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中的物极则反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极则反论文,易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1)02-0005-08
“物极则反”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重要命题。自从《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阐发“物极则反”思想以来，各家各派，尤其是历代易学家对“物极则反”说进行了长期探讨，使其不断丰富和深化，对中国辩证思维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战国时期产生的《易传》，在学术大融合的气氛下，汲取各家学说的营养，特别是道家和阴阳家倡导的阴阳学说，解释《周易》原理，建立起一套以阴阳变易学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由于受《老子》辩证法思想的影响，《易传》对“物极则反”说也有所阐发。《易传》不仅论述了对立面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既相反又相成的关系，也看到了对立双方并非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动、相互转化的。《易传》认为，事物的盈虚消长是一个物极则反的过程，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向反面转化。《象传》详细描写了乾卦六爻从初九“潜龙勿用”，经过九二、九三、九四、九五到上九“亢龙有悔”，逐渐积累，向上发展，最后发生转化的过程。其中说：“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文言传》进一步解释说：“潜龙勿用，下也”；“飞龙在天，上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穷”即穷极之义。从初爻到上爻，意味着阳的势力不断增长，至上爻发展到极点，盛极而衰，要走向其反面，所谓“盈不可久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发挥《象传》的观点，用来解释经文“亢龙有悔”说：“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正义》概括为“物极则反”，是符合《象传》文本义的。对此，《系辞传》更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称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是说，事物的变化总是穷极则变，转化为其反面，变为反面之后就通达顺畅了，又有新的发展，新的发展又要经历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就是“通则久”。但这个“久”并不是永久。新的发展还要逐渐达到“穷”的阶段，又将发生新的转化。这也就是《系辞传》所说的“往来不穷谓之通”。
“物极则反”，“穷极则变”，就理论思维说，是承认对立面之间存在着同一性，是以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思想为基础的。《序卦传》通过对64卦排列次序的解释，进一步论述了这一思想。如其解释泰卦之后为什么是否卦说：“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泰是通达的意思，事物不可能永远通达，因而通达就要向其反面即不通达转化，所以“泰”卦之后就继之以“否”（阻塞）卦。又说：“蹇者，难也。物不可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震者，动也。物可以终动，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如此等等，就卦名的意义说，每两卦为一组，都是相反的。每两卦之间的关系是“物不可以终……”，“故受之以……”，即物极则反，相互转化之义。《易传》还进一步认为，穷极则反是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这就是丰卦《彖传》所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太阳达到正中的时候，就要向西方偏斜；月亮达到最圆的时候，便要转向亏缺。天地万物一盈一虚，人事国家一盛一衰，一存一亡，乃至鬼神的赐福与降祸，无一不在向着对立面转化。
基于对“物极则反”法则的认识，《易传》作者还从中引出了防止或警惕走向反面的经验教训。《系辞传》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即是说，安于其位，结果招来倾危；维持现状，结果招来灭亡；自恃其国家已经得到治理，结果则招来祸乱。因此，要随时保持一种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身安国保的目的。认识到这一点，在政治生活中，就可以防止走向反面。
然而，《易传》却没有明确提出“物极则反”的命题。只是到了汉代，象数派易的创始人之一京房以阴阳二气说解《易》，方提出了“物不可极，极则反”的观念，并作了进一步阐发。如其《京氏易传》[1]解释升卦说：“自下升高，以至于极，至极则反，以修善道而成其体。”这是说，高极则反。又解释井卦说：“阴生阳消，阳生阴灭，二气交互，万物生焉。震至于井，阴阳代位，至极则反，与巽为终，退复于本。故曰游魂为大过。”“交互”，即相互推移。“震至于井”，是说，震宫中的五世卦为井卦。“阴阳代位”，指震宫九四爻居于井卦六四之位，则为大过游魂卦。阳爻代替了阴爻，故称“阴阳代位”。此种阴阳互变，也是返回本宫卦之爻象。其所以如此，因为五世卦乃发展到极点，“至极则反”，“退复于本”，与下卦巽共同构成大过卦。接着又解大过卦说：“阴阳相荡，至极则反，反本及末于游魂。分气候三十六。阳入阴，阴阳交互，反归于本，曰归魂，降随卦。”“分气候三十六”，指一卦六爻主管一年节气的三十六候。阴阳二气相互推荡，交互推移，至极则反，并以此说明游魂卦反归复本，其下卦复归本宫震卦之位，则变为归魂卦。由此也可以看出，其“至极则反”说，是同一年之中气候的变化，阳极阴生，阳生阴灭，寒极则暖，暑极则凉，阴阳代谢，升降消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解渐卦说：“阳极则阴生，柔道进也”；解复卦说：“阴极则反，阳道行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京氏易传》对大壮卦的解说：“内外二象动而健，阳胜阴为壮。《易》曰：‘羝羊触藩，羸其角’，进退难也。壮不可极，极则败。物不可极，极则反。故曰：‘君子用罔，小人用壮’。”“易曰”，是大壮卦九三爻辞。“羝羊”即壮羊，“羸其角”，谓拘系其角。大壮上卦为震下卦为乾，故言“动而健”。此卦下四爻为阳，所以说“阳胜阴而为壮”。壮羊以其角抵触藩篱，其角反而被篱笆拘系，处于进退两难之地，这是壮极则反。以此解释爻辞“君子用罔，小人用壮”。也就是说，阳胜阴为壮，可是壮极则反于阴。所以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此即“物不可极，极则反”。就易学系统而言，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物极则反”的命题。此后，“物极则反”这一命题受到历代易学家们的重视，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二
北宋中期，改革派的重要人物、著名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欧阳修著《易童子问》[2]，进一步发挥“物极则反”说，提出了“物极而必反”的命题，强调“至极则反”这一法则的必然性。
在欧阳修看来，事物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以变动不息为其根本法则。天地升降而不息，天地之道方能长久而不已；日月往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方能持久地照耀于天空；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方能持久地成就万物。但他又将此种变动不息理解为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如《易童子问》解释剥卦说：“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剥尽则复，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顺其时而止，亦有时进也。”这是说，卦辞所说的“不利有攸往”，并非说君子止而不前，而是说要依据“否极泰来”的法则，等待时机的到来，然后再有所前进。因为事物总是处于盈虚消长的过程，剥卦穷尽则转为复卦，否极则泰，所以君子崇尚消息盈虚的自然之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相机而动。据此，欧阳修进一步阐述了汉唐易学中的“物极则反”说。他解释乾卦用九说：“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阴柔之动，多入于邪，圣人因变以戒之，故曰利永贞。”这是以九为阳数之极，认为上九爻辞“亢龙有悔”，表示阳过于亢极则招来灾祸；用九表示数极必变，变则通达，所以说“见群龙无首吉”。“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是事物变化的基本法则，故称之为“天道之常”。圣人掌握了这一法则，随时警惕，就可以永远处于正道。他又解释困卦卦辞“困亨，贞大人，吉无咎”说：“困亨者，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童子又曰，敢问贞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当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困而不失其所亨”，是引此卦《彖传》文。这是以“物极则反”的法则解释君子处于困境却能亨通的道理，认为困极则亨乃事物之常理，也就是《易传》所讲的穷则变，变则通。因此，君子处于困境，懂得这一法则，就不会被困境所屈服，而对未来充满信心。古代的文王和箕子就是这样的人。其解大过卦辞也说：“《易》非一体之书，而卦不为一人设也。大过者桡败之世，可以大有为矣。当物极则反，易为之力之时，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为利而不为者矣。故居是时也，往者利而亨，遁者独立而无闷。”这是说，大过卦为衰难之世，乃物极则反之时，最宜于发挥聪明才智，趁此行动，有所作为，必然大有收获，所以卦辞以为亨。然而，也有人居此之时，不以为利，于是卓然独立，隐世埋名，不以为忧，此即《象》辞所说“遁世无闷”。也就是说，处于衰难之世，人们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或忧国忧民，济世安邦，或超凡脱俗，隐逸山林，都是基于物极则反的原则，皆为君子之道。因为《周易》并非只为某种人所写，只讲某个方面的问题。
以上是欧阳修对“物极则反”说的阐发。从易学史上看，欧阳修的贡献主要是进一步提出和论述了“物极必反”的命题。其《易童子问》解释夬卦说：“夬，刚决柔之卦也。五阳而一阴，决之虽易，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穷也。小人盛则决之，衰则养之，使知君子之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故其《象》又曰居德则忌。”夬卦为五阳一阴之卦，刚阳胜过柔阴，所以为刚决柔之卦。但欧阳修却以“物极则反”说加以解释，认为此卦五阳一阴，乃处于阳极则阴来之时，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小人之道已衰，再以刚阳决之，适得其反。而圣人懂得这种道理，不欲决除务尽，所以《象传》说“所尚乃穷也”。因此，处于小人道衰之时，君子应对其加以养育，所以《象传》说“以施禄及下”，而不应一味使用强力。之所以如此对待小人，是因为“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此即《象传》所谓“居德则忌”。这是根据“物极则反”的法则讲君子如何统治小人的道理，即君子处于强盛得势之时，不要完全排斥小人，要留有余地，使小人也得到某种利益。只有这样，君子才不至于走向反面。在欧阳修看来，如果处理不好君子和小人的关系，君子势必走向反面，所以“不可以不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欧阳修在这里明确提出“物极而必反”，用“必反”代替“则反”，强调向反面转化的必然性，是对汉唐以来“物极则反”说的进一步发展。其“物极必反”说的理论意义是，承认对立面的转化乃历史的必然，即不可抗拒社会规律，从而大大丰富了历史领域的辩证法思想。这是欧阳修对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一大贡献。
北宋义理派易学的代表人物程颐著《伊川易传》，继承并阐发了欧阳修的“物极必反”说，强调对立的双方一发展极端，就必然向其反面转化。所不同的是，欧阳修着重从人事的角度进行论述，具有重人事而轻天道的倾向；而程顾则既讲人事，又言物理，更明天道，对其作了多方的阐释，视其为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
程顾曾提出“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的命题，肯定对立面转化的永恒性和实在性，认为阴阳在相互流转的过程中，总是一屈一伸，一盛一衰，往来不停，一方发展到极处，必然走向其反面。据此，其在《伊川易传》中，处处阐扬“物理极而必反”的学说。其释泰卦九三爻辞说：“物理如循环，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于泰之盛与阳之将进而为之戒。”又释其《象传》文“无往不复，天地际也”说：“阳降于下，必复于上；阴升于上，必复于下，屈伸往来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际之道，明泰否不常之理以为戒也”。这是说，泰卦九三爻居下卦乾之上，与上卦坤相连接，处于天地相交之际，乃物极必反的转折点，意味着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之地位将要转化。其所以如此转化，因为阳在下必复于上，阴居上必降于下，此是“屈伸往来之常理”，乃“天理之必然”，亦即循环之“物理”。因此，“泰久而必否”。其释益卦说：“盛衰损益如循环，损极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继损也”。又释剥卦说：“物至于文饰，亨之极也。极则必反，故贲终则剥也。”其解释否卦也说：“夫物理往来，通泰之极则必否，否所以次泰也。”又释其卦辞说；“消长阖辟，相因而不息。泰极则复，否极则倾，无常而不变之理，人道岂能无也，既否则泰矣。”这都是把物极必反看成是往来屈伸和盛衰消长的主要内容。认为，正是由于屈伸相感，所以事物的变化总是损极必益，贲极则剥，泰极必否，否极则泰，永不止息，天道与人道皆是如此，这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正如他解释否卦上九爻辞及其《象传》文所说：“上九否之终。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上九既极也，故否道倾复而变也。”“否终则必倾，岂有长否之理。极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为安，易乱为治，必有刚阳之才而后能也。故否之上九则能倾否，屯之上六则不能变屯也。”上九爻居于否卦之终，表示否极必反，所以爻辞说“倾否”，意味着反危为安，易乱为治。但此种转变是有条件的。否卦上九所以能转危为安，是因为阳爻居于上位，表示有刚阳之才，能拨乱反正。而屯卦上六爻为阴爻，却不能改变其艰难的处境。程颐反复讲“理之自然”，“物理往来”，“物理极而必反”，“极而必反，理之常也”，即以“物极则反”为必然的规律，亦即其释泰卦九三爻辞所说“天理之必然”。其解释复卦说：“物无剥尽之理，故剥极则复来，阴极则阳生，阳剥极于上而复生于下，穷上而反下也。复所以次剥也。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阳君子之道，阳消极而复反，君子之道消极而复长也，故为反善之义。”这是认为，就卦爻象说，剥卦上九处于剥卦穷极之位，穷极则反于下，居于初爻之位，变为复卦；就节气说，十月为阴盛之极，阴极则阳生，所以冬至之时阳气潜萌于地中；就人事说，阳为君子之道，消极必反，消极而复长。总之，从卦爻象的变化到天道的运行，从节气的更替到人事的盛衰消长，无一不受“物极必反”法则的支配。此种“天理”、“常道”、“物理”，是人类所不可抗拒的，“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只能顺应此法则而行动，方能避免走向反面。
程颐认为，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了防止事物向相反的方面转化，首先要“不使至于穷极”。其释既济卦《彖传》文说；“时极道穷，理当变也，圣人至此奈何？曰：唯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不使至于极也，尧舜是也。故有终而无乱。”其释震卦上六爻辞也说：“能震惧于未及身之前，则不至于极矣。故得无咎。苟未至于极，尚有可改之道。震终当变，柔不固守，故有畏邻戒而能变之义。……若能见邻而知俱，变于未极之前，则无咎也。”所谓“变于未极之前”之“改”之“变”，即改变此前之所作为。如其困卦上六爻辞所说：“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若能“当变前之所为”，“则往而得吉也”。相反，如果“至于穷极而不知变，岂可长久也”？其次，要“约之以中”，反之于正。为了不使事物走向反面，程颐又提出“有极而不处”的原则。这是当事物已发展到极点所应采取的对策。如其释大有卦上九爻辞所说：“上九在卦之终，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极，而不居其有者也。处离之上，明之极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于过极也。有极而不处，则无盈满之灾，能顺乎理者也。”“无位”，指上爻不论阴阳之位。“处离之上”，谓上九爻居上卦离之上位。不过极，不处极，也就是居中守正。如此，才是顺乎天理，方能无盈满反败之灾。所以其释离卦上九爻辞说：“夫明极则无微不照，断极则无所宽宥，不约之以中，则伤于严察矣。去天下之恶，若尽究其渐染诖误，则何可胜诛，所伤残亦甚矣。”这是说，去除天下之恶，不可严察过甚，而要“约之以中”，留有余地，这样，方不至于断极无宽，使自己走向反面。其释晋卦上九爻辞也说：“刚极则有强猛之过，进极则有躁急之失，以刚而极于进，失中之甚也。……非中和之德，故于贞正之道为可吝也。”过极失中，非中和之德，实乃悔吝之道。因此程颐要求，失道既极，必反于中正。如其释睽卦上九爻辞说：“物理极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适东，东极矣，动则西也；如升高，高极矣，动则下也，既极则动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极，三之所处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极，则必反正理，故上于三，始疑而终必合也。”这是认为，睽卦上九爻处于睽之极，极而必反，不再乖背，对六三爻胡乱猜疑，而是与之相互应合，结为夫妇，此即“始疑而终必合”。这也是遵循“物理极而必反”的法则，如同适东之极则往西，升高之极而下降，“动极必反”一样。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提出“失道既极，则必反正理”，认为物极必反，归根到底要反于正，即正常的秩序。只有反归于正，才能避免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程颐的这些论述，围绕着“顺天理”、“反正理”，为人类如何运用“物极必反”的法则，提供了一些有启发意义的思路，是对“物极则反”说的进一步深化。
三
明清之际，宋明道学的集大成者、义理派易学的殿军王夫之，也详细讨论了历代易学所阐发的“物极则反”的命题，但他着重阐明的是“物极不必反”。关于事物的变易法则，王夫之曾提出“易兼常变”的命题，认为从《周易》的象数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常与变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主张“执常以应变，要变以知常”。常指常规、常态，即事物变化的确定性或规律性，易学中又称为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变，指反常或变态，即事物变化的非确定性或偶然性，其变化难以推测，易学又称为神，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但从易学史上看，王夫之更重视神的不测性质，主要辩论了“阴阳不测”说和“神易无方体”说，反对以某种特定的公式规范世界的变易过程。如其《周易外传·系辞上》所说：“若守其一隅，准诸一切，则天理不相掩，而人事相违，又恶足以经纬乎两间哉！”其关于“物极则反”说的辩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王夫之在其《周易内传发例》[3]十二中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就其内容说，包括卦爻象的变化、天道的变化和人事治乱三个方面。以下分别作一介绍。第一，就卦爻象的变化说，“不可云极则必反”。在王夫之看来，物极必反说来于爻有始终，即以初爻为始，上爻为终，从初到上有一个渐次积累、连续变化的过程，发展到上爻即终点，则走向其反面。但王夫之指出，这种解释，只是神化之一端，不能由此认为，凡卦爻的变化从下到上，由始到终，都是物极必反。“如夬剥之属，非上不成，其初则未尝决阴而剥阳也。”夬剥两卦的卦义，取决于上爻之象，与初爻之象并没有关系。初爻得奇者三十有二，不必是乾卦之始；初爻得偶者三十有二，也并不一定是坤卦之始。即使五爻得阳，最终为乾为夬，尚未可知；五爻得阴，究竟为坤为剥，也难以预料。就是说，卦爻的变化，并非都遵循这一由初到终的模式。尤其特殊的是，“于《泰》则曰泰极且否，于《否》则曰否极而泰，于《畜》则曰畜极而通。然则《明夷》之终，夷极而必无伤，《解》之终，解极而复悖乎？”这是说，对于泰、否等卦而言，表面上还可以说极则反，但对于明夷、解卦而言，却不能说夷极必无伤，解极而反悖。由此便得出一个结论：“卦或有初而不必有终，不计其终；或有终而不必有初，不迫其始。合浑沦之全体，以知变化之大用，斯得之矣。”就是说，对卦义的理解，应从一卦的整体来考察，不必纠缠在卦爻象的始终上。由此，王夫之认为：“《泰》上之复隍，否上之倾否，自别有旨，而不可云极则必反也。”也就是说，泰否两卦并没有“极则必反”的意义，而是另有旨趣。
第二，就人事的治乱、进退而言，也不可说“泰极而否”，“否极而泰”。他指出，即使如乾卦六爻，由潜而见、而跃、而飞、而亢，表面上好似一个由初到终，物极而反的过程，其实它并非指一人的经历，而是说：“孔子终于潜，周公终于见，文王终于跃，尧始即飞，比干、伯夷始即亢”。就是说，人事的阅历，并非一定遵循这一由始到终，亢极而反的模式。又说：“以天下治乱、夫人进退而言之，泰极而否，则尧舜之后当即继以桀纣，而禹何以嗣兴？否极而泰，则永嘉、靖康之余何以南北瓜分，人民离散，昏暴相踵，华夷相持，百余年而后宁？”人事的治乱，其一方发展到鼎盛之时，并非立即走向其反面，如尧舜之后并不是当即继之以桀纣，而是大禹的嗣兴，所以不能说“泰极而否”，“否极而泰”，“极则必反”。
第三，就天道的变化而言，也不可说“盛而向弱”、“酷暑而冰”。王夫之认为，不仅人事如此，“物之变，天之化，尤其不可测者”。即是说，天道的变化，并非都遵循这一由始至终，物极则反的模式，而是变化莫测，难以预料的。“如天之健，非渐以盛而向于弱；地之顺，非驯习以至而且将逆。”这是说，天从始到终都是刚健不息，不能说始于刚健，逐渐积累达到极盛时又转为柔弱。地之顺，也非始于顺从，逐渐至于盛极而转向叛逆。又说：“以天化言之，则盛夏炎风酷暑之明日，当即报以冰雪，山常畜而必流，水常通而必塞矣。故泰极者当益泰也，否极者当益否也。”这是说，按照“物极必反”的观点，酷暑之后应当即转为冰雪，山日积土而必流失，水日通畅而必阻塞，而实际上，有些事物的变化，可以说是泰极益泰，否极益否，所以不可说“酷暑而冰”，“通而必塞”，“极则必反”。总之，“物极必反”并非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而称言“极则必反”，不过是筮人对不得志者的安慰之词罢了。此即《发例》所谓：“极则必反者，筮人以慰不得志于时者之佞辞，何足以穷天地之藏，尽人物之变，贞君子之常乎！”
除此之外，王夫之在其《思问录·外篇》也讨论了“物极则反”这一命题。其中说：“如以极至言之，则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也，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周易》六十四卦，三十六体，或错或综疾相往复，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善体天地之化者，未有不如此者也。待动之极而后静，待静之极而后动，其极也惟恐不甚，其反也厚集而怒报之，则天地之情，前之不恤其过，后之褊迫以取偿，两间日构而未有宁矣。”“或错或综”，指错卦和综卦，凡阴阳爻画皆相反对的卦象为错卦，如乾坤、坎离等；凡上下相互颠倒的卦象为综卦，如屯蒙、需讼等。“三十六体”，指64卦从其错、综来看，共有36种卦象。这说明，从天道到人事确有物极则反的情况，但不能说任何事物在任何情况下，其变化的过程都是“极其至而后反”，即物极必反。就卦爻象的变化说，其屈伸往来，相互推移，非常迅速，而且其运动和静止相互包含，动中含静，静中有动，所以不能认为“待动之极而后静，待静之极而后动”。如果事物的变化待极而后大反，极之甚，其反的报复也就愈激烈。这样，世界上日日结怨，便没安宁之时了。王夫之还认为，就社会治乱而言，谓乱极而治，尚有可说，但不可以说“治极而乱”，所谓“治极而乱，其可乎？”因为乱生于治法松懈，并非生于治之极。正如《思问录·外篇》所说：“方乱而治，人生治法未亡，乃治。方治而乱，人生治法弛，乃乱。阴阳动静，固莫不然。阳含静德，故方动而静。阴储动能，故方静而动。故曰动静无端。待其极至而大反，则有端矣。”这是说，治乱所以相互转化，是因为治中有乱的因素，或乱中有治的因素。治中乱的因素得到发展，治则转化为乱，并不是治到极点而转变为乱。如同动静相互转化一样，动而转为静是由于动中静的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并非动极而静。如果认为“待极至而后大反”，那是违背“动静无端”的变化规律的。
王夫之关于“物极则反”说的辩论，在易学哲学史上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一，在王夫之看来，“物极则反”只是事物变化的一种形式，不能将它作为一种模式，用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变化过程，所谓“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不可云极则必反”。也就是说，他反对将“物极则反”这一观点公式化、绝对化，这同其“易兼常变”和“不守一隅”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王夫之认为，关于对立面的转化，如动静、治乱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其中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发展起来，对立的一方才能转化为其反面。此即“人生治法弛，乃乱”，“阴储动能，故方静而动”。此种转化观，扬弃了那种自然转化论，是对程颐“反危为安，易乱为治”说的发展。第三，王夫之认为，“极而后反”这一观点，是鼓吹对立面的斗争，结果对立面之间日益相互为寇仇，“两间日构而未有宁”，不利于安定与和谐。但其根本要义是反对“物极必反”这一命题，而认为物极不必反，不赞同用一个“必”字将世界复杂的变化规范化，反对死抱着一种固定的模式或僵化的公式，观察和预测事物的变易。此种物极不必反说，无疑是一种辩证思维，是王夫之易学哲学的一个贡献。从易学史上看，自从汉代京房提出“物极则反”说以后，扬雄、孔颖达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汉唐以来并无人怀疑这一观点。到了北宋，欧阳修、程颐又将其阐发为“物极必反”的命题，几乎成为公认的普遍真理。一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方依据其神化学说，重新检讨这一命题，认为天之化，物之变，尤其不可测，物极不必反，表现了一种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其在《发例》中所说：“旧说言始言终者，概不敢从，而求诸爻象之实”。并从天道人事各方面作了缜密考察。如果说，从“物极则反”说到提出“物极必反”是一次理论的飞跃，那么，王夫之提出物极不必反说而否定“物极必反”的命题，则是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又一次飞跃。王夫之的物极不必反说，站在更高的层次，既吸取了物极则反的思想因素，同时又扬弃了极而“必”反的独断论倾向，标志着人类对事物变易法则的认识更加深化了，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易学的骄傲，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