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枢纽”还是“帝国墓”?“大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机制分析_地缘政治论文

“亚欧枢纽”还是“帝国坟墓”?——“大中亚”地带地缘政治机理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亚欧论文,地缘论文,帝国论文,机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4-0132-06

       本文所使用的“大中亚”地带这个概念在地理上包括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中国新疆三大部分。将新疆划入“大中亚”地带的范围内则可以突显中国的中亚国家身份,作为中亚国家的一员,中国自然有理由参与中亚事务。

       一、亚欧枢纽、权力黑洞、帝国极限、帝国坟墓:成因分析与反思

       1.亚欧枢纽。从地理上看,“大中亚”地带位于东亚、南亚、西亚、北亚和东欧之间的中心位置,其间的通行条件相对优越。而它周围的这些区域往往是世界上的主要文明体和财富中心,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等。从当代国际政治角度来看,“大中亚”地带的周围既有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政治军事强国,又聚集着亚欧大陆上的三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还有世界的油库中东地区。除此之外,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区域能够同时邻近如此众多的重要国际行为体,因此可以说“中亚处在世界大国战略利益交汇处”;另外,这一地带可谓是攻防兼备,在进攻上,该地带拥有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上的各个国家的距离优势和多线优势;在防御上,该地带远离海洋且它的河流多为内流河,海权势力难以深入进去;同时,“大中亚”地带还富集着大量的油气等战略资源。

       1904年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H.J.Mackinder)发表长文《历史的地理枢纽》,麦金德以历史经验为立论根据,描述了一个绵延近两千年的游牧势力的扩张史——从匈奴人到突厥人,从蒙古帝国再到帖木儿帝国,这些曾经屡次征服亚欧大陆上的几个主要文明中心的游牧势力正是通过“大中亚”地带这个枢纽来完成的。

       本文认为“大中亚”地带在地理和资源上有作为枢纽地带的客观条件,但这条件提供的仅仅是种可能性,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政治势力通过“大中亚”地带建立起持久稳定的世界霸权。麦金德的理论只是着重揭示了“大中亚”作为枢纽地带的一个潜质,而忽视了它在近现代条件下的更多的可能性。另外,在麦金德的话语体系中,运用枢纽地带的方式和目标也存在着问题——其方式是武力控制、强权统治,其目标在于实施地缘政治扩张、争夺排他性的世界霸权。很显然,这种方式和目标已经与当代国际政治的主题格格不入,而且在海陆两极格局中也必然会遭到另一方的坚决反对,并最终走向失败。在古代社会,这种过大的目标也是当时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所无法支撑的,即使夺取了它也难以实现长久有效的统治,一旦强人离去,其庞大的帝国也将随之分崩离析。

       2.权力黑洞。权力黑洞是“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政治机理在历史中的另一个表象。历史上“大中亚”地带发挥其“权力黑洞”而引发的强国间激烈的权力斗争有三次高潮:(1)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汉帝国与匈奴的旷日持久的斗争。(2)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8世纪,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吐蕃对该区域领导权的激烈争夺。(3)拿破仑战争之后,亚洲大陆海陆两极格局形成,海权强国英国/美国与陆权强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在该地带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在前期是英俄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大游戏”,在后期则是美苏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迅速独立,又有不少人预言“大中亚”地带将再一次发挥“权力黑洞”的特性而将世界上及其周围的几个主要政治势力吸引进去,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军进驻该地带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种预见。归纳国内外学界的研究,可以发现造成该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三:(1)中亚国家政体不稳定而导致其内部政治动荡,从而吸引和诱使其他强国的介入。(2)“权力真空”导致了“权力黑洞”——原有强国的撤出激发了其他强国的战略抱负。(3)中亚地区的枢纽位置和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储备引起了其他强国的觊觎。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大中亚”地带并不必然是“权力黑洞”,它作为“权力黑洞”有其特定的条件。本文认为在当代新形势下,“大中亚”地带的黑洞特性是否会重新发挥、“大中亚”地带上的激烈竞争和零和博弈是否会重新上演仍难下结论。这是因为首先如前文所述,“权力黑洞”并不是确然的规律,也不具有必然性,它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的现象。其次,这些条件应当包括以下几点:(1)体系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强国同时兴起,且有意于区域领导权的争夺。如汉匈二元格局、唐吐阿三元格局和海陆二元格局下激烈的权力角逐。(2)该地带关系到这些强国的攸关性利益。在近代海陆两极结构中,“大中亚”地带直接关系到英国的殖民体系中枢——印度的安全,因此英国会对俄罗斯在“大中亚”地带上的一举一动格外敏感,甚至会反应过度。冷战期间,由于这一地带与世界石油的富集区波斯湾相近,因而它与美国的重大利益相挂钩,基于此,美国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它实施了格外严厉的反制。但就当代而论,海权强国美国的安全并不依赖于该地带的稳定,而且它正在坚定地实施收缩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国内的页岩气革命也大幅度地降低了它对中东地区关注度。而陆权强国俄罗斯目前国力较为虚弱,乌克兰乱局又将耗费它大量的资源和注意力。因此可以认为海陆两极格局正在“大中亚”地带消失,一个强国正在撤离,另一个强国还难以兴起,“大中亚”地带目前不具备作为“权力黑洞”的条件。最后,历史上各强国进入该地带的方式往往是排他性的武力推进,这种方式自然就有着某种激化作用。而如果以和平、合作、开放的方式来向“大中亚”地带推进是否也会引发强国间的竞争与对抗呢?这或许并不一定。

       3.帝国极限。翻开世界历史地图不难发现一个似有规律性的现象,即崛起于西方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塞尔柱突厥帝国等这些盛极一时的势力总是在东经70度附近停下其东扩的势头。而兴起于东方的汉帝国、唐帝国和清帝国在全盛时期的西部疆域也基本上划定在了东经70度附近。在近代英俄“大游戏”中,双方的地缘政治扩张也都停在了北纬37度上下。似乎东经70度和北纬37度所经过的“大中亚”地带成了历史上东西方强国势力所能达到的极限。面对这个极限,如果一国采取守成战略,及时收缩其势力,则可以保障既得的成果。然而一国如果继续采取冒进战略,则有可能在该地带遭受重大失败,甚至危及其国内政权的稳定,在这个过程中,“帝国极限”将升级为“帝国坟墓”。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成为“帝国极限”呢?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1)自然条件严酷的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往往是难以克服的地理障碍。(2)“大中亚”地带与这些势力的中心相距遥远,其间又由于沙漠戈壁的存在,建立良好的基地和补给站难度较大,这种距离上的长度足以消释力的强度。(3)“大中亚”地带在一定条件下会发挥“权力黑洞”的作用,由此形成激烈的权力竞争和对抗,在此形势下一国的行动必然会受到他国的制约,因而这里往往会成为其国力扩展的极限。

       然而,“帝国极限”并不是地缘政治铁律,毕竟从匈奴到蒙古帝国,这些北亚—蒙古高原的游牧势力正是通过“大中亚”地带的枢纽性实现了它们在亚欧大陆上的全局性扩张,对于它们而言,“大中亚”地带不是极限,而是枢纽和走廊。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大中亚”地带也没有成为苏联的极限,苏联越过海权势力在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上设置的遏制链,将其势力扩展到越南、印度、非洲和加勒比海,最终进军大洋而一时成为全球性强国。因此,“帝国极限”不具有必然性,“大中亚”地带是不是“极限”还与一国的国力大小和社会的稳定性以及它具体的战略实施步骤和方式有关,而当代交通联络技术的提高也极大地降低了“帝国极限”出现的可能性。

       4.帝国坟墓。美国前中情局官员弥尔顿·比尔登(Milton Bearden)在2001年撰文明确提出阿富汗是“帝国坟墓”,他以英国两次入侵阿富汗和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失败告诫正在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美国政府,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外来侵略者在阿富汗拥立一个不受欢迎的新统治者是激起民众坚决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导致“帝国坟墓”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2009年他在《奥巴马的战争》一文中仍然坚称阿富汗是“帝国坟墓”,而彪悍的普什图部落民和复杂的山地高原地形也是历史上众多强大的帝国在此纷纷跌倒的重要原因。相对于比尔登的观点,本文认为“帝国坟墓”的出现是“大中亚”地带一系列的地缘政治特点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它具有枢纽性,所以一些强国可能会被吸引进去,这样就将形成激烈的权力竞争和对抗,这种局面成为某些强国继续推进的障碍。某一强国不自量力地继续推进,直到进入该地带最远处的阿富汗地区。在此,一方面由于距离过于漫长,其国力到达该地区时已是强弩之末;另一方面,这种远距离的国力推进也必然会耗费其巨大的国内资源,从而引起其内部的紧张与不稳定。在这两种结果的合力下,阿富汗往往就成了“帝国坟墓”。

       但是,“帝国坟墓”也不具有必然性。首先,历史上以武力进入“大中亚”地带的外来势力有很多,阿富汗并没有成为它们中多数的“坟墓”,相反这些势力往往能建立起长久稳定的统治,如贵霜帝国等。甚至阿富汗还是千百年来游牧势力南下印度次大陆的通道,它们鲜有在阿富汗遭遇重大挫败。其次,即使是在近现代史上英国、苏联,甚至是美国这些强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都遭到了大小不等的失败,但这并不能认为是在阿富汗的失败导致了这些强国走向衰落。如苏联在十年阿富汗战争中仅损失约1.5万人,耗费约600亿卢布,这对于一个超级大国而言并不能算是太大的损失,苏联走向衰落和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它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原因。最后,比尔登在论证阿富汗是“帝国坟墓”时只是列举了那些以武力干涉阿富汗内政、甚至随意更换其领导人的强国霸权行为。但是如果一国在尊重阿富汗主权及其人民的意愿的前提下,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进入阿富汗,其结果或许将大为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政治机理可以这样概括:“大中亚”地带客观上具有枢纽性,这一枢纽性可能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国可以通过它来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和制约(如事关一国社会经济安全和发展的资源能源与战略空间等问题),进而崛起为全球性强国;它也可能成为“权力黑洞”而将世界上的诸多强国势力吸引进来,从而在此形成高强度的权力角逐与对抗。于是这种局面又使“大中亚”地带变成强国国力扩展的极限,一方面这种权力竞争将使一些强国在国力扩展中面对极强大的阻力与反制;另一方面,这种高成本、低收益的竞争又将消耗其大量国力。面对这个极限,一国如果能够及时采取守成战略而从中抽身,则或许可以保存国力来等待下次机会。反之,则“帝国极限”将很有可能变成“帝国坟墓”。(参见表1)而“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政治机理将发挥哪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条件、一国的国力大小和战略实施方式以及体系结构和具体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世界主要强国的内政外交形势。

      

       表1 “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政治要理

       二、“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机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首先,当前的国际形势对于中国实施西向战略非常有利。这是因为:(1)不像以前的英国因为印度而在“大中亚”地带有着攸关性利益,美国本身在“大中亚”地带没有攸关性利益。随着美国战略的调整,亚太和国内将是其关注的重心。2014年5月奥巴马总统也已经明确公布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可以说海权势力正在从“大中亚”地带上消失。(2)尽管独联体国家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项,俄罗斯在中亚也有着重大利益,而中亚国家,尤其是中亚首强哈萨克斯坦也视与俄罗斯的合作具有首要意义。但是一方面俄罗斯的国力目前仍相对虚弱,另一方面对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的力量在西方,且乌克兰乱局也将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吸引俄罗斯大量的注意力和战略资源。(3)中俄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阶段,双方在中亚问题上也有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协商平台,而且面对当前西方联盟的压力,俄罗斯也需要在外交和经济等方面取得中国的支持。因此可以认为当前陆权力量尚无力在中亚发动新一轮的权力角逐,而且对中国而言,暂时或许也无此意愿。从国际形势的这几点新变化来看,“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政治机理中的“权力黑洞”即便发挥作用也不会形成类似于英俄“大游戏”或美苏冷战那样高强度的权力竞争和对抗。

       其次,中国的国力和现代技术条件在客观上也足以保障中国能够充分运用“大中亚”地带的枢纽性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就中国目前的国力而言,中国是亚欧大陆上的第一大经济体,GDP是俄罗斯的4.4倍,印度的4.9倍,中亚五国之和的27倍,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产能过剩,因此在经济方面中国既有动力也有实力实施西向战略。另一方面,中国是传统的陆权强国,常规兵力居于亚欧大陆诸国之首,在核力量方面也拥有着显著优势,所以中国在实施该战略上还有着坚强的保障;就技术条件而论,近代以来的历次科技革命带来了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飞跃性发展,火车、飞机和高铁的普及极大地克服了因空间距离而产生的政治阻力,特别是已经建成的兰新高铁,它不仅拉近了中国内地与新疆的距离,还拉近了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距离,因距离而出现的“帝国极限”或将不复存在。

       最后,本文认为决定战略成败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战略方式的选择。在战略实施方式上,中国西向中亚地区的战略既应着眼于发挥它的地缘枢纽性,还需避免引发它的另外三个消极特性的出现,后者正是前者的条件。就前者而论,发挥它的枢纽性的意义在于进一步保障稳定的资源能源供应、打造安全可靠的周边战略依托、扩大更广阔的西向战略空间;就后者而论,为了不使“大中亚”地带变成“权力黑洞”或“帝国极限”,中国的西向战略应以和平、合作、开放、共赢为原则,以经济建设与合作为主要方式,兼容更多的国家参与,兼顾中亚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与利益。目前中亚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和中心任务仍是发展经济,这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大战略是一致的,因此通过经济建设与合作可以把中国与多数中亚国家联系在一起。作为区域内第一经济大国,中国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既有诉求,也有优势。综合这两个方面的考虑,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谓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最佳方式(参见表2)。在路径选择上,中国的西向战略应由内而外、由内变带动外变,通过内部的变革与发展来吸引中亚国家主动、自愿地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但目前中国还缺少一个这样有巨大吸引力的前沿平台。此外,为了不使该地带发挥其极限性,中国在自身建设方面还应打造一个在空间上毗邻中亚国家的战略前沿以克服中国核心地区远在东部的不利形势,这个前沿应是中国在亚洲腹地的经济中心和增长极,不仅能够对中亚国家产生吸引力,而且能够提供用以维持中国实施西向战略的大部分资源与动力,同时借助于空间优势还能对中亚地区发挥更大的辐射力(参见表3)。从这两点来看,中国新疆地区可谓是最优越的前沿平台和基地,但新疆还需要发展成为该区域的经济中心才能发挥出它的地缘优势。基于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同时还须推动新疆城镇群崛起,它们是中国西向战略的两个支轴。

      

       表2 “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政治机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逻辑关系

      

       表3 “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政治机理与新疆城镇群崛起的逻辑关系

       新疆作为“大中亚”地带的一部分也具有枢纽性,它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八个国家相连,是东亚、南亚、中亚与北亚之间的枢纽,因此实现新疆自身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也即是对“大中亚”地带枢纽性的开发与运用。通过这个枢纽,中国将能更好地整合运用相关区域的资源,并扩大自身在这些区域的影响。而这又是中国在其国土内部以自身变革来完成的,其他域外强国没有理由对此进行反制,所以大国竞争和“权力黑洞”也就难以出现。另外,以城镇群崛起来推动新疆成为“大中亚”地带上的经济中心和增长极,一方面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这个巨大的资源和动力供应中心可以克服由于空间距离而产生的国力制约,这种邻近优势将使“大中亚”地带上的其他区域从极限变为前沿,而中国西向的辐射力亦将增强。另一方面,新疆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将对毗邻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其中的一些国家自觉深化与中国的关系,相对于强制性权力,这种吸引性权力更能够消释这些中亚国家对中国西向战略的防范与排斥心理。这样,“大中亚”地带发挥其极限性的内部因素也就不存在了。

       就新疆城镇群崛起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二者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是中国西向的门户和基地,如果新疆的经济增长乏力,则就意味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根基不稳,新疆的发展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振兴的基础;另一方面,新疆自古以来,闭关则衰,开放则兴,这是两千多年来古丝绸之路荣辱兴衰所验证的不争之实,可以说,走外向型经济道路是新疆经济起飞的不二法门。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有助于带动新疆的经济增长,从而推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这两者的结合既有助于中国实现本国的战略目标,又能推动相关国家的发展而不使其产生排斥与防范心理,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释海陆强国的疑虑,从而有效地运用“大中亚”地带的枢纽性。

       三、总结

       目前国内外学界在“大中亚”地带的地缘政治规律和定位上有着四种不同的认识,它们可以概括为“枢纽论”、“黑洞论”、“极限论”和“坟墓论”。本文运用历史案例法,在分析和比较中对这四种论点的确定性及其发生条件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这四种论点只是描述了“大中亚”地带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出的若干地缘政治特点,它们只具有可能性,不具有必然性。但是,这四个地缘政治特点和现象之间却存在着一个逻辑链条,——“大中亚”地带客观上具有枢纽性,这一枢纽性可能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目前的技术条件、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力有利于中国发挥该地带的地缘枢纽性以实现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在战略实施方式上中国应当以和平、合作、开放、共赢为原则,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的精神与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的精神结合起来,推动新疆城镇群崛起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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