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刍议
李北平 徐东辉
(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 从传统文化内容和社会变迁过程去概括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内容，通过追寻历史和把握现实，梳理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乡村文化自身主体特征及其内涵，构建乡村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可以为探寻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文化；建设；主体
中共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国家社会现代化要求下解决乡村发展短板问题的重要举措，在聚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总要求的同时，我们首先需要看到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体系下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1]在实现和满足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充分的发掘和赋予农民在文化问题上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这样才能更好的激发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整体的原生活力，解决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我国的乡村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实践性、复杂性、时代性特征，所以在规划乡村文化建设路径以前，我们必须明确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问题，即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依据点和着力点的问题。在认知某种文化概念的过程中，永远不能忽视对文化“静”和“动”两个方面内容的解读，“静”的是文化自身，“动”的称作“文化的存在”。人，对于乡村文化来说，就是农民。而不管是文化自身还是它的“存在”我们都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去做基础的考察，以寻求来源、内容、地位和作用。以此对主体问题的刍议望为乡村文化建设“起好头”“迈好步”。
此外，本文研究及结论也对我国小微企业信贷实践提供了一些现实启示。首先，银行在小微企业信贷业务流程中，需提高对信任可能产生影响的重视程度，在信贷决策机制中将信任纳入考虑，并注重对小微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以加深银企关系，促进信任的长期良性发展。其次，小微企业在开发和维护银企信贷关系过程中，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提高银行信任程度：一是提升自身经营实力，增强银行对企业的能力信任；二是注重自身诚信、声誉的建立和维护，以增强银行对企业的诚实和善意信任；三是重视信用维护，在长期银企信贷交互过程中，促使银企关系逐步深化，这将有助于提升贷款可获得性。
一、传统文化观下的中国乡村文化
“文化”乃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此语出于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就是记录，表达和评述，“化”就是分析、理解和包容。即可以理解为通过人为活动和活动总结的实践以指引生产生活，便是“文化”本意。有历史，有内容，有故事便是文化的来源也是文化的特点。从传统的社会观念看，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与历史交错的时间积累。换句话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是客观世界感性上知识和经验的升华，一种能够被传承的、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意识形态。实际的表现可以说文化是包括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等的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存在。所以从对文化内容的了解可以看到文化的内涵就是地域、时间，实践、引导与人。在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观下，中国的乡村文化，便是一种具有乡村特点的文化，具有乡村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乡村特点，指的就是在乡村区域和乡村区域内的人。主要表现在乡村社会生活的整体内容，包括乡村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下的乡村人所独有的价值观意识。从乡村文化内容的组成成分即结构上来看，雷蒙·威廉斯 (Williams) 将文化的构成因素理论上分为“遗存的(residual)”、“主导的(dominant)”、“新兴的(emergent)”[2]三种，中国的乡村文化也大体能够这样划分：“遗存的(residual)”乡村文化内容，即乡村文化的根本问题，称之为“中国乡村村落文化体系”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下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表现乡村地域和乡村价值观框架的农耕文化体系。可以从四个层面去看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内容：第一，以乡村所特有的地域风貌、建筑风格、民间工艺、特征服装为代表的乡村物质文化。它表现了乡村作为中国农耕实践体系下的地域独特性特征。第二，以乡村民间风俗为内容的包括生活作息、节日传统和艺术演出等的乡村地域文化，它表现了中国乡村建立在土地上的的差异性特征，是中国几十万乡村得以长期共存发展的核心。第三，以乡规民约以及以这种乡村社会准则为内容建立的民间机构为代表的乡村制度文化，它是中国乡村基层“管理”下的乡村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内容。第四，以信仰为核心，宗祠家谱为载体的家族文化和以寺庙，庙会为载体的宗教文化。它们以其特有的价值观成为村民守护土地，生生不息的精神驱动力。这四个部分即是表现乡村文化的物质的、精神的、人的内容，是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基础，是中国乡村形态维持的重要保障。“主导的(dominant)”乡村文化内容，即基于当前乡村状况下乡村文化主要内容，中国社会发展下，随着“革命”与“改革”的进行，当代农村文化俨然成为了一个具有传统和现代双重特质的混合体，它包括：第一，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在西方资本入侵解构中国乡村传统经济模式，新的经济形态下形成的中国乡村文化价值体系，也成为了当前中国乡村传统文化内容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种是以“革命”为主题的“革命乡村文化”或称为“红色乡村文化”，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在乡村文化领域中的集中展现，是当前乡村文化内容和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形式。第三种是以改革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文化，是改革开放下乡村经济发展带来的乡村文化变革，它是当前乡村文化发展的主要基础，也是当前乡村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主导的(dominant)”乡村文化内容体系是乡村文化在社会发展中进步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特征和问题。它是我们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最有力的条件。“新兴的(emergent)”乡村文化，即在乡村文化的建设实践中需要被振兴和完善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它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方向，代表与中国社会与乡村生产力生产关系最契合的实践动向，代表了中国乡村亿万农民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其内容包括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以及以“共享”“共有”“共建”为核心的“乡村公共文化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的积极贯彻，就是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文化的发展，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的要求。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须走适合自己特点的社会发展之路，乡村发展之路。对于乡村文化发展来说，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乡村文化发展的谋篇布局中，在文化指引上明确乡村文化建设的导向问题，明确乡村文化建设的阵地问题。在具体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依据方面，2014年12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随后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把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这开启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领域。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可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积极培育农民之间的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增强农村社区内聚力”。[3]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中，必须加大在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的公共文化投入和保障。正如马克思所说：“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被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4]在完善乡村文化领域的公共文化建设就必须符合公共文化建设的要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在满足农民对文化建设自信的同时，发掘农民的文化自觉，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避免出现乡村文化建设无限投入却无成效的 “内卷化”问题。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文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农民对于乡村文化的需求也是多层次，多内涵的。建设新时代的乡村文化就要求充分发掘中国乡村文化内容，以乡村多内涵的文化内容为主体，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积极推进中华民族5000千年历史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实践。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群关注的重大问题，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近年来，一系列关于涉农企业和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为涉农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平台。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对加强我国涉农企业发展、改善涉农人员生活质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近现代社会变迁下的中国乡村文化
现阶段，主管部门并没有安排统一的管理人员，不能对基层地区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行针对性管理。工程建设完毕后，后期缺乏有效的维护与管理不仅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还会极大的影响水利技术的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文化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对个体农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根本性改造，也是对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革命性变革，从这个时期开始在政治上奠定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基于革命文化的熏陶和作用，农业生产力得到较大提高、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农民科学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为乡村文化的振兴创造了客观条件。在这样巨大的历史变革中，通过以革命之精神批判传统封建文化糟粕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指导思想，“革命”成为中国乡村文化重构的主题，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新乡村文化内容的框架逐渐成型。
马克思曾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中国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正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着变革和调整带动着中国乡村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里，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使中国深陷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危机之中，外国资本的侵入推动中国出现了近现代工商业，中国民族资本也逐步发展起来，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形成了近现代工商业城市，农业人口开始向近代工商业城市转移，西方列强三番五次侵略中国后勒索的巨额赔款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盘剥使得乡村经济陷入衰败之中，传统乡村文化依赖的经济基础逐渐崩塌；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面对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文化也因其客观存在的愚昧、落后因素和缺少自然科学知识内容而逐渐走向衰败，清末废除科举考试，直接瓦解了传统乡村文化存在的制度基础和出人头地的价值追求；而建立新式学堂，建立新机构等新方式传授新文化，特别是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取代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内容，重构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发展需要新的出路。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乡村文化振兴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带来了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普遍贫穷走向全面小康和富裕，城镇化建设和农业科技水平大幅度提高，乡村文化振兴的物质条件逐渐成熟。我们同时也看到传统乡村文化元素在复活、成长，如家谱的重修、祠堂的重建等，这些元素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因子。但是，大量青壮年农民脱离土地转向城镇，脱离乡村，成为乡村社会年轻一代农民普遍的共同价值观，乡村文化成为全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落后成分”，乡村因青壮年人口的减少而渐渐丧失活力，甚至凋零；乡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快速失去原有的韵味，逐渐与城市趋于同质。农村的景致、农业的特色、乡土的味道、落叶归根的情怀、简朴温馨的人情，这一切就是我们对乡村文化物化的记忆，正在逐渐消亡。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乡村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城镇发展的影响，这一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逐渐提高，农村生产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农民开始意识到乡村文化在乡村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从乡村文化“倒逼”发展到乡村文化自觉振兴，在新的过渡时期，乡村文化在传播路径、传承力度等方面都凸显了诸多其所特有的特点，彰显了乡村文化在以人民为主体下发展的自觉性。在革命与改革的建设里，乡村文化由解构到重构，中国的乡村逐步的往后天的“城市”文化内容靠拢，这说明中国的乡村正在发展和进步，同时表明在以乡村“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乡村文化正在发生“应变”。表现了中国的乡村文化在近现代社会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和变迁过程。在社会变迁视角下，只有充分的发挥乡村文化实践主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的文化自信，才能够充分的解放乡村生产力，带动乡村文化振兴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乡村文化主体内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6]2018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7]中国乡村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国乡村文化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不管是乡村文化内容的传承和创新还是乡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条件，新时代就是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也是全社会关注下的乡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再转变的时代。新时代的乡村文化建设就是以乡村文化为内容主体和农民为实践主体的双主体的文化实践，通过构建新时代乡村“传统+创新”的“融合乡村文化体系”和“新农民”群体，实现乡村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就要求充分的发挥乡村文化丰富内涵的主体作用和农民的主体意识。从充分利用乡村文化的内容主体功能角度，就是要准确把握乡村文化的主导性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性。要把握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乡村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内容及其独特文化特征，二是充分发挥乡村优秀文化的内容引导性作用。明确乡村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要求，要充分的认识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就必须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实现文化“熔铸”以巩固乡村文化强大的内核，让乡村文化发展建设有“文化”可循、有“文化”可领、有“文化”可铸。而发挥乡村文化的引导作用就是在进行乡村文化实践的过程中，细化不同的文化内涵在不同领域的作用，比如，对于乡村文化内的“遗存的(residual)”的文化，就必须做到文化与时俱进和去陈出新，充分的发挥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民归属感、成就感上的作用。“主导的(dominant)”文化就要从“问题视角”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汲取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实践的初期教训，基于不齐全的乡村文化发展框架基础谋划乡村文化再发展。对“新兴的(emergent)”乡村文化内容，突出精神和基础建设双引导作用，我们要将其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排头兵”，将社会主义文化和公共文化建设落实到乡村文化建设的全体布局中去，以时代的、科学的、实践的乡村文化内容引导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在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构建“新农民”群体来看，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包括：激发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农民自觉性和树立新时代农民担当意识三个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是表示：“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8]农民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和受益者，农民的主体作用是在农民的乡村生产实践中不断形成的。在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激发亿万农民的首创精神，就是要充分的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基于时代科学精神下的创新意识，让农民的生产力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让科学的时代精神指引农民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梁漱溟先生说：“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自觉’真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9]。在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深化社会主义乡村文化优秀内涵，提高农民的文化自信从而调动农民的学习自觉性和生产自觉性，培育新时代乡村“新农民”和实现乡村文化建设全参与，只有通过调动农民对于自身提高的主动性和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动性，才能够充分的发挥乡村文化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作用。“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他本身有生机有活力; 本身有生机有活力,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10]才能实现乡村文化大发展。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担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头，在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文化问题突出的境况下，农民乃至整个社会都应该擎起责无旁贷的担当意识，敢于创新，乐于奉献，敢于承担。担当起乡村振兴的重任，担当起国家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任。
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对乡风文明建设明确强调要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在进行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中，只有在充分的认识乡村文化的整体与主体内容，基于准确把握主体内涵基础上，落实实践措施，我们才能更好的做好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钱穆.文化学大义[M].台北：台湾中正书局，1981.81.
[2]〔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30
[3]吴理财、夏国锋. 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 2007(2).2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39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2.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光明日报， 2017-1-26(9)
[7]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N].人民日报， 2018-9-27(13)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N].人民日报, 2015-05-02.
[9]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45.
[10]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618.
收稿日期： 2019-03-14
作者简介： 李北平(1993-),男，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徐东辉( 1966- )，男，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
中图分类号： G 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9)02-0125-(04)
DOI： 10.19717/j.cnki.jjus.2019.02.030
(责任编辑 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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