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工业生产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们在《中国国民所得(1939)》一书（注：巫宝三（主编）、汪馥荪、章季闳、马黎元、南锺万、贝友林：《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46年中文版。）的工业部分，对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状况作出了估计。因为该书的英译本，尚在准备之中（注：巫宝三先生后来在1947年发表了题为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3,1936 and 1946的英文小册子。——译注），而人们对中国工业化程度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因此发表和分析我们研究的结果，或许是不无裨益的。在本文中，我们希望能说明中国工业生产的规模、劳动力的数量和构成、不同工业部门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工资薪金收入在净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凑巧的是，上述各点同罗思塔斯(L.Rostas)先生写的一篇有关英、德、美三国工业的论文（注：罗思塔斯：《英、德、美三国的工业生产和分配1935-37》，(Industrial Production,Productivity,and Distribution in Britain,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1935-37)，载《经济学季刊》(Economic Journal)，1943年4月。）中所讨论的问题，互相一致。由此，我们把中国同上述三国进行比较，就有了基础。读者将会看到，比较的结果，是惊人的。
有三点必须从一开始就提出来。第一，这篇文章中的数字与书中的数字，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作了若干调整，剔除了书中包括在工业内的公用事业，添补了书中未包括在工业内的钢铁冶炼企业。（注：钢铁冶炼企业在书中列入矿业。——译注）第二，由于手工业在中国工业中的重要性，我们把工业区分为工厂和手工业两部分，以便考察它们相对的作用。不过，由于缺乏可资利用的数据，关于手工业的分析，还不能与工厂同步提出。因此，在发生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只好单独地分析工厂了。在我们的估计中，“工厂”的定义是根据中国工厂法所设立的雇工在30人以上的企业，而手工业包括所有其他企业、家庭附属工场和独立的手工业者。这样一来，当把中国的工厂生产与其它三国的工厂生产作比较的时候，前者似乎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在那三个国家中，工厂的范围要宽广得多。英国的数据包括所有雇工在10人以上的企业，德国包括雇工5人及5人以上的企业，而美国则包括产值在5000美元以上的所有企业。可是如果以产值作比较的话，那么，中国工厂的数字反而包含了广阔得多的范围。中国雇工在30人或稍多一些的企业，产值很少达到5000美元，也很少能达到雇工10人的英国企业或雇工5人的德国企业所生产的那么多。最后，我们的数字是1933年的。这一年是中国经济萧条的一年。虽然我们对于生产的估计延伸到了1936年，但那些估计不会象1933年的那样准确。因此，必须注意到，当我们把中国1933年的数字与其他三国1935年或1936年的数字作比较的时候，中国的数字是会偏低一点的。
二、工业生产的规模
表1 中国工业生产总表(1933)
实数（中国货币：百万元）%
国民总产值31534①100.00
工业总产值②
工厂 1895 6.01
手工业562817.85
合计 752323.86
国民净产值
100.00
工厂 378 1.88
手工业1339 6.65
合计 1717 8.53
① 这个数字是全国所有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部门收入的合计，但在有些部门中，如林业、商业、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一部分，它们的总产值无法获得，只将净产值包括在内。
② 不象其它生产部门那样以生产者价格计算，此处系以市场价格代替。
表2 中、德、英、美四国工厂生产的规模指数
中国德国(1936)英国(1935)美国(1935)
总产值 100(1933) 25832425 7848
100(1936) 19891904 6162
净产值 100(1933) 64335051 16179
100(1936) 50183940 12620
注：货币换算率：1933年中国货币1元＝0.0618英镑；1936年中国货币1元＝0.0599英镑。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1933年中国工业的总产值虽然约占国民总产值的24%，但净产值却只占国民净产值的8.5%。工业总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之所以比较大，部分地是因为两者的覆盖面不尽一致，但主要是归因于在整个工业中原料的使用占了很高的比例（在计算净产值时必须从总产值中减去）。净产值确实小得可怜，其中工厂的净产值更是如此，在国民净产值中只占1.9%。与此相反，手工业令人意想不到地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有压倒优势。在工业总产值中，工厂只占25%，手工业却占75%。（注：原文计算有误，此处已予校正。——译注）这些事实清楚地显示了中国的工业化仍处在幼稚的阶段。它的工厂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可以被忽视的地位。当我们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同其他三国比较时，这种幼稚的状态和被忽视的地位，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工厂的净产值是中国1933年的162倍，1936年的126倍；德国工厂的净产值是中国1933年的64倍，1936年的50倍；英国工厂的净产值是中国1933年的50倍，1936年的39倍。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的工业同美国一样的规模和效率，那么中国工厂的净产值就可以提高到战前水平的126-162倍。由于中国人口远远多于美国的人口，所以，从理论上说，中国工业中就业的工人人数可以提高到超过美国的水平。由此推断，中国的工业净产值也可以提高到超过美国的水平。
三、工业就业的规模
上一节所得的结论可以通过工业就业状况的分析，作更充分的论证。表3显示了全部工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2.6%，而工厂工人仅占0.25%，手工业工人则占2.3%。拿工厂工人的比例(0.25%)与德国的9.2%、英国的11.3%和美国的6.7%比较，我们就又看到一个尖锐的对比。即使我们采取1936年中国工厂工人数字，这个对比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是中国1936年的31倍，英国是34倍，美国是22倍。
如果从事手工业的人们能够转而进入工厂工作，中国的状况肯定会好得多。从表3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工厂工人在整个工业就业中，仅约占10%，而他们的净产值却如我们在上节所述，高达22%。如果中国工厂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象美国一样高（且不说英国），那么，它的工厂工人数将是美国的3.4倍。如果它的生产规模与美国相等，则它的净产值就可提高到战前水平的400倍以上。
表3 中国工业就业状况(1933)
人数（千）%
全国总人口 429494.1① 100.00
工业就业人口
工厂1076.40.25
手工业 10000.0 2.33
合计11076.4 2.58
工厂就业人员
操作工763.0 0.18
领班 45.8 0.01
职员115.00.03
其他152.60.04
① 这个数字是1932-1933年的，见《中国年鉴》1935-1936年，人口章。
表4 中、德、英、美四国工厂生产中的就业规模
中国 德国英国美国
(1936) (1936) (1935) (1935)
工厂工人占全国
人口的比例%0.39.2 11.36.7
指数 1003066 34332233
表5 中、德、英、美四国工厂劳动力构成
中国 德国英国美国
(1933) (1936) (1935) (1935)
职员/操作工人 15.1% 17.2%15.0% 14.7%
指数100114 99 97
工厂就业人员包括操作工、领班职员和其他雇佣人员。由于手工业本身的特点和统计数字的缺乏，我们还不能（象对工厂那样）将手工业中的就业人员细加分类。但是我们从表3中已经看到工厂里面（直接从事生产）的操作工人总数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进一步作比较，表5显示了四国工厂就业人员、办事员和技术人员（统称职员）同操作工人的比例，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比例在四个国家中相当近似。中国仅略高于英、美而低于德国。
四、工业生产的结构
在中国工业生产和就业的总数中，各部门的相对重要性，从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所有14个工业部门中，只有机械、金属品制造、电器用具和化学工业等四个部门的工厂产值占主要地位。而在其他十个部门的产值中，手工业均占居压倒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纺织品、服用品、饮食烟草和木材制造等重要工业部门中，工厂生产分别只占总额的37%、15%、9%和2%。这意味着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工业中，手工业居于主导地位。其次，在整个工业中，消费品工业的优势也非常显著。纺织、服用品和饮食烟草业的产值加在一起，约占总产值的3/4，而在其他三国中，这三项之和，只占29%-27%。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生产资料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金属和金属品制造、机械、船舶和交通工具加在一起，只约占总产值的6%，但在其他三国则高达32.6%（美国）以至40.3%（德国），这使我们能够看出中国资本积累所达到的低下程度。第三，工厂的操作工，集中在纺织工业中，其他各个工业部门的雇工数没有一个达到工厂雇工总数的10%，大多数的部门都低于5%，而纺织业一个部门却集中了雇工总数的60%。这部分地归因于纺织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居高地位，同时也归因于纺织业中（手工纺织业的大量存在）节省劳动的进程，不象在其他工业部门中那么明显。这一特征，在其他三国中，也有所表现，这从表7中可以看出来，当然，程度是不一样的。最后，在中国工厂总数中，纺织业也居于领先的地位，达到859家；其次是饮食烟草业，为547家；居第三位的是造纸印刷业，为269家。但是就每家工厂所雇佣的操作工人数量而言，纺织业仅列第二，为534人；船舶和交通工具业居首，为732人（注：原文计算有误，此处已予校正。——译注）；化学工业居第三，为266人。全体工厂平均每家雇佣的操作工人数是270人。
五、工厂的劳动生产率
根据以上所指出的全部事实，逻辑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工业生产率的低下。表8把中国工厂工人的人均净产值，同其他三国作了一个比较。指数显示一个中国工人的生产只相当于一个德国工人或英国工人的1/9，一个美国工人的1/19。换言之，一个中国工人需要用19天才能生产出一个美国工人一天所生产的产值。这个差别是惊人的。但这还不是全部事实。当我们把一个美国工人的产值与一个中国手工业工人的产值进行比较时，其结果几乎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的净产值和就业人员的比例可知，工厂工人的人均产值是手工业工人的2.6倍。这样一个美国工人一天的工作将等于一个中国手工业工人50天的工作。当然，这样一个低生产率只是部分地归因于劳动的缺乏效率，另一部分，或许是主要的，应归因于资本投入的低下。显然，只要节省劳动的设施未被广泛地运用，劳动生产率必然是低下的。这种事实也为净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反映出来。在德、英、美三国，这一比例约占40%-50%，而在中国，它只有20%，加工制造过程越是简单，净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就越低下。
六、工厂生产中的收入分配
表8 中、德、英、美四国工厂操作工人人均净产值
中国(1936)德国(1936)英国(1935)美国(1935)
英镑31294 264595
指数100 948 8521929
表9 中、德、英、美四国工厂净产值中工资所占的份额
中国(1933)德国(1936)英国(1935)美国(1935)
% 65.132.0 44.339.4
指数 100.049.2 68.060.5
在结束本文之际，让我们再通过计算工资在净产值中的比例，简要地讨论一下工厂生产的分配问题。所得的结果也能与罗思塔斯先生论文中的数字作一比较。表9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比例在中国是远远高于其他三国的。依照上文的分析，这是非常自然的。资本投入的规模越小，劳动力分配的份额就越大。但是劳动力的分配份额越大，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所得的报酬越高，相反，这意味着劳动力的较大投入，从而是劳动力报酬的较低偿付。从罗思塔斯先生论文的第10表中，我们也能看到，在1924-1938年间，英、德两国工人工资（在工厂净产值中）所占份额的长期变化，显示了一种下降的趋势。如果中国的工业化能够加速发展，则工资占净产值的份额将会自然减少，而工资水平将会提高。
（杜询诚译自1946年9月英国《经济学季刊》总第223期）
后记
《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in Pre-war China)，发表在1946年9月英国的《经济学季刊》(Economic Journal)第223期上面。54年后的今天，在我的启蒙老师巫宝三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怀着深切的思念，把这篇文章的译文，公诸海内，一方面表达我对恩师怀念之忱，同时也想就这篇论文的意义说几句话，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这篇论文是在巫先生主持的中国国民所得估计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是巫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立意着手进行的工作。这在当时国内是一项带有首创性的研究。它涉及到各业各部门的经济活动，工作量十分庞大。在当时完整的统计资料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不是短时期内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其他四位来自大学的青年人，先后作为巫先生的助手，加入了这项工作的行列。历时两年半，于1945年底方告完成。1947年1月以《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之书名出版（以下简称《所得》）。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加入这项工作之前，对国民所得的概念和它的各种内涵知之甚少。至于实际进行估计，在方法的选择和资料的汇集方面，更是茫无头绪。我之所以能在规定的时期内，勉力完成这样一项对我说来十分艰巨的任务，首先是得力于巫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在巫先生手下两年研究生的生活，对我说来，是极其宝贵的。它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巫先生对我的辛勤指导，是我终身不能忘怀的。
我在国民所得的估计工作中，担任制造业、也就是整个现代工业（工厂）和手工业所得的估计。在完成这一项工作的基础上，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中国工业生产状况作进一步研究的意向。正好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英国《经济学季刊》1943年4月号发表的罗思塔斯(L.Rostas)先生的论文：《英、德、美三国的工业生产、生产率和分配，1934-37》，文章的内容与我的构想非常吻合，在很多方面可以进行比较。我把这一构想向巫先生作了汇报，得到巫先生的首肯和鼓励。随后他又亲自动手对我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进，根据新的结构重新撰写第二稿。在这里可以看出，这篇论文的最后定稿，完全出自巫先生的设计和主撰，我至多只是一个资料的提供者。而且这些资料，也是在巫先生的指导下，通过两年多的实践，才得以积累起来的。然而文章发表之后，我才意外地发现巫先生把我也列为作者之一。这种奖掖后进的襟怀，也使我十分感动。
此外，这篇论文的翻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杜询诚教授在十多年前应我的请求而进行的。杜询诚教授在这方面是富有研究的专家。他在1991年出版的《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是这方面的一部成功著作。他的译文，忠实可信。在这里我对他的慷慨协助，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就此谈一点个人的感想和认识。
在统计资料完备的现代国家中，体现国民所得概念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测算，已经是政府部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并不是一定需要学术机构进行估计和研究的课题。然而，在有关的统计资料极端缺乏和凌乱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民所得的估计，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虽然不是巧妇，但无米之炊，的确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经常受到的困扰。就我个人而言，则在此之外，还要加上经验的缺乏，根底的浅薄和研究的粗疏。因此，可以肯定，在《所得》一书中，工业生产方面的估计，问题会更多，缺点会更大，偏离实际会更远。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已不再继续这项研究，但个人对这一段工作之未能臻于理想，经常负疚在心。
写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不久前出现在我面前一件可喜的事情。那是在1998年秋天，我对日本信州大学久保亨教授的一次访问。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日本有一些学者对民国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准确的计量。此后不久，我荣幸而高兴地收到他和东京学艺大学牧野文夫教授合作的一篇论文《中国工业生产额的推计：1933年》。这篇文章的主体内容，是对《所得》一书中的工厂和手工业部分、也就是我所承担的全部估计结果，进行了认真的评议和详尽的修订。可喜的是：作者的态度，既严肃而又诚挚，既毫无保留而又绝不武断。可以说，这是《所得》出版以来我所看到的评论中，最有份量、最细致、最好的一篇。诚挚表现在作者对《所得》工业部分评价的最大限度的肯定上，严肃则表现在作者对自己的修订工作的一丝不苟中。
首先，作者对《所得》中整个制造业生产的估计，作出了一个肯定成绩的总的评价。文中说：这个“估计是以刘大钧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为基础，同时又涉猎了其他多种统计资料以及日本人的调查，对《中国工业调查报告》遗漏的省区、手工业产值以及外资工厂和东北地区工厂的产值进行了估算和补充。”而“取得这个研究成果的时间，是在1940年代的中期，鉴于这一时代背景，不能不说是一项令人惊叹的成果。”（注：日文本第5页，译文采自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许檀先生的译本。以下引文均同此。多承许先生的概允引用，谨在此表示感谢。）
接着，作者又就整个制造业中的工厂和手工业两部分，分别作出了如下的评论。对工厂部分，作者就：“工厂产值的估算，使用的基础是《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中册第14表，并对其遗漏加以补充，即增加了《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中未予调整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青海等省以及河北省的秦皇岛和昌黎一带的工厂，同时，对货币制造等行业也做了调查。此外，对纺织、火柴制造、烟草制造等几个行业，还利用税务署的统计进行了补充”。因此“对内地现代工厂产值的估算实际上已比《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中册完备多了。”（注：日文本，第19页。）
至于整个手工业产值的估算，作者认为这是全部“估算中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它“收集了大量零散的资料对手工业部门的产值进行了估计”。在此，作者坦率地承认：“要对这个估计作全面的修订，是不可能的。”（注：日文本，第21页。）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诚挚态度。
同样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对自己的修订工作的一丝不苟。由于《所得》中华资工厂的产值，是以当时国人惟一的一项比较全面而准确的工业普查的成果《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手册为估计的基础，因此，作者在对《所得》中工厂产值的修订中，特别着重“对《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数据，进行推敲”，为此，作者在全文中用了一半的篇幅对《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分别设立“概要”、“讨论”和“修正”三个部分进行详尽的介绍和充分的讨论。从源头上“指出其中有问题的部分”。（注：日文本，第1页。）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衡量《所得》中的得失，并对《所得》中的补充部分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结果的准确程度，进行方方面面的检讨。这种不厌其烦的入手方法，着实令人钦佩。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虽然最后得出了一组与《所得》中的估计不尽相同的数值，却又并不以为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他们在全文的结束语中郑重宣布：“对本文的估算的再修正是必然的”。（注：日文本，第24页。）也就是说，它有待于进一步的印证。这种对学术研究的审慎态度，也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我们也愿意指出：作者对《所得》的检讨中，有些地方与事实是有所出入的。例如作者认为我们的估算中，“最大的问题是几乎未利用《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下册，不单是对工厂产值的估算如此，即便对手工业部门产值的估算也基本未加利用”。（注：日文本，第20页。）事实上，只要能利用，我们还是利用了的。例如在胶制品制造业中，手工业部分的产值，就是根据《报告》下册的调整数字加以估计的（注：《所得》下册，第125页。）。我们承认没有充分利用这一部分调查，但是，这并不是出于我们的疏忽，而是出自另外的考虑。这里就不多说了。
应该指出，重要的是：两位教授对于1993年中国工业产值这样地关注，对它的估算下了这样大的功夫，并不止于单纯的繁琐考订，而是为了说明一个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正如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所提出的：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为探讨民国时期(1921-1949)中国工业的生产规模及其结构而进行的必要的基础工作。”这个工作之所以需要重新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学者“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巨大影响，认为处于这种社会形态下，民国年间的中国经济很难得到发展”。这些学者“对民国年间的中国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未能予以正确评价，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估计偏低，这种倾向十分严重”。（注：日文本，第1页。）由此可见，两位日本学者之所以下大力气重新估计1933年的中国工业生产，是要纠正这种“十分严重”的倾向。也就是说，带有纠偏的目的。
两位教授还说：“在大陆，为了论证共产党政治统治的必要性而进行的经济史研究和编制的统计，很难成为客观的学术研究”。（注：日文本，第1页。）这一陈述，如果加上“某些时期”、“某些人”、“某些书”的定语，也许比较符合实际。两位教授的这篇论文，是专门讨论巫宝三先生的国民所得研究的。我在上面讲述，作为参加者之一，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终止了这一研究。而当初参加这一项工作时，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我在进行估计工作之前以至整个过程之中，并没有想到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更没有规定一个事先设想好了的目的。我和巫先生都是在看到估计的结果以后才动手写出后来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面的那篇文章的。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文章中在写到“一个中国工人需要用19天才能生产一个美国工人一天所生产的产值”时说道：“这个差别是惊人的”。惊人，这意味着我们原来也没有想到。事实还不止于此。因此这里的“惊人”，是英文appalling的汉译，更准确的译文应该是“惊人到了可怕的程度”。这其实是我们当时的心态，这也就从一个角度证明：“民国年间的中国经济很难得到发展”，是当时我们也不曾料到有如此严重的客观现实，而不是如两位教授所说的“是为了论证共产党政治统治的必要性”而有意进行不客观的研究和统计编制。
当然，我这样说，并非认为我们的估计就完全符合客观现实，没有任何缺点。从我自己这方面看，我在协助巫宝三先生的国民所得估计工作以及在此以后的两年间(1947-1949)从事的中国工业生产指数试编工作中，都存在众多的缺失。我从开始研究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将近60年的漫长岁月。而且我早已离开了这项工作，对过去的缺失的订正，已力不从心。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终身的遗憾。正由于此，我对后来的学者在订正工作中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总是怀着感激和喜悦的心情。因此，在“后记”之末，衷心地祝愿两位教授现在正在继续进行的巨大工程，能够取得跨越前人的优异成果。
汪敬虞（馥荪）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