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向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动向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苏东剧变使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极大的震荡。世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借机大肆诋毁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断言：“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终结的时代”，“1999年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将不战而胜”。“马克思主义死亡了”、“社会主义跨台了”的鼓噪声，一时甚嚣尘上。在这种困境的重压之下，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有的学派解散了，有部分人被吓破了胆、退了堂，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些原来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公开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也有部分人在震惊之余，进行了冷静的反思。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作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分析，对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通过反思，他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并开始集聚力量，以反潮流的精神着手反击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挑战。还有部分人至今仍处于困惑和摇摆的状态。因此，就目前的状况看，作为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仍处于低潮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也走了个较大的下坡路，但对它的研究工作并未中断。德国柏林的“马克思书店”一直开着，美国纽约等大城市的书店中大量陈列着马克思、毛泽东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拥有相当的读者群。美、英、法、德等国的许多大学的讲坛上，仍然有一些诚实的学者在讲授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一些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如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反思》、《每月评论》，法国的《当代马克思》、《共产主义手册》，英国的《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等，一直坚持出刊。它们除了开辟专栏，还经常主办一些主题研讨会，讨论如“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马克思主义现在是日落还是日蚀？”“社会主义新模式”等问题。因此，从总体上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目前正处于重新整合和转向时期，在经过短暂沉默之后，已开始展示某些复苏的迹象。
（二）
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正在研究些什么问题呢？笔者根据一些资料，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目前探讨的并为人们关注的几个问题的主要思想，略述如下。
第一，关于苏东剧变原因的分析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提出了许多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
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把苏东剧变的主要原因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他们认为戈氏领导的改革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导致了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和政治权力再分配斗争加剧，社会严重动荡。戈氏提出的公开化、民主化的口号滋长了各种政治势力和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抬头与流行，动摇和扰乱了人心，使整个国家迷失了方向，危机四伏，最后葬送了苏东的社会主义事业。
原苏东共产党中的改革派及西方共产党中支持苏东改革的人认为，从表面上看，苏东剧变似乎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误造成的，但其真正的祸根是在斯大林时代种下的。戈氏的失误仅仅是个剂，只是加速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倒台。他们认为，斯大林一系列无法挽回的严重错误，从根基上动摇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是苏东剧变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但这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仍抱有信心。在他们看来，只要彻底清除和认真吸取斯大林的错误影响，社会主义是有前途的。他们普遍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能够真正从斯大林的错误中走出来，切实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有社会民主党”背景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把斯大林和列宁严格分开是不合理的，斯大林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了列宁路线的。因此，他们认为苏东剧变的“原罪”是列宁及其“先天不足”和“早产”的十月革命。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充其量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的一次自发性的事变，人为地把它当作社会主义革命来接受和发展，它的失败便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提出要重新评价列宁与考茨基当年的争论，认为考茨基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思想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反对把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失败说成是人类社会主义理想的终结，并一再强调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混同于列宁主义。他们认为，列宁创建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马克思原来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告诉人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然而，他们又认为，社会主义仍然优于资本主义，人类仍然要追求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那些原来披着“马克思主义者”外衣的人把苏东变的原因追溯到马克思，认为苏东剧变作为一种社会验证，表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支票”。他们说，马克思没有跳出“空想”巢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境界之中，而不能付诸实践。它只能象天堂一样吸引凡人去憧憬，而无法真正出现在人间。苏东人的悲剧就在于把这种本来是“空想”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去追求和实践，结果是自讨苦吃。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的探讨
本世纪六十年代波匈事件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已引起人们的争论。苏东剧变之后，这个问题更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大问题。各种派别、各种观点很多，分歧也很大。这里，笔者只介绍一种值得重视的新动态。1993年，在法国很具影响的《当代马克思》杂志社，发起讨论“社会主义新模式”问题。有20多篇论文参加该问题的讨论。该杂志社从中选出了5篇，以“社会主义新模式”为总题目，在第14期上发表。该刊认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理论前提虽然已存在了20多年，但只有当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打破了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幻想以及在“现实社会主义”发生深刻危机之后，人们才开始寻求新的道路。这时“历史向我们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模式的任务。”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翰·罗梅在《‘共产主义’之后能否实现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分析了“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失败的原因，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公有制，而在于这种制度没有在计划制定者、企业家和劳动者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也没有政治民主的保证。按他提出的模式，市场社会主义的特征是：（1）建立某种形式的公有制，即“证券”经济。在具体操作上，他指出要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公民。这种证券不能和货币交换，但可以进入证券市场交换。（2）平等分配企业的利润。劳动者可以凭证券获取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红利的多少直接取决于企业经营的效益状况。（3）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主义管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这样既可以保持较高的生产效率，也可以防止社会分化和多种公害。
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家戴维·施韦卡特在《经济民主——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建立“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他提出的这种模式在经济结构上有三个特征：第一，企业自治。企业由劳动者管理，但生产资料不为劳动者占有，而应是社会的集体财产。第二，市场经济。在这种模式中市场与计划并存，市场占主导。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也追求利润，但与资本主义利润有本质不同。企业追求的是产品价值和扣除工资成本后的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的最大化。在这里，劳动不是一般的生产要素，也不参与利润分配，因此不是商品。第三，对新投资进行民主的、社会的监督。新投资的资金来源是资本税。投资需由一定的代表机构民主决策。这种投资机制可以制约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和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施韦卡特认为，在这种模式中计划和市场在社会主义民主领域中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应兼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涵义。它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效率方面超过资本主义民主。企业自治和全社会的计划投资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开辟前景。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迪安·艾尔逊在《市场的社会化》一文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提出了“市场社会化”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市场社会化是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目标的基本前提。而市场社会化又必须依靠经济信息的社会化和公开化。因此，他主张利用税收提供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所有企业都能自由、充分地获取有关技术、价格、工资、产品等经济信息。信息的社会化、公开化便是对私人市场的否定，可以打破资本信息垄断，削弱资本的剥削能力。这样，便能最终导致资本市场的取消，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创造条件。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哲学家托克·安德列阿尼和马克·费雷合著的《从自治到联合社会主义》文章中提出了“企业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说这种模式兼顾民主、平等和效率的原则。自治的企业通过自治的银行向公共投资基金借贷资本，而这种基金则来源于企业支付的利息。这种间接的投资方式和企业与银行之间的相互制约的机制，既可以防止无效益投资，也能避免投资不足。在这种模式中，产品市场是存在的，但仅限于合作关系的范围。计划也存在着，它是间接的。作者认为，这种运行机制还有利于充分就业和商品生产与非商品生产的协调发展。
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费莱德·布洛夫著文《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主张通过改造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削弱金融资本的剥削权力和企业实行协调股东、企业人员和用户三方的共同管理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
从上述的五种模式中，可以看出有三点是它们的共识。第一，各种模式均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各种矛盾，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教训，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日本和瑞典等）经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都以经济发展作为着重点，都把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当作主要目标。它们都主张在新模式的经济制度中引入商品关系和实行市场机制，但主张用计划机制来弥补市场的缺陷。还都肯定了资本主义的银行制度。第三，都强调新模式的批判性和创新性。认为这种模式既区别于苏联共产主义模式，也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同时优越于资本主义。
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反思
本世纪30年代，有的西方学者就提出了“活的马克思主义”和“衰亡的马克思主义”的分野问题。在此之后，这个问题时常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讨论。苏东剧变使它又成了个热点问题。著名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利时卢汶大学经济学教授逢·帕里斯和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乔治·拉比卡教授都著文认为，一切把马、恩、列、斯奉为权威，把他们的著作视为神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僵死的马克思主义”；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暴力革命的理论皆是“死去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关于剥削的理论、正义的理论等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帕里斯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活马克思主义。他说，分析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它用分析的、数学的方法有的放矢地去分析当今社会现实，比“正统”马克思主义（主要指斯大林主义）更贴近现实，也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灵活。帕里斯主张改造和重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但活着，而且有其未来，但这种马克思主义不象教条主义理解的那样，是那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包罗万象的、纯之又纯的理论体系。活的马克思主义要不断改造和发展，不断地把各种好的理论结合在一块。他还认为，解决当前苏联、东欧问题的过程，就是重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1992-1993年法国出版了三部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问题的著作。它们的出版反映了处于低潮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动向，代表了这个历史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值得我们关注。
《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是法国著名“解构主义”哲学家、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雅克·戴里达教授为反驳“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谬论而撰写的。他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死亡”的断言是一种“自相矛盾、破绽百出、违反理性的共识”，对于这种断言“必须予以抵制”。戴里达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篇首的名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借以说明当今世界各种旧势力为驱赶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组成新的神圣同盟。他说这种图谋是徒劳的。他提出两个理由为“马克思学说翻案。”其一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部分珍贵遗产。他指出：“今天的人，即使是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或不知道马克思姓名的人，甚至那些反共产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承认与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他还说：“不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就不能真正地继承莎士比亚、圣经以及诸如此类的遗产。”其二，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具有现实性。他在书中列举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十大“恶性溃疡”，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分析，其基本精神是“今天仍需借鉴的”。戴里达是法国解构主义运动的旗手、西方后现代主义主将之一。他的“翻案”，对于西方思想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有益的。
1993年巴黎发现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一书，是巴黎第十大学哲学教授艾蒂安·巴里巴尔撰写的。他在书中也为马克思的学说进行辩护。他不仅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历史遗产，更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具有现实意义。他在书中开宗明义指出：“撰写这本小册子的宗旨是要让人们懂得为什么人们到21世纪还要读马克思的书，因为他不仅是座历史丰碑，而且是一位具有现实价值的作者，他对哲学提出的问题和为哲学提供的概念还将具有现实意义。”他还指出，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不是马克思的哲学。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后者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展的，而前者则被尊为“国家宗教”，变成教条和僵死的东西。他又说，马克思的哲学理论经过斯大林的叙述便变成为供人死记硬背的教条和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妙药。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脱离现实生活、一成不变的哲学只能是僵化的哲学。
《马克思：研究可能性的思想家》是法国全国科研中心马克思和黑格尔课题组研究员米歇尔·瓦岱撰写的一部评论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专著。作者使用这个书名的意图是说明，马克思并没有断言共产党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必然”是什么，而仅仅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可能”是什么。瓦岱一再强调“马克思是一位追求自由、倡导解放的思想家”。因此，要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著作，首先要掌握书中的基本概念的字面含义和精神实质的辩证关系。他说：“马克思使用的术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很少关心形式的区别”，“他不把单词奉为宗教”。例如马克思在使用“可能性”这个概念时，曾赋予它三种含义：（1）抽象的可能性，即指在理论上是可能的；（2）具体的可能性，即是涉及历史发展的趋向；（3）实际的可能性，即符合具体实际条件的可能性。三者只有实际可能性才能从“潜在”向“实在”的转变。他认为，只有把握其实质才能真正抓住马克思使用的某些基本概念的思想内涵。其次，他认为，在理解马克思的原著时，不能脱离开马克思写作时的文化历史背景，不能孤立地逐章摘句。
这三部著作出版后，在法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于是，法共主办的《共产主义手册》杂志在1993年底和1994年初，连续发表文章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回归问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乔治·拉比卡和哲学家吕西安·塞夫也分别在《当代马克思》和《思想》杂志上发表书评，认为这三部著作的问世，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具有转折性意义。著名学者贝纳尔·瓦瑟尔文章的标题就是《从宣告死亡到幽灵复归》。塞夫认为，在当今大众传媒关于“马克思死亡”的一片叫嚷声中，瓦岱著作的问世，正是对那些宣称马克思是“决定论”者和“宿命论”者的诲蔑所作出的有力回答。塞夫还指出这些著作的研究方向具有开拓作用，为今后深入理解马克思著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
从上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研究的新动向看，笔者认为，与过去相比较，它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以往他们研究的主要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则侧重于从多学科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尤其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等领域建树较多。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的理论探讨，着眼于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当时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物化结构和阶级意识问题，总结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复兴革命的道路。直到6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焦点仍然是阶级和国家问题。现在，虽不能说他们已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但可以看出他们探讨的中心议题已发生了转移。目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围绕这个中心，他们把和平问题、环境问题、女权问题、子孙后代健康问题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视野。他们试图通过讨论这些问题来争取更多人的关注和赞同。与此相适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并从中涉取灵感。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以往欧洲哲学思潮如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曾占上风，而今，多元化成了新的时尚。除了原有的这些“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的方法论、价值观逐渐为其认识、运用。英美实用主义、逻辑分析、语义哲学和科学哲学的方法也较以往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
对于这样一些变化，我们应当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座标系中来理解、体察。他们能否成功，尚须实践来检验。
应当充分肯定，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目前的困境中，能够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的还敢于仗义执言，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直接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亲自观察、体验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的分析，许多是十分深刻的。他们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也不乏中肯、独到之处。他们的工作对于推进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开拓作用。我国哲学界这些年来关于“异化”、“人道主义”、“价值论”、“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得益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
同时应当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也有许多失误和偏颇。他们往往仅从人道主义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前面对苏东剧变原因的分析中带有片面性，特别是第三和第四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由此可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新见与谬误杂陈的具有两重性的理论。我们要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对他们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开放性。它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概括总结问题，而不固守自己的体系和某些结论。它以特大胸怀从人类的一切优秀科学文化中吸取合理的成份，来丰富、充实、完善自己。因此，我们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当改变以往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应当把他们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和反叛而简单否定，而应该对他们的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其理论变形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善于吸收和借鉴他们的正确观点和好的研究方法，来促进、繁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文中许多资料是笔者从今年十月召开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获得的，主要有：
[1]陈学明：《评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苏东剧变原因的探讨和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分析》。
[2]李其庆编译：《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论‘社会主义新模式’》。
[3]陈慧君：《法国马克思研究的新动向》。
特此注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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