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界论文,学派论文,纷争论文,后期论文,东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明末政争是在众多复杂的以地域或师徒关系为纽结形成的政治集团间展开，而非以某两个固定集团为凝定的分野所进行的持久的政治交量。东林党非是以东林学派人物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政治概念，是作为“君子”派的对立派人物为打击对方而强加与之的。东林学派人物在学派未形成之先实直接参与了政争，而此时即未有东林学派这一学术团体，也未有“东林党”这一概念称谓。及至这一名目出现，直接参与政争者又非东林学派人士矣；此时东林学派人士的政争参与只是采取舆论影响的间接形式。
一、明后期政争的根源和起点
明后期政争的起因可以归结为二：其一，明朝阁、部互钤的政治体制与阁权膨胀的现实间的矛盾。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分权予六部。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取消了行政大臣与皇帝之间的这一中间环节。以后，出于政务管理的需要，不得不设置内阁。内阁起先只具咨询的性质，嘉靖以后，决策的权力渐趋增大。不管它的权力如何增大，从制度上讲，六部尤其是居首的吏部具有独立的行政职能的性质。吏部掌握定期考察、黜陟京官的权力，且有会推阁臣和本部堂官的权力。内阁权力的扩大，通常要吏部从属于自己，按自己的意旨行事。当皇帝不理庶务，与大臣悬隔之时，部、阁间的矛盾比较突出：有时吏部成了内阁的附庸从而使它们间的矛盾暂时缓解，如严嵩、张居正、申时行执政时即是这种情形；有时吏部也坚持行使自身独立机构的职能，就使两者间的矛盾趋于激化。从万历十八年三月宋纁任吏部尚书后，先前从属内阁的地位开始逐渐改变，后继者陆光祖、孙
、陈有年都能守而不变，与内阁持衡。这样，围绕着阁、部矛盾这一轴心产生了许多政治纠纷。这是明后期政争的基本原因。阁、部矛盾的不可避免应归因于明朝封建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和皇帝深居简出而不励精图治的堕落。其二，明中后期社会风尚急遽变化对封建官僚体系的异化、朽蚀。由于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力的冲击，利欲意识增强酿就的患得患失个人中心思想与其职业的嫁接，产生出一种抛弃君臣名节的畸形物，主要表现为：不讲公是，寡廉鲜耻，依权附势，拉帮结派，置国家利益、民瘼苦痛于不顾，缺乏忧患意识和革新进取的精神。正如明末陈子龙所云，人们整日“如大敌之在前，夙兴夜寐以图谋者，皆攻人、应敌之事”①。把心思、精力全集中到了应敌和攻人上面，哪还有时间去体国为民。有的依附阁臣，有的投靠部臣，形成一个个独立的集团实体，寻找时机，伺侦漏隙，用狠相击。其间分合、重组，都因具体情形而变。尽管其间不乏正直之人，但也不能超越和摆脱这种环境而独洁其身。“及乎私交日盛，事变日出，而君子、小人之名遂立朝廷之上。百官之众，万几之多，寂然无一事之可为，而惟君子、小人是争”，各自指责对方为小人，标榜自身为君子。“当其势之已成，虽有超然、卓越之士亦不得不出于其中”②。
上述二方面包含了政争的条件因素和必然因素，从而形成万历中叶到天启年间的大规模政争的时代，并且一直延续到崇祯和南明弘光小朝庭的时期。
从嘉靖末、隆庆初，渐显出结成帮派的迹象。当时阁臣徐阶通过讲学的方式集结和培植了一批政治势力，在隆庆初与另一阁臣高拱的角逐中，真正地得了他们的力。万历初张居正当政，其奋厉刚毅远迈其他阁臣，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改革，使明朝疲软状况有所恢复。在行政方面，笼络言官，为其所用；控制吏部，掌握黜夺大权，为他的改革提供了保证，但藉此也使一些异己者遭殃。
二、明后期政争之展开
（一）万历中叶之政争。明后期大规模政争的正式开端应从万历二十年代始。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王锡爵还朝出任内阁首辅。此时正值京朝官的考察，史称癸巳大计。先前的惯例，考察官员之前，先禀白首辅，称为“请教”，即按其意志行事。而主持此次考察的吏部尚书孙和考功郎中赵南星则锐意澄汰，力更前辙，自行其事，所黜大半皆政府私人。王锡爵大怒。给事中刘道隆、许子伟承奉献谄，疏攻吏部不当覆留被科道拾遗的虞淳熙和杨于庭。王锡爵禀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左都御使李世达、礼部郎中陈泰来相继疏争，攻击王锡爵。王锡爵激挑圣怒，孙被罢，赵南星削籍。礼部郎于孔兼、主事顾允成、张纳陛、户部主事贾岩、国子助教薛敷教继而疏言，也都以降级外调被处。部、阁之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围绕着双方权力之争，大量的分属阁、部不同归向的庶僚也都卷了进去。其中的低级官员如顾允成、于孔兼、薛敷教等在以后的天启五、六年间都被列名于东林党籍簿上；主持考察的吏部郎中赵南星在削籍三十年后于天启三年重新起用，充任吏部尚书，魏阉窃政，天启四年十月被罢斥，五年被削籍。如此辣手应该说与王氏旧党利用魏忠贤进行报复有关。所以有人云，“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拨自此始也”③。
接着便是利用绝婚案报复吏部和打击反对派。常熟人赵用贤万历初因抗疏张居正夺情而被杖为民，张死后起复。赵用贤性刚，负气傲物，喜持论执政短长，同辈向往，引起阁臣申时行、许国的嫉恨。许国诬其为党，说他们“党同伐异，罔上行私”。赵用贤极言朋党之说无非是小人去君子、空人国的手段。“党论之兴遂自此始”④。万历二十一年赵用贤反对王锡爵迎合帝意的三王并封主张，为其衔恨。后改吏部左侍郎，与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辨论人才，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物望益附之，骎骎有柄用之势”⑤。因癸巳京察触忤执政的吏部尚书孙被罢，急需推选顶替者。王锡爵属意礼部尚书罗万化，赵用贤和顾宪成坚执不可，推举陈有年，这便使王更加恼怒。王的同乡太仓人吴之彦原先和赵用贤一样曾是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激进人物，遂和赵共通声息，互结姻亲。后吴反悔，投靠张居正，赵用贤返币绝婚。此时吴察觉王的意旨，便于七月十九日唆使吴镇以“论财逐婿”的名义陷害赵用贤。本来责任应归吴之彦，王锡爵反为开脱。礼科给事中张贞观、御史陈勖望风劾赵，说他蔑法弃伦，教女背夫，大伤风化。左都御史李世达、户部待郎李祯疏直赵用贤，攻斥二人谗谄。而户部郎中郑材以为时机已到，出疏劾赵，并诋二李，尤其丑诋李世达。世达被罚俸半年，十一月罢免。郑材是李祯的属吏，不被李氏看重，初见赵用贤有大用的势头，寅缘赵之长子，结拜兄弟，称赵为“老太师”，深相结纳，为赵厌薄。当郑察觉王锡爵与赵的矛盾和闻悉赵被吴诬告，便反噬相攻。接着，户部郎中杨应宿也乘机诬弹李祯。最终裁决，王锡爵以赵用贤轻率绝婚、吴之彦迟缓告发两造俱惩的方式打发赵用贤回籍。
从吏部尚书孙被罢，吏部郎中赵南星削籍到吏部侍郎赵用贤回籍、都御史李世达罢免、大量疏救官员贬抑清楚地揭明内阁对吏部权力的攫夺和对反对派官员的压制。不到一年时间，善类几至一空。行人高攀龙目睹这种情形，伤慨交加，上疏痛诋王锡爵和那些趋奉权势的无耻官员，结果被降职杂用。
三王并封说的提出、报复京察官员、利用绝婚案排挤赵用贤、对疏救官员的概加贬斥使王锡爵物望大减，不断受到弹劾，不能自安，屡疏致仕，神宗应允。这样，需要部、院会推阁臣相代。万历二十二年五月下诏，会推无拘资品。参与此次会推的包括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赵参鲁、文选郎中顾宪成、员外郎黄缙、王同休、主事章嘉祯、黄中色。他们根据不拘资品的原则推出七名侯选人：故大学士王家屏、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礼部尚书沈一贯、左都御史孙丕杨、吏部侍郎邓以讚、少詹事冯琦。其中孙、孙丕杨非翰林出身为不拘资、冯琦四品为不拘品。前大学士王家屏因争国本事为王锡爵不喜，前吏部尚书孙主持癸巳（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更为诸执政不悦，所以提出驳回重议。理由有二：一是旧辅须奉特旨，不得专擅入选；二是冢宰（吏部尚书）、总宪（都御史）入阁，非由廷推（主要根据是廷推之事由部、院官员负责，宜回避）。第二次推举名单中列李世达，以廷推冢宰、总宪故事相争仍列王家屏名字于内，使皇帝大为恼怒，诸执政也痛恨切齿，严旨重处，顾宪成被削籍为民，和万历二十一年吏部郎赵南星有同样的结局。
在这些阁臣看来，吏部稍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比较公正地覆行职责，而不为其好恶左右，就是“私援”和“朋党”的行为。借这些字眼激怒皇帝，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⑥。这是吏部官员又一次遭受阁臣的打击。
到鄞人沈一贯执政时，万历帝沉溺财色，不能自拔；庶政不理，沦于荒废。阁臣更能揽权收罗名利的追逐者，无所事事，惟知相争；吸收同心，排陷异己，使明后期政局陷于纷争不可收拾的状态。以沈一贯为中心形成浙党，盘根错节，牢不可破。从万历二十年代末到天启初年保有很强的朝内势力。
随着阁臣、冢宰的更迭，便形成不同的集团单元，互相分合、倾轧的结果，如走马灯似地替换着占据暂时优势的位置，纷纷藉藉，犹同聚讼一般，从而使病入膏肓的明政权彻底丧失了回光返照的可能，等待它的则是灾难和死亡。
万历中期的冯琦（卒于万历三十年）深切地指明时弊“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语小嫌，相争相妨，渐成猜忌。又各招其门人、乡曲，互相排挤。”⑩这种结成的帮派类型不一：有的以地域即乡曲关系为纽带；有的因门生、座主的师徒关系为媒介；有的趋附势力者而形成。实际的情况常常是诸种关系交织一起。由于明中后期社会风尚变化对政治生活的异化，这些官僚的传统道德修养徒成虚无。他们不为天下，而只围绕着集团利益；他们不能虚诚相待，总表现出好争、偏激的意气；他们无有是非，一切以情感为转移。乐同恶异是其排陷原则，造谣、诽谤是其打击手段。这就形成了明末政局的纷乱特点，也决定了明朝衰亡的必然性。
（二）东林学派的形成和万历末叶政争的间接介入。传统的看法认为，明末政争是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党争。这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东林党是一个以东林学派人物为核心的集团。而天启初年，魏阉党羽王绍徽等人拟制《东林点将录》，一直把案翻到争国本、癸巳京察，上溯到万历二十年代初，人们真以为“东林党”此时已经产生，而未对东林学派何时产生，东林学派参与政争的方式、东林党概念产生的时间及其内涵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作详细的考察，从而使我们关于明末政争的认识非常的混乱和模糊。
在进行上述系列问题的探讨之前，应该先明确二点：一是史书中提出的“君子”、“小人”概念。当事人双方都以我为中心审视和评判对方，斥敌对者为小人，自诩为君子。此后对东林学派有倾向性的作家也常常使用这二个概念。实际上这是不很妥当的。今天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观照、比较和分析，尽量少受这种带有感情因素的字眼左右。实际中，一个人可以有前后之变化；有的虽派系归属有异，但不必无公允之论。另一点是“东林党”概念及内涵。“东林党”一词产生于万历末期，并不是早在争国本时就有这个提法。它是另外一些派别为打击异己势力和与之相关的东林学派人士而强加给他们的；其中出身于纯正的东林学派者寥寥无几。古代“党”的名义往往是和“邪”的属性联系在一起。君子群而不党；结了党就如同奸邪一般。因此，它是种诬陷、打击敌对者的手段。不管是否真是结成了派别，只要给其加上个“党”字，就人人忌讳。这样看来，东林人士未必是党，而是异己者强行给扣上的一项厌恶的“帽子”。天启初年，邹元标、冯从吾在京师创办首善书院讲学，兵科给事中朱童蒙（五吉）起而弹劾，出语以东林为戒。为此，当时被起用为光禄少卿的高攀龙作揭申辩：首先说明采用“揭”而不用“疏”的上达形式，是为了免启争端。接着说，“夫黄门（给事中，指朱）所言东林，非东林也，乃攻东林者之言。所言东林之祸，非东林能祸人，乃攻东林者欲祸东林也。”(11)黄宗羲也云，东林党一词“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12)。则所谓“东林党”的内涵乃是非常广泛的。其中虽包含个别的东林学派的人，但更多的则是东林学派之外的人：或是曾得到过东林学派的精神支持，或是和东林学派有一定联系，或是与东林学派毫无联系的比较正直的人士。正如高攀龙在《论学揭》中所言，“国家用一当用，行一当行，去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当用，言一当行，言一当去，必曰东林之人也。不论东西南北、风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于正，目为一党”(13)。
东林学派何时形成的呢？万历二十二年，王锡爵将去任，廷推代者。时任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因参与枚卜会推，失王锡爵和阁臣赵志皋意，矫旨被贬为民。赴归，连续有病，到万历二十六年才和吴中同志在二泉讨论学问；在道学上反对管之道（东溟）的“无善无恶”之说，主张性善本体说，强调工夫和本体的统一，“为善，为其固有也；去恶，去其本无也。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14)。万历三十二年，构筑东林书院，大会吴、越士友讲学，以躬修力践为宗旨。闻风而起的有常州的经正堂、镇江的志矩堂、宜兴的明道书院、常熟的文学书院，纷请顾宪成主讲。顾宪成、高攀龙、许世卿、薛敷教等以东林书院为讲坛，切磋性命之学，评论朝政得失。至此，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讲学活动的开展便形成了以清修砥砺、提倡践履为特色的东林学派。
东林学派主要通过舆论、评议对当政者施加社会压力的方式来参与政争的，有时候通过同志间的通信方式对某些与政人士的褒扬或批评来表明自己的倾向性。可见，东林学派参与政争是一种非直接的方式。东林学派的这种间接的政争介入形式自其形成时即已开始，以后不断扩大影响，到万历三十八年由对淮抚李三才的辩护达到了峰颠。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负责。阁臣沈一贯党羽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皆在黜中。一贯大怒，上言皇帝，察疏留中。自此，沈氏不为公论所与，弹劾者日众，不得不疏求归去。万历三十五年，叶向高接替阁臣，十一月入朝。他与旧辅间没有什么联系，且能够“忧国奉公，每事执争效忠荩”(15)。万历三十六年九月陕西富平人孙丕扬重又担任吏部尚书，而同乡耀州人王图为吏部侍郎。因其省份地处方舆西北，故称西北人士（又称秦人）。原先，沈一贯执政时曾以假楚王案陷害楚人（湖广人）郭正域，所以楚人和浙人有矛盾。同时，东林学派人士对沈一贯的秕政颇有訾议。于是，秦人“并合劲楚，延揽东林”(16)，结成一个压制浙人的联盟。所以“浙人虽恨之，不能报也。”(17)
但不久这个联盟就出现了涣散的迹象。大体有二件事引起同盟成员的分歧，浙人乘隙而入，将其拆散。第一件事的产生导致楚人与东林人士的对立。南京给事中段然奏诋翰林昆山人顾天埈（以后成为昆党党魁），其友好同官李腾芳出面辩护，段氏遂并攻李。段恐争不胜，求助东林。顾、李二人原与楚人郭正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样，就引发楚人郭正域对东林人士的不满。另一件事的结果造成秦人与东林人士分手。双方矛盾产生和加剧围绕淮抚李三才人品的争辩展开。李三才系北直通州人。万历初不畏执政阁臣的威势，为言事遭贬的魏允贞辩护被谪。后任山东按察司佥事期间，广设方略，擒灭大盗；李已去二十年，而“民歌思之不忘”(18)。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直到万历三十九年二月离任，长达十二年之久。此间正值矿监税使横行暴戾，李三才扼守南北冲要，重惩奸人，江淮千里，民恃以安。同时，直言不讳地规谏万历帝神宗“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子”(19)。语言辛辣，胆壮直言，劝其从长计议，以民命为重。并上疏对阁臣沈一贯陋政攻击甚力，引起浙人对他的嫉恨和不满。正是这种恢宏的气魄，精敏的才干，广泛博得人们的赞誉，秦人吏部侍郎王图对他也很赏识。当时内阁只有叶向高一人，因此，人们也都把他看作阁臣和都御史的理想人选，这就使浙派人士感到恐惧，李如就职显然于己不利。而李三才又是东林人士顾宪成等人推崇的对象。于是，浙人便设计离间秦人与李三才及东林人士的关系。王图的哥哥是当时保定巡抚王国。浙人拉拢王国说，当时能与之争衡的唯有李三才，并表示帮他进攻三才。王国又将这个意思说与丕扬，也激起孙对李的愤怒。只有王图比较清醒，当浙人怂恿孙丕扬发单访查东林得失时，连忙阻止。东林人士顾宪成得知这种情况后，给阁臣叶向高和冢宰孙丕扬写信，替李三才申明冤抑。而孙丕扬老而固执，不能醒悟。好事者将顾的私牍传抄披露。浙人阴谋得逞。在东林人士失去盟援后，便大打出手，“四明（沈一贯）之党合谋驱除”(20)。同时，东林人士也成了秦人、楚人的众矢之的。诸党纷纷弹劾李三才，诬他大奸大邪，同时也肆力攻击东林人士，诬之为党，“东林由是渐为怨府”(21)。这件事情发生于万历三十八年。至此，东林学派才被加上“党”的恶名。此时，所谓“东林党”的含义相对固定，即东林人士、东林的支持者李三才以及为李辩护的官僚。
秦人虽与东林学派有矛盾，但并未同浙人合流。万历三十九年三月京察，孙丕扬、王图斥黜昆党（实为楚党）、宣党党魁七人，其党纷呶无已。顾宪成的门生礼部主事丁长孺抗言七人应斥，而疏救者皆非。于是，楚党、宣党把进攻秦人的火力全部转到了东林人士身上，甚至还有人认为，东林人士在背后“阴持计典”(22)。
大计次年，孙丕扬拜疏径去。万历四十二年八月，叶向高也致仕。接任阁臣的乃是祖籍浙江湖州府德清县的方从哲。山东人卞诗教是他的门人，于是在楚、浙二党之外，又出现了齐党。“三党鼎立，务搏清流”(23)。结果，“台谏右东林者尽出之，他停附者皆以法谪去”(24)。许多持守之人，如主持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的和东林人士有关系的都被弹劾而去。李三才万历四十三年所云“合于己则留，不合则逐”正是当时这种情形的写照(25)。
泰昌元年十月，叶向高、韩
重又执政，到天启初起用了一些原先遭受贬谪的正直之人，如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等。职居言路的左光斗、魏大中等也都能申张正义。被起废的这些人中，有些是东林学派人物，如高攀龙；有些与东林学派人物有信函往来，如赵南星；有些和东林人物相近，如邹元标，江西吉安人，家居时创书院讲学，起用后天启初和关中人冯从吾在京师创办首善书院。当时的对立者都把他们目为“东林党”。万历末叶方从哲执政时，齐、楚、浙党即是在这样的名义下将他们“废斥殆尽”(26)。
而此时正值年仅十六岁（虚岁十七，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的小皇帝熹宗当政。熹宗出生后一直由保姆客氏照看。客氏服侍周到，殷勤倍至，逐渐和熹宗培养起犹同母子的感情而不能离舍。客氏颐指，言听计从。宦官魏忠贤与客氏有私，遂以客氏为说客取得小皇帝的欢心。此后便设法把熹宗引上歧路，“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27)，和客氏乘间窃权。这种行为遭到正直官僚的弹劾，而那些被摈弃的官僚看到这种形势，相反却纷纷趋附到魏忠贤的门下寻求庇护。魏正欲取得外庭力量的支持，便与之联合，采取相应的打击步骤：首先，安置亲信于内阁之中；接着控制暴力工具东厂和镇抚司；还在大内训练武阉，培养力量，称作内操。待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那些正直的官僚便成为石下之卵、板上之肉。
人们习惯称那些归依魏忠贤的包括阁臣、言官和其他官员的官僚为阉党。实质上他们也不过是另一官僚派别，只是在和正直官僚的较量中感到势单力薄时才求助和投靠魏忠贤的势力。这一派无耻官僚在镇压正直官僚时，曾作《东林点将录》，目这些正直官僚为东林党，这样，“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阉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28)。可见，此时的“东林党”已成为一政治概念，而不再是原先和东林学派比较密切的含义。
三、余论
以上分析，尚觉未尽者，措要缕述如下：
（一）自隆、万后，社会风尚变换的深化对官僚阶层的冲击力愈益强烈，使官僚阶层受到不同程度的异化和侵蚀，只要对官僚阶层自嘉靖中叶后为政过程的贪污现象愈趋严重，广泛的讲学活动逐渐与其学说相背离进而演化成为名取利的工具的情形稍加注意就不难理解了。嘉靖末阁臣高拱就曾指出，当时的官僚完全放弃了名节，一切考虑皆围绕自己的得失、“功名”，任别人笑骂，全然不惜；寡廉鲜耻，无以复加。当别人规之以君臣之义时，反“骇异而非笑之”。无怪乎这些无耻者或沉沦为“公室之财狼”，搜刮民膏，吸吮民髓；或堕落为“私门之鹰犬”，无有公是，乱啄狂吠(29)。所以他们蝇集阁权，蚁聚势宦，背伦弃理，结成集团，纷争不休则为必然。甚至当异族入关、农军突起之时也要依恋功名，念念“青山”。明朝的覆灭也是这种离心离德局面的必然归宿。
（二）摈斥到权力圈之外的官僚不甘示弱，全力相争，所以以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到方从哲，每个时期都有支持阁臣派和反对阁臣派。一旦当某种对抗势力战胜另一种原居优越地位的势力，就会伴随出现权力转移。当他们作为相对独立的势力能够存在时，是绝不会屈从其他势力；当其丧失了攻击能力，急需求援时，就会作出不加考虑的选择。天启初年，当政官僚将那些异己派斥逐殆尽，他们便挺而走险，投到阉宦魏忠贤的怀抱，被魏利用作打击反对派官僚、窃夺政权的工具。
（三）如果说明末政争尚有“君子”、“小人”之分的话，这种情形只有在万历中叶以前才存在。及万历末叶，边疆危机日渐加深，内地茹受天灾人祸的百姓揭竿而起，这些朝臣还在肆力于小人、君子的无谓之争，置内忧外患于不顾，从而使原先的君子也转化为小人，动机与结果南辕北辙。这些“君子”自以为出于公心、狂狷，而他们却抛弃了“万物同体”的儒家精神和忽视实际社会效果的获得，结果便产生了始于意见的不同、渐酿成不共戴天的戈矛之争的悲剧。从这种意义上说，明朝政权让“君子”和“小人”一起将其葬送。
注释：
①②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九，别邪正（崇祯九年丙子）。
③文秉：《定陵注略》卷三，癸巳大计。
④《明史》卷二二九，赵用贤传。
⑤文秉：《定陵注略》卷三，虞山绝婚。
⑥文秉：《定陵注略》卷三，锡山谴逐。
⑩张萱：《西园见闻录》卷十六，释怨。
(11)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论学揭。又载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一六九。
(1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一。
(13)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七，论学揭。
(14)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十一，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
(15)《明史》卷二四○，叶向高传。
(16)吴应箕：《东林本末》中卷。
(17)吴应箕：《东林本末》中卷。
(18)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
(19)《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20)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抚始末，锡山附。
(2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一。
(22)《明史》卷二一，神宗本纪二，〔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壬寅。
(23)《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
(24)吴应箕：《东林本末》中卷。
(25)《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26)(27)《明史》卷三○五，宦官二，魏忠贤传。
(28)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一。
(29)高拱：《本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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