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兆梓及其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金兆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1；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6—0130—09
金兆梓是中华书局由编辑做起而走上领导层的员工，曾三进中华书局，前后任职达30年之久。他大学上的是理工学校，喜爱的学科是化学；肄业后教的是国文，课余研究的又是汉语语法和修辞，与历史毫无关系，但因老师张相的推荐进入中华书局，当上文史编辑，从此与历史结缘，走上研治文史的道路，参与了清末民国新史学建构的历史行程。
一 早年经历
金兆梓(1889—1975)，字子敦，号芚厂，浙江金华人。其父名金城，是一个自学成才的读书人，安于清贫，以教书为生，终身不应科举。兆梓有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和大哥金兆丰相差20岁。除四兄不愿读书外，他们个个以读书好出名。长兄兆丰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提调等，撰有《清史大纲》、《校补三国疆域志》、《中国通史》。金兆梓曾推荐儿子读《中国通史》，说“此书与众不同，是按地理、经济、农田制度、官职制度、兵制、外交、学术等的历朝演变写的，难度较大，是一本好书”①。应该说金兆梓后来从事文史编辑、研究工作，多少与受其大哥的熏陶有关。金兆梓的二哥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是金华最早参加辛亥革命者之一，民初曾任浙江省参议员和国会议员，晚年长期长中华戏曲学校，写过不少剧本。金兆梓最佩服的就是二哥的才干。他的三哥早年思想进步，鼓吹和传播维新革命思想，后留学日本，习法律，历任浙江省高等检察厅检察官、宁波检察厅厅长等职，留给金兆梓的是不畏强权的“硬汉”形象。
在哥哥的影响下，金兆梓的学习也很优秀，“年十二，应县童子试，得案首，县中人争相揄扬”②，誉之为天才。其儿子曾问及此事，金兆梓回答说：“这种说法是有的，但是我自己不认为是。”后他改从学校教育，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预科。1913年春，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金兆梓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被录取。第二年暑假，他听说母亲病重，便赶回金华探望。但其母实无大病变，只是体质太弱，生活太孤单所致。医生说要完全恢复健康是困难的，但如有一个儿子在家相伴，使家中气氛不致太冷落，心情舒畅了，也许还能延寿几年。金兆梓听罢就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请求准给一年长假，在家侍奉母亲。果然其母延寿了五年，但是他的准假早过，便从此失去了上学深造的机会。多年后，其儿子不解地问他，“为什么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哥哥们不回来，却单要你辍学侍母”?他沉默良久才说一句：“我是靠兄长们资助读书的，那有你们这辈福气”。③
金兆梓辍学后，就开始走上了工作岗位。最初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教国文。该校前身为金华府中学堂，与金兆梓家颇有渊源。其父主持过该学堂；他大哥不仅在那里读过书，而且教过书；他二哥曾任校长；三哥也在那里教了两年书。等到金兆梓去教书时已改名省立七中。因为金家全家都与该校有关，金兆梓对这所学校感情很深，教学十分认真。担任校长后，他针对当时师生因循保守进取心不强的情况，积极从事整顿改革：一方面尊重教职员工，尽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则经常与学生接触交流，关心他们的学业，帮助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在他的努力下“教师认真教学和学生勤奋学习蔚然成风，学校面貌焕然一新”。④
1920年秋，金兆梓应聘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教授汉语语法和修辞学等课程，其讲稿“国文法研究”、“实用国文修辞学”经过修订，均为中华书局所出版。由此机缘，金兆梓进入中华书后从事编辑工作。
二 三进中华书局
金兆梓一共三次进中华书局：第一次是1922年，第二次是1929年，第三次是1958年⑤。据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一文所述，金兆梓第一次进中华书局是为生活所迫：“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积欠北京教职员工的工资为数甚巨，先生迫于生计，乃于1922年春受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之聘，第一次进书局担任文史编辑”。⑥但金兆梓自述并非如此，在《追忆陆费伯鸿先生》一文中，他写道：“记余与先生相识，尚在民国十一年。其时余正在北师大任教，裒集在校讲国文法之稿，颜曰‘国文法之研究’，加以整理排比，敝帚自珍，径致中华，丐其出版。先生得余稿，当以畀编辑所，时阅稿者适为业师张献之夫子。张师时适主持文史，颇需人相助为理而未得，遂请之先生约余入局。余重违师命，乃由平之沪。”在另一篇他为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所写的文章里，他也说：“我头两次进中华书局的引进人，是我在中学里的文史老师张相——张献之先生。”⑦正是在张相的引导下，金兆梓逐步走上了研究文史的道路。他后来回忆说：“我原是个北洋大学矿冶系的学生，平日在学校中所喜爱的学科要算是化学，但我一生的工作中，却从来不是化学而是历史，尤其是教科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向呢，就是因为老师张相调教的缘故：
我初次进中华，他正在主持文史地的中小学教科书。我一进局，他就教我编著一部新学制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我推说历史非所素习，不好胡乱搞。他鼓励我并且允许我尽量帮忙。师命难违，我只好担任下来。在这书的编著过程中，他就用带徒弟的方式督促我，教导我，使我勉强编成这么一部书。不意这书一出，半年中销数便达二万五千部。这样的销数，在现在不足奇怪，在1922年的中国，可就是破天荒的事了。于是就有人恭维我是个历史教育家了。其实这是张老师作成我这不虞之誉的。但从此我却不能不钻研历史了。我的为学前途也便从此转了向。⑧
虽然初任编辑就取得不俗业绩，但金兆梓似乎并未爱上这一行，仅工作一年，便考取外交部主事，复去北京任翻译。六年后的1929年，他第二次进中华书局工作，引进人是陆费逵和张相：“民十七，余挈眷南归，道出沪上，以旧谊谒先生(指陆费逵)暨张师于静安寺路总厂，时则国民革命军方底定江南，一时人心大慰，民气因之发扬。先生认文化教育之业为百事之基，欲有以辅助国民革命之鸿猷，坚邀相佐。余当时思归心切，请俟诸异日，先生乃挽张师屈趾旅邸者至再至三，余感其□殷，乃重理旧业”⑨。这次他一直工作到退休，时间长达23年。这23年，以卢沟桥事变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积极组织编辑各种教科书，“包括从初小到高小、从初中到高中、从简易师范到普通师范以及南洋华侨各级中小学校课本用书在内，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已逐一出齐”⑩。这些书精益求精，具有较高的质量，使金兆梓几乎付出了性命不保的代价。多年以后，他以痛定思痛的心情来回忆个中的艰辛和苦楚：
第二次进局，局中狂于我编初中本国史的成功，谬以为我真于教科书已有了三折肱的经验，竟叫我做了教科图书部部长，将这件最麻烦的事整个压在我肩上。这件事怎么说是最最麻烦的呢?其一，从初一到高中所有的学科起码有十种以上，这十多种学科，又得按初高小、初高中四级高低不同程度为之配置材料；同时又将英、国、算、文、史、地、数、理、化、音乐、美术、劳作各科的编辑先生都合并到教科图书部中来归我领导。我当然不可能科科都升堂入室，但门口总得张这么一张，这张一张就已够苦了我。其二，所有这些科目的编制，当时都必须由教育部颁定什么课程标准、教材大纲。写教科书的人就得按部就班紧紧地扣住部颁的教材标准写，不许你自出心裁，自出心裁，就会扣你一顶不合标准的帽子而不许发行。……偏偏在我担任这劳什子部长时，正是反动政权权贵争夺教育部的当儿，所谓教育部部长不断在更换时，新部长对旧部长能显示的新猷，似乎就只在这课程标准的改订上。所以每换一个新部长，必有一份新的课程标准要颁布。……单就我担任教科图书部部长的五年间(1930至1935)，就改订了课程标准三次。往往前一次的各科教科书没有全部改编完成，后一次又来，这时候全国中小学就得坐着等待新教科书的出版。于是，编辑人员、印刷人员、发行人员就得全部动员起来，终年累月忙得屁滚尿流，把这急如星火的工作赶办出去；而我和类似我的教科书负责人这一份辛苦就不用提了。综计在我这五年中随着这种工作的高潮，血压也随之而高达二百度以外者两次，性命几乎不保。(11)
如果说第一阶段金兆梓是由于工作紧张繁忙而陷入苦海，那么第二阶段他虽然工作上没有那么大压力，但因遭遇国难，仍然未脱离苦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举家避难香港，书局的重心也随之移至香港。上海中华书局的所有业务遂几乎停顿，编辑人员也大多星散，只剩下金兆梓和舒新城、吴廉铭、姚绍华等少数人留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租界，金兆梓被迫逃离上海，从浙江历经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抵达重庆大后方。一路上，颠沛流离，艰险万状。到重庆后，金兆梓受命以总编辑名义行事，着手筹备于1938年停刊的《新中华》杂志的复刊工作，目的是一方面搭建平台宣传抗日以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借以联系大后方的作家为中华书局写稿。1943年1月，《新中华》以月刊形式恢复出版，成为大后方唯一一份大型期刊，金兆梓任社长，并主撰社论。与此同时，他也出任编辑部长，协助书局成立编辑所和印刷机构。据姚绍华回忆，当日军大举入侵湘、桂，西南遍传烽火之际，金兆梓对大后方的出版事业贡献很大：
当时内地出版物印刷质量普遍低陋，先生就凭借到达渝地的港沪两厂技术员工对他的信赖，建议在李子坝建立印刷厂，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以提高印刷质量。这样我局出版物印订质量迅速提高，还影响其他印刷厂家的印制品质量的增进。由于先生对书局的贡献，声望与日俱增，当时来重庆的各地经理，对他倍加敬重，称他“老夫子”而不名，多数印厂工人也都称呼他“老夫子”，这竟成为对先生的专用尊称了。(12)
当然在此期间，金兆梓也与时任总经理的李叔明在书局的出版业务、经营管理、发展方向等方面都有分歧而发生冲突，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努力操持，维护书局的利益，使书局处于一个较好的运营状态。正是由于“他对本局编辑出版业务，始终积极负责，这对当时编辑所的同人是一种有力的鼓舞，并为抗战胜利后渝沪两地编辑所的合并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13)。
抗战胜利后，金兆梓回到上海。由于身体原因，加上得知老师张相去世之消息，他开始萌生了退志。1950年，因高血压复发，病状甚危，他按照新颁劳动保险条例办理退休，全家移住苏州。在苏州，他先后当选为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苏州市副市长，同时又被聘为江苏省政协委员。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定中华书局作为其办事机构，主要从事我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为了加强中华书局的力量，除将舒新城和金兆梓调回书局以外，还把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金兆梓以书局副总编辑的身份兼任该所主任，直至1966年。这是他第三次进中华书局。不久以后，他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兼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为古籍整理事业及团结上海文化出版界爱国民主人士等做了一些有益工作。(14)1975年，金兆梓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三 由编书向治史
上文业已提及金兆梓认为自己治学发生转向，走上研究文史之路是受张相及中华书局影响的。诚然这是主因，但也不应忽略当时的社会背景：一方面，自清末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以来，中国史学便进入了一个建设新史学的转变期(15)；另一方面，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史学关系国家兴亡的一面得到强调和凸显，于是史学的地位得到提升，从边缘走向中心(16)，成为当时学术的主流。金兆梓进中华书局时正处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因此他初次编写《新中学初级本国历史》便畅销一时，驰誉全国。“从这以后，先生也就逐渐改变了从事科学发明的初衷而走上了钻研文史的道路”(17)，表现在他为编辑出版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终年累月忙得屁滚尿流”的同时，也潜心著述，除了编写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外，还撰有《法国现代史》、《俄国革命史》、《现代中国外交史》、《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芚厂治学类稿》等著作。
其中前三者列入吴稚晖、蔡元培、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时代史地丛书》，后三者均为中华书局出版。《法国现代史》由楼桐孙校阅，1929年出版。全书分为7章，没有绪论或前言、后记等，无从了解金兆梓编写此书的意图、设想等。《俄国革命史》为何炳松校阅，1931年出版。全书除《绪论》、《结论》外共6章。《绪论》言：人类历史上可记之大事，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只有1917年之苏俄革命。这两种革命有同有异，同者就是“为人类不平之鸣”；异者因两国历史演进之不同而一为政治革命、一为社会革命，“盖法国当日不平之象在政治，故政治组织变，而不平之心去。其在俄国，则非唯政治上有不平，不平之象实深入于各种社会之组织，故非举全社会组织摧陷而廓清之，不足以泯民心之不平”。然而，俄国革命后仍不能妥善解决社会组织中的农民问题，因此发生种种困难，“至今犹杌陧不安”。本书是继《新时代史地丛书》已有之《法兰西革命史》而作，“俾读者知法俄两大革命，皆各有其真正之意义与价值，各有其不可避免之趋势与需要，以正偏激者盲从之惑，兼以祛墨守者疑惧之怀，并藉以自审吾民族趋势与需要之果何在也”。据此可见，金兆梓对苏俄革命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的确看出了其症结所在；他对于社会变动的看法也很理性，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采取什么形式都无可厚非，但不能东施效颦，要符合国情及本民族的需要。《现代中国外交史》系王宠惠校阅，1930年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共7章。书中认为，自16世纪西方人窥视中国以来，中国的外交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自葡人之经营澳门迄中英鸦片战后，(二)自中英鸦片战役迄中日甲午战役，(三)自中日甲午战役迄世界大战，(四)自世界大战以迄于今。其中前三个时期实无外交可言，只有第四个时期，“则国人因所受刺激过巨，痛已切肤，群起而为自卫之谋，从事恢复国权之运动；外交当局者亦大都已略知世界大势与外交惯例；不似前此外交当局之昏昧，乃起而顺应国民之愿望，力求于坛坫之上，为恢复国权之谋。在外交上已开始进行略有端绪，可称有所谓外交矣”。当然，著者金兆梓也认识到中国之有外交不过是晚近之事，实无法入其堂奥，与欧美列国平等地坐而论道，仅能临时因应，为主权局部之恢复，还远达不到主权完整平等、独立自主的目的。所以，“本编之作，即本此旨为系统的叙述。读者由上述递嬗之迹象求之，庶可知今后所应努力之所在矣”。(18)该书校阅者王宠惠是资深的外交官，他认为中国自有国际交涉以来，记载苦无专书，“以致坛坫之上，不获有考镜之资，即学校及一般民众，亦无缘得睹善本，以激发起志气”，该书“摉集之富有可佩仰者”，其出版不仅填补空白，而且有现实意义。(19)
梁启超说：“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20)据此衡量，上述三书都不是金兆梓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而是他为了现在而追溯历史，寻根究底、深入钻研的成果，体现了他的现实思考和经世情怀，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它们均为具体的专题或断代史书，而“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也就是做一部通史，“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21)可是，尽管中国旧史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所以梁启超指出理想的新中国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22)在他的呼吁下，很多人在积极讨论新史学问题的同时，也努力编写新中国史，如著名学者刘师培和夏曾佑都曾编写并出版中国历史教科书(23)。受此影响，以编辑历史教科书为业的金兆梓自然也参与到建设新史学的潮流中去。《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芚厂治学类稿》三书就是他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的成果。
《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原名《新中华本国史》，分别为该书的上下两编。金兆梓对编撰本书的缘起有如下的说明：
(一)本国历史的推移，实以国际不平等条约之缔结为其最重要之关键。本书即以此为分界，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述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前的史实，下编述自此以后的史实。(二)本书上编注重中国民族及文化之由来，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民族活动及生活之所由发生与其变迁的趋势，以及帝国主义侵入前之民族文化何由构成；下编则注重帝国主义势力之侵入及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术之影响与流变，以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及现代社会之趋势。(三)本书编制，略仿美人Hayes and Moon的Modern History之体例，于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以前之史实，就先民活动之各方面分别述其变迁，以期使学者本国民族整个活动及生活得到一个分析的观察；自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后始为综合的叙述。缘年代较远之事实，非作分析的观察，不易得其大概；近世事实，自以综合的叙述可得其整个的概念。(四)历史事实各方面之演进，有急流，有缓流，有明流，有暗流，有交流，有旋流，有本流，有支流，颇似水流之推进。历史讲述而必划分时期，实有似乎抽刀断水，势不可断，勉强割裂，近于无谓。本书既认国际不平等条约之缔结，为本国趋势推移之重要关键，对于向来勉强划分之时期，尤无可迁就，所以不用。(24)
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及适用性如何呢?1934年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的著名学者章巽面对琳琅满目的中国史教科书，却为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烦恼。当他看到金兆梓的《新中华本国史》后，认为该书发凡起例，深具匠心，便于教学，遂一眼看中，定为教材。后来他回忆此事说，中国旧的通史著作，往往偏重政治，难窥全豹；新的通史书籍糅杂混乱，也很少疏通知远之作。这种苦痛，读者固然身受，一般学校教师尤所深切感觉。所以，“一本完善的中国通史读本，无论对于教师、学生或普通读者，都是急切需要的。民国二十三年秋，我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南开的课程标准，本来较重数理化和外国文；及九一八事变发生，平津震动，学校当局深感史地教育对于应付国难之重要，所以一面组织一个东北研究会，一面特别注重史地课程之发展。关于高中历史部分教科书，西史采用 Hayes and Moon合著Modern History；中史方面，选择时反甚感困难，但是后来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选定金兆梓先生所著的《新中华本国史》”。(25)
然而，其后因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新课程标准，《新中华本国史》的体例不合标准，于是金兆梓不得已另编《高中本国史》，此书遂遭搁置。章巽认为该书很有特点，体例“在近代中国的通史著作中可说是首创”，“岂仅在中等以上学校为良好教科书，即就一般治史者言，也可算得是一把入门的锁钥”。如果就此弃之如敝屣，非常可惜，所以趁1941年春来沪之便，找到金兆梓希望将该书补充重印。“会金先生因职务关系，颇荣心于人事，遂以此项工作，委托给我。我因鉴于一般人的需要于读史者如是其急切，而坊间适当的通史著作又如是其稀少，也就不避‘续貂’之讥，从事补充，至最近史事为止。并为读者方便起见，析原书之上下两编，使各各独立，题上编为《中国史纲》，下编为《近世中国史》”。(26)这就是《新中华本国史》变身为《中国史纲》、《近世中国史》两书的由来。
如果说上述两书是金兆梓从事新国史之作的实践的话，那么其实践之后的理论总结就体现在《芚厂治学类稿》中。该书是金兆梓从事文史研究四十年的论文选集，除序、跋外，分为通论类、史论类、专论类、考证类、杂文类五辑。其关于新史学的见解主要收在专论类、杂文类中。他认为历史所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事实，因此历史是一门探究过去事实以求得真相的学问。就此而言，历史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更不是科学，“历史只是历史罢了”。因为“物理、生物、社会、艺术、文学、政治无不各有其变动不居的历史，而历史的范围实已侵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文学的范围。那么历史之为学，竟是一切学问的综合，固然不属于哲学、文学，自也不属于科学，所以说‘历史只是历史’”(27)。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研究历史呢?他认为治史是“探索现实生活的来踪去迹的学问”，而要明了这种来踪去迹，“惟有通史才能告诉我们”。因此，“真足称为史者惟通史”，“治史必先治通史”。(28)那何谓通史?金兆梓考索文献，循名责实，指出率先提出此名并加以解释的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但是章氏对什么是通史也不甚了了，只有“不为义例所拘”和“独断于微茫秒忽之际”的两句空谈。通过研究，他认为通史“就是专用以说明人类种种活动间交午影响的关系，藉以明了文化整体的如何演变”，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也就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种种纵横交错的关系，如果能究极“天人之际”的所以然，就能明了一个时时或竟是息息的演变，是即所谓“通古今之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惟有明其变以通今，方可算是治史”。(29)
正因为此，他对民国时期的一些繁琐考证很不为然，说古史辨派用两本书的篇幅探讨禹之神人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是无谓的考证，因为神话英雄是古人的时代意识所致，中国和别国都一样。再如乾隆皇帝是否海宁陈氏子、尧舜是禅让还是篡夺均无关历史宏旨，考证再精当又有何用?他主张考证应建立在通览全史的基础上，“顾自吾之意，以为当通览全史而窥其变，窥其变之来踪去迹，得一整个之趋势，则遇有史实之不合此趋势或与之有悖者，然后取而施以考证功夫，则此考证功夫始为不虚施”。(30)这与梁启超的看法相似，梁氏也强调考证之功无须遍及琐事，治史者不该费全部精神于考证，而应“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31)
除上述以外，金兆梓对史学的其他一些认识和看法也颇有价值，足堪玩味。如对于梁启超1923年所提出的新史学三问：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32)金兆梓在《芚厂治学类稿》中都做了回答，与梁启超的观点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归纳法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在史学领域要谨慎使用，毕竟历史所用的归纳法与科学所用的归纳法不一样。不同的是梁启超将历史分为自然系和文化系两部分，认为自然系受因果律支配，具非进化性质，而文化系不受因果律支配，有进化的性质。但金兆梓则并不像梁启超那么“辩证”，他认为历史生生不息，是发展、进步的，不能杂以因果律，如果“必由外加以因果之外衣，而目之为有是因必有是果，则历史之发展将几乎息矣”(33)。
金兆梓还认为中西历史观念不同，社会演进的路径也不一样，以我国社会演变过程而言，实先有封建社会而后有奴隶社会。因此针对“目下吾国新史家有一成见，以为我国社会演变之过程必同于欧洲——必先有奴隶社会而后有封建社会”，他是蓄疑已久，不吐不快。他以为“就吾国史籍所载，吾国封建社会之形成，其时实在周世”。“至我国奴隶社会之形成，则当在战国到西汉”，“唐以后海外贸易相当发达，而奴隶则相仍不废；直至明季，蓄奴多者尚以千计”，“清继明，奴隶制始行消灭”，因此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可称为奴隶时代。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封建社会之生产方式为纯农业的；而奴隶社会则并不限于农业”。“其在欧洲，希腊固以工商业为主要生产而未尝无农业；罗马则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未尝无工商业；此则我国惟秦汉以前则然。欧洲中古时代之封建社会，其生产亦为纯农业的，工商业则不过寄生于农村而为之附庸，此在我国，惟周代则然”。所以，封建时代和奴隶时代“实系受生产方式之影响而自为各别的发展”，“并非必须为先后的纵的演变”。(34)
撇开正确与否不论，单就这个观点的提出便可见金兆梓是个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想法的人。因为入民国以后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的真理，所以梁启超等倡行的新史学即是奉行西方史观，以西方史模式来改写中国史。(35)这由“我国社会演变之过程必同于欧洲”及以西方上古、中古、近世三阶段论划分中国历史时代的做法被奉为圭臬便可见一斑。但是对于这种流行的西式历史观念和书写方式，金兆梓并未随波逐流，不仅所著的《新中华本国史》中没有采用，而且还撰有专文进行批评，指出“真足称为史者必具有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史观，一国更有一国的史观，不能不论古今中外，“而一例绳之以一定之公式与方法”。(36)的确，每个民族都是特殊的，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尤其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源远流长，自成系统，能否适用西方历史观念及其理论模式需要经过研究和论证。金兆梓反对生搬硬套，主张从事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显然是正确的。
在发起新史学运动十多年之后，梁启超曾总结说：“近世史学，日益光大，若何而始谓之史?史何致力，而可以得良史?世不乏能言之者。……然而实行其所信，以之泐定一史，使吾之理想，得有所丽，以商榷于世者，何其寥寥也?”(37)应该说他是不满意当时新史家只纸上谈兵而不力行践履的做派。金兆梓也许够不上新史家的资格，但从他的史学实践与理论来看，他既“能言”，又“实行其所信”，是难能可贵的。就此而言，从事文史工作的他不仅参与了新史学建设，而且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四 余论
清末民国时期，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获得了长足发展，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年长于金兆梓的有梁启超、王国维、朱希祖、陈垣、吕思勉等，年次于他的有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萧一山、张荫麟等。此外还有鲁迅、胡适、冯友兰、汤用彤等一批其他学科的名学者，在本学科史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与他们相比，金兆梓自然逊色很多，可作为一名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学者型编辑，他也有他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首先，他虽是半路出家，从其他职业改行做历史编辑，但他学有根底，经过中华书局老编辑张相等的调教，水平提高很快，牛刀初试，便出手不凡，自信心大增，并对历史产生兴趣。从此，他一边编写历史教科书，一边钻研史学。编研结合，相辅相成，既使他的阅读面广博，知识面拓宽；也使他学有所长，术有专攻，成为一个专与博的复合型人才。所以面对名家，面对理论，他不迷信，不盲从，而是理性对待，认真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倡导者，当时史坛执牛耳的人物，金兆梓阅读了其有关史学的著述，很受影响，但并不完全赞成梁启超的观点。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历史有无因果律、历史是否进步等之外，在历史的功用问题上，金兆梓与梁启超的观点也不大一致。他说：“梁任公下历史的定义，且曾名历史为‘国民资治通鉴’”以及“用前言往行来激发今人民族精神之说”，“在我以为都不免似是而非”。因为“一时代自有一时代的社会意识，即一时代各自有一时代的政教文物，也便是一时代有一时代善恶是非之标准。以古今之是非为是非，以古人之善恶为善恶，拿古人来激发今人，根本不合理。这样虽着眼于今，又何补于现实”。(38)在他看来，研究历史，眼光是要注射到当今，但要从这个当今出发去探索其历史上的来踪去迹，唯有如此才能通今，与现实生活相干。现在我们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从现实追溯历史，是史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重要方法。而金兆梓当时就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其次，中华书局以教科书起家、并以教科书为主业，金兆梓身处其中，对编写教科书轻车熟路，很有经验。他善于综合归纳当时学界的知识和成果，并全面系统、有条有理地阐述出来。他所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通贯古今，明其本末，适合于教学。但学者未必能够如此，刘师培、夏曾佑、张荫麟等大学者都编过中学历史教科书，可均未能完编。刘师培只编到西周，夏曾佑编到隋朝，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也仅编至东汉为止。至于作通史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45年，顾颉刚在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中就说：“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并批评“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它们共同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在已出版的通史中，他认为较为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和钱穆《国史大纲》等几种。可其中除吕思勉、钱穆的之外，“其余均属未完之作”。(39)可见当时的通史著作问题很多，即使是少数较好的名家之作，也多数未能完编，缺陷明显。金兆梓的《新中华本国史》也是部通史，虽然未入顾颉刚法眼，却得到一线教师的青睐和肯定，认为其“上编分门叙述，通贯古今，下编综合铺陈，明其本末”，这样的体例在近代中国的通史著作中属首创之举；该书不仅是本好教材，而且可作为治史者的入门书。(40)就此看来，金兆梓所著通史口碑不错，未必不如大学者。
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与金兆梓第三个方面的优势和特点有关。他既是历史教科书编辑，又是历史研究者，出入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两个领域之间，深知两个领域之间的区别，也非常了解青年学生的心理和需求。他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本体，其态度是科学的”，而“历史教学的对象是历史的作用，其态度是教育的”，因此历史研究的结论有时与历史教学的目的会发生冲突，此时历史教育者必须本其教学的立场加以取舍。(41)他有这样的认识，在编写通史时自然会注意这个问题，避免给读者造成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此外，他也懂得青年的心理特点，说他们是纯洁的白纸，不能拿情感刺激给他们当家常便饭。针对当时学界、政府利用史学作为国耻教育的题材和工具，希望藉此刺激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精神，他认为用心虽然良苦，但方式方法有问题。“因为自从清季以来，我们民族因清政府的无能，上尽了当，吃尽了亏，洋鬼子变成洋大人，久已媚外成性，自己看不起自己了。再要拿这些国耻去刺激，依我看恐怕要非徒无益，或者要陷溺益深”，所以“我们现在这脆薄的民族精神是只可从正面去培养，不可再从反面去刺激”。(42)基于此，他编写的通史对近代部分只以综合的叙述为主，并不过多描述那些失败和惨痛的史实。这在国耻教材满天飞的当时，别具一格，很有新意，尽管后来因不符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而遭弃用，但还是被不少人视为有价值之作。章巽不惜“续貂”之讥，进行补充，以《近世中国史》为名重版；而沈云龙则将之列入其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再次出版。经查，此书是唯一一部被收入该大型资料丛刊的近代中国通史性质的著作。
周予同曾把中国史学分为四个时期，认为清末至民国的史学处于转变期，“未能产生另一种定型”。(43)从金兆梓治史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来看，诚然如此。他积极参与新史学建设的活动，能言能行，有自己的见解和实绩，尽管不如当时的史学名家那么有建树，但也为史学“产生另一种定型”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梁启超说过渡时代所需要的“不在轰轰独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44)。金兆梓就是这样的一个芸芸平等之英雄。他勤于思考，勇于表达，其著作既是清末民国新史学思潮的产物，同时也丰富了清末民国新史学思潮的内容，构成了清末民国新史学历史行程的一部分。
注释：
①金永祚：《回忆先父的琐事》，政协浙江省金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金华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9年。
②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页。
③金永祚：《回忆先父的琐事》，《金华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9年。
④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18-19页。
⑤金兆梓在《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的回忆文章中，说自己是因1957年古籍整理出版小组成立而第三次进中华书局。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是1958年成立的，而金兆梓也是当年第三次进中华书局，就任副总编辑的。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2页。
⑥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19页。吴铁声撰《我所知道的中华人》，也持同样的看法，说：“这时候，北洋政府积欠大、中、小学教职员工薪水长达一年之久。迫于生活，先生应其业师张相先生之邀，于1922年进中华书局，任文史编辑。”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31页。
⑦金兆梓：《追忆陆费伯鸿先生》，《新中华》复刊第1卷第8期(1943年)；金兆梓：《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27页。
⑧金兆梓：《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27-228页。
⑨金兆梓：《追忆陆费伯鸿先生》，《新中华》复刊第1卷第8期(1943年)。
⑩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19页。
(11)金兆梓：《我在中华书局的三十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28-229页。
(12)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0—21页。对金兆梓在大后方的工作和生活，吴铁声也有非常生动具体的记述。见吴撰《我所知道的中华人》，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32页。
(13)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1页。
(14)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22页。
(15)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页。
(16)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载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页。
(17)姚绍华：《金兆梓先生传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回忆中华书局》上编，第19页。
(18)金兆梓：《现代中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4页。
(19)王宠惠：《序》，载金兆梓《现代中国外交史》。
(2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8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8页。
(2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48页；第7册，第4088页。
(2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737页；第7册，第4087、4089页。
(23)刘师培所编教科书名《中国历史教科书》，共2册，分别由上海国学保存会于1905、1906年出版。夏曾佑所编教科书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凡3册，首册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其他两册出版于1906年；1933年商务印书馆将其列入《大学丛书》，改名《中国古代史》重新出版。
(24)章巽：《序》，载金兆梓《中国史纲》，中华书局1948年第3版，第3-4页。
(25)章巽：《序》，载金兆梓《中国史纲》，第2-3页。
(26)章巽：《序》，载金兆梓《中国史纲》，第4-5页。
(27)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160页。
(28)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第138、139、398、401页。
(29)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第140-141、149、137页。
(30)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第401-402页。
(3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7册，第4138页。
(3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7册，第4154-4157页。
(33)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第400页。
(34)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第419-420页。
(35)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36)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第398、399页。
(37)梁启超：《序》，载萧一山《清代通史》(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8)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第137-138页。
(3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40)章巽：《序》，载金兆梓《中国史纲》，第4—5页。
(41)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第161、162页。
(42)金兆梓：《芚厂治学类稿》，第166页。
(43)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4页。
(4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