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经验、创业警觉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个中介效应模型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警觉论文,先前论文,启示论文,效应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3.01.06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3-03-15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农民创业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创业的政策措施，农民创业环境得到改善，农民创业氛围越来越活跃，但在我国真正能够感知和识别创业机会从而践行创业活动的农民并不多。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一些农民(而不是另一些农民)能识别创业机会？这些农民又是如何利用所积累的经验来帮助自己完成机会识别过程？
现阶段与创业机会识别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已有研究发现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因素包括：先前经验、社会资本、创业警觉、认知特征、机会属性、个体特征等[1-5]，创业机会识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认知过程，而创业警觉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6]。Ardichvili等指出，创业警觉是成功识别创业机会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创业者的个人特质、社会资本以及先前经验都是创业警觉的前因，但他们没有就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实证分析[7]。面对存在的客观机会，只有经过真实个体的认知主观化与创造性的活动之后才能被发现与开发[8]。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判断机会识别会通过“先前经验—创业警觉—创业机会识别”这样一个理论路径来完成，但目前对这一逻辑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
农民创业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可以划分为两类，即总体描述性研究与专题深入性研究。当农民创业刚刚兴起并逐渐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的一种重要现象时，学者主要集中于探讨影响农民创业的原因、描述农民创业的特征等方面，对农民创业进行一般性的分析和描述；当农民创业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现象时，学者们开始逐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专门对农民创业绩效、农民社会资本、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等进行研究。当前在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方向上的研究还不多[9]，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理论框架上探索影响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可能因素[10]；二是运用实证方法检验影响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因素，如创业环境、社会资本、先前经验等[11-13]。现有文献资料已开始从理论上关注创业警觉这一关键因素在农民创业机会识别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证上则基本没有展开相关研究。个体对创业机会的警觉性是他们在多年实践中学习积累和沉淀出来的一种认知特质。正规教育是潜在创业者认知积累和沉淀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认知水平的提高更多是依赖于正式教育以外的途径来实现，通过这些途径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会帮助他们强化创业的警觉性，从而提高其识别创业机会的概率。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以具有创业意向的农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所获得的问卷调查数据，在研究先前经验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影响的基础上，考虑先前经验作为创业警觉的前因以及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将创业警觉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引进，构建“先前经验—创业警觉—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关系理论模型，旨在揭示存在于先前经验和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中的转化路径，以及创业警觉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假设
(一)先前经验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先前经验，是指过去经历积累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与经验。已有研究考察的先前经验主要包括行业经验、创业经验、管理经验、独特经验及其他职能经验，如从事研发、市场营销、财务等工作的经验[14]。张玉利等在研究社会资本、先前经验和创业机会之间的关系时，从先前工作经验和先前创业经历两方面来考察先前经验，其中先前工作经验包括了职能经验和行业经验[5]。另外，农民创业方面的研究显示，培训作为人力资本要素中的重要部分，在农民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农民创业行为的边际影响相对于其他因素来说更为显著[15]。所以除了先前工作经历和创业经历外，农民的培训经历也是其先前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初，学者认为在给定的技术环境下，不同个体会识别出相同的创业机会，但Venkataraman指出，个体所积累的不同先前经验会影响他的认知，让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因而不同的个体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对创业机会识别情况也是不同的[16]。Shane对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显示，先前经验和受教育情况是影响机会识别的重要因素，并用实证方法论证了由于每个个体先前经验的分布差异，它们对同一创业机会的识别情况不完全一样[17]。Ucbasaran等从认知理论的视角将创业者所拥有的先前经验的规模和性质与其机会发现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证明有先前经验的创业者会发现更多的机会[1]。先前经验和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关系的研究侧重点也许会有所不同，但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先前经验会显著影响创业机会识别。但纵观这些研究会发现，研究对象大都定位于一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所得结论能否推广有待进一步讨论。
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的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传统生活方式下他们与外界交流不多，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务农以外的经历对他们知识的积累则异常重要。所以有意向开展创业活动的农民是众多创业者既普通又特殊的一员。一方面，作为普通的创业者应该遵循创业活动的一般行为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身份的特殊性，从识别创业机会开始就更需要依赖先前经历中所积累的知识来帮助他们解读信息，发现隐藏的商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a：先前工作经验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假设1b：先前创业经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假设1c：先前培训经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二)创业警觉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警觉最早是由Kirzner提出的，被定义为一种不进行搜寻就注意到此前一直被忽略的机会的能力[18]。尽管近年来创业警觉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但目前仍缺乏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往往从不同角度来界定和衡量创业警觉。本文基于其原始概念，认为创业警觉是一种持续关注的能力，关注那些尚未被发觉的机会[19]，它不仅是一种天赋，更多的是不同个体在实践中学习、积累和沉淀出来的认知特质。
Gaglio和Katz建立了一个以创业警觉为中心的理论模型，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功识别出创业机会从而成为创业者，但创业警觉性高的个体成功识别出创业机会而成为创业者的概率大，但没有对此进行实证研究[20]。Ko和Butler对来自于65个高新技术公司创业者身上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对商业机会的警觉性和对信息的警觉性两个维度来衡量创业者的警觉性，结果表明，前者会显著影响该创业者每月平均识别出的商业机会数量[21]。魏喜武和陈德棉梳理了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资料，肯定了创业警觉在强度上对创业机会识别的显著性影响[6]。目前对创业警觉的衡量已渐趋成熟，不同研究会根据自身需要来选择相应的测量方法，同时提出应关注创业警觉在属性上与创业机会的匹配。基于已有的研究结论可知，对所有创业者或潜在创业者来说，创业警觉都是其识别创业机会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结合研究对象，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创业警觉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
(三)“先前经验—创业警觉—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中介效应模型的构建
机会识别被认为是创业研究中的核心概念。Ardichvili等提出的创业机会识别理论分析框架指出，创业警觉是成功识别创业机会的一个条件，而创业警觉又受个人特质、社会资本及先前经验的影响，但没有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7]。Tang等研究了创业警觉在追求新机遇的过程中如何发生作用，其中将创业警觉分解为浏览和搜索、组合和联想以及评价和判断三个维度，在对其进行测量的基础上构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先前经验对创业警觉的显著性影响以及创业警觉对创新能力(即发现新机会的能力)的正向作用，“先前经验—创业警觉”和“创业警觉—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这一研究结论说明创业警觉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个人的创新能力，创业警觉性越高，越有助于发现创业机会，而创业警觉可以通过先前经验的积累而提高[3]。也就是说先前经验、创业警觉和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可能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但文章并没有对创业警觉在先验知识对发现创业机会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解析。
李仁苏和蔡根女对创业机会识别的核心概念、关键因素及过程模型进行了分析，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由先前经验所形成的知识走廊的开发会通过强化创业警觉来发现创业机会[22]。虽然先前经验、创业警觉和创业机会识别三者之间的关系缺乏实证研究，但以上分析足以说明三者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基于先前经验和创业警觉作为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及先前经验对创业警觉的强化作用，本文将创业警觉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先前经验—创业警觉—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关系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先前经验—创业警觉—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中介效应模型
农民会在各种实践活动过程中积累经验，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先前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自身在受教育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能否迅速解读隐藏在新信息背后的商业价值，创业机会将在他们对所获取的新信息作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中，被那些具有敏锐洞察力和机会意识的个体发现。也就是说，农民的先前经验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而作用于其机会发现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a：创业警觉在先前工作经验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3b：创业警觉在先前创业经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3c：创业警觉在先前培训经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数据搜集与变量测量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搜集
由于本文着重研究先前经验和创业警觉影响农民能否识别出创业机会的内在作用机理，而已经创业的农民都是识别出机会进行创业的，不列入本文考察范围。本文选择有创业意向但还没有进行创业的农民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被访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缺一不可：(1)属于农村户口；(2)目前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没有开展任何创业活动；(3)年龄在18—60周岁之间(含18周岁和60周岁)。
本研究由浙江大学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者由农经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和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中来自农村的学生组成。从22个省(市)抽取100名学生为调查成员，每位学生在其家乡随机抽取4—5位满足条件的农民进行调查，问卷调查时间为2012年1—3月。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10份，回收问卷399份，对于其中明显缺答的以及没有创业意向的问卷予以剔除，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34份，问卷回收率与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97.32%和57.07%。
从被调查者性别分布上看，男性占71.24%，女性占28.76%；从被调查者年龄看，3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占55.13%，30—39岁占14.53%，40—49岁占23.50%，50岁以上占6.84%，可以看出有创业意向但还没有进行创业的农民以青壮年居多；从受教育程度分布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36%，初中文化程度占30.74%，高中文化程度占24.6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37.23%，数据显示目前具有创业意向的农民普遍只具有中等文化水平；从样本所在地区看，东部地区选取的样本占62.39%，中部地区占22.22%，西部地区占15.38%。
(二)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创业机会识别
不同的学者根据研究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创业机会识别进行定义。本文采用Baron的定义[23]，认为创业机会识别是指面对多样化的刺激和事件时对商机存在与否的一种知觉，也就是说是否感知到创业机会，并且设置一个虚拟变量“您是否发现过创业机会(创业项目)”来考察受访者的创业机会识别情况，其中“是”赋值1，“否”赋值0。
2.自变量：先前经验
本文从先前工作经验、先前创业经历和先前培训经历三方面来考察具有创业意向但还没进行创业的受访者的先前经验。其中，根据张玉利和王晓文的研究，先前工作经验也可分为通用性和专用性两种性质[24]，因此，这里设置三个题项来衡量这一变量，分别为“您在农业或非农工作中担任过管理职务吗”、“您在农业或非农工作中担任过销售职务吗”和“您是否有手艺或技能”，“是”赋值1，“否”赋值0，变量“先前工作经验”的取值则为上述三个题项得分的算术加总。先前培训经历则是考察此次创业之前受访者是否参加过培训，“是”赋值1，“否”赋值0。对先前创业经历的衡量，设置题项“您以前创业过吗”，“是”赋值1，“否”赋值0。
3.中介变量：创业警觉
因为在对创业机会进行关注和搜寻的过程中，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本文通过对受访者在思考创业问题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受访者对自己识别创业机会的自我评价来衡量受访者的创业警觉[25]。高警觉性的创业者会通过积极搜寻来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信息，并且对发现的内在信息进行外在化，最终识别创业机会。因此，本文具体设置了4个题项，采用利克特5点量表来度量这些指标，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所衡量指标的强度越大。
表1是对创业警觉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测量量表信度系数为0.770，该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符合要求；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表明样本数量是充分的；Bartlett球形检验值说明各项目是相互关联的，适合提取公共因子。这里提取出了一个公共因子，其方差贡献率为59.433%，也就是说，原来4个指标的方差中，有59.433%可以用所提取的公共因子来解释。
4.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可能对创业机会识别带来不同程度影响的一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四、模型检验方法与结果
(一)模型检验方法
温忠麟等在比较了检验中介效应的主要方法之后提出了一个实用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26]。首先，建立与自变量(X)、中介变量(M)和因变量(Y)有关的三个回归模型，具体如下：
本文采用上述检验方法对先前经验、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二)模型检验结果
表2为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及相关系数矩阵。其中，先前工作经验、先前培训经历和创业警觉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都存在着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155(p＜0.05)、0.138(p＜0.05)、0.301(p＜0.01)。另外，以受访者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创业警觉为自变量，创业机会识别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模型具有良好拟合优度，得出创业警觉对创业机会识别有显著性正向作用(β=0.737，p＜0.01)，假设2得到支持。
1.创业警觉在“先前工作经验—创业机会识别”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对先前工作经验、创业警觉和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从第一步的回归结果可知，先前工作经验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c=0.439，p=0.023＜0.05)，一方面说明先前工作经验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即假设1a得到验证；另一方面表示可以继续中介效应检验。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a和b都是显著的(a=0.136，p=0.073＜0.1；b=0.827，p=0.000＜0.01)，这就意味着先前工作经验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创业警觉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由于回归系数
是显著的(=0.517，p=0.016＜0.05)，所以创业警觉在“先前工作经验—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a得到验证。先前工作经验通过创业警觉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所起的中介效应占先前工作经验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总效应的比值为effect=ab/=0.136×0.827/0.439=0.256。
2.创业警觉在“先前创业经历—创业机会识别”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经过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第一步分析可知，先前创业经历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回归系数没有达到显著性统计水平(=0.714，p=0.150＞0.1)，终止此处中介效应分析，假设1b、3b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本次调查中拥有创业经历的样本数量有限，有效百分比为23.61%，所占比重太小，因此不能分析出它的显著性。
虽然创业警觉在“先前创业经历—创业机会识别”中的中介效应不能通过本文提出的检验程序分析出来，但表4的数据结果显示，拥有先前创业经历的农民受访者的创业警觉性要远远高于那些没有创业经历的，其能够识别出创业机会的概率也更大。
3.创业警觉在“先前培训经历—创业机会识别”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创业警觉在先前培训经历和创业机会识别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先前培训经历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统计水平(=0.779，p=0.023＜0.05)，先前培训经历对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假设1c得到验证；先前培训经历以及创业警觉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回归系数分别为a=0.223(p=0.105＞0.1)、b=0.799(p=0.000＜0.01)，其中系数a不显著，这也就是说ab很可能为零，因而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的结果为不显著，但这个结果很可能是因为a值太小，犯了检验过程中的第二类错误，误认a=0所致。这里b值(b=0.799)相对较大，实际上ab与零有实质性差异，中介效应是有可能存在的，需要作进一步的联合检验。根据本文所采用的检验程序，需要进行Sobel联合检验，检验统计量是
，计算得：z=1.509，p=0.065＜0.1，所以ab显著不为零，那么创业警觉在“先前培训经历—创业机会识别”中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假设3c得到验证。但由于a太小没有显著地表现出来，故先前培训经历通过创业警觉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所起的中介效应值无法计算得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先前经验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并不全都表现为直接作用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嵌入到认知层面的，通过促进创业警觉的提高，对机会识别发生作用，并且不同种类的先前经验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之间的作用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创业警觉在先前工作经验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农民本身知识的有限使他当前所拥有的信息与知识的存量直接影响其对某些特定机会的认知；同时，先前工作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其感知周围环境和信息能力的形成，有助于提升农民正确判断信息价值的能力，识别被他人视作潜在威胁和风险的机会。先验工作经验一方面直接影响农民创业机会的识别，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创业警觉性来促进其对机会的感知。
其次，创业警觉在先前创业经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关系的中介作用没有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可能因为所调查的拥有创业经历的样本量有限，创业警觉在先前创业经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本文对有创业经历和无创业经历的农民受访者的创业警觉性以及机会识别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有创业经历的农民具有更高的警觉性，更容易识别出创业机会。具体而言，已经具有创业经历的农民，在以往判断创业机会的决策情境中形成了机会意识，提高了对创业机会的敏感性，比没有创业经历的农民更容易识别出机会。
最后，创业警觉在先前培训经历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关系中扮演了中介作用。对农民进行培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他的知识储备，由于农民本身知识存量水平较低，增加的这一部分知识会在提高其认知水平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农民的先前培训经历对他们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认知能力的提升，先前培训经历的影响全部经由认知层面而作用于农民对创业机会的识别过程中。
本文对农民创业实践和政策制定有重要启示：第一，对于那些有意从事创业活动的农民来说，可以采取先就业后创业的策略，先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行业进行就业，在就业中尝试不同工作岗位，从别人创业活动经历中总结经验和积累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创业警觉性，从而提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第二，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培训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培训经费的投入，鼓励社会机构与企事业单位加大对农民尤其是有创业意向农民的培训力度，通过培训提高农民的认知水平和创业警觉性；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培训方式，除了课堂授课以外，还要建立创业导师制，要积极鼓励那些创业成功的农民担任创业导师，与有创业意向的农民结对学习，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提高农民的创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