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30多年中，韩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其经济成就被誉为“汉江奇迹”，而韩国也因此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一起，被誉为“亚洲四小龙”，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楷模。1961年，韩国的GNP只有21亿美元，人均为82美元，经过35年的快速发展， 到1996年，其GNP已达4870亿美元，人均达10763美元。同期出口额由4100万美元激增到720亿美元，增加了1700倍。这个只有4500 多万人口的国家现已跻身为全球第11大经济实体，并已成为世界富人俱乐部——经合组织的第25个成员国。
一个国家要想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必须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韩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就是因为有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即韩国模式。这一模式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朴正熙执政以来，在为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并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内涵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政府利用各种手段积极参与并干预经济活动，实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积极利用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应该说，韩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对创造“汉江奇迹”功不可没。
但是，最近几年，正当人们纷纷探讨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韩国经济腾飞的奥秘时，韩国经济却出现了不少的问题，经济增长开始放慢。特别是1997年7月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 使韩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损失：韩元贬值50%，股指下跌了70%以上，排名韩国前30位的大财团已有8家宣布破产。为了换得IMF提供的57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韩国人不得不接受IMF的一系列苛刻条件，着手进行经济改革， 实际上是以丧失部分经济主权为代价。目前人们对韩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性质和前景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对韩国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当然认识也很不一致。作者认为，这次危机实质上是韩国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危机，它标志着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终结。
一、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导致财阀和银行破产
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即首先由政府全面参与经济规划，制定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并据此选择合乎标准的财阀，然后政府依据战略需要扶植、引导这些财阀发展，并鼓励财阀积极开拓市场，在市场中进一步增强竞争力。
韩国“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韩国独立后的10多年间，经济重建不见起色，新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61年，朴正熙上台以后，敏锐地看到韩国工业刚刚起步，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民间资本欠缺，缺乏有市场开拓力的财阀。因此，只能依靠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集中力量发展工业。据此，他提出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后来进一步提出“出口第一”的方针。他认为，在本国财力和资源都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必然会由于资本追逐最大利润而导致资本向短期、收益率高的行业流动。因此，韩国政府制定了由政府指导的“不平衡增长战略”，人为地安排经济发展的优先顺序，即“先工业现代化，后农业现代化”，“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大企业后小企业”的战略，积极扶植大财阀，以便参与国际竞争。为了有效地控制各行业的发展，1962年，政府又颁布了《韩国银行法》，规定政府对银行的贷款对象、利率水平及市场交易行为都加以管制，以便通过控制银行达到操纵企业的目的。
韩国政府在市场不发育的情况下，通过制定一系列战略和政策来参与和干预经济，力图启动和发育市场并推动经济的增长。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述，韩国政府正是依靠这些政策，迅速地集中了资源，培育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经济实体，从而推动了其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创造了“汉江奇迹”。然而，政府干预、主导经济却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创造辉煌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政府、企业、银行三者联系过于紧密，影响了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而靠保护、扶植起来的企业对市场的应变力不足，长期以来，韩国形成了一种财阀和银行力量相互渗透的局面，政府利用银行做为筹措资金的工具来推行政治经济目标，财阀大量举债而不思偿还，银行则要求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来保护银行业。这样，在大财阀出现经营困难时，就会带来银行业乃至其他产业的连锁反应。
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和国民都希望本民族的企业能在国际竞争中扬眉吐气。这就需要大型的跨国集团。但问题在于，韩国这样的大集团、大企业、大财阀，是依靠政府提供的低成本贷款、出口补贴等便利扶植起来的，政府的扶植使他们把占领市场份额看得比获得近期利润重要得多。因为在政府的长期保护下，它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经营理念：资产增加就意味着抵押品的增多，抵押品的增多就可以从银行获取更多的贷款，继而能够收购更多的资产……于是，财阀拖欠的银行贷款越多，银行就越不能断绝贷款；同样，投资越多，市场占有率就越大，雇拥的劳动力便越多，出口的产品就越多，政府就必然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担保。而缺乏独立性的韩国金融体系使得财阀的上述过度借贷成为可能，以银行为主导的韩国金融体系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所有银行的行长都由政府任命。在这种金融体制下，银行被视为政府的政策工具之一，几乎没有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权力，政府高级官员可以直接授意银行给某些信用不佳的大财阀发放贷款。这样，韩国财阀都遵循一种追求规模扩张的路线，大举借贷银行信贷，梦想成为世界性的跨国公司。同时，这些财阀的扩张又多是“章鱼爪式”的扩张，系列企业林立，经营摊子甚至铺到与其生产专业毫不相干的领域，而这些系列公司之间又互相提供信用保证，从银行获得贷款，使财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统计，韩国排名前30位的大财团的系列企业数，在70年代为125个，1989年达到513个，到1994年已增加到584个，还有海外法人企业431个，共计1015个。
韩国财阀的不断举债扩张，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形成财阀的高负债率和银行的不良债务。上述论及的政府、财阀和银行的特殊关系，加上近年发展起来的“主办银行”制度，使得韩国财阀与银行之间缺乏相互监督和制衡，造成财阀预算软约束和效率低下，效率越低下的企业其举债扩张的欲望就会越强。银行信贷的容易获得使财阀的融资比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多数财阀的负债率都在500%以上， 而企业负债率的国际警戒线标准为230%。韩国最大的30家财阀的财富占全国的1 ／3，但其中的负债与自有资本的比例却高达4∶1。高负债率终究是极其危险的，到1997年底，已破产的八大财团无一不是因为负债率过高。其中排名第八位的起亚集团，负债率高达519%； 排名第十二位的汉拿集团，负债率则高达2056%；排名第十四位的韩宝集团则为1900%；而排名第十九位的真露集团的负债率则高达3075%。高负债率导致大财阀纷纷破产，而它们的破产又造成了银行的巨额呆帐和坏帐。如果说泰国金融危机是与国际投资者的攻击有关的话，那么韩国则是被银行的不良债务搞垮的，而银行的不良债务又根源于体制方面，即政府、财阀和银行的关系方面，这种关系正是韩国“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的必然结果。显然，韩国的“财阀依靠政府而迅速扩张”的战略虽然曾经创造过增长奇迹，但现在却正是导致危机的重要根源。违背经济规律的政府干预终于使韩国政府和人民尝到了苦果。只有打破以前的政府、财阀与银行之间形成的不良关系，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使经济沿着真正自由市场和私有制方向发展，才是韩国经济的出路。
二、出口导向的外部经济环境已时过境迁
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又一重要特征是它实施出口导向的战略，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但这种战略现在也面临着挑战和危机。
韩国国内市场狭小，且严重缺乏自然资源，不得不在实施了短暂的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以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迅速地转向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便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其出口导向型战略主要采取“加工组装型”模式，即先从国外（主要是日本）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经过加工生产以后，再把制成品销往世界（主要是美国）。由于韩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在基础产业不发达的情况下所需的资本品、中间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都必须通过进口来满足。同时，政府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并要求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大量的低成本贷款，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张，形成大批量生产的体制，再加上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故确保了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迅速打入国际市场，从而使韩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经济运行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对美国和日本等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
韩国经济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依赖美国市场以及与日本在出口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战后到70年代中期，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各资本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普遍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而同时韩国又处在美苏冷战的前沿，并在政治上坚持反共的立场，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美国遏制苏联与中国的桥头堡，因此美国能够容忍韩国产品自由进入美国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元升值以及90年代早期日元升值与韩元的贬值或相对稳定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韩国在国际市场或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又主要是日本，这样，日元的升值使得韩国的汽车和重化工业的出口大大增加，并使得韩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了工业化。但是，这样的工业化是不稳定的，完全是外部条件所带来的，随着外部条件的消失或恶化，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不可能持续。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具有严重依赖性的外向型战略就遇到了国际新形势的挑战。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导致日元的贬值，使韩国在重工业部门的出口竞争力相对减弱，而韩国却继续在技术设备、产品部件上从日本进口，1996年韩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超过了150 亿美元。而且由于近年韩国商品在日本市场上占有率不断扩大，日本已在许多关键零部件的对韩出口方面采取了限制措施。同时，美国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韩国战略地位的下降、对韩国贸易逆差的直线上升，也从自由贸易的坚强捍卫者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立场，韩美贸易摩擦不断发生。美国通过“反倾销”、“自愿约束出口”、“301 条款”等多种手段限制来自于韩国的进口，并迫使韩国开放市场，导致韩国1996年对美贸易逆差达到100亿美元左右。 在韩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设置障碍的同时，东盟各国和中国却奋起直追，这些地区拥有比韩国更占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包括韩资在内的大量外资。这样，韩国的出口能力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和技术密集型部门，分别受到了来自东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来自美国、日本的技术优势的两面夹击。而韩国目前的对外依赖程度已高达40%，出口减少就导致了国际收支恶化和增长放慢。1996年由于全球需求不振，出口商品价格下降3%， 导致韩国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30.3%锐减到1996年的3.8%，经常项目赤字从1995 年的100.61亿美元锐增至237.2亿美元，而GDP增长率也下降到7.1%。 1997年更不必说，危机的爆发几乎导致韩国整个经济的崩溃。
在韩国实施外向型战略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长期以来韩国基本上采取了拒绝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对民族工业的适度保护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有害的。韩国一向以高储蓄率著称，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再高的国内储蓄率原则上说也是不够的，仍有必要借助外资的力量。但韩国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为了在与其他东亚国家争夺外资的竞争中取胜而盲目地取消吸引外资的限制，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引进的主要是国外短期资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观排斥，又使韩国的外债集中于短期债务，而巨额短期债务的积累，在韩国国内经济出现停滞时，就带来了国际债务偿还危机。因此可以说，这次韩国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片面排斥和拒绝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
三、儒家价值观难以继续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资本主义国家，儒家传统文化背景形成的价值观曾在一定程度上对韩国经济的起飞，“汉江奇迹”的出现起了积极的作用。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主张仁和，这些有利于企业组织内的团结和凝聚力的形成，与西方国家相比，韩国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更为谐调，职工更忠实于企业，更忠于职守，也更勤奋和卖力，因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儒家文化强调纲纪和秩序，使得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密切，为韩国政府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确实，在韩国经济起飞初期，儒家价值观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韩国，人们普遍重视教育，使韩国拥有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而多少年来韩国人在儒家价值观熏陶下养成的节俭的观念，也使韩国的国内储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的水平，这又有效地弥补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是，韩国这次金融危机也使韩国政经勾结、制度透明度低、法制不健全、家族式统治或经营等问题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而这些问题也与儒家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韩国政经勾结由来已久，虽然朴正熙几次严厉打击，但由于政府主导型经济使政府掌握了决定企业存亡的权力，因而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向政界实权人物提供所谓的政治资金。这种畸形体制导致大批政界资深人士背负污点，极易成为反对派攻击的对象。而一旦攻击的丑闻属实，则各派权力平衡就会被打破，余波就会给企业界带来很大的冲击，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1995年10月，韩国两位前总统被捕入狱，被指控接受巨额政治资金；大选期间揭露出来的前任总统金泳三之子的经济丑闻，都表明韩国政经勾结、缺乏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机制的弊病。政经勾结说到底也是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产物。在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下，韩国形成了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长期的集权统治必然产生政治腐败，从而成为危机的催化剂。儒家传统文化中重家庭、血缘、地缘等“关系”而轻法治的观念，虽然曾经对韩国经济起飞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它们越来越多地发挥出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本质上要求世界经济规则的一体化，而儒家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则显得有些僵化和不合时宜。特别是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儒家文化重家族、血缘、地缘“关系”的成分和“中庸”、保守的内涵，大大磨损了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竞争法则”和“制度创新意识”，从而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如果说儒家价值观在过去韩国以模仿为主的经济发展中创造了“奇迹”的话，那么在今天以创新为主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就会缺乏竞争力了。今天韩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停滞，与儒家价值观对市场经济的悖论不无关系。在继承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前提下，韩国人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调整和更新。表现在政府行为上，就要求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法制化的政府，使政府的职能有法可依，政府工作人员依法办事，同时政府的法律还要接受法律的监督，最终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人治走向法治，使政府的干预不仅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法律规范。
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曾经实实在在地创造了“汉江奇迹”，但恰恰是这些曾经支撑“奇迹”创造的战略和思想，成为导致韩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政府主导经济，使政府、财阀和银行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银行成为财阀间扩张的“人质”。“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了中小企业的难以生存和大财阀的无限扩张，大财阀扩张的结果则导致了高负债率进而破产和银行的不良债务，导致危机的发生。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够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资源对韩国经济起飞做出很大贡献。但这一战略取得成就必须有一定的外部条件，近年来外部条件的恶化使韩国出口下降，贸易赤字增加，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片面排斥外国直接投资更将韩国经济引到了危机的边缘。儒家传统文化有能够促进韩国经济发展的一面，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竞争的加剧，儒家价值观已经变得有些不合时宜。韩国经济的发展最终必须依靠法治和遵循经济规律。
传统的韩国经济模式已经终结。韩国只有在新的模式下，建立起“民主的自由市场体制”，实现经济正义，才能赢得经济的再次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