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经”论辩之辨析——以秋风与薛涌论争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秋风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5-0068-07
2004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12册。同年7月8日，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1]，引发了秋风等人对他的激烈批评。回顾与辨析这场论争，对于认识与建设现代儿童教育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儿童读经：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
薛涌的《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篇教育学论文。文章开门见山，批评蒋庆“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的断语。原来蒋庆认为，蔡元培担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于是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蒋庆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与蒋庆不同，薛涌认为蔡元培废除读经是有贡献的。薛涌写道：“蔡元培是否应该废除读经呢？看看蒋先生搞的名堂就明白。蒋先生编的这套‘诵本’，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共19部儒家经典，洋洋15万字，832课。对象是3岁到12岁的孩子。而且，这些内容是要求孩子们背诵的！蒋先生称：‘蒙学教育就是背诵教育。孩子12岁以前背诵能力强，称为‘语言模仿期’，12岁以后接受能力强，是‘理性理解期’。背诵经典就是在儿童记忆力强时记住经典，长大后就逐渐会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一句话，他所提倡的读经，就是要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1](引者按：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中称《诵本》为10万字，共898课。蒋庆还提出“胎教诵读类型”，可见蒋庆要求读经的小孩子不只是从3岁开始，甚至不只是从0岁开始。过去中国人计算年龄有虚岁计岁说，即出生时便是1岁。现在通行的计岁方法是出生时是0岁，满12个月是1周岁。如果从呱呱坠地算起是0岁的话，胎教读经便是要求从-1周岁开始。)
如果稍有现代教育学常识就可以看出，蒋庆选编《诵本》让小孩子背诵，显然是既不科学，亦不可行，更难完成。所以薛涌说“如果这就是读经的话，蔡元培先生将之废除，不愧为英明之举”，可谓言之有理。
秋风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一文中，针对薛涌这篇文章，判定薛涌是“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2]，应属于对薛涌的误读。为什么说是误读呢？请看薛涌的原文：“蔡元培先生废了读经，却没有禁止读经。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自有其价值。”[1]这就说明，薛涌一方面认为蔡元培废止读经科，但并未禁止读经，表明薛
涌有意表明自己并不一定反对“经”，并不一定主张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读经。同时也表明薛涌本人反对蒋庆倡导的读经，其实是反对蒋庆让小孩子背诵经典；薛涌甚至明确指出，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是自有其价值的，这就表明他并没有如秋风所说的“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
恰恰相反，薛涌对待古代经典的态度是开放的，甚至是肯定的、期待的：“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自有其价值。但是，如何弘扬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为下一代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广泛探讨的问题。”[1]这就意味着，薛涌不仅不反对传承古代经典，甚至考虑到如何有效地“弘扬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秋风《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一文对薛涌的批评，并没有真正瞄准薛涌，而是瞄准了秋风心目中薛涌的幻影，换言之，这种批评是无效的。
二、儿童本位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水岭
薛涌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写道：“在海外养过孩子的中国人大多理解我们真正的文化困境是什么。我们希望孩子接受中国文化，坚持和孩子讲中文。但是，孩子一旦能够读书，麻烦就来了。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和英文读物竞争，怎么也竞争不过。孩子的心一下子就被英文世界吸引过去，你怎么引导也不行。”[1]我们或许没有薛涌的这种经历，但是，笔者在北欧看到过华侨及其子女教育的类似情况。这里说到“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其实也是大实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秦时期《学记》里还有点儿童本位的气息，秦汉以来中国的教育乃至教育学其实都是成人本位、圣贤本位的，因为不了解儿童的世界、儿童的生活，不了解儿童的需要和兴趣，不了解儿童的成长规律，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的儿童教育基本上还是成人本位的[3]。蒋庆选编《诵本》以倡导小孩子背诵，招致包括秋风这样的学者在内的那么多信众狂热的拥护，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所以薛涌说“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并不为过。当然，从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和现代化进程，尽管在传统文化心理和极左政治影响下充满波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符合儿童阅读的读物，但总起来说，这些读物在儿童不得不面对的读物里，只是汪洋中一叶小舟，根本无法满足儿童阅读的需要。
可是现代以来，在西方国家，由于卢梭等人“发现了儿童”，发现了儿童有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西方的教育学在卢梭、杜威等人那里已经全面地实现了“哥白尼式的变革”，即从成人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儿童本位。通过这种变革，西方曾出现过“教育心理学化”运动、“儿童研究运动”等等，西方教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革命，当然，这种深刻的革命与蒋庆的“儿童读经运动”在精神实质上恰恰是相离相背、形同水火的。西方的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文学等理论迄今已经相当成熟，这得益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社会、思想、政治等领域的变革，同时教育的现代转型对西方现代人才的培养，乃至全面的繁荣富强产生了巨大的反哺作用。
中国文化缺少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立场，甚至可以说，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立场是中国文化的盲点[4]145。当前的“儿童读经运动”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是有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的。回眸历史，西方教育传统其实也与中国教育传统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成人本位、教材本位的，但是西方通过“发现儿童”而实现了教育的现代转型，也就是说，实现了从成人中心、教材中心向儿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中国如果拒绝这种转型，那么中国教育便不可能现代化，中国教育也便不可能自觉地培养现代人才，于是，中国人就不可能是现代中国人，——儿童读经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很有人气，就是活生生的证据。只要中国人无法成为现代中国人，全面实现现代化便只能是空谈。
由于中国儿童教育是成人本位的、教材本位的，于是，薛涌说：“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和英文读物竞争，怎么也竞争不过。孩子的心一下子就被英文世界吸引过去，你怎么引导也不行。”[1]薛涌的陈述即便从理论上看，应当也是合理的。
为什么中文读物不能如英文读物那样赢得孩子的心？因为英语世界里有一批人，尽管是伟大的学者，但是面对儿童时却是谦逊的，他们愿意了解孩子，所以才能写出儿童需要的、喜闻乐见的、能够为儿童的成长提供精神食粮的现代儿童读物，从而有效地有力地保障儿童的健康成长。薛涌文章中的例子就很有代表性：“比如E.B.White和语言大师William Strunk，写过一本仅80多页的小书The Elements of Style，讲英文写作的基本规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本英语写作的读物了，对英语的影响，也许可以和韦氏大字典相比。可是人家这么一位大师，还专门给孩子写书，讲一头猪和一个蜘蛛生死友谊的童话，读得孩子也哭，大人也哭。里面有忠诚，有信赖，有超越生死的友情和爱。”[1](引者按：薛涌此处提到的童话可能是Charlotte's Web，即《夏洛的网》，是美国人E.B.White专为儿童创作的童话。国内有任溶溶的中译本印行。)
然而在汉语世界里，中国的大师与E.B.White这样的英语世界的大师往往是不同的。中国传统教育强调“文以载道”，重视知识传输。有些人将童话、神话和其他神异的故事看作“猫话狗话”、“鸟言兽语”，担心让儿童读这些东西会把儿童培养成“猫化狗化的国民”。历史上如此，现在依然有这种杞人忧天的好心人士。“儿童读经”的另一位倡导者南怀瑾先生就批评小学教材中“小猫三只四只”、“猫儿叫，狗儿跳”等内容是“大可不必要的知识”，他并没有认为这些东西会把儿童培养成“猫化狗化的国民”，而是觉得这些东西不是“有用的知识”[5]109。南怀瑾对旧教育充满怀恋：“当时为了考功名，背‘经’、‘书’，背了以后，一辈子受用不尽而学无止境。”“只要问一问，我们现代六七十岁以上有所建树的老少年们，请他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哪一个的学问知识不是从这种旧教育方式中打下基础。”[5]109-110南怀瑾的这一态度进一步体现了传统教育在当今中国的顽强生命力。这种教育传统对年轻的教育学者也有吸引力。一位知名教育学学者曾批评现行的小学语文中竟然有劈山救母的故事。他愤慨地说：科学已经发展到今天，编教材的人竟然让儿童读这些明显有违科学常识的东西。
从上面的材料来看，汉语世界与英语世界相比，适合儿童精神胃口的读物是多了还是少了，便显而易见。薛涌的陈述并没有错。
儿童具有游戏的、梦想的、童话和神话的心态。童话、神话是儿童的精神食量，它们可以满足了儿童深层的心理需要，因而对于儿童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当美国的小孩子，包括在美国的中国人的小孩子，在为童话里的忠诚、信赖、超越生死的友情和爱感动得哭泣，并在深深感动中逐步拥有和享受忠诚、信赖、友情和爱的时候，蒋庆先生和他众多的信众正在让中国的小孩子从娘胎里开始，听读或背诵艰涩的古代经典，而且被逼背诵10多万字的《诵本》，这些孩子也在流泪，但恐怕不是感动的泪，不是感激的泪，那是因为这种死记硬背，不单单是完全脱离儿童需要、儿童兴趣、儿童生活的问题，而是对小孩子的世界进行野蛮侵略的问题，尽管蒋庆等人高举的那鲜艳的旗帜上写着“弘扬传统文化”等等口号。
让儿童读经，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的传统，但却是恶劣的传统，不是优秀的传统，蒋庆先生弘扬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两种不同的儿童观念，两种不同的教育学说，造就了两种不同的童年，两种不同的人生，甚至两种不同的人。我们到底需要哪种人？
我们需要有现代观念的健康的人、健全的人。
于是，薛涌接着说：“你要拿蒋先生编的12册经书和人家竞争吗？GOOD LUCK!(祝你好运！)”[1]薛涌依然没说错。
儿童读经运动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然而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教育，并非将儒家经典硬塞给小孩子这般机械和如此简单，也不是通过“儿童读经”就能“弘扬”便能传承的。先秦道家主张“法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先秦《学记》有“大学之教也时”的教导，唐代杜甫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诗句，中国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都表明，在中国的传统中，有尊重自然生长过程、尊重自然规律的告诫，也有注重“时”、“时节”的内容，也有反对记诵、反对思想灌输的观念。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易》、《中庸》(《礼记》中的一篇)都有丰富的“时”、“时中”的思想，《中庸》明确指出：君子而时中，小人无忌惮。所以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应当注意“时”、“时中”，也就是说，应当注意教育时机，注意何时可教与何时不可教以及怎样教。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中国还有一种堪称年龄教育学范畴的思想观念。
其实，即便如蒋庆那样主张独尊儒术，试图让民众接受和领会儒学经典，要想取得成效，依然应当考虑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途径。刁诡的是，按照蒋庆《政治儒学》宣扬的学理，一旦承认有个现代教育学，那就不能独尊儒术了，而在他看来，中国如果不能独尊儒术，中国就不是中国了，因为中国的传统是独尊儒术；没有独尊儒术，那就是亡文化，亡文化便是亡中国。还有，用现代教育精神培养小孩子，他们未必就死心塌地认可儒学独尊的正当性，他们要想一想、问一问，如此这般，就从根本上把儒学独尊的文化传统给连根拔除了。从此处看来，儿童读经运动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必然是死记硬背、盲目崇信的，否则的话，独尊儒学的文化传统便无法传承。
于是，薛涌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的最后说：“看蒋先生的工程，笔者觉得难以达到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相反，以笔者看来，以蒋先生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得势，我们就会有回到蒙昧之虞。”[1]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薛涌的这段话还是没有错。如果蒋庆的儿童读经运动开展下去，儒术独尊的“独尊”传统大概能够受益，现代中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思想文化建设则肯定有损。
三、秋风：对论敌和论友的双向误读
秋风的《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一文指明是冲着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来的。也就是说，秋风将薛涌对蒋庆“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看作是“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然而，秋风并没有就薛涌文中的具体的问题进行批评。他认为薛涌有“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同时还认为：“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通常都是无可救药的进步主义者、唯理主义者、启蒙运动的崇拜者”，“他们看到了现代化在西方的成就，回过头来，他们发现，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社会、文化、文明、道德等等，是如此地落后、愚昧、无知、丑恶。不摧毁这些东西，就无从建立新社会、新国家、新道德、新人生。因此，他们发起了一场讨伐传统的知识、社会、甚至政治运动。”[2]这些话其实很容易被薛涌用以反批评。
首先，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并没有表现任何“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其次，秋风认为“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通常都是无可救药的进步主义者、唯理主义者、启蒙运动的崇拜者”，这问题就更大了。“稍微有点头脑”这种说法表明，秋风认为还有根本没有头脑的人，问题是，“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竟然都是“无可救药”的进步主义者、唯理主义者、启蒙运动的崇拜者。看来这些“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因无可救药而不可能走上正确的文化路线了，那中国的出路交给哪些人呢？就只能主要交给“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之外的没有头脑的人了！这似乎也不合理。那谁的文化路线是正确的？秋风的文化立场和路线是正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秋风的文章首先是批评薛涌，暗示薛涌就是“无可救药的进步主义者、唯理主义者、启蒙运动的崇拜者”，同时还批评“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似乎今天的中国人如果稍微有点头脑、乐于思考，必然便会犯错。
然而，秋风既然认为他们不可救药，那为什么还要写作此文来批评薛涌？为什么将此文发表在媒体上让“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阅读？估计除了“无药可救”的“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来阅读秋风这样的檄文外，“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以外的中国人，大概不会有人去读秋风的文章的。
秋风认为，“现代以来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现代化在西方的成就，回过头来，他们发现，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社会、文化、文明、道德等等，是如此地落后、愚昧、无知、丑恶。不摧毁这些东西，就无从建立新社会、新国家、新道德、新人生。因此，他们发起了一场讨伐传统的知识、社会、甚至政治运动。”其实秋风批评的这些人是爱国的，甚至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在中西方的对比中试图学习西方，试图中西结合，或者试图以西补中，试图变革自强，这要比那些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抱守残缺者更值得尊敬。
值得注意的是，秋风还说：“让我们还是理性一点，宽容一点，尤其是对自己的传统、对自己的祖先、对自己的文化，多一些同情的理解，而少一些刻薄、猜疑、鄙视和仇恨。”秋风一方面批评“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通常都是无可救药的进步主义者、唯理主义者、启蒙运动的崇拜者”，又竟然觉得理性得不够，提醒大家“还是理性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个矛盾。
秋风认为，“薛涌博士和他的孩子生活在美国，当然不一定非得读中国古典。但是，生活在中国本土、并且注定了将一直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说汉语、写中文，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似乎就有理由去读一些中国经典，我们的教育体系也似乎应当多拿出一些时间进行汉语和中文的训练，学习那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而阅读、精读古典，乃是进行语言训练最重要的途径，不管哪个民族，恐怕都是如此。”这一处又是秋风对薛涌的误读。
其实薛涌在文章中表白，自己十分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中国文化，无奈，“孩子一旦能够读书，麻烦就来了。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和英文读物竞争，怎么也竞争不过。孩子的心一下子就被英文世界吸引过去，你怎么引导也不行”。从其中看不出薛涌阻拦小孩子阅读中国古典。接下来的话便完全是偷梁换柱，将薛涌反对蒋庆倡导的让年幼儿童死记硬背巨量的古代儒家经典，改换成薛涌反对中国人和中国人读中国经典。
秋风误读了薛涌。薛涌是批评蒋庆让年幼儿童背诵巨量的古代经典(按：其实蒋庆还公然主张胎教诵读，要比薛涌所了解到的更离谱，危害也更大)。而秋风却强调传统非常重要。强调传统重要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用蒋庆提出的儿童读经的方式来维系传统，以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为由来号召小孩子死记硬背经典，这非但不能昭明传统的重要性，恰恰让人怀疑这种传统是不是害人的、“吃人的”。秋风所批评的20世纪初以来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恰恰就是因为我们有膜拜传统的传统，有大量类似于秋风、蒋庆这种对传统持膜拜态度的人物而导致的反传统。其实20世纪初以来的知识分子，如鲁迅不让青年读中国书(“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6])，其实是在当时类似秋风、蒋庆这种对传统膜拜有加的氛围中发出的，是针对当时的类似秋风、蒋庆这种对待传统的保守派而发的，这是一种矫枉过正，实属势所必然、人之常情。对鲁迅等人激烈反传统的主张，需要增加一个个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野来帮助透析。事实上，鲁迅还是读中国书的，离开当时读经复古的论辩氛围，他未必就反对青年按自己的兴趣来阅读“中国书”。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蒋庆这种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必然会导致另一个极端，这大概是秋风所不愿意看到的。
写到这里，不难看出：秋风不但误读了薛涌，同时还误读了自己为其辩护的蒋庆所主张的儿童读经。秋风批评“今天的那些稍微有点头脑、也乐于思考的中国人，通常都是无可救药的进步主义者、唯理主义者、启蒙运动的崇拜者”，提醒大家“还是理性一点”，最终竟然误读了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也就是说，秋风的这篇论战文章，它批评的和它辩护的都是子虚乌有的，而不是应当面对的真实的对象。
四、法不责众：秋风对儿童读经“强调背诵”的开脱
秋风在《为什么不能读经》一文中继续批评薛涌：“强调背诵，似乎并非仅仅读经的专利，目前的语文、政治、英语、历史等等各门课程教育中，似乎都强调背诵。因此，如果断言这种教育方式就是‘蒙昧主义’，那么，我们的学校就早已进入‘蒙昧状态’，多一个读经，似乎也蒙昧不到哪儿去。也就是说，因为读经强调背诵，并不能构成反对它的有力理由。”[7]这段话倒是证明了中国教育中的背诵传统是多么强大！尽管清政府废止科举已逾一个世纪，蔡元培废止读经科已近一个世纪，教育变革改来改去也已数次，然而读经的精神实质，读经教育的灵魂，依然流传在中国教育中。
其实，秋风未必就同意目前教育中的死记硬背，然而如果他认为“强调背诵，似乎并非仅仅读经的专利，……多一个读经，似乎也蒙昧不到哪儿去”，以这种说理方式，不大像学术讨论，——干坏事的人已经很多，多我一个干坏事的人，或者我再干一件坏事，又能坏到哪里去？这是抬杠！
目前各门课程教育中似乎都强调背诵，并没有增加背诵的任何合理性。坏事一个人做和一万个人做，都是坏事；一个人偷偷地做坏事，和一群人共谋做坏事，都是做坏事，但与人一起做坏事的人没有理由拿许多人都在做坏事，而否认自己做坏事的危害，并以此拒绝他人批评。
秋风作为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和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涉猎法律甚多，他不应以“法不责众”的理论为集体犯错或共谋犯错开脱。集体犯错或共谋犯错，尽管有时难以分别处罚犯错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集体犯错或共谋犯错如同没有犯错一样。集体犯错或共谋犯错的主体至少应当认识到自己已经犯错。
其实，针对中国教育中强调背诵的应试教育，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在努力纠正，所谓新课程改革就是从官方到民间的新尝试。改革毕竟需要新观念新办法，也需要向其他民族借鉴，就像薛涌等人试图做的那样。不过中国的改革历来都难，新方法很可能不是源于本土的，于是便会遇到重重阻力，结果变来变去还是背诵、还是应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让学生死记硬背，然后检查是不是记住，这种教育是最原始最简单最容易的，也是最粗暴最弱智的，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理论。唯一的“理论”就是：凡是“我”认为是正确的、重要的东西，你都要记住，“我”用考试来检查你；你如果记不住，那么“我”就惩罚你，记住“我”就奖赏你，为你提供机会深造等等。但是目前大家已经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也就是说，中国教育过度使用背诵手段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民意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批评蒋庆倡导的儿童读经运动，自然也就不算唐突。
五、“酒醉错斩了郑贤弟”：秋风对论友再次砍杀
秋风在《为什么不能读经》一文中继续批评薛涌，不过再次闹了个笑话。他认为：“经，在传统社会中，确实具有‘正统’的含义。经常有人希望借助于国家的权力，确立一种一元的意识形态，以此控制人们的思想。”“然而，今天一些人士所倡导的读经，基本上不过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意见而已。他们没有权力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公立、私立学校体系，或强加于家长和父母。他们仅仅通过自己的理论和激情，说服人们去阅读中国经典。”[7]
这段话不该用来批评那个批评蒋庆的薛涌，而用来批评秋风试图维护的蒋庆却恰恰合适。蒋庆恰恰试图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制全国儿童背诵经典，“以此控制人们的思想”。他的信众甚至以小孩子吃母乳并不自知作为理论，来强调强制“哺乳”是正当合法的，——他的信众把儿童读经运动，看成了浪漫的强制全体中国儿童吃奶的运动。但是，他们弄错了，母乳喂养并不是强制的；强制哺乳，小孩子未必能接受。小孩子天生有吮吸反射，并不像蒋庆所说的“是一张白纸”[8]28。人是如此，牛亦如此。牛出生后不久，便会逐步挺立，蹒跚去母牛身上寻找母乳，本能地吮吸。如果老牛像蒋庆的“儿童读经”那样，将青草硬塞到小牛嘴里胃里，小牛的成长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那将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对于怎样喂牛，大家很容易理解，而对于蒋庆的“儿童读经”，蒋庆的信众们(包括秋风)便变得迷糊起来了。
蒋庆一方面认为“经”是常理常道，具有永恒的价值，一方面自云接受教育部委托，编纂全国小学通用教材(后来，教育部责成有关部门专门下发文件通报否认，并批评蒋庆读经的言论)[9]182，“惟愿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冉冉而起也”[10]3，后来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具体设计了儒学(儒教)与政权再度结合的制度方案，其中有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这样的内容[11]。
秋风批评“经常有人希望借助于国家的权力，确立一种一元的意识形态，以此控制人们的思想。然而……”，“然而”之后的话，试图说明蒋庆的读经运动并非如此。然而，秋风弄错了。秋风试图批评的，正是秋风试图维护的蒋庆所要做的和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可以看出，秋风的两篇论战文章均时常出现敌友不分的问题。“酒醉错斩了郑贤弟”，古戏词里的醉酒者就是这里的秋风，郑贤弟就是这里的蒋庆，秋风一不留神便砍杀了自己力挺的蒋庆。
秋风的《为什么不能读经》一文也不是一无是处。此文最后几节，谈到理性也要受到理性的审判，怀疑精神也要受到怀疑的考验，这是秋风这两篇文章中的亮点，是值得读者留意的。但是，如果用秋风提醒的思想原则反顾儿童读经运动，那么遭遇尴尬的依然不是薛涌，而是蒋庆和秋风本人。蒋庆曾说：“老百姓为什么能接受儿童读经而有些知识分子不能接受？就是因为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自己有知识，自以为自己是‘已经启蒙了的人’，自以为世间的一切都必须通过自己理性的独立判断才接受，不承认世间有先于自己理性的权威，不自觉地存在着一种‘知性的傲慢’，所以不承认圣贤经典的先在权威性而反对儿童读经(因为儿童读经必须承认圣贤经典的先在权威性，圣贤有教化儿童乃至众人的先天权利与先在资格)。一般老百姓则没有这一问题，他们谦虚，自认为自己蒙昧不知圣贤义理，自认为圣贤经典是不容怀疑的先在权威，只有接受圣贤经典的教化才能使自己以及儿童得到中国文化的启蒙，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儿童读经。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心中没有某些知识分子那种‘知性的傲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对待圣贤的问题。经典就是圣贤义理价值所固定下来的文本。如果你认为你与圣贤是平等的，不承认圣贤经典的权威，当然你就不会尊重经典，更不会诵读经典。”[8]29
照蒋庆上面的思想方法，秋风提出的理性也要受到理性的审判、怀疑精神也要受到怀疑的考验的说法，恰恰又是蒋庆所不能接受的。用秋风的原则检查蒋庆对待圣贤、对待权威、对待儿童读经的态度，那么蒋庆便完全无法过关。这是与为蒋庆而战的秋风的初衷恐又相差甚远了。
总而言之，全面回顾与省思秋风和薛涌的论战以及蒋庆儿童读经的原貌，便会发现，秋风与薛涌的距离远远小于他们与蒋庆的距离。这也是秋风与薛涌之间的论战堪称奇怪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