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教育与中国教会教育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教会论文,日本侵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0)04—0012—06
在中国近、现代，外国势力在华开办了不同类型的教育。这里所指的“外国势力”主要指西方传教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他们在华所开办的教育，尽管均由外国势力所开办，但就其性质来说二者并不相同。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教育，在早期虽然曾一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利用，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但就教会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它与殖民主义政治、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并没有必然的统属关系。教会教育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作用；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所开办的教育，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它以教育为先导，为武装入侵与长期占领、掠夺开路。或以武装入侵占领剥夺他国主权为先导，在此基础上强制推行占领国日本的教育体制。其教育方针与培养目标都直接为殖民统治服务。日本在华教育始终与武装侵略、殖民统治形影相随。本文拟就日本侵华教育与教会在华所办教育的办学体制、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及社会服务等方面作一简要分析比较。
一、办学体制上的根本歧异
西方传教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在中国办教育的体制是明显不同的。教会教育的办学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私立性质的，不是政府行为。自19世纪末以后，来中国传教的主要教会团体有天主教修会或外方传教会、基督教差会及东正教等组织。他们在华都开办了不少学校，并以此为基础，一边传教，一边传学。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办了徐汇公学、类思小学，到1860年，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办有小学90余所。到1880年以后，传教士在江南所开办的小学达100多所。（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基督教在华各差会也大都办了教育，其中内地会所办学校最多。据顾长声统计，到1936年，内地会在华共经营10所中学，330所小学。东正教在华传教团体除了传播宗教外，也开展了比较丰富的文化教育活动。东正教传教士团在乌鲁木齐建造了6所招收男生的教会小学和1所招收女生的教会小学，并“在汉口（指天门县等地）增加了一所教堂和两所教会小学，并为低级传教人员设立了一个培训班”。在北京建立了图书馆、男、女修道院、男子学堂、神学院……。“不少中国百姓，为了谋生，为了工作，或者为了子女能在教会学校学习，而信仰了俄国斯正教。”（注：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M〕.学林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251页。）
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其经费由各教会组织负责筹措。这些经费多系教会团体在所在的宗王国向资本家及各大财团“化缘”而来。1889年开始成立的基督教北美支会，在不到17年的时间内，资本家就捐助给内地会50多万美元活动经费。《中俄北京条约》签定后，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规定，每年给予驻北京传道团15600银卢布的经费。天主教会在华遣使会每年除从法国政府获得津贴外，据赖德烈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2章统计，该会于1843年拨给在华传教士的活动经费为28万法郎，1845年为30.4万法郎，1851年为30.6万法郎，1854年为31.1万法郎，1859年猛增到54万法郎。这些经费的开支，除维持教会的传教活动、传教士的工薪外，还包括办教育的经费。如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从最高宗务会议上获得的每年15600银卢布，主要用于“教堂设备的添置，教堂的维修，男、女学校和修道院的开支，传道团成员住宅的维修，以及其他执事人员的开支等。”这些经费主要来自民间，尽管有少量来自政府，但比较起来，所占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华办教育的体制与各教会团体在华所办教育不同，所办学校多系公立，并非民间行为，具有明显的政府色彩。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办教育的历史比较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30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一是在此之后。日本在继承沙俄在南满特权之后，大力兴办的是殖民教育。所办学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殖民者子弟办的“日本人学校”，招收日本籍在华者的子弟；一类是驯化、奴化中国儿童的学校。前者与日本国内所办的学校无异，后者以培养效忠殖民者的奴才为职志，是典型的“奴化教育”。这些都由政府办理，或有政府参与办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鼓励国民移民中国，在岛内形成了一股“中国热”。“东亚同文会”以所谓“开发中国人风气”为目的，开办了一系列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有：福州东文学社(1898)、泉州彰化学堂(1899)、漳州中正学堂(1899)、厦门东亚书院(1900)、南京同文学社(1901)、南京东文学堂(1901)、上海留东高等预备学堂(1905)等。（注：郭卫东：《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东亚同文会实际上是日本在华的政治机构，所办学校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日本在占驻时间最长的旅顺办了教育，其学校分为官立、公立和私立3种形式、官立学校直属关东局或关东州厅管辖；公立学校直属旅顺市役所或民政署管辖；私立学校由满铁株式会社和地方乡绅等人士集资兴办。据《旅顺教育志》记载，”初等教育由市长、民政署长充任第一次监督机关，关东州厅长官充任第二次监督机关；高等普通教育中的中等教育、实业教育、由关东州厅长官充任第一次监督机关，关东局充任第二次监督机关；高等普通学校中的高等学校、专科学校、大学、师范学校等，由日本驻伪满全权大使充任第一次监督机关，同时也是关东州教育设施的最高监督机关。”（注：大连市旅顺口区教育委员会编：《旅顺教育志》〔M〕.1991年12月印行，第39页。）
“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傀儡政府——伪满洲国。1932年7月，伪民政部“文教司”升格为同它分立的伪满洲国“八大部”之一的“文教部”。其下设总务、学务和礼教3个司，教育为其主要职掌。1937年7月后，日伪政府成立民生部，为适应其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之需，对所辖权限作了一些调整，开始时设有学务、国民教育、高等教育4个科和督学官、编审官两个室，后来又设学务、企划、师道、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养成6个科及编审官、督学官2个室。（注：王野 平：《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M〕.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在各沦陷区，日伪政权在各地也办起了奴化性质的学校。如在湖北安陆兴办了兴亚小学，还办起了两所男子初级中学和一所女子初级中学。这些学校或者以伪政府名义办理的，或者是伪政府参与办理的。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教育经费，与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学校费用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日本侵略者在华办教育的经费，完全“取之于民”，是通过所谓的“政府”向人民榨取的，并没有从日本本土带来一分一厘。即使是所谓“对友文化事业的民间组织”东亚同文会的办学经费，也是在中国的经商者从中国人民身上搜刮来的。
办学体制和管学体制的不同，决定了两种教育必然会出现根本质的分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因为属私立性质，有较多的民主因素，决策上或者是董事会制，或者是各差会的委员会制。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可以采听一些群众意见。由于来华传教士本身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西方殖民者的走卒，坚定地执行西方殖民者的文化侵略政策；有的多少有一些民主精神，见中国人民生活的惨状产生一些侧隐怜悯之心；有的尽管知道自己被派到中国来是干什么的，但还是主张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传播知识与文化侵略双管齐下；有一些比较“清高”的，以传播科学文化为己任，并在实践中能够做到兢兢业业任事。当然，不排除早期来华传教士（后来也有一部分）为殖民者所利用，充当了西方侵略者的爪牙和帮凶。但被利用与教会教育本身不可混为一谈。更何况在中国人民反基督教运动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教会教育遂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动力之一。所以，如此复杂的传教士在华从事教育活动，中国人民可以从中得到部分实惠。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华开办的教育，是一种政府行为，教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奴化中国人民的手段。这种教育处处体现的是日本政府的意志，是与日本军事侵略相配合的措施。诚然，日本侵略者在华也办了一些技术性质的学校，如农专、医专之类，但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亦未曾起过真正的推动作用。从主观上分析，他们创办此类学校，旨在培养为长期在华进行殖民统治所需之技术性人才。创办农业、矿业、铁路之类的学校，主观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创办医科学校，则为服务于在华日本将士人员。如设在太原的山西省立桐旭医学专科学校其创办目的十分明确，是“应当前之需要”，“培植医学有用人才，为兵站基地军民健康之后盾”（注：《山西省立桐旭医学专科学校成立二周年纪念特刊》〔Z〕.1944年9月1日。）
二、教育目标上的分道扬镳
教育目标是通过教育和教学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教会教育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教育，可以说是互有差异的。
19世纪中叶，大批传教士怀着“为基督征服世界”的雄心，向东方扩张的时候，一些热衷侵华战争的传教士坚信“只有战争能使中国信基督”。在大炮和刺刀的庇护下跳下甲板开办学校以后，即开始了“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的教会教育事业，这一事业在中国的生命持续了近100年之久。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在中国人民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帝运动压迫之下，教会教育的目标被迫作出了一次又一次的调适与妥协。清末，传教士在中国办教育，可以说是以在中国形成一支特殊力量为目标。明恩溥曾经说过，传教士在中国的职责，“不仅是招收个别的信徒，而是介绍一种新的道德和精神气候。”穆德曾经这样说：“世界上有四万万人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个国家进入现代新潮流的，也只有这第一批人，这第一批受到现代教育的学生，将来便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们要设立新的标准，并且走入新的途径。我认为，这些人受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在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常常有这样的渴望，因为恐怕我们失去这种卓越的机会。”（注：Mary Lanberton: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1879-1951.p56-57）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济舫也曾明确地宣示他在中国办教育的旨趣，说通过办教育这一途径，可以控制中国未来的社会领袖和知识精英，把握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他毫不遮掩地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让我们不只是指出中国有那么一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使者，而且还应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注：Records s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 of China held at Shangai:May7-20.1890.p497.）可以说其教育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是要造成一支特殊的势力，传播西方的道德与文明，最终以此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影响中国政治。
但是，在一次次教案发生后，传教士对其赤裸裸的教育目标，不得不有所掩饰。尤其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爆发以后，教会学校不得不到中国教育当局立案，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法规，按照中国政府的教育目标办学。如1930年9月3日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规定初等教育的目标为：“一、使儿童整个的身心融育于三民主义教育中。二、使儿童个性、群体，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平均发展。三、使儿童于三民主义教导下，具有适合于实际生产之初步的知能。”中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为：“一、确定青年三民主义之信仰，并切实陶冶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行。二、注意青年个性及其身心发育状态，而予适当的指导及训练。三、对于青年，应予以职业指导，并养成其从事职业所必具之知能。”高等教育的目标为：“一、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二、学校应发挥学术机关之机能，俾成为文化的中心。三、课程应视国家建设之需要为依归，以收为国家储材之效。四、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五、设备应为力求充实，并与课程训育相关联。”（注：宋恩荣、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汇编》(1912—1949)〔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0、52页。）尽管有一些传教士不忘其来华的职志，但在政府强大的攻势面前，被迫到教育当局去登记，按政府的有关规章办学，接受政府的检查监督。这样，教会教育基本完成了由培养宗教信徒到养成健全国民的教育目标转换。事实上，西学与宗教的分离，教会教育与传教士控制的宣教事业的分道扬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教会教育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作为布道师的传教士认同了自己逐步成为教师的角色转化。
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华办的教育，其培养目标是什么呢？《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对“九·一八事变”前的教育目标有如下明确记述：“我满洲建国，既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盖我国数千年来之旧道德、旧礼教，如日月丽天、江河行地，虽然久而不变。……且王道精神，尊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家之间协调，而树立人类相爱的基础”，强调“……外而亲仁善邻，无诈无虞，守国际信义，谋民族协和，……则高尚优秀之国民既易于养成，而巩固坚定之国势亦易于树立”。其中所强调的所谓“王道精神，尊重博爱”、“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外而亲仁善邻”，“谋民族协和”等语，已经清楚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所办教育的奴化中国青少年儿童的目标。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对青少年儿童已经是堂而皇之地实施奴化教育，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将教育也赋予了战争紧急状态，一切都为战争服务，教育也被紧紧地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如1944年颁布的《关东州人教育令》第二条规定：“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为目的。”第三条再次强调：“遵奉敕语的宗旨，经过全面教育，以修炼皇国之道，贯彻奉谢皇恩之诚心”；“明确皇国在东亚及世界的使命，须知辅佐大东亚建设事业是关东州人的职责”；“各科与课程，在发挥其特点的同时，还要加强互相联系，归终于修炼皇国之道。”（注：王野平：《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M〕.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显然，日本军国主义者教育要达到的目标，是要把中国青少年奴化到完全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教会教育与日本帝国主义所办教育在教育目标上出现严重离异是必然的。教会教育在教育目标上经过多次调适，最终还是无法抗拒中国民众与中国政府的巨大威慑力，逐渐淡化其传播宗教的工具功能。尤其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后，教会教育实际上已纳入当时中国政府教育政策的统辖之下，教会学校按规定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不再在校内布道传教，并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所办教育事业全权由日伪政权操办。其奴化中国青少年儿童的教育目标，在其刺刀的威逼之下，在其武力征服之下，竟白纸黑字地昭示于沦陷区，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布，他们是要奴化中国未来的国民。他们之所以敢于公然宣布其奴化中国青少年儿童的目标，与传教士的文化渗透方式完全不同，是因为他们是绝对的武力征服。倘若有人对这一教育目标提出异议，乃至爆发像“收回教育权运动”之类的事件，他们就要露出刽子手的狰狞面目，格杀勿论。尽管如此，在敌伪统治区，抵制奴化教育的斗争还是不时以种种形式反映出来。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目标观的支配下，教会教育还能给受教育者授予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开办的学校，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仅是其微不足道的职能之一，大部分时间在讲什么“大东亚共荣圈”、铲除种族观念、排外思想。而所谓教学质量，并不能引起重视。
三、教育内容上相互异趣
早期来华传教士所办学校，由于急功近利，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基督精神来征服中国人民，因而宗教的内容充斥整个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但是，此举招来中国人民的不满与愤怒，教会学校始终规模不能壮大，产生不了传教士所预想的效果。传教士遂改行“耶稣+孔子”的传教方式，因而收到较好的效果。这就是说，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民主的内容夹杂在宗教的内容之中，吸引来了中国众多青少年儿童，甚至中国士大夫。在这一大前提下，传教士在中国学校的讲坛讲授科学民主的内容。丁韪良(W.A.P.Martin)先后在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文、万国公法、算学、天文学、医学和生理学等课程。傅兰雅(John Fryer)则为中国洋务运动之弊开出了一剂药方，认为洋务运动中所创设的同文、方言馆和武备、水师学堂，均为“仿效西法之一端，犹非振兴西学之盛举”，欲兴西学，必须以“格致学”为重心。他为格致书院开设的西学课程目录有6项：“一、矿务；二、电学；三、测绘；四、工程；五、汽机；六、制造。”他又指出，“算学为起首功夫，违此则不能前进”，他之所以特别强调掌握代数、几何、三角、八线等数学知识，因为这些是格致之学的基础。李佳白也指出，学问之要，不外事与理两端，事之要莫备于史鉴；理之要莫显于物学。“格物以知万物理性，化学以分万物之原质，天文以测三光之运旋。此三者谓之物理。又如数学、代数学、形学、八线以通各种量、算之法。此四者谓之数理。要皆为文学之大端。至于地理学、金石学、矿学、地势学、地质学、量地学、航海法、身理学、心学，是非学、万国策、国政学、本国律例、万国公法、医学、道学、机器学、农政学，以及中外史记摘要，无一不在当学之中，不可缺其一也。”（注：钱钟书：《万国公报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78～579页。）这些课程不仅十分全面，而且形成了学科知识系统。尽管宗教的内容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但是相对于此前而言，淡薄得多，几近虚悬一格。
教会学校这些课程的开设，不只是唇焦舌敝的议论而已，而且得到全面的实施。到政府当局立案后开设的课程，与政府所设学校的课程基础无异就不必说了。即使在这之前的教会学校的课程基本也是以科学文化为主体。如登州文会馆正斋课程有天道溯源、论语、作诗文、代数备旨、天路历程、礼记、大学、中庸、左传、八线备旨，测绘学、格物（力、水、气、热磁）、量地法、航海法、格物（声、光、电）、地石学、罗马、代形合参、物理测算、化学、廿一史约编、动植物学、心灵学、是非学、微积学、化学辨质、天文揭要、富国策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实验课的开设。登州文会馆建立了物理化学实验室，又附设了机械厂、发电厂、印刷厂，并购买了一些天文设备，均为提供学生学习机会而设。讲天文时，学生可在观星台观察星体，或用经纬仪器测量方位；讲生理学时，有人体模型供学生观览；学地质则让学生就地取材，用喷焊分析法来识别矿石，判定含量。这证明教会学校开设的课程不仅比较全面，而且还照顾到实验实践等环节。
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势力所开办学校的课程，与教会学校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基本上是违背了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设计基本规律的。在课程设置上，初级小学主要开设修身、国语、算术、作文、体操、音乐、图画等7科。1943年，随着战时教育体制确立，日伪政府教育当局将初级小学课程科目统一起来，一律改成建国精神、国语、日语（满语或蒙语）、实务、自然、数学、提炼及艺能图画、“书道”及音乐，并增加实务实习，终日训练勤劳奉仕。初中开设修身、经学、国文、日语、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图画、作业、音乐、体育等科。文科高中开设伦理、经学、伦理学、国文、国文法、国学概论、文字学、日文、外国文、算术、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文学史、文学概念、人生哲学、哲学大意、科学概论、社会学、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体育等科。
单从课程表上看是难以发现大问题的。课表上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殖民中小学的设科还比较“全面”，方方面面的课程均罗列其中，可与教会学校相提并论。但是，在学时和具体内容安排上，其奴化中国青少年儿童的险恶用心则昭然若揭。所谓“新学制”实施后，国民优级学校的日语课有每周8学时之多，竟与汉语相同，是课时最多的科目。中学的汉语课时减少，日语课时增加。汉语由每周6学时减省到3学时，而日语则由每周4学时增加到6学时。国民道德科原来占总课时的5%，改成集中进行奴化思想教育的“建国精神科”后，竟增加到12.5%；实务课外实务实习与勤劳奉仕也大大增加了。另一特点是文化课减少，尽管课程表上清清楚楚写着各种文化知识课程，但是在开设的课时上锐减，几乎是实行对折或更为过头。“新学制”实行前文化课几占90%，其后文化课仅占40%。在伪满垮台前几年，连这40%都保不住了，能够完成文化课教学进度的中学很少。第三个特点是减少教学日数，加强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劳动和军训。以伪满教育为例，伪满初期每年授课42—43周，后来减少到35天，后增加到3个月，到日本侵略者行将灭亡的1944年，普通中学的后三、四年级竟增加到半年。（注：王野平：《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M〕.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116页。）教学时数随意砍减，课程设置畸重畸轻。这类不顾教学质量，不顾学校的声誉，将教育与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车绑在一起的做法，在任何教会学校中是未曾有过的，也许在人类殖民教育史亦为绝无仅有的。
不仅在教学时数安排和课程设计上，日本军国主义在华势力所办的学校严重违背规律，完全以其主观意志为转移，为“我”所用，而且教学内容也任意篡改，为其侵略战争和奴化中国人民服务。如小学的修身教材，其关于“国家”的修养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国旗”、“我国的建国精神”、“万寿节”、“我们的乡土”、“我满洲国民”、“爱国”、“守法”、“发展国运”、“王道”等。关于国际方面的内容有：亲日的“修养”、“待外国人要诚恳”、“待外国人须知”、“东亚和平”；将《孝经》、《论语》改头换面，打扮成日本侵略者所要借助的“东方道德”，将中华传统道德改造而为其进行奴化教育的工具。历史和地理课也写进了所谓“日满——德——心”、“五族协和”和“建国精神”。国语科的内容充满军国主义色彩，尽是什么“桃太郎”、“蒲岛太朗”、“国旗”、“国都”、“协力”、“乃木大将”、“御访日”、“奉迎满洲国皇帝陛下之歌”、“拜受大诏”之类。《历史教科书》中有一篇课文叫“中日战争篇”，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国势渐渐强大。因人口众多，占地狭隘，不得不谋向外发展。光绪二十年，适朝鲜新旧党内讧，中日两国各派军队去镇压，乱事平定。为撤兵问题，两国意见不合，遂至开战。……”（注：熊楚洪：《宜县沦陷时的教育事略》〔J〕.《宜昌文史资料》1985年第4辑。）
通过以上两种不同外国势力在华办教育的比较研究，不难看出，教会教育尚有较多积极内容，有较多的值得肯定的科学民主因素，也培养了许多程度较高的一流人才，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而日本军国主义在华所办的殖民教育，则是从根本上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是违背人的自身发展的教育，是抛开教育发展客观规律于不顾、为“我”所用的强盗教育，在日本军国主义所办的殖民学校中受教育者的程度极为低下。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所办的教育，是其军国主义政治的延续。
收稿日期：2000—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