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版本校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业史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业史》是柳青未完成之作，其第一部成就最高，版本最复杂，且自成一完整结构。柳青1954年开始写作《创业史》(第一部)，经三易其稿，于1959年初刊《延河》杂志。略作修改后又再刊《收获》杂志，再修改后即为初版本。1973年柳青又修改《创业史》(第一部)，1977年再改一遍，是为再版本。从初刊本到再版本，历时近二十年，世事沧桑，人生变易，作者亦由青壮而成病衰。其间，经过作者多次修改，使得《创业史(第一部)诸版本具有了不同“本”性。本文主要对校初刊本与初版本、初版本与再版本以辨其版本变异。
上篇：重要版本对校记
《创业史》(第一部)包括“题叙”“第一部的结局”两章，共32章。它初刊《延河》 杂志时取名为《稻地风波》，下标“创业史第一部”，刊至1959年7月号。从1959年8月 号即第二十一章开始，柳青接受读者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仍叫“创业史”第 一部，至1959年11月号刊完。后来的版本都没有用《稻地风波》一名，只叫《创业史》 (第一部)。在初刊本《创业史》(第一部)“题叙”之前有四则引文：一段毛泽东语录、一则乡谚、一则农村格言，还有一则是“摘自作者的日记”的一段话：“这不象长篇小说，也不是诗。我希望读者不那么计较形式。我实际上在编写很长的生活故事。模仿群众创作，取个名叫《创业史》吧!”这则引文的重要在于它预先向读者提示着文本的形式，暗示着这个文本的纪实性和对现实的影响性。所谓“生活故事”，大概相当于“纪实小说”。后来的初版本和修改本扉页，都删去这则引文，只保留了前三则。所以人们只把它当作“史”诗性长篇小说，不再注意它的纪实性质。
除了上面提到题头改动之外，《创业史》(第一部)初刊本与初版本的具体章节中有更多的差异。笔者对校，发现初版本比初刊本多出万余字。初版本在初刊本基础上修改了500多处(不包括各章中段落的异动和标点符号的增改)，其中增加240余处、改动220余处、删去50余处。修改处数最多的是第二十二章(107处)，其次是“题叙”(70处)、第二十一章(41处)、第十六章(36处)。而比较重要的足以影响文本释义的修改有第二章与第五章的异动、第十六章的增改、第二十一章的修改、第二十二章的改写、第三十章的修改。
关于第二章与第五章的异动，具体情况是：初刊本第二章在初版本中移至第五章，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写梁生宝去郭县买稻种。然后初刊本的第三、四、五章依次变为初版本的第二、三、四章(修改本的章节顺序亦同初版本)。初刊本与初版本章节的这一异动，对文本的艺术结构和艺术效果都有重要影响。移动以后，一至四章在为生宝这个主宰蛤蟆滩未来的人物层层设障，既有家里继父梁三拖后腿，又有爱情上改霞的动摇，更有蛤蟆滩“三大能人”阻隔，还有贫农们的生活困难。生宝面临重重困境，读者的同情、担心和期待于是一下子都倾注到生宝身上。而第五章中，生宝却头顶麻袋、身披麻袋、胳膊里夹着麻袋(包着被窝卷儿)冒着春雨向异乡出发了。于是读者开始震惊和振奋了。有人评价这一章节顺序的效果说：一至四章的“描写好象滚滚乌云，生宝的出场恰似一声春雷”，信矣!这位论者还说这是“神来之笔”(注：阎纲：《<创业史>与小说艺术》第1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版。)，其实这是移来之笔。通过这一移动，使《创业史》(第一部)的一至五章的布局呈山重水复而柳暗花明之势。而从整个《创业史》(第一部)的布局来看，“买稻种”这一前半部中的核心事件的后移也显得更合理。因为第五章起到了瞻前顾后、勾连结构的作用。
第二十一章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素芳这一形象上。初刊本突出了素芳作为“生理上的女人”的特点，突出了她不可抑制的野性。她和姚士杰的关系发展到后来完全成为一种心甘情愿的关系了。初版本则一开始就突出素芳的单纯、自卑，然后写她对姚士杰的敬佩、好感、依顺，再写到她对姚士杰的骇怕、恐惧以及她的担心、后悔等。这就不仅使素芳的情态和心态有了更细致更曲折的描写，而且使读者感觉素芳是因为单纯、糊涂、自卑而上当受骗。素芳的过错仿佛应该归因于她从小所受不良影响(她母亲和叔叔私通等)、后来的人生遭遇及瞎眼公公的严格管制。素芳变得更让人同情了。素芳的形象得到很大程度的修改。
第二十二章是柳青用力最多、精心改写的一章，是写进山割竹子的章节之一。笔者对校初刊本与初版本，发现初版本第二十二章比原来增加了七、八千字。初刊本这一章是两大部分，初版本扩充为四大部分。原来的第一部分被扩改为三个部分，原来的第二部分除了小改基本原样保存，成为第四部分。由原来的第一部分扩改而来的那三个部分又曾以《深山一家人》为题发表在《延河》1960年3月号上，后来原样收入初版本。经过改写后的第二十二章成为初版本中篇幅仅次于第二十九章的长章节，而在再版本本中又变成了最长的一章。第二十二章中除了一般的小改之外，重要的修改是新增的几十个自然段的文字。这些新增文字涉及终南山自然环境的描写、生宝一行的劳动细节、劳作之余的娱乐场面、深山里一家人般的情谊以及生宝的特殊“心思”或“心机”等。通过这些增写，终南山中割竹子的劳动生活情景更加生动，使读者更如临其境。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牵涉到生宝形象的塑造问题。在这深山老林的背景中，生宝这个“头目人”不仅更有威信、更高大，而且有了更多的“心思”或“心机”，那就是他更常常从小事情中看出“革命道理”和“教育意义”来，即增写他的理念活动。改写后的第二十二章成为初版本写理念活动最多的一章。后来为批评家所诟病的理念活动多半出自这一章。
另外，初版本的第十六章大增改两处，比初刊本第十六章多出约千字左右。这两处都与县委副书记杨书记有关。一处增加了对杨书记外表形象和精神气质的描写，增加了他关心生宝恋爱问题的对话，刻画了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使这个充分农民化的领导形象比初刊本更生动。另一处则突出了杨书记的理论水平和他对“毛选”的熟悉。但他分析农民阶级特性的观点有了很大的修改。而第三十章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生宝和改霞这对恋人夏夜里身体接触的细节上，生宝改得理智了一些。
除了以上几章中的重要修改，初版本中多数修改都属于小改。其中除了极少数对误植的改正，其余都是关于字、词、句、段的增添、删减和改动。这些修改多半是修辞性的，如词语的调换：“了”改为“罗”、“抖数”改为“哆嗦”、“矜持”改为“自负”、“心棍”改为“心骨”、“引进人”改为“启蒙人”等，或为了口语化，或为了规范化，或为了通俗化，一般不会对释义有太大影响。但也有不少小修改会影响释义甚至改变文本“本”性。如，初版本增加了许多补充性说明的语句，这使它表义更确切，但也会减少这个版本的含蓄性。又如，初版本增加最多的是感叹句，这些句子往往置于某些描写、叙述完结之后或段末，起赞叹、感慨、抒情、总结、强调、提醒等作用，这就使得初版本在很多地方比初刊本具有更多的感情色彩，注入了作者更多的主观性。最后，初版本还增添了更多的语气词和更多的反问句。
1977年12月，《创业史》(第一部)再版。据说这个版本的“出版说明”是柳青亲自撰写的(注：参见徐民和：《一生心血即此书》，《延河》1978年10月号。)。这个附在书尾的短短“出版说明”的最后半句话是：“这次再版时，作者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 。”笔者对校初版本与再版本，发现再版本在初版本基础上修改了420多处。修改最多 的是第十五章共(73处)，其次是第三十章(59处)、第二十一章(47处)、第二十四章(46 处)。再版本比初版本少了约2万字，其中第二十九章删削篇幅最多，删去差不多5个页 码共3千多字。作者所谓“重要的修改”是何指呢?有人认为是“路线斗争”。这种说法 未免狭隘。笔者以为那些足以改变形象特点和文本“本”性的修改都应属于重要修改， 包括作者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这些重要修改除了政治路线，还包括性和爱问题的 修改，第二十九章的删节及其他内容的修改，等等。
所谓性的问题，主要指富农姚士杰和素芳、李翠娥的关系。《创业史》(第一部)写性主要集中在这些反面人物与落后人物身上。再版本对初版本中涉及的性内容进行了删改。这些内容主要在第二十一章。姚士杰与素芳性关系中的一些动作和心理的描写被删改了。其中有两处从素芳的角度来写的文字被删改后多少会改变素芳的性格。素芳的“野”性更少了。姚士杰与李翠娥性关系中有两处写李翠娥性心理和性表情的文字也被删去。
爱情和“爱”一类的字眼被大量删改也是再版本的一个突出特点。如“爱情”改为“感情”、“情人”改为“人”、“恋人”改为“他们”或“人”、“谈恋爱”改为“谈亲事”、“在恋爱”改为“有关系”等等。此外，被修改和删去或随句、段一起被删去的“爱情”“恋爱”一类词汇还有很多。再版本甚至于把“亲爱的笑脸”改为“和蔼可 亲的笑脸”、“亲爱的人们”改为“乡亲们”、“亲爱的人儿”改为“国外的来信”， 而象“亲爱的杨书记”、“亲爱的王书记”“亲爱的生宝”“亲爱的明山哥”中的“亲 爱的”三字理所当然地也被删去。关于他们的爱情问题的叙述、描写以及由此引发的议 论在再版本中被大量修改和删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30处。第十五章(9处)和第三十 章(11处)修改处数最多，这两章是《创业史》(第一部)重写爱情的章节。其余修改在第 五章(1处)、第八章(4处)、第十六章(1处)、第十九章(2处)、第二十四章(1处)和第一 部结局(1处)。这些修改既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们恋爱的热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修改 了他们两人的性格特征。
经过删、改，生宝的许多真实的恋爱感受和细节被去掉，生宝变得更理智更正经也更矫情了。去掉了改霞身上某些纤巧、做作的成分，但也减少了或减弱了改霞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的勇敢、主动、热烈、矛盾等特征。改霞的爱情与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政治路线问题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再版本的又一特性，这也是再版本对初版本进行修改的一个核心。改霞的爱情原本与郭振山没有关系，郭振山并未明显地阻止她去爱生宝。但是再版本却把改霞爱情的动摇与郭振山的“开导”紧紧联系起来。郭振山开导改霞什么呢?开导她进工厂。初版本虽也有这种开导，但并未特别强调郭振山的作用。初版本P.216说：“(略)，又动摇了改霞考工厂的决心。”再版本P.247改为：“(略)，又动摇了郭 振山授意改霞考工厂的决心。”特意加了“郭振山授意”几个字(改出语病来了)。初版 本中改霞只是想“参加工业”(P.220)，再版本则改为：“参加工业化”(P.252)。初版 本P.225改霞说“我想进工厂去”，再版本P.257又改为：“我想去参加工业化”。为什 么又有这一类的特意改动呢?(这一类改动还有许多。)原来作者是想把当时的党中央书 记刘少奇拉进来。因为刘少奇强调先“工业化”。就这样，再版本把改霞(乡村闺女)与 郭振山(乡村干部)与刘少奇(中央书记)连成一线，一条政治路线。再版本的这些修改似 乎只是文字的增改，实际上已改变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使文本的爱情线与政治路线斗争 线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再版本中除了前述对恋爱感受和细节的删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生宝形象之外，再就 是第二十九章对他的修改了。这一章是修改生宝形象的最集中的一章。删去了1935年杨 副书记父亲的游击队陷入重围、浴血奋战、牺牲惨重、一年后又发展壮大的战斗故事及 这个战斗故事在整党时对生宝的激励。用被删页码中的话说：战斗故事是打天下的共产 党人，给后来梁生宝这样搞建设的共产党人留下的精神滋养。作者接着又删去了生宝童 年和少年时的优良品格和惊人故事。这是生宝后来成为新时代乡村英雄的性格根苗。删 去这些文字也许是为了避免《创业史》(第一部)叙事中的突兀感(因为整个第一部总体 上都是顺叙)，但也删去了英雄人物生成的两个条件或原因。
另外，从语言修改上看，再版本删了10处初版本的抒情和议论文字(这大概是对60年代初对《创业史》的讨论的回应)。其它修改除删去“苏联”字样属于政治考虑之外，均属于一般性的语法修辞方面的修改。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语言的规范化，如将“调头”改为“掉头”、“搭落”改为“耷拉”、“辩嘴”改为“拌嘴”等。
下篇：版本变迁中的修改意向
从《创业史》(第一部)三个版本的对校中，我们已经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重要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三个版本具有了不同的版(文)本“本”性。相比较而言，初刊本更朴素更感性，初版本更抒情又有更多的议论，再版本更矜持更矫情更多政治修辞。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增改本)到再版本(删改本)的版本变迁，体现为一种修改过程。这个修改过程虽 然也体现了柳青艺术上精益求精的润色，但更多地体现了他对文本内涵斤斤计较的矫正 。《创业史》(第一部)初版以后，柳青曾撰文说：“我们要努力观察得更深刻，表现得 更准确，使我们的作品对人民的教育意义更大一些。”实际写作中，柳青更看重最后一 点。他说：“难道我们写文章可以不考虑文章发表以后的影响吗?”(注：柳青：《谈谈 生活和创作的态度》，《延河》1960年9月号。)我们在考察《创业史》(第一部)版本变 迁时，发现他也是对文本的教育价值的追求多于对文本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的探求。
1953年春，柳青定居长安县皇甫村。为了巩固互助组，他不断地启发农民，教育农民，但收效甚微。柳青的热情受挫，干脆关起门写东西了。秋天，他发现了王家斌，他高兴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教育农民的好典型。第二年他开始写《创业史》。可以说《创业史》的写作，是为了用一种艺术的形式更好地去教育农民。“教育农民”是《创业史》写作的一种主要动因。《创业史》中也不断出现“教育农民”“改造农民”这样的概念。“文革”中柳青挨批受审时，问他是什么人，他回答“革命干部 + 革命作家”。这道出了他的双重身份。无论是作为“革命干部”去教育农民，还是作为“革命作家”去 教育农民，都是他的职责。《创业史》的写作正体现了双重身份“干部——作家”的柳 青教育农民甚至所有国民的良苦用心。
柳青在《创业史》(第一部)中所追求的教育价值，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教育价值。他首先动用的正是国家想象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土改之后，蛤蟆滩的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他们开始神往一种小农理想，一种砌新屋、穿新袄、粮满囤、猪满圈的小康生活图景。郭世富、郭振山、梁三老汉等全都心怀这种梦想。但作为“干部——作家”，柳青必须以国家想象，以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带有乌托邦(注：“乌托邦”一词可以双解：一是utopia(no place)乌有之乡，一是eutopia(good place)美好之乡。 从发生学角度看，社会主义与乌托邦思想有天然联系，社会主义亦可从积极和消极两种 意义来理解。构想美好未来的社会主义带有乌托邦性质，而反国情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亦 可说是乌托邦。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完成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但并不意味着一种实践上的完成。参见陆俊《理想的界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7月版。)性质的国家想象去化解农民的那种小农理想。同时，作为作家，柳青必须显 示民间实际状态：写农民的日常琐细和恒常心态，写他们对土地的深情、发家的渴望、 原始欲和性散慢，乃至吵嘴打架的场面。但作为“干部——作家”，柳青又必须以国家 意识形态：国家的政策、法规、尤其是公有制的系统观念去矫正那种民间状态。写作《 创业史》正体现了柳青用国家想象和国家意识形态去规劝、教育农民的用意。用《创业 史》(第一部)“题叙”结尾的话，柳青是要写出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写出创社会 主义大业与创个人家业、合作化的集体生活与散慢的小农生活的“矛盾”，但最终要“ 统一”于前者。其次，要教育农民、柳青又必须告别旧现实主义，依靠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这样一种具有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改造和教育人民的特殊功能的叙事法规去写作。他必 须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主导，恪守党性原则；必须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去真实地历史地 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必须写理想中的新人。按照这种叙事法规，柳青必须写集体化势力 战胜私有势力，落后者经过教育而觉悟转变，所有矛盾都获得浪漫解决，互助合作最终 高奏凯歌。而现实中的王家斌这样的先进典型也必须经过理想化处理变成梁生宝这样的 新人和榜样。这种叙事法规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性质势必使它不会以真实再现生活的 原生态作为第一目标，势必会对真正的现实主义成规进行矫正和规范。使《创业史》具 体写作中浪漫叙事与现实主义的“矛盾”，最终也“统一”于前者。
《创业史》(第一部)的不断修改(我们还无法去考察初刊本之前手稿本的几次修改)正是写作者试图将文本内部尚存的那些“矛盾”的东西“统一”起来的一种重要过程。这也是作者孜孜于文本教育功能的一种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创业史》(第一部)的修改动因与它的写作动因是一致的。考察两个修改本中的重要修改，我们会看到写作者是如何将不合国家想象的、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违背浪漫叙事的许多内容渐渐地修改过来。
《创业史》(第一部)修改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农民阶级特性的问题。柳青曾借县委杨副书记之口谈到这个问题，但初版本对初刊本的说法有所修改。从本章第一节的校读呈述中，我们会看到其中的差异。初刊本说“农民有两面性”，初版本去掉“两面性”的概念并说“不能拿我们常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来看农民问题”。仿佛“两面性”这个术语是民族资产阶级所独有的，仿佛农民用了“两面性”就沾了资产阶级气息似的。初刊本说民主革命时期“发挥了农民的革命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充分估计“农民的两面性”，初版本把这一说法也删掉了。初刊本说要求改变贫困、希望富足起来是革命性，这是先进贫农杰出人物具有的，而一般贫农有落后的一面，“甚至于和中农一样只想发家”。初版本删去这些说法，换成农民一直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但革命革到要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时，主要就是克服农民的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 的一面了。两相比较，我们发现初版本在对初刊本进行修改时，有三个特点。第一，把 “农民”彻底与资产阶级脱离干系而与工人阶级联盟。第二，从具体的评价转向更抽象 的评价。第三，从对农民较低的评价转为较高的评价。这样一修改使写作者的观点更符 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说明了走集体化道路有更好的群众基础。另外，初刊本第十八 章在写了郭世富从郭县买稻种回来以后有一段关于农民中的中农阶层的议论，初版本删 去这一段，可能也是考虑到不符合当时的国家的阶级政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
《创业史》(第一部)修改的另一个问题——路线斗争问题更与教育农民相关。理论界有学者认为“农民”有抽象农民(农民共同体)和具体农民(单个农民)之分。抽象农民与具体农民在价值取向上是对立的。如，具体农民希望一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抽象农民看重“命令经济”；具体农民看重实惠的东西，抽象农民却反功利主义，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多年来，那些出身于农民的农民精英往往站在农民共同体的立场去教育和改造千千万万的具体农民(注：参考秦晖、苏文著：《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版。)。更确切地说，土改以后，新中国的多数国家领导人都是 站在抽象农民的立场上，用一种乌托邦式的国家想象去引导农民，按国家意识形态去规 范农民，让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的。也有少数领导人如刘少奇和当时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 恢等比较注重具体农民的想法和利益，反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双方为此发生过激烈 的争论。这就是《创业史》(第一部)再版本修改初版本而明确涉及的刘少奇路线问题。 当时论争的结果，自然是毛泽东路线胜利了。中央原定用15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的过程 ，结果到1958年全国就全面进入人民公社，有些地方甚至只用一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 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转化过程。反思当年，我们不仅通过运用经济杠杆(如给互助组、 农业社提供财力资助或物资购买优先权)、政治攻势和宣传威力等多种措施加快了合作 化进程，而且过高估计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柳青当时自然是站在中央的主流路线上的，他同样过高估计了蛤蟆滩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事实是当时的蛤蟆滩，加上土改后又出现的一批新中农，中农以上的庄户占大多数。按初版本P.153中交代“这二十来个人散在一百多户庄稼人中间”的情况推算， 贫农户的比例也就在20%左右。即使是这一部分贫农也不是个个都对互助合作感兴趣， 他们往往是因为缺乏畜力而想互助合作的。这也说明土改以后，中国农村变革存在两种历史可能性。直到1979年以后“公社”解体，农村变革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才在中华大地变成现实可能。而柳青是直到1977年修改《创业史》(第一部)时依然毫不怀疑加快合作化的正确性，依然在张扬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如，再版本P.61删去初版本中“乡村里，庄稼人都不情愿搞互助组嘛”这样的真实叙述。再版本通过修改初版本更明确地把郭振山和改霞与刘少奇路线挂钩。所谓刘少奇路线，如果按再版中所写“刘少奇等人散布的所谓‘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来说，是一种“反乌托邦”(antiutopia)的“实托邦”(practopia)路线。它可能会更实际地应对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况，进行乡村变革，并不急于推行互助合作化道路。柳青在再版本中批判了这种路 线的错误。将郭振山和改霞修改成这种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让改霞去执行刘少奇的国家 要“先工业化”的计划，而郭振山则去实现小农理想并阻止过早集体化以完成刘少奇的 先工业化后“农村才能集体化”的设想。这样，再版本势必对郭振山这类的乡村干部进 行更歪曲化处理而对改霞也进行了必要的除魅。再版本的这种修改，目的是警示农民， 不要走到错误路线上去。
《创业史》(第一部)修改中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对性的修改。在宗法农业社会来自礼教的性禁锢与农民自身的性散漫往往并行不悖。民俗里典妻、租妻、作皮肉生意之类是公然的性贸易，暗里的性自由更司空见惯。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初版本里就说农民在“性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关系及多角关系，在贫农阶级几乎是普遍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7页，东京北望社1972年版。)(这段话也可能是考虑到影响而在国内版的《毛泽东选集》中被删掉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的性散漫已不是普遍问题了，但我们在《创业史》(第一部)的初刊本和初版本里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性散漫的痕迹。随着党和国家的教育、社会风气的好转，甚至禁止性散漫的立法(如《创业史》写姚士杰在土改以后就很害怕与李翠娥坠入非法情网，见初版本P.278)，人们日渐谈“性”色变，“性”渐渐成为“罪恶”。柳青也越来越不敢写乡村的性真实和性事实。《创业史》(第一部)已有的非常浅淡的性描写当然也就应该删去了。从初刊本到初版本，柳青还只是修改了素芳形象，去掉了这个“生理上的女人”和姚士杰的性关系里心甘情愿的内容。从初版本到再版本，中经“文革”这样一个无“性”时期，柳青差不多让《创业史》(第一部)净“性”了。主要涉“性”的第二十一章删去 了姚士杰对素芳的较为打眼的性动作和素芳的性心理，甚至象“两性生活”“亲了一嘴 ”之类的词汇都差不多删干净了。第十八章删去了李翠娥如何回味姚士杰的“男性诱惑 力”、如何玩弄从她身上找寻“异性温暖”的粗鲁单身汉及她勾引姚士杰时脸上的性表 情等内容。至于梁生宝想到爱情时略略涉及“性”的内容自然也随同那些爱情文字一同 删掉。而改霞的躯体修辞中辫子过了“乳峰”之类也在删之列。最后，再版本只剩下李 翠娥“柔软的臀部”和姚士杰的三妹子的“有弹性的胖奶头”和少数“亲嘴”字眼了。 再版本《创业史》(第一部)真可谓“洁”本了。柳青逐渐删净这些涉“性”文字，一方 面是顾及影响和教育效果问题。另一方面是虑及文艺思想与创作方法问题。柳青曾说： “我和一个西欧的资产阶级作家谈过话。他说，他只写他看到的，不管正确不正确。” 柳青认为这位作家无责任感，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接着柳青说：“我们 革命作家写作时，永远不要忘记认真考虑三个问题——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得正确吗? 我写出来对人民有利没有利?”(注：柳青：《谈谈生活与创作的态度》，《延河》1960 年9月号。)这里“有利没有利”的疑问正是对作品教育效果的考虑。而“只写他看到的 ”则是自然主义或旧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了。柳青删削这些涉“性”内容尤其是在再版 本里删净这些内容，正是要彻底告别旧现实主义。他看见了性事实，但多年以后尤其是 十年“文革”以后，那些内容已“不正确”了，所以应该彻底删去。即便是在50年代他 写作《创业史》(第一部)时，他也发现了性内容的“不正确”，我们看他就是把“性” 问题主要堆在反面人物或落后人物身上的。
删了“性”自然要删相近的“爱”，告别了旧现实主义就应该奔向“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关于“爱情”文字的删改，在出初版本时还不是太多。初版本只删改了初刊本中生宝和改霞一对恋人在第三十章里幽会时的一些细节和内心活动。历经“文革”以后，再版本则大删大改初版本中的爱情文字了。柳青之所以删改尤其是在再版本里删改这些内容，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从60年代至70年代“爱情”成了中国文坛的禁区题材。但主要原因恐怕是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种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叙事方式的坚持了。尤其是为了以这种方式更好地去塑造梁生宝这个理想人物。删改爱情是为了使梁生宝更理智更无私因而也更高大更理想更能成为教育人民的榜样。让我们只看一看作者怎样在第三十章中修改生宝面对改霞时的举动和心动的一个细节：初刊本里写“他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改霞“搂”在了怀中但没亲她的“嘴”。初版本改为他在一霎时“心动了几动”，“他真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改霞搂在怀中亲她的嘴。再版本又改为他一霎时“似乎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改霞搂在怀中。这一改再改把生宝从“搂”了改成“心动”“真想搂”又改成“似乎想”“搂”。最后，心不动了，“亲嘴”的想法也没有了。初版本里生宝还不能完全自持，到再版本里生宝完全能够驾驭肉身的本能与情感了，生宝也从俗人变为圣人了。
当我们考察了《创业史》(第一部)版本变迁中的一些重要修改内容，我们看到：追求 文本的教育价值或教育功能是贯穿其版本变迁也即版本修改的基本宗旨。在整个修改过 程中，文本艺术上的修改少而内容上的改错和矫正多。从初刊本到初版本到再版本，思 想内容越来越“进步”而艺术质量则未必越来越提高，甚至在下降在丧失。这不是人们 引鲁迅先生的话所说的“不应该那么写”的“实物教授”，而是“不应该那么改”的绝 好样板。另外，不同时期批评者的评论也可以佐证我们的判断。《创业史》(第一部)初 刊和再刊的时候，郑伯奇(《<创业史>读后随感》)、冯牧(《初读<创业史>》)、李希凡 (《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等都一致给予它高度评价。但初版本出来以后，人们 开始批评它的弱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严家炎的《关于梁生宝形象》，提出了梁 生宝形象创造上“三多三不足”的观点，为此引发了一场持续4年之久的争论。80年代 初，人们又批评《创业史》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批评者依据的基本是1977年以后 出版的《创业史》了。总之，《创业史》(第一部)在作者过份顾及其教育功能的同时， 艺术水准在不断下降。
因此要拯救这部名作(《创业史》第一部)，我们似乎必须回归它的初刊本。但若要择其“善本”，其初刊本又未必最佳。因为它有许多误植、章序上亦有待调整。笔者又去查《收获》上的再刊本，结果还真有“收获”。发现这个版本改掉了初刊本的许多误植并已调换了第二章和第五章的位置(如初版本一样)，还有少量的词句修改。可以说再刊本保持了初刊本的本色、朴素风格和人物身上的生命热力，同时又避免了初版本多处增加的议论抒情句和大量感叹句。它是《创业史》(第一部)诸版本中艺术价值相对最高的版本!从这个版本看，《创业史》(第一部)更无愧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