崇德立本”思想
倪富静
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崇德观念发端较早，可追溯至史前神话时期。不过，较为自觉的道德意识与思想则是在西周以后产生的。在《周书》《诗经》等相关典籍中，“德”字频频出现。探究分析可知，重德思想在周代的政治、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中均有体现，成为统治阶层高度认可的政治管理理念。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经过孔孟及其后学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德”之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有道君子的人格特质，“崇德立本”已然成为中华文化的典型特征。从两汉至近代，崇德、重德思想更是成为经济、人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重要价值理念。历史事实证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崇德智慧是经久不衰、熠熠生辉的。
修德立本 敬天法道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探讨是在天道与人道的互动中展开的。古圣先贤对于“德”观念的认识与探讨，经过了由“行”到“性”、由“外”至“内”的过程。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人道、人德不断升格，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之主体性、能动性、实践理性的不断觉醒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先哲认为人的“仁与义”之德足能与天道之“阴与阳”、地道之“柔与刚”并列而论，但人之所为在于仿照天之“健”而“自强不息”，效法地之“坤”而“厚德载物”，在于“与天地合其德”。在中国先贤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人与天地“合德”的根本目的在于“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即通过尽己之性、成己之德而辅助天道之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并不是无限扩张人欲而征服自然。
先哲之所以强调人要不断提高自我、发展自我，就是因为深信天、人之间是可以通过“德”来沟通的。这是孟子所讲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也是张载所讲的“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其间虽有“敬德”“仁德”“诚德”“礼德”之侧重点的不同，但先哲修德正己、敬天法道的宗旨是从未改变的。这种高度弘扬人德而又始终对天德保有敬畏之心的天人和谐思想，既是中华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独有特质，更是中华文化历经变故却延续不衰的根源所在。
实德实修 与时偕行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先哲对“德”观念的自觉探讨源于对现实命运的关切与反思。徐复观先生说：“周之克殷，乃系一个有精神自觉的政治集团，克服了一个没有精神自觉或自觉得不够的政治集团。”毋庸讳言，周人的精神自觉，正体现在他们反思政权转移的历史现实并以“敬德”思想改造夏、商天命观的过程中。《周书·召诰》有言，回望历史，“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但最终都逃不开“早坠厥命”的历史命运，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他们“不敬德”之故。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反思，正是在对自我现实命运的关切之中，周人愈加意识到“敬德”的重要性。所以，他们才会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理性道德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周人所讲的“敬德”，并不是问神占卜等虚玄之事，而是“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等一系列保民惠民、裕民利民、明德慎罚、以德举贤的政治管理实践。这就是说，先哲所论之“德”，从一开始就是“实”德。这是一种从精神文化自觉基点处就奠定的崇实黜虚的重德传统，它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VDI3926标准下进行VDI测试，通过排放和压差的对比结果表8可知，PPS无基布滤料相对于PPS含基布滤料排放质量浓度更低，稳定阶段后，相当于正常使用粉饼层形成，由于同样克重下，无基布滤料的纤维数量多，纤维比表面积大，滤料表面过滤面积增大，显著提高了滤料的过滤性能，同时由于PPS无基布滤料整体孔隙率大，孔径小，避免了PPS含基布滤料中的基布粘附粉尘现象，故整体压差低于PPS含基布滤料。
就语言学领域而言，语码转换或语码混杂现象的国外经典研究主要包含语法、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等研究路向。社会语言学角度主要从宏观层面上探讨语码转换的社会动机；语言结构角度则更侧重探讨两种语言转换的规则，认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一种“由规则支配的行为”；心理语言学角度则更偏向从双语者大脑活动状态方面描述其语码转换行为；会话分析角度的研究相对较系统，其理论框架较为完善，主要分析社会成员交际中的言语序列。
3）学生的专业知识得到了补充。教师在选取任务内容时会适量增加一些与音乐治疗专业相关的英文原版材料，并设计成有趣的任务，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增加了专业知识的摄入，这一点也得到了专业老师的肯定。
可见，在孔子这里，“德”这个范畴已然具有了二重性。它既指道德主体的内在修养，也指道德主体的外在行为，它们呈现出一种互动与关联，即由修养“德性”而实施“德行”。在《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则较为明晰地展现了“德”之二重性所具有的内在互动过程。事实上，这种互动既是儒家所讲的“成己成物”，也是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修德是成己与内圣的起点，成物与外王则是修德之完成。
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仁”德为复兴礼乐文化的内在支撑，从而构建了仁礼相辅、内外相协的道德修养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孔子看来，德性修养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能修德，即是君子；不能修德，即是小人。也就是他说的“君子怀德”。因此，当面对“知德者鲜矣”的社会现实时，孔子感叹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正是因为孔子重视实行，所以他并不因为强调内在的德性修养而忽视外在的德行施行。在政治维度上，孔子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依然重视具体的德治措施。《论语》记载，弟子们问及为政之方时，孔子回答的都是各司其职、宽容待下、举贤任能、义以为上等非常具体的德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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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任重 平治天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上位者明德与否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周的统治阶层才特别强调德行。到孔子这里，明德之主体有所扩大，既指有德之君王，也指有德之士。不过，从现实需要的迫切性来看，在上位者能够直接地发挥实际功用。所以，孔子强调“为政以德”，申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一生颠沛流转、周游列国，就是希望能够唤起上层统治者的道德意识，让他们自任自觉，有效地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与责任。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先哲探讨“德”观念的根本旨归在于治国安邦、平治天下。《尚书·尧典》中说，尧帝明察洞达、谦逊宽和、光辉明亮，能够发扬美好的德性，从而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在这样一个施政序列中，在上位者的“克明俊德”是“亲九族”“平章百姓”的先决条件，其根本指向正在于治理国家、协和万邦。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有感于社会变革时期的种种动乱与无序，孔子忧而思之，起而行之，自觉担负起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大任。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孔子发现只讲外在的“德行”是不够的，只有将“德”之信念内化于人心与人性，才能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所以，在“克己复礼”的文化实践中，孔子用“仁”德统摄了“恭、宽、信、敏、惠”等诸多道德条目，并将“仁”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赋予“德”以内在性、形上性与伦理性。
在与子张、樊迟等弟子论学的过程中，孔子谈到了许多德性修养的方法。《论语》载：“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樊迟）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这就是说，崇德要从忠、信、义入手，即从提高自己内在的心性修养做起。樊迟问及修德之方，孔子答之以“先事后得”，即踏踏实实去做。也就是说，在孔子这里，人作为一种理性主体，其道德人格的修养显得颇为重要。而其中的修养方法并不是默坐冥想，而是“发愤忘食”“见贤思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实践实修。
《论语》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程子注解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可见，在孔子看来，君子修德的根本指向还是在于以德治天下。到了“二程”这里，君子修德的结果已然由“为政以德”扩展至“天人合一”。
事实上，在儒家德性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孟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为人生而具有的四种德性，主张性善论，进而从内向理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德性思想。照孟子的说法，德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内在禀赋。因此，人之修德不能向外寻找，必须反求诸己。
当然，孟子同样懂得为政之德的重要意义，如他所言：“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所以，他的“性善论”还是落实到了君王的“仁政”之上。孟子讲，“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就是强调在上位者要充分扩展内在的仁义之性，进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具体而言，孟子主张在上位者既要为民“制恒产”，亦要“教民以善”，切实做到“民贵君轻”。
总之，在中华先哲看来，在国家这个政治命运共同体之中，君王的言行均为天下法，这就是《礼记·经解》所讲的：“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因此，“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惟有他们“居处有礼，进退有度”，才能实现“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的安定局面。
当然，对于为政者而言，“修德”就意味着要比一般人更高标准地克己、慎独与自律。因此，为政以德不仅需要现实反思的支撑，更需要勇于担当这一信念的支持。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程子注曰：“弘而不毅，则无规矩而难立；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诚然，对于每一位重任在肩、自觉理性的人而言，执德以弘、信道以笃、力行以久，既是应然，亦是实然。
“留白”是中国水墨画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念。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言有尽而意无穷”，都是“留白”所带来的魅力。语文教材中的不少文本也存在着“留白”的地方，即在文本中不直白地表达作者的意思，而是留有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与探究。“留白”教学也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教师要培养学生的深层阅读能力，让学生以自主阅读来挖掘文本的深层内涵；另一方面，“留白”教学也是教师教学的一种方式，要求教师在阅读教学中以“留白”的方式来教学，以激发学生对文本阅读的兴趣，让学生去思考与探究，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选自《学习时报》2019年1月28日，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