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经济发展的典型区域发展模式再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典型论文,区域论文,模式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2)07－0055－009
开放以来，在我国东部沿海的农村非农化和乡镇工业化过程中诞生了三种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学术界对这三种模式的研究已经很多，本文之所以再次将目光聚于此，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首先，从政策层面来看，2012年中央将对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发展作出重要战略部署，需要有相关研究作参考。目前围绕全局性的经济增长速度研究已经较多①②，但从区域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仍然不多。其次，从理论层面来看，三种模式研究的学科视角各不相同，比如不少学者基于社会学视角展开研究③，而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比较研究仍然不多，并且部分研究混淆了“区域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区别。本文将在“区域发展模式”概念界定的基础之上，基于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对三种典型区域发展模式展开比较研究。
一、基于发展经济学框架的典型区域发展模式特征比较
工业化是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过去60多年这个主旋律始终没有变，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是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根本性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资源要素(最为关键的是资本要素)不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全面发展，我国选择了东部率先发展的非平衡发展战略，与此同时，为了避免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潜在波动和其他政治社会影响，渐进式改革方案最终被改革设计者接受。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都诞生于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东部沿海地区。
由于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混淆了区域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下面先就此进行说明。区域发展模式和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有联系，又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模式是一个历史概念，具有特定的内涵，模式的提出是一种从现实到理论概念的过程；而现实总是随时间变化，区域经济发展是动态的。经济学中存在很多发展模式，比如“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它们都具有特定的内涵，但模式起源地的当前经济发展已经和概念层面的模式内涵大有不同，特别是拉美地区。④对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而言，它们都是对相应地区农村非农化和乡镇工业化道路的总结和提炼，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些内涵将以不同的发展模式特征做区别。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现实中的苏南、温州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部分学者将苏南模式归结为“三为主、两协调、一共同”，特别是以公有制、集体经济为主的所有制特征。⑤但是，当前的苏南经济已经与苏南模式下的经济发展道路大相径庭，公有制和集体经济在苏南地区的比重已经大为下降，以至于有学者用“新苏南模式”相区别。⑥
基于上述界定，下面将在发展经济学框架内对三种典型区域发展模式进行比较。流行的教科书都将发展视为供给问题，因此本文将根据生产函数Y＝AF(K，L)对三种区域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其中F体现的是企业目标和生产组织方式，K、L是生产要素，A代表制度和企业家等要素。除此之外，本文还考虑三种模式产生的历史条件，选择供需导向作为比较维度。表1总结了本文的比较维度和结果。
(一)经济发展中的需求和供给导向不同
虽然当前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将经济发展视为供给问题，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实仍然隐含着不同的供求导向。从改革开放之后的苏南地区、温州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村非农化和乡镇工业化发展历程来看，它们所采取的供求导向是不同的，具体来说，苏南模式下的工业化是供给导向的，温州模式下的工业化则是需求导向的，珠三角模式下的工业化在供给和需求导向上则呈现特殊性。
这种供求导向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它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和市场化顺序。2001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对此做过讨论并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温州模式则通过发展个体私营企业，靠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⑦另外，不管是从费孝通的著作中，还是从首次提出“温州模式”的《解放日报》文章中，我们都能够看出这两种模式在供求导向上的不同。⑧⑨苏南模式的重点是乡镇企业，背后的推动力量主要是当时的就业压力，而温州模式的重点是家庭作坊，走的是一条“以商带工”之路。两者在工业化和市场化之间的顺序是相反的。珠三角模式在供求导向上较为特殊，由于它发展的是“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市场订单是其开动机器推动生产的重要指令，具有一定的需求导向，但是对于企业的实际控制者——资本所有者来说，他们所看重的恰恰又是资本以外的资源要素的低廉价格，这个意义上又具有一定的供给导向。
(二)关键制约要素的获得渠道不同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资本要素“匮乏”非常严重，资本是该阶段我国工业化，同样也是农村工业化最大的要素瓶颈。⑩为了突破资本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苏南、温州和珠三角地区选择了三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珠三角地区的资本要素主要靠外部获取，苏南和温州地区的资本要素主要靠内源性积累。所不同的是，苏南的资本积累以社队等集体(政治)组织为平台，而温州的资本积累则是以家族和产业链等组织为平台。当然，这种资本来源的不同，形成了人们熟知的模式区别，即集体经济、民营个体经济和外资经济主导。
对于苏南地区来说，选择集体资本积累方式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政策推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政策鼓励大力发展社队企业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苏南地区本身就具有良好的社队企业基础，顺应形势顺理成章，而为了解决农村和部分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由国有企业和村集体创办和发展社队企业也是情势所需，部分社队企业可以直接从对应的国有企业中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本。温州由于自身的发展基础以及“资本主义黑线”(11)的传统而选择了发展民营个体经济，并不能向苏南模式那样从国家正规部门获得资本要素，家族融资和产业链上的商业融资等最为古老的融资方式成为该地区突破资本制约的主要手段。其中，家族融资主要体现在家庭成员劳动力报酬与资本报酬的合并使用，消费性和生产性资金的合并使用；亲戚朋友之间为了项目而开展的“抬会”，商业融资主要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赊销赊购等。珠三角地区的资本要素则以外部获取为主，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临近港澳，外部资本，特别是港资的大量进入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企业家群体的不同
在资本雇佣劳动的规则下，资本所有者可以任命企业管理者，由于三种模式在所有制形式上的不同，它们的企业家群体也是不同的。苏南模式的企业家群体是官商和“能人”，温州模式的企业家群体是个体小老板，珠三角模式的企业家群体则是“空降兵”。
在苏南模式中，企业家往往是政府指派的能人，兼具村干部和乡镇企业老总职务。在江南地区的名村、强村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被誉为“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这些具有双重角色的村庄领袖往往在村庄内和乡镇企业运营管理过程中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温州模式下的企业家群体则完全不同，他们是一群具有拼搏精神的农民，正如董辅礽所指出的，“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12)，农民创业，民间资本很自然地决定了温州模式下的企业家群体是一群创业农民。珠三角模式下的企业家大多都是“空降兵”，由于珠三角的资本是外来的，技术和市场也都是由海外转移过来，因此珠三角既缺少苏南地区的政府创业和能人企业家，也缺少温州模式下的个体创业和民营企业家，本地能人作为创业者少，管理者多。
(四)企业目标和生产组织方式的不同
在供求导向、所有制形式和企业家群体差别的共同作用下，三种模式在生产和要素组织方式上存在着较大差别。苏南模式下乡镇政府和官商企业家主导要素资源配置，企业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目标；温州地区则强调的是产业内部的分工协作，产业链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要素配置以市场价格为根本信号，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珠三角模式则通过参与国际劳动分工介入国际生产，订单指令支配要素流动。
苏南地区的集体所有性质和官商企业家群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能人经济模式”。有学者认为，苏南模式的本质就是“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⑦，由于乡镇政府以及其代言人(能人)对当地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因此被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13)当然，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具有“超经济的优势”，可以借助企业与上级部门的关系，在原料、资金、技术、人才乃至销售方面获得照顾，与此同时，为了达到政府以及能人的政绩目标，企业经营活动并不能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生产过程较少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生产组织方式主要表现为区域的产业内分工和要素按价格信号流动，由于每个环节的市场竞争程度都较高，市场价格信号对不同环节的生产要素配置起到了主导作用。根据笔者对温州地区包装印刷业的考察，该产业的每道工序和每个环节都形成相对独立的市场，供货商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由此也形成了很多重要的专业化市场。珠三角模式下的生产组织特征相对明显，典型地表述为“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由于该地区参与的是国际劳动分工，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对外招商引资，当地就是一个生产车间，这决定了珠三角不需要真正的本土意义上的创业和创新，不管是资本还是企业家，都是一种“拿来主义”。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原有模式的保留和突破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都是“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⑧，模式套用于经济的效率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某种意义上区域经济的动态发展必然是一个突破概念化模式的过程。下面就苏南、温州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原有模式的突破进行论述，并对当前三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进行说明。
(一)苏南发展道路变迁与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新形式
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苏南模式凭借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形态，以及与地方政府的紧密联系，在要素和资源获取方面获得了优势，对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全国性的轻工产品短缺以及临近大城市群的区位优势，卖方市场的客观现实使得供给导向的发展战略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据统计，截至1990年苏南地区农村工业企业个数增至33813家，职工数达到279.57万人，总产值734.77亿元，实现利税25.22亿元，成为我国乡镇工业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可以说，在当时的发展环境下，苏南模式是成功的，同时也为保持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苏南模式效率发挥所依赖的时空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导致19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苏南模式在新形势下表现出各种弊端。比如，供给导向的生产模式导致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特别是在轻工产品由短缺转变为过剩之后，产品滞销和企业经营状况趋于恶化，由于缺乏市场敏感性容易错过市场机会。又如，集体产权性质使得微观激励机制受到扭曲；政企不分、企业家的官商双重身份使得经济目标受到政治目标侵蚀，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较大。(14)在各种弊端相继暴露的情况下，苏南地区采取了大规模的改制措施，以求改变原有发展模式中与新环境不适应的特征。以企业产权制度为例，外资和民间资本被大量注入乡镇企业，“以多元化产权主体为特征的混合所有制在苏南乡镇企业中得到了普遍的推行”。(15)这种改革本质上就是对苏南模式的突破，从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来看，则是吸收了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的所有制特征。
但是，苏南经济发展道路的改变并没有在根本上抛弃原有的苏南模式，所谓“苏南模式的终结”并不确切，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南模式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特征仍然强烈地作用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从90年代开始，苏南地区放弃了政府直接兴办控制企业的政府公司主义形式，转而实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计划，包括对内招商引资和对外招商引资两部分(依托工业园区建设)，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征用等方面仍然存在强烈的干预冲动。所以，虽然苏南模式的很多特征已经被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所遗弃，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特征一直得到保留，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换成了招商引资。(16)
(二)温州经济增速的省内竞争失利及对温州模式的质疑
温州经济发展仍然坚持走原有的温州模式，但是2000年之后温州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浙江省中下游，甚至垫了底，由此温州模式也遭到了质疑。(17)然而，单纯从温州经济自身的数据来看，过去十年温州经济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年均增长率达12.2％，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增速多年保持在13％以上。这样的增长速度比起省内的其他区分看起来有些慢，但仍然算表现不错。考察温州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省内竞争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对用地需求的快速上涨，供地指标严格控制导致温州市建设用地价格高涨，推高企业成本，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逐步丧失；二是本地产业结构特征导致投资增速始终较低。温州模式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乡村工业化，产业结构一直以轻工业为主导，该产业对资本投入的需求并不大，因此该地区的投资增速一直都不高。
归结起来，温州经济增速的省内竞争失利说到底是由温州模式引起的，即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企业行为决定了温州本地的增速始终处于省内下游，对于温州模式的质疑也主要来自于这种省内“增长速度”的比较。当然，这种质疑更多的来自政府层面，温州工商业界始终没有放弃温州模式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因为温州模式就是对本地企业家的写照。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地方领导人在自己任内对经济增长的诉求要比企业家强烈得多。正如温州本地学者指出的，“经济是全球化的，官员永远是地方化的”。(18)在温州模式下，企业家的生存法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也因此在当地实业利润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资本逐利的天性不仅引发了温州企业的外迁潮，也引起了温州产业的空洞化，温州人沿袭了一贯的传统，走出去。但是，这些都是对当地GDP的打击，与政府官员的诉求相悖。所以，对温州模式的质疑，实质上是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政府政绩目标与企业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
当前，温州本土发生的这场较量远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了个头，是颠覆原有的温州模式，还是继续走下去，未有定见。但是，在温州，一个不甘垫底的政府已经有了干预本地经济发展的强烈冲动，这种强势政府并不是温州模式的风格。2005年温州市印发了《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与海内外著名企业合资合作的若干政策意见》，在官方层面正式确立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发展战略，并且将发展重化工业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核心之一。温州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同样提出了“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目标。这些做法实际上都试图改变温州“国际轻工城”的定位，试图改变民营个体经济发展的“慢”速度。
(三)珠三角经济的外部压力与珠三角模式的突破
珠三角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的是外向型经济，外部市场环境决定珠三角模式的成败。改革开放之后的宽松外部环境，尤其是欧美经济持续多年的较快增长极大带动了市场需求，随着国外订单源源不断的到来，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使人们认识到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让珠三角地区看到了高度外贸依赖的弊端，但是由于那时欧美经济体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并没有对珠三角模式造成本质上的冲击。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速急剧下降，消费需求普遍疲软，这对严重依靠外需的珠三角来说，事实上引发了一场制造业危机。
金融危机给了全面反思珠三角模式的契机，但事实上，该地区对发展模式的反思要早得多。这些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变化主要包括三点：其一，被动承接国外订单具有很大的市场风险，需要主动开拓市场，特别是国内市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珠三角地区的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外贸转内销”的市场拓展之路，市场需求在企业运营中的作用增强。其二，珠三角地区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制造环节，利润微薄，需要加以突破。改革初期推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然而由于研发环节和营销环节都由外部控制，制造环节得到的利润相当有限，并且造成了内外结构的双重不平衡。当前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重要变化，珠三角地区正试图以新的外向型经济形式对此进行突破，包括加强研发环节的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其三，外资经济的后果是缺乏本土意义的创业创新，珠三角地区已经有意识地对本地创新和创业加以扶持，突出表现在以华为为代表的珠三角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崛起。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苏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都已经对原有发展模式进行了突破，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重要特征。苏南模式放弃了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形态，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珠三角地区虽然有意识地增强需求导向，鼓励本地创业和创新，但是并没有放弃原有的外资经济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而是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对于温州地区，虽然工商业界一直坚持温州模式，但政府层面已经开始着手改变，核心是招商引资。整体来看，不管是苏南、温州还是珠三角，虽然起点不同，但都希望吸收其他模式的一些特征，三地的经济发展方式都朝着一个更折中的方向演变，正走向趋同。当然，这种趋同对于各地的长远经济发展来说，到底是好是坏，需要时间来做鉴定。
三、对我国其他地方经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模式诞生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对原有模式进行了突破，并希望通过吸收其他模式的重要特征获得未来更好的发展。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来说，也不能简单套用以上三种区域发展模式，而是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有所取舍，组合三种模式特征。
(一)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重大改变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采取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路线，直接避免了乡镇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之间的正面竞争，为苏南、温州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和乡镇发展取得了宝贵的时间机遇。同时，改革开放之前的赶超战略导致产业结构畸形，为乡镇发展轻工业提供了宝贵的市场机遇。但是，研究当前我国后发展地区面临的环境可以发现，这两个机遇都已经不存在。
1.城市和乡镇正面竞争导致乡镇工业发展之路阻力巨大。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总结的都是各地农村非农化和乡镇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来说，再想依靠农村非农化和乡镇工业化获得发展已经困难重重。首先，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以城市为载体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好于乡镇；其二，内地和东北地区的乡镇人口分布较为分散，不同于东南沿海的密集居住，这提高了这些地方乡镇经济集聚发展的难题；其三，从国家的政策支持来看，虽然每年中央财政都在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但是从资源要素的最终走向来看，这些支持基本都流向了城市。整体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乡发展道路是不同于东部地区的，最可能的路径是城市发展带动乡镇发展，而不是通过乡镇自身发展。
2.产能过剩与全国性的产业结构优化使得市场竞争更为激烈。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的成功是抓住了轻工产品短缺这个市场机遇，但是在全国产能大大提高，个别行业甚至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不管是乡镇还是城市工业发展，寻找具有价值的市场机遇越来越难。这也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未来发展之路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和外部压力。
3.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产业生态环境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创业创新氛围。首先，从当地企业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中西部是我国的重要资源能源基地，国有能矿类企业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由于资源能源的实际所有权和使用权并不规范，这些企业可以通过无节制的开采获得大额利润，这个过程不仅滋生了腐败，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其次，对于这些地区的创业来说，是否存在创业意识固然重要，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不当索取也是阻碍该地区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
(二)后发展地区对三种典型区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之道
基于发展环境的不同，虽然不能简单套用三种典型区域发展模式，但是将这些模式的内涵特征进行重新组合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组合结果包括以下几点：
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非能矿类产业发展。在后发展地区，能源和矿产、重化工业仍然是当地的主导产业，而能矿类市场结构仍然是供给主导型的，因此，在这些地方的发展中，供给导向非常明显。然而，能源和矿产并不足以在长期内支撑这些地区的发展，并且由于能矿资源的受益面相对有限，并不能给该地区普通群众带来切实的利益。所以，这些地区必须突破资源板块定位，参与国内国际制造环节的分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鼓励发展其他产业获得经济发展的长久动力，通过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给大部分人带来实惠。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竞争加剧必须重视温州模式下的需求导向，只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才有可能在内外部竞争中胜出。
2.在招商引资和本地创业之间取得平衡。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仍然受到资本要素的制约，与此同时，也受到“企业家”这种特殊要素的制约。对于资本要素制约，可以也需要通过珠三角模式的招商引资方式加以解决，并且以资本为媒介，一起引入技术和企业家。但是，这种招商引资模式又需要与珠三角模式进行区别，引进的资本既可以是国内的，也可以是国外的，并且对于引进的资本不能再一味地给予“超国民待遇”。从产业的空间转移和资本的流动规律来看，随着未来后发展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东部地区资本报酬率相对下降，许多东部的企业家和闲置资金会选择空间上的转移，后发展地区要抓住这一机遇。当然，招商引资可能会造成当前珠三角地区发展的一些困境，对此，必须提前进行预防，要通过政策扶持等手段鼓励本地创业。
3.政府职能从掠夺之手转向扶持之手。苏南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和温州模式下的政府无为而治都存在各自的弊端，前者容易形成对市场的越位，后者容易形成对市场经济支持的缺位，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来说，地方政府对这两种政府职能的定位既不能简单抛弃，也不能简单模仿，相反，应该扬其长避其短。首先，在市场不发育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更多地借鉴苏南模式的政府干预模式(“市场不发育——政府替代”)，通过政府规划、组织和引导市场发育和形成；而在市场发育之后，则需要改变这种强政府模式，政府职能要定位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矫正(“市场失灵和不足——政府矫正和补充”)，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采用温州模式下的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干预。
四、总结性评论
区域发展模式比较的纬度很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工业化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基于发展经济学框架展开研究是一个最适切的角度，这也是本文的工作。在对固化的区域发展模式和动态的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区分之后，本文先从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基本维度出发进行比较，认为苏南模式下的工业化是供给导向的，温州模式下的工业化则是需求导向的，珠三角模式下的工业化在供给和需求导向上则呈现特殊性。之后则专注于发展的供给视角，分别对三种典型发展模式的关键制约要素的获得渠道、企业家群体、企业目标和生产组织方式进行了比较。这样的比较在已有文献中并不常见。当然，一旦明确区域发展模式的内涵是固化的，也就很自然延伸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原有模式的突破和保留。本文研究认为，不管是苏南地区、温州地区还是珠三角地区，虽然起点不同，但都希望吸收彼此的一些重要特征，三地的经济发展都朝着一个更折中的方向演变，正走向趋同。对于其他地方来说，由于发展现状和发展环境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有所不同，并不能简单套用以上三种区域发展模式，只能根据现实有所取舍，重新组合三种典型模式的特征。
收稿日期：2012－06－04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我国经济增长波动风险与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0,(2).
②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十二五”至203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J].统计研究，2011,28(1).
③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④Lora Eduardo.The State of State Reform in Latin America[M].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⑤顾建平．“苏南模式”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1998,(6).
⑥江苏省委党校课题组．“新苏南模式”的内涵与启示[N].人民日报，2005－05－09.
⑦国家信息中心．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再审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讨会综述[J].经济纵横，2001,(7).
⑧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温州行(一)[J].瞭望，1986,(20).
⑨桑晋泉．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N].解放日报，1985－05－12.
⑩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周德文，张建营．解读温州商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2)董辅礽．温州模式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J].宏观经济研究，2002,(9).
(13)Oi C.Jean.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J].The China Quarterly,1995,144(S).
(14)林毅夫，李周．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5).
(15)董晓宇．“苏南模式”的理论和实践30年回顾[J].现代经济探讨，2008,(8).
(16)赵树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与治理困境[J].中国产业经济动态，2006,(20).
(17)蔡国兆等．温州模式：嬗变还是终结？[N].文汇报，2006－04－03.
(18)刘健，崔砺金．温州大上重工业产业是喜，是忧？[N].经济参考报，200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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