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丁美洲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社会论文,贫富论文,分配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这个阶段也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过程中要突出统筹兼顾的思想，实现五个方面的统筹发展。本文拟通过对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初步研究，考察这些国家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所提供的某些经验教训。
拉丁美洲有30多个国家，其工业化、现代化的经历长短不一。其中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乌拉圭等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于1870年前后初步启动，迄今已130多年。部分拉美国家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大体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到2000年，整个拉丁美洲人均GDP已超过3800美元（按199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当然，国家之间差别很大，例如，阿根廷为7300美元，海地只有356美元（注：CEPAL， 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erica Latinayel Caribe， 2001.pp.200～201.）。但是，拉美国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的贫富分化还在扩大，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对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做出回答。下面，我们着重考察一下拉美国家最近50多年的发展过程。
一、1950～1980年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1950～1980年的30年是拉美国家工业化的高潮期，也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拉美地区经济保持5.3％的平均增长率，地区GDP在1950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倍。尽管同期拉美人口增长也处于历史高峰期，但地区人均GDP仍增长了1倍多。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社会问题却日益尖锐，集中表现在收入分配上。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具有久远的历史，不过，一方面没有更早的、具有可比性的统计资料；另一方面，拉美地区在60、70年代因社会分化引起的社会冲突，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都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
表1中的10国不仅涵盖了拉美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口的90％左右，而且包含了地区内大、中、小三类经济规模和上、中、下三个发展层次的国家，是具有代表性的。拉美经济委员会也指出：“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和经济政策方向的改变通常会对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产生影响。严重的衰退以及因此而采取的某些特定政策，可以在10％的高收入家庭与金字塔的其余部分之间带来高于总收入30％的收入转移。不过，获取上述表格中的基本数据的年份是相关国家相对景气的年份，因此可以认为，表中所做的估计基本反映了70年代初期正常的分配结构。”（注：CEAPL， 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ňos 80， pp.73～74.Santiago de Chile， 1979.）
表1
拉丁美洲（10国）：各国总收入在家庭间的分配
国别
年份 人均GDP
按家庭收入高低分组及各组所占％
0～20 21～40 41～60 61～80 81～90 91～100 基尼系数
阿根廷
1970 1208 4.4 9.7
14.1
21.5 15.1 35.2
0.44
巴西
1972 539
1.6 4.0
7.1
14.2 14.4 58.7
0.66
哥伦比亚 1972 575
2.0 4.5
9.5
17.9 16.0 50.1
0.61
哥斯达黎加 1971 684
3.3 8.7
13.3
19.9 15.3 39.5
0.49
智利
1968 823
3.7 8.3
13.1
20.4 16.2 38.3
0.48
洪都拉斯 1967 275
2.0 4.6
7.5
16.2 17.5 52.2
0.63
墨西哥
1967 800
2.6 5.8
9.2
16.9 16.2 49.3
0.59
巴拿马
1970 868
1.7 5.3
11.2
20.4 17.8 43.5
0.57
秘鲁
1972 555
1.5 4.2
9.6
20.0 18.5 46.2
0.60
委内瑞拉 1971 1163 2.8 7.0
12.6
22.7 18.6 36.3
0.50
资料来源：拉美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关于拉美收入分配的衡量与分析课题组。转引自拉美经济委员会：《跨入80年代的拉丁美洲》，西文版第72页。
说明：人均GDP按197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从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高低来看，这10个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巴西和洪都拉斯。尽管这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在同一个档次，但收入分配集中的程度是近似的。巴西10％最高收入家庭获得总收入的近59％，而40％的低收入家庭只获得5.6％，前者的平均收入是后者平均收入的43倍。洪都拉斯可以看作是拉美低收入国家的代表，10％最高收入家庭占有总收入的52％，40％低收入家庭只占有6.6％，前者的平均收入为后者的32倍。第二类是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巴拿马。这4国的基尼系数在0.57～0.61之间，其实，这些国家收入分配集中的程度与洪都拉斯相比差别不大，例如，以10％最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与40％低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相比，秘鲁为32倍，哥伦比亚为31倍，和洪都拉斯在同一水平上。第三类是阿根廷、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委内瑞拉，其基尼系数在0.44～0.50之间；10％最高收入家庭与40％低收入家庭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分别为13～15倍。尽管这4国中有3国属于当时拉美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其中哥斯达黎加人均GDP只有684美元，比第二类中的墨西哥、巴拿马都低。这说明收入分配集中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人均GDP水平的高低。
表2的数据所说明的主要问题是，当时拉美国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增长，而是增长的部分分配得不合理。在20世纪60年代初，上述5国中60％低收入阶层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最高的为25％（巴西），最低的为18％（秘鲁），即40％高收入阶层所占份额都在75％以上。在表2所考察的10年中，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60％低收入阶层从国民收入增长中得到的份额并不很高（分别为24％和34％），但其收入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巴西、墨西哥和秘鲁60％低收入阶层从国民收入增长中仅得到16％～18％，其收入增长率低于或等于全国平均增长率。这个统计资料说明：第一，60％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快慢取决于国家所实行的收入分配政策，如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就比较快。第二，即便收入分配政策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短期内也改变不了收入分配不公的格局。如果收入分配政策于低收入阶层不利，收入分配不公就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在上述10年终结时，5国中60％低收入阶层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10年前变化不大，或者比10年前更低。
表2 拉丁美洲5国60％低收入阶层所占收入比例和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
国家 60％低收入阶层 平均增长率
阶段 起始时 终结时 增长部分 全国 60％低收入者
巴西1960～1970 0.25
0.21
0.16
3.1
1.2
哥伦比亚
1964～1974 0.19
0.21
0.24
3.1
4.3
哥斯达黎加 1961～1971 0.24
0.28
0.34
3.2
5.1
墨西哥
1963～1975 0.22
0.20
0.18
3.2
2.4
秘鲁1961～1971 0.18
0.18
0.18
2.3
2.3
资料来源：Montek S.Ahluwalia， Nicholas G Cartery Hollis B.Chenery，Growth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6）， 1979年9月，表4，第322页。
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拉美各国政府深受当时流行的发展理论的影响，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严重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60年代期间，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并进而认为，经济增长既是必需的，也足以解决包括就业与贫困等社会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到70年代末期人们才发现，高增长率可以与就业形势恶化及贫困并存。”（注：Louis Emmerij， Fl desarrollo económicoy social en los umbrales del siglo XXI， p.5.BID Washington， D.C， 1998.）上述思想在拉美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普遍存在的“重增长，轻分配”或“先增长，后分配”的观念。 具体地说， 当时有 4 种观点在拉美是比较流行的：①“滴漏机制”（Trickle-down Mechanism）和“溢出”（Spilover）理论，认为收入不平等对于通过储蓄促进投资和增长是必要的。富人会把收入中的较高比例用于储蓄和投资，穷人会将收入主要用于消费支出。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越是向高收入阶层倾斜，储蓄率就越高，经济增长就越快，收入就越会通过市场机制“滴漏”在低收入阶层身上。②增长与公平的“不相容性”。这种观点认为，增长与公平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相容性，必须首先实现经济增长，社会不公正会在强大的发展动力中逐步消除。意思是说，强劲的经济增长就意味着发展，而实现发展并不要求进行社会变革。③“蛋糕”论。以巴西经济学家德尔芬·内托为代表的一批人强调，首先必须把“蛋糕”做大，然后再去考虑如何分配。④“积累优先”论。这种观点以另一位巴西经济学家S.西蒙森为代表，认为要想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就得接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实；如果把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福利水平作为基本目标，就会影响积累和增长潜力。
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提供的资料，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拉美国家公共与私营企业的收入分配原则是，在企业年度“经营总剩余”（superávit bruto de explotación，即不含劳动报酬的要素成本增加值）中，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积累两项通常占40％左右，投入分配部分占60％左右，有些国家投入分配的部分不到50％。但是，拉美国家的投资率却并不高，普遍比亚洲国家要低得多。问题就在于，高收入阶层并不热心于扩大生产投资，而是热衷于高消费，或称“模仿性”消费（模仿发达国家消费），因而出现社会上层的高消费与社会下层消费不足并存的局面。于是，社会就出现所谓“期望的革命”（revolución de las aspiraciones）与“失望的革命”（revolución de las frustraciones）相对立，即高收入阶层并不满足于现状，还期望获得更多；低收入阶层更对现状不满，对发展的结局感到失望（注：CEPAL， América Latina en el umbral de los aňos 80， p.91，1979.）。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各国政府依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加快经济增长方面，如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以求克服进口替代工业化所受到的国内市场制约；实施进口替代与促进出口相结合的方针，以扩大制成品出口，等等。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实际上已面临结构性危机，但各国政府依然没有下决心进行经济调整，而是不约而同地走上“负债增长”的道路，结果酿成了后来的危机。可见，拉美国家当时是竭尽全力保持经济增长，这也是拉美经济能够保持30年的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当20世纪60、70年代巴西、墨西哥等国出现“经济奇迹”的时候，国内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与激烈程度。
二、1981～2000年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
1981年以来的20多年间，拉美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大逆转，80年代持续衰退，90年代继续低迷。1980～1990年，拉美地区（根据23国的统计）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其中阿根廷、萨尔瓦多、海地、尼加拉瓜、秘鲁、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7国是负增长；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0.9％，其中只有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巴巴多斯和牙买加5个中、小国家是正增长（注：CEPAL， 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1995， pp.71～72.）。1991～2000年，拉美地区（根据31国的统计）GDP年均增长率为3.3％，其中海地是负增长；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5％，其中厄瓜多尔、海地、巴拉圭、委内瑞拉和牙买加5国为负增长（注：CEPAL， Balance preliminary de las economi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0.pp.85～86.）。毫无疑问，拉美国家这20年的经历给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深刻教训。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拉美国家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偏差，那么，最近20年来连经济增长这个前提条件也几乎不存在，更何谈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问题只能进一步恶化。
我们从上面的表3中至少能得到两个信息。第一，在20世纪80～90年代期间，这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其中的中、低收入阶层。第二，除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只有单一年份的数据而无法作前后比较外，在其余15国中，最明显的是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收入比重的变化。其中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乌拉圭7国，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其中多数国家降幅极小，只有乌拉圭和哥伦比亚的下降幅度分别达到5.4和1.8个百分点。在其余8国中，与80年代初相比，10％最高收入家庭所占比重都是上升的，其中6国的增幅都相当大，按增加百分点的多少依次为：委内瑞拉11.0，墨西哥9.0，巴拿马8.2，巴西5.2，阿根廷4.9，哥斯达黎加3.6。
表3 拉丁美洲（17国）城市家庭收入分配（各家庭组别占总收入的％）
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分组
国家
年份 0～10 11～20 21～40 41～60 61～80 81～90 91～100
阿根廷
1980 2.8
4.0
10.6 15.7 21.7 14.4 30.9
1997 2.1
3.3
9.5
13.4 19.9 16.1 35.8
玻利维亚
1989 0.7
2.7
8.7
13.1 20.6 16.1 38.2
1997 1.6
3.1
9.0
13.6 20.5 15.3 37.0
巴西1979 1.3
2.6
7.9
12.2 20.0 16.9 39.1
1996 1.1
2.3
7.2
10.4 18.2 16.6 44.3
智利1987 1.6
2.8
8.3
12.8 19.4 16.5 39.6
1998 1.7
3.0
8.7
12.4 19.4 15.8 39.1
哥伦比亚
1980 0.9
2.5
7.6
11.3 18.9 17.5 41.3
1997 1.4
2.9
8.6
13.0 19.3 15.2 39.5
哥斯达黎加 1981 2.3
4.5
12.1 16.7 24.5 16.9 23.2
1997 1.9
4.2
11.3 16.8 23.7 15.4 26.8
厄瓜多尔
1990 2.1
3.8
11.3 15.5 21.5 15.3 30.5
1997 2.3
3.5
11.2 15.1 21.6 14.4 31.9
萨尔瓦多
1994 2.1
4.1
11.1 15.3 21.4 14.3 31.7
1997 2.1
4.0
11.1 15.2 21.3 15.2 31.1
危地马拉
1986 1.2
2.7
8.6
14.0 21.5 15.6 36.4
1990 1.7
3.0
8.6
12.7 20.8 16.1 37.1
洪都拉斯
1990 1.5
2.5
8.3
12.8 20.0 16.1 38.9
1997 1.4
3.1
9.7
13.8 20.3 14.9 36.8
墨西哥
1984 3.2
4.7
12.3 16.8 21.9 15.4 25.8
1998 2.8
4.0
10.5 13.6 19.3 15.1 34.8
尼加拉瓜
1997 1.3
3.2
10.0 14.0 20.2 15.9 35.4
巴拿马
1979 1.2
3.5
10.8 15.9 22.7 16.8 29.1
1997 1.4
2.9
9.0
13.4 20.6 15.4 37.3
巴拉圭
1986 2.2
3.6
10.6 14.5 20.2 17.1 31.8
1996 2.6
3.9
11.0 15.1 19.8 14.6 33.1
多米尼加
1997 1.5
3.3
10.1 14.5 20.4 14.7 35.5
乌拉圭
1981 2.7
4.1
10.9 14.7 21.2 15.2 31.2
1997 3.7
5.3
12.9 16.5 21.1 14.6 25.8
委内瑞拉
1981 2.5
4.4
13.2 17.1 24.9 16.0 21.8
1997 1.8
3.2
9.7
14.4 21.4 16.8 32.8
资料来源：《拉美、加勒比统计年鉴，2001年》，第62～63页。
最新版（2002～2003）的《拉丁美洲社会状况》所做的描述也与上述统计相吻合。“在1990～1997年期间，收入集中指数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凝固性，其中某些国家还出现了明显的恶化趋势，只有乌拉圭和洪都拉斯是收入分配有明显好转的国家，基尼系数降低了0.05点。1997～2002年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在进行过数据分析的14国中，有9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原状或进一步恶化，其中基尼系数上升幅度最大的有阿根廷（11.3％）、厄瓜多尔（9.4％）和哥斯达黎加（8.4％），而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基尼系数则分别下降了4.6％和6.7％。因此，新的数据再次说明，拉美国家的收入集中程度具有居高不下的巨大刚性。”（注：CEPAL， Panorama social de América Latina， 2002～2003， P12.）
拉美国家80年代深受债务危机的困扰。在国际债权人俱乐部的压力下，拉美债务国尽全力扩大出口，压缩进口，通过牺牲经济增长、争取外贸盈余的办法偿还债务，即所谓“衰退性调整”。在广大中下社会阶层深受紧缩政策、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之苦的同时，私人企业欠下的债务通过“债务国家化”机制变成了国家债务。9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进入结构改革阶段，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主流政策。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强调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化改革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则自然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说：“就连私人市场的拥护者们也不相信，这些政策会在某个时候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这些政策首先就没能保障一种公平的收入分配。华盛顿共识的各项政策的根本问题之一，就在于观察事物的视野狭窄；他们集中于关注经济效率，指望其他社会问题在某个另外的时刻去解决。他们在追求其狭隘的经济目标方面失败了。不仅如此，他们在其有限的使命上失败的同时，还加剧了其他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注：Joseph E.Stiglitz， El rumbo de las reformas.Hacia una nueva agenda para America Latina， Revista de la CEPAL， No 80，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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