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英语教育的再思考——理论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语教育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从教60年中曾撰写和编著过一些文章和书籍。履痕处处，不少和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专论我国英语教育有关（桂诗春1988，1994，2004a，2004b，2005a，2005b，2006，2007，2012c，2012e，2013，1992b），记录了我当时的认识和心境。时代巨轮滚滚向前，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各种科学（包括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了长足发展。现在看来，我对国英语教育现状和未来的认识实有待于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以免谬种流传。 1.现代语言学中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1.1 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 现代语言学始于Saussure。1910年前，出于建立共时语言学需要，他提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分法：前者是一种社会规范，而后者则是这种规范在个别人身上的体现。Chomsky1963年提出其语言能力/语言运用两分法，也怀有同样目的，把语言研究的焦点定在“在一个完全同质语言社区里的说话人/听话人”身上，而不涉及说话人/听话人在实际交际环境里的语言运用。此说一出，支持者有之，由此开拓了生成语言学的一片天下；反对和修正者有之，如Hymes（1971）、Pawley（1983）、Widdowson（1989）、Sinclair（1991）、Skehan（1998）、Wray（2002）等。当初和Chomsky一起提出此说的Miller（1975）不得不指出，对这几个词实际上不同人有不同理解。经过一番梳理，他觉得能力/运用的区别实有8个不同版本或理解，从历史上看，Saussure所提出的语言学（linguistic）角度，而Lashley和Tolman在30年代提出认知（cognitve）角度。而Miller和Chomsky所提出可称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t）角度，相当于一个公理系统和它的各种实现，它可以覆盖了语言和认知差异，是理论化的一个进步。此后还有种种说法：如发展性（developmental），和与此有关的情景性（situational）角度。还有批判性（critical），方法论（methodological）和自主性（autonomous）角度。最后一个思考是计算机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Pylyshyn（1973）提出的，他认为语言学和心理学各自有其目标和方法，对同样事物采取不同视野。一种能力理论可以看成是一部具有递归功能的机器，如果有一部可以运算这个功能的机器，就意味着有无数相同机器能做同样运算；理论家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找出最简单的机器。这意味着“在建立一种广泛心理学理论时，我们不必太着意能力理论的绝对形式”。 1.2 语码观和信号观 Chomsky区分能力和运用是为了撇开语言运用而专注语言能力。但语言运用婀娜多姿、千状万态，使文学家和美学家为之倾倒，而且也令语用学家、历史语言学家（语言是人类进化的活化石）心醉不已。Chomsky所关注的语言能力着眼于生物学源头，而他所不愿意涉及的语言运用则植根于社会文化中，这让我们更特别关注语言学习者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学家Hendriks（2014）认为，对语言可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语言看成是语码（language as code），这是继承Saussure的经典看法，Chomsky无非是把它发扬光大。主张生成语言学的学者仍然认为语码观是唯一有效的观点。 语码观的一个重要含义是：说话和理解（编码和解码）是一个等值而又相反过程，说话人把他想表达的意义以特定形式表达出来，而听话人则把这种形式解码以恢复意义。这种观点有两个重要含义：a）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取决于语法。b）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不同，对研究语法无甚意义。但在某种情况下，语法（句子结构）不一定能够决定其意义。Every linguist has read some book by Chomsky起码有两重意义。一是“Chomsky写了每个语言学家都读过的某一部书。”而另一则是“每一个语言学家都读过Chomsky所写的不同的书”。 另一种则是把语言看成是信号（language as signal）。 信号观认为语言形式和的关系是灵活的、非固定的。听话人没有什么保证一定能懂得说话人所要传递的意义。要交际取得成功，说话人和听话人必须调协他们对形式和意义的选择。这是把语言作为信号的核心观点：说话人对一个特定意义提出一些信号，但它们有不同形式。意义和形式的关系并非固定，所以听话人必须用几种方式中的一种去解释。这么一来，发出信号和解释信号并非一个相反过程。一个饭店服务员对另一服务员用一句不甚规范的句子来指“顾客”：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for his check（火腿夹肉面包在等待他结账）。这种用法要求听话人对一个特定形式赋予几个不同意义。如果听话人不如说话人那样灵活，他就会把火腿夹肉面包理解为顾客。信号和语码不同，它（即所谓歧义句）的解释依赖于语境。像句子的句法特征、使用词语的语义特征、句子的语调和语境所提供的不同提示（或信号），这些信息源对听话人，可能或不可能与说话人相互一致。这种观点的要义是：a）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并非完全由语法所决定的；b）为了要对一个特定语境里的形式和意义的选择进行解释，必须把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身份区分开来。可见语码观和信号观在这两点上完全对立。但从语码的观点看，不管怎样解释信号，首先要经过语码处理过程，然后才能进行信号的语用分析。Newmeyer（2003）认为，心理语法对语言使用有贡献，但是使用、频数，等等，并不体现在语法身上，所以语法是语法，使用是使用。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使用，就无法发现人类语言机能。他没有直接谈到语法/使用区分是否就是能力/使用的区分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1.3 信号观实际上是一种语言运用的理论（Performance Theory） 语言作为信号的假设在语言学几个领域里都不少见。在心理语言学里，Bates & MacWhinney（1989）提出以提示作为基础的竞争模型，MacDonald等人（1994）、Trueswell & Tanenhaus（1994）提出以制约为基础的句子处理模型。Bates和MacWhinney（1987：163）指出，在他们的句子处理竞争模型里，有所谓直接映射原则，形式和意义/功能的映射使用各种来自语义、形态、句法和语调的提示，“并不需要形式和意义有一对一的关系”。语言作为信号的假定也是心理学家Herb Clark（1996）研究的核心。他认为，语言使用是一种说话人和听话人联合行动的方式。说话人和听话人通过一个信号系统的调协来配合他们行动：规约（如一语习得）、明示的一致性（如明示的学习环境）、突出性（如夹肉面包的例子）和领先性。更值得关注的是Ellis，N.和Larsen-Freeman，D.主编的《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2009），书中首先由10位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①共同署名、用“五味组”的名义发表的一个题为“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的立场声明书，这是在以研究复杂性称著的Santa Fe学院召开的一次题为“语言习得和进化的继续研究”工作会议的文集，以纪念Language Learning创刊60周年。其实Larsen-Freeman较早一点（1997；2008）、de Bot等人（2005）都提出过复杂系统的看法，不同的是还多加了“适应性”，这很可能是呼应2002年那场关于语言机能（是“适应观”还是“功能变异观”？）的争论②。这样一来，CAS既体现了现代系统科学，也继承了19世纪以来的达尔文主义。立场声明书首先指出：语言具有一个基本社会功能。人类交往过程和一般领域认知过程一起塑造了语言的结构和知识。认知科学研究最近研究指出，语言的使用型式强烈地影响它是怎样习得、使用和变化的。这些过程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同一复杂适应系统的（CAS）的不同角度。CAS的动态使用及其经验有几个重要特征： a）这个系统包括多个执行人（言语社区里的说话人）的相互交往。 b）这个系统是适应性的；说话人行为建筑在过去交往，而现在和过去交往又是将来行为的基础。 c）一个说话人的行为是从感知结构到社会动机之间的相互竞争因素的结果。 d）语言的结构是从经验、社会交往和认知机制的相互作用的型式中涌现出来的。 把语言看成是CAS的好处是，它对似是不相关语言现象提供一个统一说法。这些现象包括下列几种：语言组织在各个层面上的差异；语言行为的概率性质；执行人内部和言语社区之间的不断变化；从语言使用中执行人的相互作用中涌现的语法规律性；对基本非线性过程的阶段性过渡。我们对CAS观如何显示语言研究许多领域中的共同性都可做出概述，包括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一语和二语习得、心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进化。可以看到，CAS以语言使用为基础，而语言使用强调共享合作行动或联合行动。它采取基于使用的理论③（usage-based theory），并提出建立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和语言变化的模型。 1.4 语言发展来自语言使用 在基于使用的理论框架里，语法发展来自语言使用，语法化过程是经过很多言语事件重复的结果；在其中，一些元素系列作为神经肌动的常规而变得自动化，导致语音的缩略或意义变化。意义变化来自由于重复而产生的习惯和语境效应。重要语境效应来自共同发生的元素以及成为结构意义的一部分，需经常做出推断。例如英语中把将来表达式be going to语法化，开始时仅是表示主语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或做什么事情。在莎士比亚时代英语里，这个结构并无甚特性，在吟游诗（850，000个词）里只出现6次。但在现代英语里则使用频繁。在一个英国英语小语料库（350，000个词）却出现744次。频数增加是由于功能改变，而重复使用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例如它失掉了空间移动意义，而具有“想做什么”意义，这个意义在早期使用中只能是推断的。由于使用频数增加，语音溶化和缩略就变成现代的（be）gonna，它原先组成部分已不易看出。语言使用促进了语言变化和语言习得，所以语言能力/语言运用之分就显得多余，Larsen-Freeman（2008）说，“从复杂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态的。没有必要把语言运用和语言能力区分开来。”其实Bates & MacWhinney（1989）在更早时也说过，“能力模型和运用模型没有必要直接相关……在原则上，某一运用模型可以和各种能力模型相容，而某一种能力模型也可以和各种不同运用的特征相容。”他们因此提出和功能/认知语法更为相容的竞争模型。这种模型可以作为语言使用的跨语言研究的框架。这是一个运用模型，来自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功能主义传统。 2.BV的提出和它所引起的思考 2.1 语言系统性的涌现特征 CAS的立场声明书提出基于使用的观点，摆脱了生成语言学的羁绊，对语言习得展开了认真观察，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在交际中通过“无所不在的、总是塑造语言的人际间交际和认知过程而学习到结构”。（Slobin（1997）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里，这些观点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它们把内在语言习得机制的传统生成假设，即连续性假设完全翻过来，而且自上而下地把规则支配过程代之以数据驱动、对语言系统性的涌现特征，见Goldberg（2006）和Tomasello（2003）。我们感兴趣的L2习得（包括外语学习④），输入和交往历来都是其核心：当学习者对语言刺激进行在线处理时，共同发生的型式及其概率塑造了L2的过渡语⑤。开始时，这些结构出现了互相排斥，然后被范畴化、概括化和最后组合化，虽然在L1语里可能会表示为储存在不同层面的抽象化形式。L的发展系列反映了语言输入，包括Zipf的形符/类符频数结构概述、提示可靠性和提示突出，及其对话语理解的影响。L2结构对三个决定因素（频数、近现率和语境）都十分敏感。 2.2 过渡语的提出和特征 过渡语有些什么重要特征？Andersen（1984）根据他对皮钦语化（pidginization）的观察，提出了过渡语结构里一对一的原则（the one to one principle of interlanguage construction），他认为，在语言习得中存在两种对抗而又有联系的力量：本族语化（nativization）和去本族语化（denativazation）。本族语化是一些过程的组合，个别语言学习者通过他建立正在习得的母语的内部表征来逐步同化其正在发展的L2内部表征；而去本族语化则是学习者在语言习得的输入处理过程中对其独特和癖好内部语言表征进行逐步重建。就目标语（即L2）而言，本土化离开它，而去本土化则趋向它。他相信“一对一原则在跨语言结构中比别的原则更有影响力，作为过渡语结构的第一步，尤为有效，它引领着一个起码的功能性过渡语系统的建立。而且我还相信这个原则在超过过渡结构的起始阶段里仍然有效和重要。” Klein & Perdue（1997）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基本体（Basic Variety，BV）的问题⑥。他们提出成人L2习得（在课堂外）通常都可以发展成一种结构完好、有效而简单的语言形式——基本体。他们对40名学习者的L2跨语言历时研究（1981-1988），注意到所有学习者都发展起一种相对稳定L2语言系统来表达自己： ●似是取决于数量不多组织原则的相互交往。 ●具有大部分（不是全部）结构独立于目标语组织来源的特点。 ●就多数交际目的而言，都是简单、多样和高度有效。 他们注意到，对1/3的学习者来说，L2习得都在这个结构层面上结束，即石化；除了细微差异外，他们仅是增加其词汇量而又更流利地使用BV。这是就BV本身而言，如果我们扩充视野，可看到成人L2习得和儿童L1的差异，Slobin（1993）谈到了几点： ●和年青学习者所具有的优点（临界期、弹性、死记学习能力）相比，成人带着不同程度的“生物缺陷”开始学习L2的。 ●他们的交际需要比学龄前儿童的更为复杂而重要，而他们的交际工具不适应于完成这些任务。 ●在他们学习怎样交际时，不能依靠外部世界提供庇护。 ●他们不能不通过为了其它目的而发展起来的过滤器来处理目标语，来感知并产生L2语音形式，并影射到L2感觉系统。 ●他们需要在一个不同于宗主社会的规范和期望的社会组织内学习使用语言。 那么就BV本身而言，它有些有些什么特征呢？现以Klein& Perdue为主，结合别的论述，归结如下： i.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经历过一系列BV，每一种BV在某一时间的内部组织及其向BV的过渡，都有系统性，但是简单先于复杂。 ii.在所有BV中，都有一套数量有限、不同类型的组织原则，一个BV的话语的=实际结构取决于这些原则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有不同类别，取决于各种因=素，如学习者的母语（即源语言）。在成人L2里，他们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些有=限的手段。 iii.BV并非一种“真正语言”（目标语）的不完整模仿，它们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代表了相对稳定的语言习得状态，从定义上说没有失误，具有特定词库特征，而且有其特定组织原则。 iv.如果所有BV，包括其最后一种，是人类语言能量的表现，那么对这种能量的研究不应该从其最复杂表达式开始，而应该从那里回到其最简单的形式。 2.3 BV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a）首先是词库（the lexical repertoire），其基本形式是词项，并没有任何屈折变化，对格、数、性、时态、体态、主谓一致性都没有标志。这些词项典型地以不变式的方式出现，相当于目标语的词干，不定式或主格。BV的词库可以有两方面的差别——大小和来源。在正常情况下，词汇都会在习得过程中增加，但因人而异。词汇主要来自目标语，但有些是从母语中转借而来，因人而异（如store在普通话一般称为“商店”，而在广东话里却有“士多”之说）。BV词库包括一些名词性和动词性的词项，一些形容词和副词，其代词系统包括说话人、听话人和第三者，用于所指和前指。对无生命的物体的前指代词并不多见。有几个量词，一个否定式和几个过度概括词汇意义的介词。有一些限定词，但未成系统。换言之，词库的词项多数为“开放性”，少量为“封闭性”。那么母语和目标语有些什么规律性的交互作用呢？ i.词项的语音形式，学习者的母语影响十分巨大，但对我们目前研究意义不大。 ii.词库和结构原则的边缘地带，明确地表现为词语构成，更准确地说，表现为头词和补语的等级复合词的相对次序。一般来说，BV这个次序倾向于名词-名词复合词，而不是屈折构词方法。例如中式英语People mountain，people sea（人山人海）不但是一部电影名字，而且被网上英语俚语词典所收录。又如一个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作文里，写道This year is Hong Kong return back to China.（今年香港回归中国）。这都是按L1的词序来排列L2词项。近年来，随着中国出国学习人数大量增加，中式英语越来越多，如horse horse tiger tiger（马马虎虎）、play-play（开开玩笑）、no head no tail（没头没脑）、no money，no talk（没钱没得谈），my stomach is hungry（我肚子饿）、his age is young（他年青）、his brain is clever（他很聪明）…… iii.怎样用词来表达空间关系。这要看目标语而定，如果是德语和法语，其表达法不同于英语。若是中国学习者学习英语，则会在介词短语方面往往出现问题。 b）其次是话语组织（Utterance organization）。在已有词库基础上，BV怎样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以产生话语呢？其结构取决于3种不同制约（或称为组织原则）。 i.短语制约（phrasal constraints），在其组成部分里的形式及其相对次序之间存在绝对性制约。这些制约相当于狭义的“句法”，它们在无需参照语义或语用因素情况下，限制把更为基本单位组成更大单位的方式。所以如果一个动词（没有屈折变化的词干）管辖两个主项，动词就往往放在它们之间。例如NP1-V和NP1-V-NP2。NP1不一定是主语，而NP2也不一定是宾语。 ii.语义制约（semantic constraints），对主项的格的作用作出有关制约。这些规则把主项的语义特性联系起来；对语境控制力最强的词一般放在前面。 iii.语用制约（pragmatic constraints），与连续语篇的信息组织有关的制约。与特定的语用功能相关的规则，像聚焦在话题的结构，信息的介绍和维护，等等。在BV中，聚焦的元素通常在后面。 c）第三是时间和空间表达式。在一种成熟语言里，它们复杂而多样：有副词、介词、格标识、姿势和移动动词，以及其他足以表达复杂信息的手段。试比较英语The second suspect from the left pulled this little gun out from under the chair behind the table over there和汉语“左边第二个嫌疑人从那边桌子后的椅子下拔出他的小枪”，就可以看出一些移位的问题，如from the left（“左边”移前），from under the chair（“从椅子下”的“下”移后），behind the table over there（“那边”移前，“后”移后“）。就BV而言，空间关系就牵涉到主题（theme，在句中为”第二个嫌疑人“）、关系项（relatum，在句中为“拿出小枪”）和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如句中的behind，under，to the left等）。就空间关系而言，主题和关系项的空间关系在各种语言里差异较多，它们的关系是一个词汇选择（往往来自目标语）问题，因此有很多空间表达式的变异，构成学习和使用中种种难题。如维度性的（dimensional，垂直的高低，横向的左右，弧向的前后），拓扑性（topological），主题取代了关系项（或关系项的邻居），最中立的拓扑关系可称为AT-PLACE：主题多少是和（with）关系项有关，如People sit at tables（人们围桌而坐）。 2.4 BV的语言学依据 Klein（1998）在提出BV的同时还就二语习得研究的贡献指出，最近25年来二语习得研究取得巨大进步，体现一个学科的崛起，有理由为之骄傲。但是二语习得研究在语言学里仍然处在低端，“‘偏离目标的视野’虽然也有些道理，但是却不能基本上和独立地对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语言机能的结构和功能有所帮助。”在Klein看来，BV多少反映了人类语言机能的原则，而且它对实现交际目的高度有效。而且它正好和Chomsky的“最简方案”的思想吻合⑦。Larsen-Freeman（1998）同意Klein所说的，“有些时候，目标语视野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不但提供教学输入，而且有助于了解学习者在做什么，但是把学习者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本身，而不是一些少于真正语言的东西来研究，也有很大价值。”不过她认为，她和Klein分道扬镳的地方在于，他把寻找学习者语言的内部逻辑和L2习得等同起来，而她对L2习得的范围理解得更为宽广。她主张采取一种动态的系统论的方法，也就是从多学科角度来研究L2习得（见1.3）。 但是生成语言学则觉得，这些种种理解仍没有能够会答Chomsky所提出的Plato问题，即所谓逻辑问题：儿童为什么在缺乏足够输入的情况下能够发展语言。 ①他们是Clay Beckner,Richard Blythe,Joan Bybee,Morten H.Christiansen,William Croft,Nick C.Ellis,John Holland,Jinyun Ke,Diane Larsen-Freeman & Tom Schoenemann，来自University of Michigan,University of New Mexico,Cornell University,Indiana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Edinburgh和Santa Fe Institute. ②见桂诗春（2012b）。 ③也可称为“以使用为基础的理论”，在本文里，两者互用。 ④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和外语学习（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其实是有区别的，为了比较一语（L1）和二语（L2），我们现把统称为L2，它包括外语学习。 ⑤Interlanguage也有“中介语”的译法，但计算机科学里“中介语”还有另一种含义。 ⑥也有人称之为basic language，但容易使人理解为计算机的一种编程语言BASIC。 ⑦Hendriks在提出把语言作为信号的观点时也提出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OT）是其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