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帝党与维新运动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戊戌变法时期发挥作用的多种政治力量中，帝党是十分重要的一支。从维新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看，没有帝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守旧势力盈朝，维新派势小力微的情况下，变法运动的迅速兴起乃至“百日维新”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
一
帝党产生于光绪亲政之初。光绪十五年德宗大婚，慈禧始归政居颐和园，然一切用人行政，皆出于慈禧之手，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懿旨办理。对此，怀有重振朝纲抱负的光绪帝是颇为不满的。为了摆脱慈禧控制，光绪帝开始网络自己的力量，“因见各大臣皆不听号令，要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56页。）帝傅翁同和受到了特别恩宠。翁同和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和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政治上专权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和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关于帝党的具体阵营，向来没有定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德宗虽亲政，实未敢私用一人，其势已孤矣，唯翁同和以东宫旧恩，极力保护，汪鸣銮与同和同乡，相亲昵，张謇出同和之门，志锐为珍妃亲兄，文廷式与志锐为旧交。数人相比，虽公私不同，皆以保皇自任，附之者只贝勒载澍、户部长麟而已，余皆孝钦耳目也。”（注：胡思敬：《国闻备乘》，《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78页。）胡思敬所述只是帝党初期的情况，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形势和政局的变化，帝党的阵营也是变化的。
甲午战争之前的帝后党争，基本上只是权力之争。至中日甲午战事渐起，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政见分歧才逐渐明朗起来。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经箭拔弩张，一触即发。李鸿章却奉慈禧太后旨意竭力避战，幻想通过第三国的“调停”和平解决争端。直到光绪帝严旨切责，李才不得不派少数部队赴朝，并作些局部战争布置。与李鸿章不同，以翁同和为代表的帝党是秉承光绪的意旨，坚持主张一战的，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其一，日本入侵朝鲜之始，他们就提出了“绝不可失朝鲜”，要与日本“势所必争”的对策，对日本侵略严密注视。当发觉日本“有开衅之心”时，他们立即奏请“急治军旅，力敌势均”，以使日“有所惮，不敢猝发。”（注：《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
其二，多方筹划战守方案。甲午事起后，翁同和和李鸿藻入主枢府会议，翁同和虽参与枢机，但无力改变后党把持的局面。为推行其主战主张，并改变枢府的既成格局，只有发动清议之一途。在翁同和、汪鸣銮、文廷武、张謇、志锐等人的发动下，台馆诸人屡上封事，痛切陈词，言战不遗余力。光绪亦“欲得外廷诸臣协力言之”（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甲午8月29日。）以推动局面。帝党在日夜筹划之中，先后提出了慎选将领、扩弃兵力、筹备粮饷、暂停庆典、起用湘军、调动南洋、粤洋水师、加强南洋及台湾防务等项方案。张謇在致翁同和信中还提出了派海军游弋中国、朝鲜、日本间，伺隙进攻，使日本“不敢分兵扰我边海”（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二件。）及“请明发谕旨、对日宣战的设想。（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六件。）
其三，联翩上奏分析形势，制造舆论，力陈对日一战的必要性。帝党官僚上书奏请“皇上宸衷独断，速饬北洋大臣李鸿章厚集兵力……克期进发，迅赴事机”，参孙毓汶因循，劾李鸿章疲顽，责斥叶志超等“首鼠不前，意存观望。”（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册2第64页。）同时指斥慈禧：“狃于庆典不开边衅……将朝鲜八道拱手授之他人”。（注：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一件。）翁同和在“详议军事”会议上，和李鸿藻一道与孙毓汶等人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论，指责主和派。
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后两党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帝党不仅在战略上主张进攻，先发制人，而且还提出了“用庆典之款为军费以振军心”（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23页。）等建议。为了坚持对日作战，帝党作了极大努力。首先，集矢攻击后党所依靠的淮军首领李鸿章。7月底，张謇建议严惩李鸿章。8月中旬以后，随着战局的恶化，翁同和、沈曾桐、丁立钧、黄绍箕、文廷式、张謇等频频密议，由志锐出面，以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津誓师，就便查看李鸿章衰病情形”，（注：《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同时帝党要求撤换淮系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群议沸腾，战火延入东北边境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发出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及“交部严加议处”（注：《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的处罚上谕。其次，对于后党的议和活动，帝党首先采取的对策是起用奕。早在8月3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即奏请起用奕，以“原折留中”而无结果。平壤战后，帝党要求起用奕之心更切，认为此举是挽救时局的关键所在。在光绪和帝党的内外配合下，奕被起用。帝党期望“扭转乾坤”的奕，起用后不仅无所作为，而且与李鸿章沆瀣一气，使帝党在主战的道路上又增添了障碍。之后帝党又想借助英德以抗日本。10月6日，文廷式约翰林院同仁赴谢公祠，商议“递联封奏，阻款议及邀英人助顺”。（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甲午9月8日。）同时礼部右侍郎志锐也上折奏“请连英抗倭，欲以三千万饵之”。（注：《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甲午九月初九日。）
帝党虽不能阻止后党乞和，但其不合作的态度却成为后党乞和障碍。栾等人决定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赴日，翁同和以“未过问”表示消极对抗。美使田贝出面劝和，光绪亦不谓然，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对乞和活动的处处抵制，使慈禧大为光火，此后数日慈禧黜二妃，杀内监，斥文廷式、志锐，把打击的目标指向光绪帝本人。对于慈禧的处置，光绪不敢公开抗争，还装出一种“意极坦坦”的样子。但是，这些却引起帝党和接近帝党官员的极大不平。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首先上折抗斥前日懿旨，慈禧见折大怒，后在大臣劝说下始压下怒火，谕曰：“姑以汝等请，后再有论列者，宜加惩创；否则，门户党援之习成矣”。
由上可见，帝后两党在对日态度上是格格不入的。帝党的主战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屡遭外敌侵略欺侮深感愤恨和耻辱的情绪，显示了他们欲以强硬的态度来维护社稷江山及各种民族权益的决心。这种政见与当时正在酝酿着的维新思潮在对列强的基本态度上有许多共同之点。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前后凡三十年的洋务活动，因此而成为民族反思的矢的。刘光第就曾指出：日本早就企图侵略中国，“蓄之一、二十年，我国毫无预备，铅药全无，海军武备尽用贪懦之人，所费巨款尽以报效颐和园及阉室、军机。现在危迫，各省京官纷纷出京，几于十室九空”。即使将来屈于讲和，“则亦不过图旦夕苟延，将来祸患，方未艾也”。（注：刘光第：甲午条陈，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这种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及在政治上有所改革的思想，似乎已经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于是在1895年至1898年这四年中，无论是当权或不当权的帝党官僚，均有条陈“新政”奏疏。在19世纪90年代，在维新变法行将出台之际，这种舆论是顺应时序的。可见，在维新运动正式兴起之前，帝党已初步具备了与维新派合作的思想基础。
二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瓜分危机。在此危局刺激下，中国士大夫阶层迅速觉醒，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正式兴起，至百日维新前多次形成热潮。在这一过程中，帝党开始与维新派建立起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对维新运动起了支持、参与和保护等积极作用。
甲午战后帝党的政见由原来的主战发展为变法，是他们得以与维新派合作的思想基础。甲午之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惨败于小小的日本，使帝党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从痛苦、屈辱和牺牲中看到了以往统治的衰象与弊端，加深了对日本自强成功的认识，“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30页。）张元济就曾说“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23页。）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光绪帝发布了一道上谕，坦陈中国积弱之深，无力与日抗争之事实，鼓励“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举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上谕。）以期收自强之效。谕旨颁发后，臣工纷纷上奏章，递条陈，为变法出谋划策。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帝颁布了另一道旨在切实推行变法的上谕，指出：“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祸患”。（注：《光绪朝东华续录》卷128，第7页。）这一上谕提出的变法思想，与后来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有相通之处。光绪的变法之诏，实际上是奏响了变法的序曲。
光绪帝的转变，与以翁同和为中坚的帝党官僚倾向变法息息相关。翁是培养光绪帝20多年的帝傅，是唯一能与光绪帝朝夕相处，“造膝独对”的近臣，时官拜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在总理衙门行走，为朝廷重臣。甲午战后，随着危机的加深，翁同和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变革意识，日读变法之书，对于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如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等，除了自己认真研究外，还专门将它们进呈御览，希望光绪也能从中得到启发。翁氏而外，总署大臣张荫桓为鼓吹革新另一得力之人。张氏流外官致身卿贰，没有正途出身文官所特有的迂腐与偏见。1885年出使美洲，既得风气之先，“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启诱圣聪，多赖其力”。
在光绪帝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一些帝党官僚在岌岌可危的国势面前，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开始接受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仓场侍郎李端棻同梁启超有姻亲关系，受梁影响较大，“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中西”，尤好言学。（注：《清史稿》卷470。）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他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学习，并建藏书院、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认为若以学堂、书局为经，以此五项为纬，则“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国耻，何耻不除”。（注：《光绪朝东华录》卷4，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丙申第3条。）御史宋伯鲁自甲午战后，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加之受维新思想的影响，痛切地感到不改变旧法，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他一面疏请变通科场旧制，一面建议出使各国大臣博采精择，推荐国回，以便沟便中西，开扩见闻，使“迂疏之义士皆化为有用之才”。（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乡会试策题宜专问时务片》，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其余军机章京陈炽、侍读学生文廷式、郎中沈曾植都提倡西学，鼓吹变法，颇受时人注目。正是因为帝党本身有了比较急切的变法要求，所以他们对大声疾呼朝廷变法图存的维新派能产生共鸣，多方与之呼应配合。
帝党与维新派的合作首先表现在对其上书上奏的重视。1895年6月，正当光绪帝发愤厉行改革之时，他看到了6月3日都察院代递的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此是康有为戊戌前五次上书中唯一上达御览的一次，“上览而喜之”，“旋发下军机，命即日抄四份，军机本无书手，乃调自内阁，即日抄呈，以一呈太后，以一存军机，发各省督抚军议，以一存勤政殿备览观”。（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1页。）7月5日又颁发上谕，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奏人才。接着又从康有为等人奏折中，提取他认为是当前切实可行的14项新政，谕令各直省将军、督抚，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及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紧接着于7月27日发布谕，把翁同和任尚书的户部所拟考核钱粮、整顿厘金、裁减制兵以及盐斤加价、重抽烟酒税等措施，发各省，令一体实力奉行。7月间，翁与皇上决议，议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将次行之，“然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3页。）
帝党官僚则利用职务之便，屡代康有为上折。光绪二十一年五月，王鹏运代康有为上请修京城街道折，奉旨允行。六月十四日，又代康有为上疏劾徐用仪阻挠新法，越日徐用仪被逐出枢译两署。又上疏附康有为片劾粤抚马丕瑶保奏市侩潘赞清为三品衔，由于刚毅力保未能免去。凡此种种，皆为维新运动酿成声势奠定了基础。
其次，对维新派为变法而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帝党成员不仅支持、鼓励，而且积极参与。1895年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不达后，遂决南归。户部郎中、军机章京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极力挽留，认为“时有可为，非仅讲学著书之时”。（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2页。）康有为也感到“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天下。”陈炽建议说“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于是在北京创刊了第一份维新报纸《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六月创刊后，在徐勤、陈炽、张之洞之子刑部主事张权等人的资助下才得以维持。报开两月后舆论渐明，“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2-133页。）为强学会之成立打下思想基础。
在康有为为成立强学会而四处活动之时，帝傅翁同和与工部尚书孙家鼐都暗中予以支持，陈炽、沈曾植及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帝党官僚则积极进行合作。赞助及参加北京强学会的人物凡20多人，属于帝党及接近帝党的人物就有10人以上。
强学会的成立，改良派和帝党的结合，引起后党的不满和惊恐。李鸿章因捐金入会被拒，便指使其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并贩卖西方书籍，中外纪闻按户销售，以毁誉为要挟，请旨严禁，上谕著都察院查明封禁。一月后，又弹劾强学会的发起人文廷式，迫使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注：《德宗景皇帝实录》第384卷，第2页。）强学会被查禁时，帝党沈曾植、杨锐等人主张具呈力争，翁同和只在日记中写了句：“南城因封禁强学会，众汹汹，有烦言”，没有说自己对此事抱何种态度。但据赵炳麟《柏岩文存·陈炽传》载：强学会寻为御史杨崇伊参劾，得旨封锢，翁常熟相国密奏曰：“教育人才，自强之本，未可阻碍，使天下寒心”。2月5日帝党御史胡孚宸奏请解禁，翁同和又籍此力主恢复，结果改设官书局，每月经费一千两，任务是译书。强学会封禁之时，李鸿藻赴陵差未回，及归，翁同和往见，“属合力扶持”。（注：光绪二十一年腊月二十七日燮函。）帝傅孙家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事乃解，且有大转之机。
强学会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鼓吹变法的学会，是康有为为推动变法而做的最初尝试。翁门诸子参预发起于成立之初，力主恢复于封禁之后，故强学会可视为党帝与维新派结合之枢纽。
继强学会而起的变法团体是保国会。保国会在京师成立之日，“上自二三品大员，翰詹科道，各部员郎主事各官，至公车会试之人，下及于在京之行商坐贾，无不毕集”，（注：《免究保国会》，《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其中著名的帝党人物有李端棻、宋伯鲁、杨锐、刘光第、李岳瑞、徐仁镜、徐仁录等人。由于保国会规模较强学会大，爱国热情也较强烈，于是有后党顽固派潘庆澜等上疏弹劾保国会，军机大臣则毅预备查禁之事。光绪帝认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查究耶？事遂止。保国会遭劾虽未查究，而形存实散。“经保国会后，又有保滇会、保浙会继之，自余各省从风，州县并起，不可指数，虽有政变，而民智已开，不复可抑矣”。（注：梁启超：《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96页。）人们思想和舆论上的这些变化，与一些著名帝党官僚的参与及政治上倾向自强图存的举措是分不开的。
最后，由于帝党的大力帮助，加强了维新派与光绪帝的联系。在帝党中起此作用的主要是翁同和。翁同和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开始发生关系，最早可上溯到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光绪十四年。这一年的冬天，在北京应试不第的康有为，首次上书翁同和，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当时“外事交迫”“兵弱财穷”的困境，鼓吹其变法主张。翁同和虽未见康有为，但在读过其上万言的《上皇帝第一书》后思想有所触动。
1894年，康有为参加甲午会试又到北京。康有为仍然希望能见到翁同和，于是特意请出他的南海同乡张荫桓事先向翁疏通。据张荫桓说：“康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及康往而辞焉。余讶以问翁，翁应曰：此天下奇才也，吾无以位置之，是以不敢见”。（注：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92页。）在这一时期，康有为、翁同和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彼此都对对方相当留意。对康有为来说，争取翁同和的同情与支持，是实现其变法主张的前提。而翁同和虽然这时对改革问题也开始有所留意，但还没有意识到变法事关国家存亡，因此几次拒绝康有为的求见。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翁同和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翁同和是竭力主战的，他甚至不惜触怒慈禧，主张停办点景，移做军费。他们满以为决此一战，非但可以耀武海外，而且可使皇位永固，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使翁同和悲愤交加，痛不欲生。《马关条约》签定后，翁同和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2页。）1895年夏初，康有为又到北京应乙未科会试，并以一天两夜的工夫写成万言书，提出了拒绝批准《马关条约》，并“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的主张。5月2日，集体到都察院投递，而都察院则以皇帝已在条约上用玺，无法挽回为理由拒收。5月6日，会议榜发，康有为由于翁同和出力而以第五名取中，据张荫桓称：“康应乙未会试，本未入彀，常熟搜于落卷中得中式”。（注：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92页。）在紧接的殿试与朝试中，康均直言时事，翁氏读后“大为佩服”，准备擢用康有为。由于徐桐等人的阻挠，康有为虽中了进士，但仅授工部主事之职，未能重用。其后翁亲自登门拜访康有为，康有为乃始知宫中事。翁同和如此礼贤下士，给维新派“游说公卿”掀起变法运动以极大的鼓舞。会晤后第二天，翁同和在书房内密报了他与康有为会晤的情况，光绪帝也开始留意起康梁等维新人士了，自此，维新派的变法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898年1月13日，光绪帝召见王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在场的王大臣，从奕到孙家鼐咸默然，独翁同和表示赞同，并谓变法须从内政的根本变起，其声震殿宇，同列皆讶之。要从根本上变法必须要有人才，翁氏首先想起了康有为，决定将其推荐给光绪帝。关于这个问题，历来颇有争议。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翁氏日记甚详，但没有记与康有为见面之事。而康氏自编年谱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康氏年谱详述了他到京师后，上书碰壁，决定返粤，但翁氏亲自到康的住处南海会馆挽留，康有为“遂不获归”。紧接着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8页。）可见，翁氏的留行和高的奏荐两者之间不会是巧合，而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高的奏荐很可能是在翁的授意下进行的。高氏奏片递上后，光绪帝十分欣喜，当即要总署“酌核办理”，并欲召见康有为。栾等人以皇上见四品以下大臣者违祖制为由，改召见为总理衙门问话，于是康有为借机递上了五个条陈和四部新书，并联络同志，大力鼓动，局面大开。
史实表明，如果没有翁同和的架桥牵线，奔走联络，光绪帝恐怕不能很快地同维新派建立联系，而维新派也很难接触到身居九重的天子。维新派后来之所以受到光绪帝的青睐，与帝党合作共演维新变法一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翁同和。帝傅翁同和之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实质上是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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