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新时期民族工作中的若干关系（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正确处理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正确处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反差
解放后，广大的民族地区一步从前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若干个阶段跨越，大部分民族地区生产力也随之得到提高，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全国民族自治地方，1993年比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549.33%，农业总产值增长558.6%，工业总产值增长7634.04%，粮食总产量增长272.56%，棉花总产量增长3479.29%，油料总产量增长515.90%，大牲畜年末头数增长208.52%，生猪年末头数增长491.78%，原油产量增长31429.07%，钢产量增长699444.64%，发电量增长124046.85%，铁路营运里程增长369.45%，公路通车里程增长1066.3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46.22%。虽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全国，尤其是与先进地区比较，无论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还是总量，均有很大的差距，但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却是民族地区千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其经济增长总量甚至超过了历史的总和。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就足以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功不可没。但在一连串可喜的经济增长数字背后也潜伏着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问题日益突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果对这对矛盾不给予重视并正确处理，就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后劲，使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战略在民族地区难以贯彻。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通过我多年的调查以及所掌握的数字来看，民族地区的这对矛盾远比先进地区突出得多：
第一，从经济发展与教育来看，在解放前，很多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微乎其微，尤其是具有汉语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如：傈僳族、拉祜族、佤族、怒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解放前仍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除少部份土司头人接受一定的本民族文化教育和一些汉文化教育外，其他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很少。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族教育，对民族教育进行了巨大的投入，目前，各民族都有了各种层次的人才。在进行教育投资的同时，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也极为重视，给予了更多的人、财、物的投入。与解放前相比，各民族地区都建立起了加工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建筑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多种行业，整个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部门开始运行，民族地区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矛盾日益突出。按照世界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所走过的路子看，经济要发展，教育必须先行，但在民族地区，尽管国家进行了很大的投资，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具体表现在民族地区企业生产规模难以扩大，技术进步缓慢，经济发展上不了档次；国家扶贫资金也难转化为生产资金，造血功能极差；丰富的资源与低下的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相联系，利益大量流失等等，这些都与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差有关。民族地区要脱贫、要发展，必须实行教育先行的政策。目前，民族地区的教育质和量都存在着许多问题。
在全国大多数少数民族接受的教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少数几个少数民族接受的教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993年，全国少数民族专任教师占全国专任教师总数的百分比，普通高校是5%，中等技术学校是5.7%，中等师范学校是9%，普通中学是6.4%，职业中学是5.3%，小学是8.6%，除中等师范外，其它都低于少数民族占全国9%的人口比重。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占全国在校学生的比重，普通高校是6.4%，中等技术学校是6.8%，中等师范学校是10.6%，普通中学是6.6%，职业中学是5.1%，除中等师范外，其它学历的人口比重都低于占总人口的比重。从每千人口拥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看，大多数少数民族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全国56个民族中，每千人拥有大学本科生的人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38个民族，其中低于千分之一的民族有彝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东乡族、景颇族、布朗族、德昂族、珞巴族；全国每千人中拥有中专生15.29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民族有28个，其中每千人低于10人的有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瑶族、哈尼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景颇族、布朗族、撒拉族、仡佬族、阿昌族、德昂族；全国每千人中拥有高中生64.22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41个民族，其中低于10人的有藏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布朗族、德昂族、门巴族、珞巴族；全国每千人中拥有初中生232.98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46个民族，其中低于100人的有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景颇族、布朗族、撒拉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德昂族、保安族、独龙族、门巴族、珞巴族。
从对上述数字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大多数少数民族所受的文化教育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少部份少数民族外，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都较低，其中最低的又集中在西部，西部又以云南为最多；二是文化素质较低的民族，解放前社会发育层次都较低，现在大多又处在自然环境较恶劣、居住分散、交通十分闭塞的地方。这部分地区的学校教育十分艰难，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要脱贫致富，最根本的在于教育，没有教育的先行，这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就不可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要素，也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就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奔小康；三是基础教育普遍落后。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现在的初等教育将是21世纪高级人才的摇篮。基础教育差，就不可能为各民族提供越来越多的高级人才，就会影响各民族在21世纪走向繁荣、富强。
第二，从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来看，民族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同步进行的。长期以来，除了对教育进行了较大的投入外，民族地区对精神文明方面存在着投入不足和引导不力两方面的问题。民族地区在我国有着特殊性，由于长期自然、社会、历史的作用，各民族都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随着经济的发展，外部商品经济的冲击，有些民族的优秀文化没有能够保持下来，而有些外来的和历史上传下来的不良文化却漫延开来，而外来的先进的精神文化却又很少被接受下来。例如，在一些民族地区，由于十年“文革”的浩劫，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失去了；有的封建迷信活动与宗教活动混为一体，影响了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正常的生活；有的民族不能正确地处理生产积累与生活消费的关系，一方面贫困，一方面浪费又很大；有的民族地区学校破烂不堪，寺庙却盖得十分漂亮；有些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质量没得到改善和提高，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文明建设。上述这些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不相吻合的，也是我们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后果。在边远深山区，几十年来，有关文化建设的投资几乎为零；在一些刚刚富裕起来的村寨赌博成风，舞厅的建设超过了经济的发展水平，录像室遍布大街小巷，其中有相当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流行其间，毒化了社会风气；一些境外不健康的精神毒品，也乘虚而入，浸蚀着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内地一度被消灭掉的丑恶现象，近年来也开始向民族地区漫延。
从长远来看，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成功。
第三，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基础设施来看，民族地区经济虽然在解放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社会基础设施却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成了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解放前，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社会基础设施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成比例，面子工程搞了不少，人、财、物主要是放在兴办工业企业上，其结果在很多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相当一部分企业办垮了；一部分效益不好；一部分现在虽然尚属盈利企业，但生产难以上规模，新产品难以开发，质量难以提高，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被挤出市场的危险。其实这些都与社会基础设施的制约有很大的关系。
民族地区社会基础设施的落后，一方面是由于底子薄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与发达地区相比，投入太少。现在民族地区以单位人口所拥有的公路、铁路、通讯、医院、科研机构、文化娱乐场所、大众传播媒体等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越是发达的地方，其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就越完善，越是落后地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就越薄弱。例如，在云南，127个县中有国家级贫困县73个，其中51个县属民族自治地方，在“七五”、“八五”期间，国家在民族贫困地区的国有资产投资每年人均仅有10元左右。目前，仅文山、怒江、迪庆3个州就还有487个村（办）不通公路，473个村（办）不通电，分别占村（办）922个的51.8%和51.3%。部分民族贫困地区现有耕地面积中，有效灌溉面积仅占26%，比全省低17个百分点，人均水田仅0.3亩左右。这样的社会基础设施是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
在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劳动力、土地、矿产、森林资源，有些资源在世界上也是极其宝贵的，国内外市场看好，但由于民族地区交通、通讯、能源、文化、卫生以及社会服务功能不完善等原因，制约了资源的开发利用，国内外资金不敢涉足；国家投入由于需配套资金太多，无力进行开发；民族地区本身就更没有能力开发，只能守着财宝讨饭吃。
第四，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来看，突出地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激烈。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践看，越是落后的地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越大。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最有优势的生产要素是自然资源，除此之外均为劣势。要发展经济最直接的就是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但往往由于规模效益差、开发技术落后、产业链难以延伸等种种因素，大量的利益向发达地区深加工企业转移。由于利益太少，民族地区对大自然的弥补能力就小，大多数情况对大自然不做任何补偿。长期的索取，使民族地区经济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也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得不偿失。例如，解放以来，民族地区是我国木材的主要产地，由于长期的砍伐，大多数民族地区目前已面临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的威胁，在全国有六分之一的国土成了沙漠，三分之一的国土受沙漠威胁，这又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以云南为例，云南94%的土地面积是山区，72%的耕地面积在山区，70%的人口在山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居住在山区，60%的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60%的地区靠天吃饭，大于25°的山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9.3%。在1950年，云南森林覆盖率是50%，现在只有24.4%，因为木材的砍伐，产生的灾害达178次，占生态破坏型灾害的63%。解放以来，云南向全国提供了数以几十万立方的木材、数亿吨矿石、千百万担烟叶、橡胶、糖等产品，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利润，仅“六五”期间，就超过100亿元，在“八五”期间，又向国家上缴的利税达数百亿元，在木材工业、烟草工业、磷矿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等发展的同时，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现在，云南有550万人、285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水土流失面积达到14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38%；有55万人失去了生存条件，亟待搬迁；许多中小城镇和江河、湖泊也面临着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
第五，从经济发展与人的思想观念来看，民族地区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目前，民族地区人的思想观念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着许多偏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市场经济的灵魂在于竞争，通过有效的竞争，使生产要素得到合理的配置。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企业将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企业技术含量，开发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为了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国家必须为市场经济提供一系列法律保障，以保护竞争者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因此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民族地区由于长期的高度计划经济，对市场竞争的严酷性和规律往往认识不足，一些民族地区至今仍还一味地要求在高度计划体制中才能存在的一些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发生了抵触，如：减税免税政策、税前还贷政策、贷款优惠政策、对一些竞争性企业提供低于市场价的物资供应等等。有些照顾政策从长远看，对民族地区是没有好处的，将来的企业要生存就必须有竞争能力，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优惠政策越多，对地方发展越没利，它不能推动技术进步、人才成长、观念更新，是一种保护落后的行为，对社会的发展极为不利。对民族地区短时间的照顾十分必要，是为了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条件，也是为了培植新的生产力，但决不能躺在国家长期照顾的温床上，否则就会丧失民族的上进心，人为地降低民族素质。
二是对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缺乏主动性，依赖思想严重。由于大多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较低，大多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解放后又由于长期实行高度计划经济，习惯了对国家的依赖，目前一些落后的民族地区仍处于原始与传统并存的农业社会，在与全国同一经济系统中，面对日益社会化的大生产和正在形成的全国统一市场，经济发展十分被动，同时也十分茫然，重生产、轻市场的思想一时难以转变过来，生产中出现问题找政府的多，自己想办法的少。
三是畏难情绪大、自悲感强。长期的贫穷落后，使一些民族地区自信心不足，畏难情绪很大，总觉得自己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不能抓住有利时机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参与市场竞争，存在着严重的“等、靠、要”思想，面对全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一些民族地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要特殊的照顾政策上，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思想不够。民族贫困地区经济要发展，离开国家特殊的扶持政策不行，但同时没有自己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不行的。
（二）造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主要原因
造成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主要原因有：
1、先天不足
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分布在西部地区，而又集中于西部自然环境较恶劣的地区，或是边境一线，这些地区在历史上就很少有投入，基本上没有大的历史发展机遇，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地区处于封建农奴社会、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只有少部分地区进入到封建地主经济形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落后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但其内部又是不平衡的，城镇坝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高于民族较集中的山区、边境一线，这是因为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积累的财富基本上向该地自然环境好，社会基础条件较完备的坝区聚集。历史上许多土司头人、地主等搜括的钱财往往用于在城镇购置土地、房产，或是在城镇用于奢侈生活，民族中的优秀人才也往往流向城镇坝区和条件较好的外地。民族地区的城镇坝区基本上都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中心。民族地区的城镇坝区一般不是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在民族八省区中，大部分大中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都低于该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重。近代，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影响，一些民族地区在外来商品经济刺激下，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文化教育的沉淀少，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脱节，加上解放后，我们对经济的相对重视，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反差日益强烈。
2、经济结构不合理
从民族地区内部看，大多数经济结构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层次较低，且不合理。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中，民族地区的农业占很大的比重，现在虽然部分民族地区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工业产值的比重仍很低，且原料工业所占比重较大，加工工业的比重较小，基础产业十分不足，以运定产，以电定产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虽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农业生产经营结构单一，综合利用率低，产值较低，专业化生产薄弱，农业商品率也较低，为其它行业和社会事业所提供的农产品极其有限，尤其在云南这样的民族落后省区，全省有17个地州市，其中有11个和半数以上的县粮食不能自求平衡，在缺粮的县中民族地区的比重较大。总的来说，在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一、二、三产业的结构层次是较低的，大多是第一产业过重，第二产业过轻，第三产业发展滞缓。
从全国的产业布局来看，由于民族地区较之非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人口素质差、社会基础设施薄弱，但拥有占全国最多的资源，根据这些特点，国家在“一五”至“六五”期间，对民族地区的投资超过了历史上的总和，其比重也超过了东部地区，但主要是投放在资源开发项目上，民族地区成了东部地区的资源基地，而深加工主要布局在基础条件好的沿海和内地。这样民族地区的工业产值增加了，但工业产业结构十分单一，对其它产业的带动很微小。再由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价格与价值严重脱节，原材料的价格远低于价值，大量的利益流向了基础较好的深加工地区，民族地区无力对由于资源的开发引起的环境恶化进行补偿，同时也无力对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进行投入。这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能同步进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3、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民族地区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方式，无论在农业生产方面，还是在工业生产方面，都广泛存在。
从农业方面看，在广大的民族地区，现在仍存在着多层次的农业生产力，较发达的民族地区大多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渡时期；大部分民族地区则仍处于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中；而西部一部分较落后的民族地区，则处于刀耕火种原始耕作方式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存的农业社会中。
现代农业是以企业化、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电子化为主要特征的一种高效益农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刀耕火种为特征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往往依靠采摘狩猎等来补充农业生产的不足。这种生产方式是极其粗放原始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往往只有刀和锄，通过大面积的烧荒、点种进行耕作，不施用任何肥料和采取任何田间管理，轮歇耕作。这种生产方式造成大面积的生态环境破坏，换取的只是微薄的农业收成，其破坏性是十分大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是十分粗放的，其特征也是生产工具十分简陋，但使用了部分牲畜和农家肥，耕作技术十分原始，除房前屋后园圃地有少许的田间管理外，其它田间管理几乎为零，籽种、肥料，耕作技术基本上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多少年不变的老一套，十分简单，农业的增长同样是靠扩大种植面积获得，并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结构单一，生产率极低，基本上不能为工业等其它行业提供剩余，同时也不能为自身的发展积累资金和提供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合格人才。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向大自然做更多的索取。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只能对大自然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在我国，越是落后的地区，原始的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所占的比重就越高，如云南的大多数高寒山区、交通偏僻地区、边境地区就是这样，其中迪庆、怒江、文山等民族贫困地区更为突出。
从工业来看，解放前大多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在一些民族贫困地区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解放后，国家对民族地区工业的投资主要是原料型的，这些原料工业的发展，其资金的有机结构与技术结构都较低，大多数行业的技术、管理、经营水平都落后于目前国内同行业的水平，有的只相当于国内五、六十年代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地区的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十分迅速，但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的限制，所建的企业基本上仍是原料型的，且起点较低，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方式起主导作用。即使是深加工企业，粗放型经营的特征也是十分显著的，从每单位工业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来说，就可说明这点。从199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看，在重工业中，每亿元工业总产值能源消费量全国平均是4.23万吨标准煤，民族八省区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是7.81万吨，贵州是8.59万吨，云南是5.63万吨，青海是7.01万吨，宁夏是8.20万吨，新疆是7.43万吨，广西好点，略高于全国水平，是4.29万吨（缺西藏数字）。在云南省内部，也呈这样的状况，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每单位工业产值中的物耗越低，民族贫困地区基本都较高。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在我国越是落后的地区，每单位工业产值消耗的能源就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低，经济的增长基本上是靠外部投入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经营来支持的。这种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为了获得高的经济效益，只有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必然导致资源环境更大的破坏，以及经济效益差，缺乏竞争能力，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弱等一系列负效应。
4、政策失误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反差日益强烈，与建国以来长期的政策误导息息相关。无论国家的宏观政策，还是民族地区自己制定的地方政策，很少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全面考虑进去。十年“文革”对经济和文化造成巨大破坏，经济濒于崩溃，文化倒退，社会发展处于停滞或倒退之中。在其余大多数年代，虽然强调经济发展，但把追求产值、速度作为重中之重，而对经济发展中的效益、质量、发展后劲等问题却很少给予关注，如：污染问题、社会资源浪费问题、社会风气问题、治安问题等等，并认为这些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需等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才能来治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尤其是一些民族地区，治理不力，已经造成一部份人口生存发生困难，一部分自然环境将永久不可修补。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以及一些社会公共事业，文件发的不少，口头上说的也多，但落在实处的却很少。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投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在发展中国家中还低于印度、朝鲜、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去前年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引起了党中央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采取了一些硬措施才得以解决。科技的投入就更少，尤其是对社会科学的投入少，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占人口的比重在世界上是几个末位国家之一，同时社会科学科研经费也少得可怜，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人均每年只有二、三百元，不能满足正常的科研需要。
另外，我们对干部的考核方面也存在着严重失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总量指标，似乎是“要当好县长，经济要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不上去，县长就当不好，当不长。考核县长的重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就是生产总值和经济发展速度，为了使生产总值和经济速度上去，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和社会其它方面的建设为代价去换取。
5、短视行为
抓经济可以立竿见影，而社会发展是综合的，在短时间内难以见到成效，有些成效是间接反映出来的，如：教育、基础研究、文化等等。目前，越是落后的民族地区，重经济轻社会发展的短视行为越是突出。很多落后的民族地区，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改革开放以后，急于发展经济，在资金、人才、技术、管理、基础设施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发展，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发展后，也很少考虑到对资源环境进行弥补和治理，而是再办企业，扩大对资源的索取，对社会发展的投入很少，其结果，一方面造成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产生了“瓶颈”制约；一方面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引起一系列负效应，最终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云南许多民族贫困地区，由于资源开发不当造成生存条件恶化的例子，举不胜举，现在有55万生存条件困难的人，其中一部分就是由于上述短视行为造成的。
（三）正确处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与建议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和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与现实的契机，但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落后地区，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做起：
第一，要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成了无水之源，但社会是经济发展赖以生存的环境，没有社会发展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长久。经济发展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发展是手段，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是最终目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矛盾的激化给人类带来的教训是很多的。无论是西方发达的现代工业国家，还是二战后许多力图“西化”的非西方国家，均曾以经济发展、财富积累为唯一目标，结果造成了两极分化、社会动荡、价值失落、文化断裂、环境恶化、治安恶劣，有的甚至演化为民族分裂、引发战争等，从而影响和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等社会发展诸因素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现阶段，在云南，越是落后的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矛盾越是突出，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破坏成正比例发展，这也是从反面说明社会诸因素对民族落后地区的制约。在广大的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滞后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要从现在起就对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给予真正的重视，在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把社会发展同时考虑进去。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四小龙”曾有一些可贵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走集约化生产经营的道路。
在我国，尤其是民族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反差日益扩大的同时，经济的发展由于是建立在粗放的生产经营上，资源浪费大，综合利用率低，能源消耗高、经济效益差、质量低的问题长期存在，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拼资源、拼投入来获得，不仅不能与社会相协调发展，而且对社会的发展极其有害。在民族地区，尤其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虽然丰富，但同时自然生态环境也极其脆弱，再靠粗放的生产经营获得经济发展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同时这种发展也是不能持久的。目前，党中央已经把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民族地区一定要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走以科技为依托的路子，依靠集约化经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使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第三，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在我国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向发达地区提供的工农业原料。无论是工业原料，还是农业原料，基本上均来源于大自然。原料的生产对自然的负效应是十分大的，而且我国原料的价格将长期处于比较价格偏低的状况，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更大的改变。在发达国家，一般说来，农产品的最终价格有70——80%来自农产品的加工领域和流通领域，工业最终产品的价格却多倍于原料的价格。因此，民族地区要谋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第四，加大向民族教育倾斜的力度。
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实际上是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没有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二者必须相互协调发展，但发展如果缺少了高素质的人口群则是不可能实现的。民族地区，尤其落后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最终缺乏的是人才和具有一定素质的人口群。少量的人才不可能支撑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在云南的许多民族落后地区足以能够得到证实。民族地区要获得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提高人口的总体素质，这样才会出较高级的人才，才能与全国一道走科技兴国，科技振兴民族经济的路子，否则民族地区难以在市场经济中立足，难以摆脱贫穷落后。因此，只有继续加大对民族教育的投入，把对民族的文化教育、技能教育的投入放在所有投入的第一位，提高总人口素质，最终才可能使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
第五，要把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我国民族地区人口的增长是全国最快的，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是逐年增加的。解放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生活水平却不是同步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在云南的许多地区，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经济与自然的承载能力。要使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就要把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经济的发展，就会造成人口、经济、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突出，使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陷入恶性循环。民族地区的人口控制，既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六，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经济相联系。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更加注重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关系到民族地区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当今环境问题已为全世界所关注。在发达国家和我国一些发达城市，一些污染大的企业纷纷被迫关闭，有些被搬迁。我国还将出台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将越来越严厉。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一些对环境污染大的企业将向不发达地区转移。民族地区决不能因为急于发展经济而引进对生态环境破坏大的企业，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得不偿失。同时，民族地区自己搞建设，也要正视生态环境脆弱这一现实，在发展经济中必须把保护环境考虑进去，对环境破坏大的项目宁可不建。
第七，要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事业相联系。
发展现代工农业必须要有一定的投资环境相配套，其中一定的社会基础设施和一定的社会公共事业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民族地区虽然建立了一些企业，但由于社会基础设施的限制，公共事业落后，企业不得不承担起不应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使企业负担加重，效益不好。由于上述两个条件的限制，企业难以扩大生产规模，或是由于能源的限制，或是因为交通运力不足，在引进资金、技术方面，也是由于上述因素，资金、技术不但引不进来，内部资金反而纷纷外流。因此，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要不失时机地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和对社会公共事业进行较大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尽管资源十分丰富，并制定了许多地方性的招商引资政策，但外资就是不进入，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落后，影响了投资环境。所以说，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落后，不仅会影响现有的经济发展，而且还进一步制约着将来经济的发展，只有对其进行改善才可能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第八，要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指标联系起来考核干部。
形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强烈反差，与我国对干部考核中过份强调经济发展指标有很大关系。在考核干部时，往往犯“一俊遮百丑”的错误，只要经济指标上去了，书记、县长就是好书记、好县长，而社会发展指标却是参考数字。今后必须把社会发展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一并用来对干部进行考核。
第九，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社会发展的指标进行硬化。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中，比较硬的指标是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大多数是软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在短时期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忽视社会发展对一个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此下去则是不可行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再也不能对忽视社会发展的短期行为听之任之，否则对民族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都是有害的，其结果难以使民族彻底摆脱贫穷落后。因此，必须对社会发展指标进行量化和硬化，在经济发展中使社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第十，要继续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17年来，解放思想已经讲了多年，民族地区也取得很大进展，但离改革开放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在处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民族地区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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