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琳[1]2017年在《浅析新世纪以来美国城市经理制研究新进展》文中提出美国城市经理制孕育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它是工业大机器时期城市化的产物。城市经理制借鉴了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在广泛吸收学术研究成果和摒弃了城市委员制的某些弊端的基础上,有机地将企业模式与市政管理融为一体,满足了美国城市化的客观需要。美国城市经理制是美国历时近40年之久的市政机构改革运动的最主要成就。一些美国学者对这种体制十分推崇,或将其誉之为"美国行政部门中最伟大的成就",或冠其名为美国市政史上的"里程碑"。
王琳琳[2]2018年在《20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城市经理制研究的演变》文中提出美国城市改良运动以来,政府体制借鉴大企业的成功管理经验,将政府事务引向市场选择,有效地遏制了城市腐败问题和各种接踵而至的复杂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美国市政体制结构形成了市议会经理制(council manager)、市长—市议会制(mayor council)和委员会制(commission)叁种模式。叁种市政模式各有侧重,适用于不同规模大小的城市,其中城市经理制成为采用最广泛的市政体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是政治史,那些引领美国史学风气的人物一般多为政治史家对城市经理制进行研究的学者多为政治学家或行政管理学专家。因而,21世纪前,美国学者主要从政治学或行政学的角度出发对城市经理制进行探讨。在对城市经理制的研究方面,包括在城市经理制下议会、市长、城市经理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采用城市经理制的城市特点;城市经理制下议会的选举体制。伴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各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全方位,这些国际竞争又主要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的各国大都市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地方政府面临的城市事务更加复杂化、综合化和多样化;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也要求政府提供贴合自身需求的个性化服务。传统行政管理体系显然难以应对新时代各种竞争需求的挑战,公众改革呼声逐日高涨。与此相对应地,美国城市经理制出现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随即成为美国学术界关注研究的热点,学者从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对城市经理制进行研究。21世纪以来,美国史学风气由侧重于研究政治学转入向文化史领域深入研究,文化史不断向更广阔的史学领地“殖民”。美国学者侧重于研究城市经理内在个人因素,包括城市经理性别对城市管理的影响、新当选官员与资深在职者之间的差异、影响城市经理人员流动的因素、城市经理的政策导向、城市经理意识形态对地方开支的影响等方面。
张卫国[3]2010年在《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地方政府自治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紧密结合进步主义时代历史背景,对美国地方政府自治制度在进步主义时期及其以前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同时抓住城市政府自治改革这个最具特色的亮点,对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出现的种种弊端和社会改革予以介绍,同时对美国地方政府自治的得与失进行理性认识,并适度展望美国地方政府自治未来发展趋势,直至最终提出其普适性问题。具体来讲,文章可以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交代了选题的缘起、研究目的和意义,梳理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学术史回顾,陈述了本论文的分析框架,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为全文展开论述做好前提准备。第二部分正文主要包括叁大章。第一章阐述了美国政府概况并追溯了地方政府自治思想的渊源和自治实践。美国政府具有多元和分级的特点,特别是地方政府形式多样、灵活多变、贴近民众,无序表象背后是有序的制度性安排,美国地方政府的设置模式高效回应了人民利益的多样性需求。美国地方自治思想可以追溯到早期移民乃至此前的以英国为主体的西欧文化传统,历经北美大陆的孕育、发展和演变,最终形成了美国特色的地方自治。第二章论述了进步主义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地方政府自治改革,最后概括了本时期地方政府自治的几大特点。过渡到垄断阶段后,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出现种种弊病,原有的陈旧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需要,地方政府自治面临巨大危机。弊病引发争论,最终,挑战引发变革,以叁大市政体制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自治新体制逐步确立。由进步主义时期地方政府自治特点可以看出,美国地方政府体制在本时期逐步走向成熟并最终定型,地方政府自治走出阴影。第叁章阐释了美国地方政府自治现象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美国地方政府自治现象自有其历史必然性,自治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尽管存在争论,积极作用仍是主要的。本时期地方政府自治改革对今天的我们可资借鉴之处甚多。第叁大部分结论部分探讨了美国地方政府自治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普适价值。首先对美国地方政府自治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进行适度展望,最终认为,尽管美国地方政府自治有其特殊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普适性价值,值得借鉴。
李壮松[4]2002年在《美国城市经理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式确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运动时期的美国叁大市政体制在20世纪经历了多次调整与改革。在此过程中，委员会制逐步衰落；市长暨议会制虽无较大起落，但其主要形式已过渡为“强市长型”；城市经理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有效地改善了市政管理，适应了城市发展的需要，被越来越多的城市相继采用，成为美国城市中采用面最广的市政体制。在城市经理制得到较普遍认可的同时，其所倡导和实践的专业化、科学化的城市管理理念也逐渐成为政府管理领域的共识，对其他的地方政府体制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在对城市经理制的确立与发展进行整体探讨的基础上，对城市经理制的内部机制及其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力图揭示城市经理制长足发展、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探索美国市政体制的发展规律，为我国学界相关研究提供参照。 本文序言对美国市政体制进行了简要介绍，重点阐述了城市经理制在美国市政体制中的重要地位，点明研究城市经理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并简要评述了国内外对城市经理制的研究状况，指出本文将从历史学视角出发，参照美国学者从政治学、行政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对城市经理制从纵横两个方向进行综合研究。 第一部分主要在梳理城市经理制确立与发展的基本原因和历史背景基础上，厘清城市经理制确立和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一章回顾了美国19世纪末以前城市化的进程；第二章论述了市政体制早期的发展和19世纪后半期城市老板僭权；第叁、四章论述了进步运动时期的市政体制改革；第五章阐释了城市经理制之父——理查德·蔡尔斯对城市经理制的理论贡献；第六、七章对城市经理制的诞生及其基本发展脉络进行了分析和综述。 第二部分从体制分析的角度研究、探讨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特点，以及在实践中城市经理制所遇到的挑战，进一步分析城市经理制在发展历程中为适应社会发展所进行的调整。目的在于阐明城市经理制这一市政体制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第一章论述城市经理制确立之初的基本原则和理念；第二章论述城市经理制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挑战；第叁章论述城市经理制的一些适应性变化，并进行了相关的典型分析；第四章分析了采纳城市经理制的城市地区分布、城市规模等相关特点；第五章对放弃城市经理制的情况，尤其是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第六章论述了城市经理制的专业化管理特色对其他地方政府体制的影响。 第叁部分从对以城市经理为主的地方政府管理专业发展历程进行探讨的角度出发， 中文摘要揭示地方政府管理专业走向成熟的过程，强调专业化管理对地方政府管理的巨大影响。第一章论述了城市经理制职位的确立及早期城市经理的基本情况和作用，凸现城市经理职位设立的重要意义Z第二章在说明地方政府经理人发展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展示了地方政府管理专业逐步走向成熟和地方政府经理人专业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第叁章对城市经理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进行了阐释，着重分析了城市经理决策地位的变化与发展；第四章在阐明城市经理制下市长作用的同时，对城市经理和市长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阐明了正确发挥市长作用的必要性；第五章对地方政府专业管理人员的组织——国际城市／县管理协会的创立与发展，以及协会对地方政府专业化管理的椎动作用进行了阐释。 结语部分总结了城市经理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籍此阐述了作者对市政体制设置的一些认识。
王旭[5]2007年在《美国叁大市政体制的历史成因与内在运行机制》文中认为美国叁大市政体制,从设立到后来的发展,经历了反复的探索和实践,有很多可资总结与借鉴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城市经理制和兼设CAO的市长暨议会制,较充分地体现了地方政府管理企业化、专业化的趋势以及地方政府行政至上的原则,符合地方政府发展的一般规律。
罗思东, 何艳玲[6]2008年在《城市应该如何管理——美国进步时代的市政体制及其改革》文中研究说明论文分析了美国进步时代市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市政体制改革的内容,尤其是从传统"弱市长型"市长-议会制转向"强市长型"市长-议会制、城市委员会制以及城市经理制的过程作了深入分析,并以此希望形成关于中国市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王涵[7]2009年在《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治理：1890-192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美国开始转型成为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转型伴随着重大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迁,尤其是在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导向下,对市场行为的过份依赖与放纵,使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失控和无序现象,公司霸权逐渐形成,不仅直接引发了市场失灵,还加剧了政治腐败,导致社会失范。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经济自由和社会公正,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兴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又称为进步主义运动,这一时期被称为进步时代。进步主义运动是一场旨在维护社会公正,由社会各界和政府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多元治理运动,而政府在进步时代元治理职权的行使,为美国健康和谐的发展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在进步主义运动之初,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未能及时地对社会治理需求作出回应。针对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问题,社会各阶层首先展开了自组织治理。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旧的调整机制已被破坏,而新的调整机制还有待建设,缺乏整合利益和治理机制的力量,在多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歧和治理目标分化,削弱了自组织治理能力,使自组织治理难以对组织良好的公司霸权形成有效制约,使最初设定的社会公正目标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达成。要制约公司霸权,维护经济自由和社会公正,必须依靠政府权力的强制性或权威性来重塑抗衡力量的平衡。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后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转变,不干涉主义走向衰落,新的意识形态为美国政府由“消极政府”走向“积极政府”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政府在民主政治体制框架内和“中立”基础上实现了权力扩张,并以积极的“公共利益的实现者”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者”的角色承担起元治理的职责。“元治理”源于政府对保护社会机构制度完整和社会凝聚力的责任的承担,政府元治理职权的行使可以发挥整合利益和治理机制的宏观调控作用,不仅可以为自组织治理提供制度基础和保障,而且在社会子系统治理失败的情况下,可以提供补救措施,推动多元治理的有效开展。在进步时代政府治理权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制衡机制下行政权力的扩张,而且,随着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等强权总统的出现,人们重新将联邦政府看成能为公众谋福利的有效机构,更多的治理权开始从州政府转移到联邦政府。联邦政府通过在经济、政治、社会各领域推行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以及强化政府管制,有效地行使了元治理职权:通过经济改革,加强政府经济控制力,有效地治理了市场失范问题;通过政治改革,惩治政治腐败,扩大公民政治权利,使政府逐渐走出失败的阴影;通过加强社会管制,以及加大对社会公德和公民责任感的培育,提升了公民公共精神以及民主参与能力,使社会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在进步时代,因肩负的时代责任不同,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呈现出鲜明特色。第一,制度变迁的目标不再是削弱政府权力,而是扩大政府权力,以形成对公司霸权的有效制衡,并切实维护和保障民主社会的公民权利;第二,随着不干涉主义的衰落,政府才开始充当“第一行动集团”,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行为主体,因此,进步时代的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制度需求与“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交互推动的过程,诱致性变迁先行,但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第叁,进步时代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联邦、州、地方叁个层面展开,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构成区域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影响和推动着联邦政府的制度安排,联邦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国家制度安排,“自上而下”地主导着全国范围内的制度变迁过程。进步时代的政府治理为多元治理确立起共同目标和基本规则,为构建起可以与公司霸权相抗衡的力量奠定了基础,从而推动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协调平衡发展。这表明,在追求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政府治理不仅肩负着维护和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任务,更肩负着协调和整合经济和政治力量,将市场经济所创造的经济福利转化成为民主发展动力,最终推动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任务。本文在对进步时代经济、政治、社会叁领域内的政府治理过程进行纵向剖析的基础上,在时代背景下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对政府治理作出横向理论总结归纳,即从微观层面揭示出,政府治理作为多元治理中的元治理,通过对治理机制的整合,发挥着社会自组织治理所不具备的对多元治理进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中观层面揭示出,制度变迁影响着各权力主体间的权力配置和定位,政府治理可以通过公正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重塑权力平衡和制度均衡,而公正的制度安排是政府治理的基础;从宏观层面揭示出,进步时代的政府治理是一场旨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渐进式改革,政府治理可以发挥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协调发展的平衡器作用。
侯波[8]2012年在《美国进步主义时代专家参政现象研究，1900-1920》文中研究表明在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种专家参政的新现象，即一大批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专业学者离开了校园，作为专家参与到这一时期的政府事务之中。这种现象随着进步主义改革的开展而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引人注目。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家参政更是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专家参政现象之所以在进步主义时代出现，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历史因素所促成。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在1870年前后揭开了变革的帷幕。这场被后世称为“大学革命”的高等教育变革不仅造就了一批现代研究型大学，还导致了学术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使大学教员开始真正地成为“以学术为业”的专业学者。这些大学里的专家在社会责任和服务理念的驱使下，愿意走出象牙塔外，参与公共生活，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政府服务。另一方面，内战后的美国经历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全面转型。伴随着这一进程，美国社会中出现了许多技术性难题和严峻的社会问题。进步主义改革者们意识到，这些“工业－城市”社会的新问题不是昔日“乡村共和国”时代形成的小而弱的政府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仅仅依据常识、道德和法律知识就能处理的，美国各级政府必须在扩大其规模和职能的同时转而向当时出现的大学里的专家寻求帮助，以期后者能运用其专长协助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这种依靠专家提高政府效率以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挑战的理念，使专家参政与进步主义改革几乎成了共生现象。可以说，进步主义改革在州政、市政和联邦政治层面兴起之际，也是专家参政在这些层面出现之时。在州一级进步主义改革一马当先的威斯康星州，“（大）学、（政）府”之间建立了广泛合作的关系，许多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们都在为州政府提供其所需要的专家服务。这种专家参政的改革经验被冠以“威斯康星理念”之名而传遍美国。与此同时，在市政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当地的大学学者不仅个人作为专家参与市政管理，还成立独立的非政府性专家机构来为市政改革服务。这种独立专家机构始于纽约市，很快就在美国50多个城市有了翻版，开公共管理思想库之先河。联邦政治中的专家参政则以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为标志，在科技、社会经济监管和外交等领域形成不可逆转之势，并在其后的塔夫脱和威尔逊两届总统任内得以继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处于“总体战争”的紧急状况下，专家参政更是扩展到了与赢得战争有关的所有领域，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是和平时期可以比拟的。诚然，在1900至1920年的进步主义时期，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界人士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协助政府解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直至战争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不仅帮助社会转型时期的美国政府改善了治理能力和政府效率，促进了美国现代国家的构建，而且实现了专业化学术的社会价值，提高了大学以及学者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专家参政在具体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违背民意的消极结果。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过高估计大学学者作为政府专家在美国政治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说到底，那些在政府中扮演专家角色的大学学者主要承担的是技术性、咨询性和执行性的职能，他们与政治权力的中心还有一定距离。专家参政绝不等于专家治国。
参考文献：
[1]. 浅析新世纪以来美国城市经理制研究新进展[J]. 王琳琳.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7
[2]. 20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城市经理制研究的演变[D]. 王琳琳. 渤海大学. 2018
[3]. 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地方政府自治问题研究[D]. 张卫国. 辽宁大学. 2010
[4]. 美国城市经理制[D]. 李壮松. 厦门大学. 2002
[5]. 美国叁大市政体制的历史成因与内在运行机制[J]. 王旭.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 城市应该如何管理——美国进步时代的市政体制及其改革[J]. 罗思东, 何艳玲. 公共行政评论. 2008
[7]. 美国进步时代的政府治理：1890-1920[D]. 王涵. 复旦大学. 2009
[8]. 美国进步主义时代专家参政现象研究，1900-1920[D]. 侯波. 南开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