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党执政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它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要塞里”，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危险。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对如何抵御执政风险、巩固俄共执政地位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一些重大理论成果。
一、“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从1848年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七十年间，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有着比较一致的认识，可以称之为经典社会主义的原则设想。这种原则设想主要来自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弊端的历史逻辑中，推导出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第一，生产资料的国家和集体占有。“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1](P320)，建立一个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第二，生产组织上实行计划经济，“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1](P335) 第三，消除商品、货币等交换媒介。“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1](P323)，“金属货币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这里只要有会计就足够了”[1](P342)。第四，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流通中介消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必经过中间人，不需要任何停顿和装卸，除了运输条件确实要求这样做而外，这样就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而且不必付给投机商、大小商人以利润。”[2]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完全赞同并坚持传统观点，比如在1908年，列宁在批判把土地国有化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时断言：“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3]。 当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其初期制订的纲领政策很自然都来源于传统观点。如在1917年12月制订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中规定：“全国公民都必须参加当地的（村的、乡的、镇的，或包括城市某一部分、街道某一部分等等的）消费合作社；由消费合作社理事会设立若干供给委员会，如无有关的供给委员会的书面证明，不许运输任何产品；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国有化，并且必须无一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4](P384) 同时指出：“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4](P379) 很显然，这里的消灭商品经济，实行实物分配和计划生产，进行计算和监督等政策就是来自于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1918年爆发的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设想，战争需要与传统认识使列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9年2月《俄共（布）纲领草案》指出：“用一系列逐步而坚定的措施彻底消灭私人贸易，组织起统一的经济整体（苏维埃共和国应该成为这样一个整体）中各生产公社和消费公社之间的正确的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4](P721)，“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4](P729)。这种政策的要点是把所有的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贸易自由，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然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国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民毁坏农业生产机器，烧毁粮食仓库，参与富农暴乱等现象。列宁面对惨痛的现实坦然承认：“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5](P570) 他敏锐地认识到：必须采用另一种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也是他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起点，两年以后这一认识得到深化，1923年他在《论合作制》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P773)
列宁能很快发现问题的症结并在短短几年后便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如此“急剧的转变”并非偶然，这与他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早在1899年，列宁就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甘于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6](P274)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又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行动的指南，不是束缚人手脚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最有生命力的是革命的辩证法，十月革命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爆发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当他面对险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思考如何巩固新生的政权时，认为“这是一项历史上没有见过、书本上也读不到的新事业”[4](P404)，“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7]。这些都表明了他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实践，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从书本找答案，只能靠实践来探索、回答。后来他还多次强调：“用自己的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组织工作中的最困难的问题”[4](P567)，我们要“从经验中，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执掌政权”[4](P412)。正因为列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二、“以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成绩来检查一切”——始终把经济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短短几年中，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有一点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早在1885年，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6](P88) 后来又多次论述这一观点：“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4](P526) 他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于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之上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是政治条件，即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是经济条件，即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因此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他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及时提出要将工作中心由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提出当前主要政治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指出经济工作对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意义，如果建设任务没有解决好，生产力得不到提高，“那末在推翻剥削者和用武力来抵抗国际帝国主义者方面的任何成就、任何胜利都不会有什么结果，那末回到旧制度上去就不可避免”[8]，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5](P16)。列宁认为，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这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1918年爆发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曾一度中断俄国的经济建设，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感到难得的机会来了，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提出了把是否有利于经济建设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成绩——这是要点。以此来检查一切。”[9]列宁实际上开始把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作为判断一切工作得失的标准，这一思想在他日后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一）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管理人员、知识分子和专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有一些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和共产党员认为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员不是苏维埃人，是资产者，坚持“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供应和分配机关应该由纯粹的苏维埃人来建立”[4](P689)；“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 “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4](P519)；当时许多人认为，建设社会主义要靠一批优秀的、纯洁的、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对于旧的政权机关必须彻底打碎。然而，现实中急需人才而新社会又来不及培养，在此情况下，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一大笔遗产，给我们留下一大批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部用起来”[10](P395)。列宁指出，“只有利用资本主义为反对我们而创造的材料，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切来建立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10](P416)。列宁力排众议，付给他们高于普通工人20倍的工资， 明确指出实行这一决策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从我们党员中培养专家，因为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实际工作，在于实际效果”[10](P395)。
（二）实行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 标志着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历史转折。新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实行粮食税，允许贸易自由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当时一开始实行这些政策，国内一些人认为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相信工人阶级”等。欧美国家的部分共产党人看到俄共实行“退却”政策而嚎啕大哭，这些错误的观点和情绪具有广泛性和一定的代表性。列宁坚持认为旧的政策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5](P576) 他指出，新的政策能立竿见影地获得回报，“如果我们由于偏见而不能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那么我们就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困难，从而使苏维埃政权的信誉扫地……只要能够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我们就不惜让资本家拿走2000％的利润。”[11](P168) 在推行租让制时同样引来众多非议，许多反对者说把本国的剥削者赶走了，又怎么能把外国的剥削者请进来。列宁针锋相对说：“它们和出卖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是对资本家作的某种经济上的让步，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尽快地获得必需的机器和机车，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恢复我们的经济。我们没有权利轻视任何多少有助于改善工农处境的事情。”[5](P345) 列宁把有助于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和改善工农处境作为推行这一政策的根本原因。
上面所提到的“实际效果”如“有助于改善工农处境”，“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促成生产力的提高”等等，都是同一含义的不同表达，是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和回击反对者的主要依据，即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制订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三、“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要高度重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预言，无产阶级国家的“公仆”也有可能蜕化为官僚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管理国家事务的公仆要加强自身建设。十月革命以后，俄共夺取了全国政权，由革命党成了执政党。在胜利面前，列宁清醒地意识到隐藏在胜利背后的危机。一是党取得执政地位后，一些党员干部容易陶醉于胜利而骄傲自大，甚至主观武断，盲目决策。他指出：“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前奏。”[12](P354) 二是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过去处于被压迫、被统治地位的党，上升为处于统治地位的党，因此社会上一些集团和阶层为了给自己的力量寻找依附，一些投机分子会想方设法混入执政党内，“他们改换保护色，像兔子一到冬天就变成白色一样。”[5](P561) 这种情况使党的建设工作更为复杂。三是由于共产党员的文化素养普遍较低，管理人才匮乏，不得不大量任用沙皇时代旧官吏、旧职员，苏维埃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出现了党员贪污受贿蔓延的势头，列宁就此指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列宁告诫全党：“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3]他把党员中存在的“狂妄自大”、“文盲”和“贪污受贿”作为共产党的“三大敌人”，并提出一系列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措施。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封建的落后的农业国，封建残余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影响较深，列宁提出对党员必须首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列宁指出：“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说实在的，这种毛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治不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5](P588) 他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教育党员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号召广大党员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一切表现都应坚决地加以揭露和追击，做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列宁十分重视各级党校的建设，不仅具体地规定各级党校的规格和数目，而且十分注意总结党校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经验。在1922年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党校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还亲自为党校推荐教员，将党内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同志充实到党校教师队伍。
（二）加强组织建设。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单靠思想上的统一还不足以获得胜利，还必须用组织上的统一来巩固思想上的统一。“这里需要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否则，我们不仅支持不了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12](P280) 他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使每个党员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党的“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开展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14]。党员讨论时不分高低，一律平等，都有批评或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反对少数人独断专行。为了调动党内积极性，实行正确的集中，列宁提出加强制度建设，制订了党的选举制和报告工作制，强调从上到下的党内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党的所有负责人员、领导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必须定期向党员作工作报告并听取意见和批评。
（三）建立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和纠正党内的一切不良行为和现象，列宁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在他的亲自领导下，1918年在国家政权系统建立国家检察人民委员部，由人民委员会领导，主要是监督政权机关官员违法乱纪之事并接受群众控告，1920年改组为工农检查院。1923年列宁向党中央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使之拥有更高的威信和更广泛的权力，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列宁提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15](P215)，并坚决把混入党内的“骗子”、“形形色色的渣滓”清除出党，要求审判机关对共产党员的惩办比非党人员加倍严厉。列宁十分注重群众的监督，热情欢迎群众来信来访，认为不管是揭发、批评、意见建议等，都直接或间接暴露国家机关工作和工作人员的问题，对政权建设大有益处，要求各级机关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警告说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有权向失职人员追究责任，不管他是什么级别。
正是这些措施的实施，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的几年内，俄共（布）党内民主空气很浓，思想活跃，从而使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显著增强，带领俄国人民渡过了极为困难的历史时期。
四、“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积极推行和平外交政策
作为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面临十分险恶的国际环境。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苏维埃国家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同德国仍处在交战状态，不利的外部环境对新生的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列宁领导俄国人民着手建设苏维埃国家，巩固苏维埃政权，认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1](P167)。苏俄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必然会同这些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发生经济的、军事的联系。既然联系不可避免，那么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列宁审时度势，从巩固执政党地位出发，提出要推行积极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其中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从长远来看，列宁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俄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巩固的，“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4](P415)，因此他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寄托了希望，期待着这些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如何促进其他国家的革命高潮早日到来，列宁认为首先要宣传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它反对战争，主张和平，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只有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加速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步伐，而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就是最好的宣传方式。因此，在夺取政权的第二天，苏维埃就颁布了《和平法令》，宣布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与一切交战国缔结和约，维护世界和平。列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废除了许多沙皇俄国签订的有损别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认识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深刻差别。废除同旧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我国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好感。他还直接在各国的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宣传，多次给美国工人写信并回答美国记者提问，表示“我们今后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毫无例外地同一切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结成兄弟联盟”[15](P108)。在答记者问时列宁不失时机地要求记者将答复全文刊载在美国的一百多家报纸上，目的是使世界上广大工人阶级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从而加快本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以俄国为榜样，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的屹立着。”[4](P416)
列宁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一种策略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分化瓦解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减少对新生共和国的威胁的作用。列宁认为，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这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间接同盟军”。他认为实施这种策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本质是追求超额利润，尤其是世界领土与市场被瓜分完毕后和急于抚平战争的创伤恢复经济时，他们更需要为剩余资本和商品寻找出路，而当时俄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是他们急切需要得到的东西。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他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6]基于这种考虑， 他在外交工作上确立了和平主义和发展对外贸易两大目标和任务，要求苏联外交人员在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千方百计利用西方阵营的矛盾和裂痕，孤立分化主张侵略扩张的顽固势力。例如在1918年，首先利用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四年以后在热那亚会议上，又与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帮助俄国打开外交局面。1921年初利用美日矛盾，提出与美国签订勘察加租让条约，以孤立日本；同时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与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并积极争取同美国、法国建立贸易关系等等。实践证明，由于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瓦解了帝国主义国家联盟，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了难得的和平环境，加强了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联系，从而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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