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人员职业道德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S海关为例_海关论文

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S海关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关论文,关员论文,为例论文,伦理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8年“廉政风暴”以来，我国海关系统走过了一条艰难的规则加强和道德救治之路。作为国家的“守门员”，海关关员理应成为职业道德楷模，但却屡有职业伦理失范事件曝光，直接影响了海关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威信和地位，甚至影响到我国政府部门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海关职业伦理建设是海关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课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审视海关职业伦理建设的科学逻辑。广义上的“规则遵从”是检验一切制度与道德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试金石。本文拟从“规则遵从”的角度，通过实证调查，主要研究两方面的问题：（1）海关关员遵行职业伦理的总体情况如何？有何特点？（2）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的行动逻辑主要是规范性的，还是工具性的？哪些因素影响了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冀望对海关系统的个案分析，能对一般意义上的公务员职业伦理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尚无专门从规则遵从角度讨论公务员职业伦理建设的研究成果。然而，相关的成果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理论内容都十分丰富，涉及多个学科、多种研究途径。

      （一）道德哲学：“规范力”的来源

      纵观伦理学说史，关于人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亦即规范力的来源问题，大致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外在规范力论）认为，道德规则要求或命令之于道德行为主体是外生的，具有强制性的力量；相反，另一种观点（内在规范力论）认为，道德规定合乎或源自行为者自身的理性和情感，因而对我们具有感召力。具体来说，又可分为四种观点（科尔斯戈德，2010：20）：（1）唯意志论。托马斯·霍布斯和塞缪尔·普芬多夫等认为：道德法则是那些有权力对我们发布命令的上帝或主权者为我们制定的法则，其规范力来源于立法者的权威。（2）实在论。普理查德、G.E.摩尔、大卫·罗斯、托马斯·内格尔等认为：世界上必定存在着具有内在规范力的道德事实或实体，它们对我们的权威是不言自明的，它们的要求是真的。（3）情感主义。弗朗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约翰·密尔等认为，人类的某些自然心理特征产生了道德情感；如果我们在反思中能够认可这些情感对我们的影响，这些影响就具有规范性的权威。那些相信道德奠基于人类本性的哲学家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4）自律论。康德、科尔斯戈德等学者认为，道德准则的规范力来自于我们受自己制定的法律所支配的能力，人的道德活动建立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

      （二）经济学：规则与选择的理性

      经济学对于人们的行为选择和规则遵从大多秉承理性主义假设和个人主义假设，认为人们的规则遵从是基于理性预期效用进行决策的，是否遵循规则取决于规则遵从的成本收益计算。有关规则遵从的理性可分为两种：“个别行动选择的理性”和“行为规则选择的理性”。持理性规则遵从观点的研究者特别强调制度设计和实施的“激励相容”原则，主张双管齐下促进人们的规则遵从：一方面提高不遵从规则的代价；另一方面想方设法降低规则遵从的成本。

      （三）社会心理学：遵从的社会性

      与理性经济学研究不同，广义社会心理学强调“场域”、历史文化、群体规范、规则意识、认知特征、情绪与态度等社会规范和认知心理因素，对规则遵从行为的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表明，社会系统和情境力量（situational forces）对于人们的角色扮演和制度遵从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津巴多，2010）。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研究发现，如果某些组织实施了某种制度，尤其是比较优越的制度时，那些未实施该制度的同类组织会感到某种“合法性”的压力；这种社会性压力是组织实施某项制度和组织制度“趋同”的重要原因（张永红，2007）。

      （四）法社会学：法律服从的研究

      法社会学研究主要包含两种观点：（1）工具性视角（instrumental perspective）认为：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之所以遵从规则，是基于理性预期效用进行决策的，基于规则遵从的成本收益计算。（2）规范性视角（normative perspective）认为：法律服从的动因源自人们内心的价值取向。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不是因为这样做对自己“有用”，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应该的”。T.R.泰勒对“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人的法律服从主要是规范性的（Tyler，1990）。另有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但“背后蕴含着明显的工具性动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基本上是基于结果重于程序的分配正义（冯仕政，2003）。另有研究发现，当人们觉得规则不公平时更有可能违背规则以求恢复公平（Becker 1980：171-175）。

      三、研究假设

      撷取以往研究发现和主要观点，结合实地观察，根据研究目的，本文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一系列研究假设以待验证：

      （一）关于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的状况

      H1.1 大多数海关关员有较强的职业伦理意识、能较好地遵守职业伦理规则；

      H1.2 海关关员对原则性强和意义重大的职业伦理准则的遵从情况，优于对日常性的和操作性细则的遵守。

      （二）关于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的影响因素

      H2.1 海关关员的职业伦理规则遵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但背后蕴含着工具性动机；

      H2.2 海关关员的年龄、性别、学历、岗位、职级、工龄与其职业伦理遵从情况无显著相关性；

      H2.3 海关关员的职业伦理价值观念，内在地决定着其职业伦理遵从行为；

      H2.4 海关关员所在组织伦理氛围（单位同事的伦理表现）、组织伦理管理措施与政策的可行性、有效性，违反职业伦理被发现的概率以及惩罚力度等，将直接影响其职业道德遵从行为；

      H2.5 职业伦理规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则制定程序的民主性，将显著性地影响关员的职业道德遵从行为；

      H2.6 伦理宣传教育对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与具体实施

      （一）访谈研究设计

      由于本研究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问卷调查的设计没有现成的问卷或量表可供参考，因此，除了文献整理所获得的资料外，拟先通过访谈研究初步了解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行为的总体情况、影响因素和促进机制。这一方面可为调查问卷设计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2014年2月10日至3月25日，我们共访问了六位海关人员。访谈对象中既有对调查主题比较熟悉的专业人士，也有对海关职业伦理有研究的专家领导。具体来讲，他们是S海关监察系统和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的专业人员、行政领导以及关员代表，访谈对象一律匿名以编号01、02……06方式处理。为了更有收获，我们先将访谈提纲发给受访对象，然后约其面谈。访谈资料整理完毕后，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受访者本人确认。

      对访谈内容的分析发现，六位受访者：（1）对海关职业伦理内涵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廉者服务、把关、敬业和规范等方面；对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认识主要集中在慵懒散奢（作风）、渎职侵权（放任违法）和以权谋私（故意违法）；（2）认为海关关员总体上较好地遵守了职业伦理，常被违背的职业伦理规定主要集中在工作效率、作风态度和廉政方面；（3）认为个人职业伦理观念、职业自豪感等内部变量对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起到主要影响，单位环境氛围、舆论导向、惩处力度等外部变量显著影响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职业伦理内容界定是否清晰明确也会影响职业伦理遵从；（4）认为能有效促进职业伦理遵从的主要措施包括严格落实规章制度，注重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使工作任务与职业伦理的要求一致、加强职业伦理教育，抓好正面典型引导作用、严厉惩处违法违纪行为、提高职业待遇和社会认可。

      （二）问卷研究设计

      1.海关职业伦理遵从的概念操作化

      海关职业伦理是海关关员在进出境监督管理活动中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守的具有海关职业特点的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

      2013年版《海关法》第72条提出了海关关员的法律行为规范：“秉公执法，廉洁自律，忠于职守，文明服务。”1987年全国海关关长会议提出了把努力提高全体海关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作为海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并且把海关职业道德准则概括为“公正廉洁、文明把关”八个字。海关系统创建文明窗口活动的《工作规范》提出“爱岗敬业，公正执法，高效服务，文明廉洁”的16字要求。2008年出版的《海关职业素质教育读本》将海关职业道德规范概括为“忠诚敬业、公正把关、文明服务、遵纪守廉、和谐奉献”20个字。

      综合这几个提法的共同之处，本文把海关职业伦理提炼成四个关键词（价值）：敬业、服务、公正和廉洁。结合海关职业活动实践和前述访谈研究结果，进一步将四种价值“操作化”为四种具体行为：上班时间把全部精力投入（敬业）；在执法中对工作对象态度热情（服务）；对辖区内企业一视同仁（公正）；不接受企业馈赠（廉洁）。

      2.问卷的框架结构

      问卷主要调查海关关员职业伦理的遵从行为表现，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前者包括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的总体遵从水平和具体遵从情况，以及有意义的特征；后者包含个体、组织、规则三个方面的六个因素：人口学特征、伦理价值观、组织氛围、行为后果、组织伦理管理（评价）和规则属性，每个因素又各包含若干项目（见图1）。这一调查框架设计是以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和我们前期的访谈结果，并经过专家咨询和预先测试，最后确定的。

      

      （三）调查对象抽样

      本研究以S海关关员作为问卷调查对象。S海关业务门类齐全，人员结构等各方面在全国海关系统中处于中等水平。以S海关作为抽样母体，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主要是通过海关内部政务办公网进行的。研究者设计制作了《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调查问卷》网页版，以S海关学会的名义邀请全关关员参与问卷调查。从2014年5月22日到5月28日一周的时间里，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共收到有效答卷1166份（S海关现职人员共3 572人）的回应。调查结果出来后，经SPSS的问卷信度分析发现，其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为0.899，信度较高。

      五、数据分析与意义诠释

      根据调查问卷所收集的数据，运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发现如下。

      （一）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情况分析

      1.职业伦理认同度高，遵从总体情况优良

      统计发现，30%的关员认为目前其遵守职业伦理的总体情况“非常好”，52.8%认为“比较好”，9.8%“不确定”，7.2%“一般”，认为“非常差”的关员占0.2%。这说明海关关员总体上对自己的职业伦理遵从情况评价良好。这和海关总署在2013年9～12月开展的海关政风行风内部、外部问卷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基本相符，那次调查的结果是：“海关政风行风状况和队伍廉政勤政状况的总体评价内部满意度86.70分，外部满意度82.09分”（署察发2014：2）。

      表1中的四道题旨在分别测量海关关员职业伦理的四大价值取向：“敬业”、“服务”、“公正”和“廉洁”。调查结果表明，回答“完全做到”的比例都超过了50%；若加上“大部分做到”的比例，就都超过90%了。这说明关员对于海关职业伦理的价值认同都比较高，（自认为）遵守规则的程度也都比较高。或许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报”，但这是自填式自我道德评价问卷调查难以避免的。

      

      2.道德性越强的职业伦理，遵从情况越好

      从表1中不难看出，关员对于海关职业伦理规范四个方面要求的遵从程度是不同的。若从职业伦理规范违犯的角度，根据违反程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完全做到=1、大部分做到=2、不确定=3、经常做不到=4、完全做不到=5，可得出表2。很明显，海关关员对于原则性和道德内涵更鲜明的职业伦理准则（“廉洁”、“公正”）的遵从情况，好于对“敬业”、“服务”等常规性和道德内涵不很鲜明的职业伦理价值的遵从。

      

      （二）影响因素自身数据的意义诠释

      在运用各影响因素的统计数据进行相关性和回归统计分析之前，我们先发掘一下这些影响因素本身的描述性统计数据的价值内涵和实践意蕴。

      1.“敬业—服务—公正—廉洁”秩序

      如前所述，问卷中分别用“上班时间办理私事”、“给予在辖区内办企业的亲戚朋友照顾”、“对待工作对象服务态度差”、“接受企业馈赠”测试调查对象违犯海关职业伦理中的“敬业”、“公正”、“服务”、“廉洁”四大规范的情况，结果见表3。表格左边（正面）极值频次分布显示，调查对象无论是对“违反职业伦理被发现并受惩罚的可能性”的估测，还是对“违反职业伦理受到同事公开反对”的可能性或程度的估测，抑或是“违反职业伦理时自觉错误的严重程度”上，都遵循特定的排序：敬业＜服务＜公正＜廉洁。这一发现至少有三重含义：首先，这种一致性的排序支持研究假设H1.2的验证，与前述职业伦理的遵从状况分析结果保持一致；其次，这种排序的一致性又恰好说明三个影响因素之间矢量性的同步性和一致性；最后，这种排序其实也揭示了大多数人“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的行为决策逻辑与规律。

      

      2.上班时间干点私事不算什么大错

      受测关员大多数都认为“上班时间办理私事”不是什么大问题（见表4），同事们也往往“见惯不怪”，被管理部门发现并被惩处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从数据上看，“上班时间办理私事”是种司空见惯的常态行为。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3.道德意味越强，道德判断越鲜明

      表5数据表明，当意识到自己违反职业伦理时，80%以上的受测关员对自己的行为都能有明确的道德判断。而且，道德意味（如涉及公正、廉洁等）越强的行为，引发道德判断也越鲜明。从逻辑上讲，上班时间办私事和在工作中照顾特殊关系，都是公私不分的表现，但引发的自我道德评价（错误程度评价）却明显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在关员的观念中，前者的道德意味远不如后者。

      

      4.关员的职业伦理观念特征

      问卷中我们通过表6中的四道题目分别测量四种道德观念的强度：道德义务论、道德自豪感、道德罪恶感和道德后果论。与后果论集中关注行为后果不同，前三者主要是对道德品行自身性质的判断和评价。按照西方的分析逻辑，一个人要么是义务论者要么是后果论者，不可兼是，然而，有意思的是，受测关员几乎同等概率地认同了这两种观点。“二分法”是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之根本，尽管受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伦理学的批判，但依然是现代理性的基石。或许正是因为中国人伦理思维之本是非“二分法”的，一些从（现代）逻辑演绎出的伦理困境，对于中国人的伦理实践而言，只是一种理论虚幻。

      

      此外，调查数据也表明，受测关员普遍拥有较高的道德荣誉感（道德自豪感）和道德罪恶感，重视道德行为的负面后果。

      严格来讲，中国社会的实用主义思维，使得中国人的伦理推理更偏向于后果论。表7中的数据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5.对道德教育与管理工作的评价

      如同其他公共部门一样，海关关员的日常工作廉政问题主要由海关纪律监察部门和政工部门负责。调查发现，尽管接近90%的关员觉得（理应）支持纪律监察部门和政工部门的工作，然而，却有30%～40%的关员对监察和政工部门的工作绩效和公正性持保留态度（见表8）。相对而言，受测关员对于职业伦理宣传教育工作普遍持肯定态度，尤其偏爱典型案例教育（见表9）。

      

      

      6.中国式地偏爱规则的可操作性

      表10的数据显示，较之其他类项，受测关员对于规则设计特征与其职业伦理遵从之间的关系的态度不是很集中，分歧较大；相对而言，比较看重职业伦理规则的可操作性。

      逻辑上讲，如果一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偏爱规则的可操作性，那么，就会有大多数人认为“为人民服务”这类抽象的规范会让他们不知从何做起。然而，调查结果却发现大多数人并不这样认为。对此现象的一种解释是，期望职业伦理规则具有可操作性的关员中至少有一部分并不认为“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抽象得无所适从的要求——或许在他们看来“为人民服务”可以具体化在各种工作实践中。

      再者，现代伦理理论高度重视个体的自由意志和民主参与，认为自由是伦理的本质。照此，我们可以理论性地预设，绝大多数关员们会高度赞同“如果一项规定是通过大家讨论通过而形成的，我会更加乐意去执行”这一选项。然而，调查结果却发现：只有22%的关员对此选项表示高度赞同，而有36.7%的关员对此选项表示一般赞同。上述调查分析结果，似乎又一次挑战了西方现代伦理思维的“二分法”和自由民主至上论的观点。

      

      （三）职业伦理遵从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受测者对海关四种职业伦理规范的遵从水平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职业伦理遵从程度”（分析中简写为“职业伦理遵从”）。以下主要通过SPSS20的两两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功能模块，并辅以描述性统计，分析各影响因素（自变量）对于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因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大小。

      1.人口学特征与职业伦理遵从：无关

      关于人口学特征与职业伦理遵从，常人的直觉判断主要有：（1）女性的职业伦理遵从情况相对较好一些；（2）年龄方面既有所谓的“腐化年轻化”现象，又有所谓的“59现象”；（3）工龄越长，越是“老油子”，越富有违规的经验；（4）违法乱纪高学历化：学历越高的人越能发现“钻空子”的机会；（5）职务越高越有权，就越容易违规行事；（6）“油水”足、权力大的岗位容易“出事”、违规。然而，本次调查分析（见表11）表明，这六个判断基本上都属于直觉判断偏误。这种直觉判断往往受到突出特性个案、证据的可获得性、只看绝对数忽略基数、神奇想象等决策心理偏误的影响。譬如，关于职务级别与职业伦理遵从之间的关系，因为新闻报道中常常有关于某某领导干部贪腐的消息，我们就直觉地判断职务高的比职务低的关员更可能违反职业伦理规范，而忽视了基数，忽略了绝对值与比例值间的区别，从而导致误判。

      

      2.伦理观念与职业伦理遵从动机：相关

      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2）表明，海关关员的价值伦理观念与其职业伦理遵从倾向有着较大的相关性；而且，对于后果性考虑而言，道德义务感、道德荣誉感和违规罪责感等规范性因素对于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行为的影响更大。这意味着，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与否更多地取决于其内在道德价值认同，而不是对行为后果和功利的考虑。初步结论是：海关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3.受惩处的风险与职业伦理遵从

      一般来说，如果行动者认为其违反规定的行为“被发现并受到惩处的可能性”越大，就越不大可能违规行为。表13证明了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行为也不例外。此外，通过对比分析“对违反职业伦理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和“违反职业伦理行为被发现并受惩处的可能性”对于关员职业伦理遵从的影响力，我们发现，较之力度，被发现并受惩处的概率对规则遵从决策的影响要大得多。

      

      4.管理部门评价与职业伦理遵从

      理论预设是：组织成员对伦理工作主管部门的工作绩效、公正程度的评价，以及员工对其工作（权威）的支持性认同程度等，会影响组织伦理遵从氛围和员工的职业伦理遵从。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4显示，关员对其伦理管理部门（监察和政工部门）的绩效评价、公正性评价和支持性认同都与其职业伦理遵从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然而，进行偏相关分析时，绩效评价没有显著意义了，公正性评价和支持性评价的相关系数也大为减少；反之，取三者均值与职业伦理遵从进行相关分析，其相关系数（0.394）超过了三者单独之均值（0.373）。

      我们不妨把这种多个同类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分析中出现的单列显著、分拆变小甚至局部意义消失、合则放大的现象，称之为“复合变量的整合相关效应”。前文分析过的伦理价值观念对职业伦理遵从的影响也存在这种整合相关效应。

      

      5.管理政策评价与职业伦理遵从

      褒奖遵从者、卓越者，惩罚违规者、低劣者，是人们最为推崇的伦理管理措施。一般认为，在以职位、职级作为分配轴心的科层制体系中，将职业伦理与职务升迁直接挂钩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如果这些假设都为真，那么，一方面，受测关员将对基于这些观点设计的“陈述”给予高度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些观点“陈述”的态度与其职业伦理遵从程度之间，将呈现出较大的正相关性。而且，奖惩力度越大，职业伦理遵从程度将越高。然而，对S海关的1 166名关员的调查分析却未能为这些假设提供充分支持。

      在表15中“加大惩处力度”代表的是受测关员关于“对违反职业伦理行为加大惩罚力度能促进关员更好地遵守职业伦理”的是非判断；“褒奖职业伦理遵从行为”代表的是他们关于“对遵守职业伦理的行为予以倡导和奖励是否能促进关员更好地遵守职业伦理”的是非判断；“遵从行为受到褒奖”代表的是他们对“如果很好地遵守职业伦理的行为能得到奖励，我会更加积极地履行职责”这一政策主张的同意程度（五档制）；“违反行为影响升迁”代表的是他们对“如果违反职业伦理规则的行为会对职务升迁带来严重的影响，那么我不仅会遵守原则性的和重大的职业伦理准则，而且也会认真遵守日常性的和操作性的细则”这一政策主张的同意程度（五档制）。

      数据分析显示，受测关员关于“遵从行为受到褒奖”和“违反行为影响升迁”有利于促进职业伦理遵从的政策主张的同意程度，关于“褒奖职业伦理遵从行为”和“加大惩处力度”能促进职业伦理遵从的政策主张的是非判断，与其职业伦理遵从程度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都没有预期的大，且都存在前述的“整合效应”（详见表15）。

      

      较之奖惩政策评价，受测关员对于其他伦理管理政策的评价与其职业伦理遵从程度之间尽管也存在有意义的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更小（见表16）。

      

      表15和表16陈述的都是现代伦理理论非常重视的、认为很有用的伦理管理政策主张。然而，在本研究的统计分析中，却没有出现与职业伦理遵从度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撇开测量误差不谈，导致相关系数低于预期的可能性有三：（1）受测关员并不普遍认为这些政策很管用；（2）尽管受测关员理论上认可这些政策主张，但其实际行动逻辑并不受这些政策主张的显著影响；（3）这些政策主张确实管用，受测者也认同，但却未能贯彻在海关伦理管理实践中。

      图2显示的是对这些政策主张持肯定态度的受测者百分比（外加相关系数）。图2有三大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90%以上的“完全同意”或“同意”：如果“违反行为影响升迁”或“遵从行为能得到奖励”，自己就会遵守职业伦理规范。直接的奖惩措施蕴含着较强的功利主义倾向，是工具理性的集中表达。关员对这些政策主张的高度认同，表明他们的职业伦理遵从行为动机中规范性与工具性并存，或者说，关员们的职业伦理遵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但“背后蕴含着明显的工具性动机”（冯仕政，2003）。其次，很明显，受测者对各政策的实施成效并非普遍看好。对十项政策举措的是非判断中，选择“是”的有四项低于50%，超过60%的只有两项。最后，在各政策措施获得的支持和它们与职业伦理遵从度的相关系数之间，并不存在齐整性和一致性。综合这三点，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前文所述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了这些伦理管理政策的评价及其对职业伦理遵从的贡献不及理论预期。若将十项政策举措是非判断的均值作为伦理政策评价综合指标，并分析其与职业伦理遵从的相关性，发现也会出现整合相关效应——相关系数为0.118。

      6.廉政宣传教育与职业伦理遵从

      上述那些政策多以行为作为直接对象，以激励或约束为手段，有些像外科手术，试图使人们“不敢”、“不能”违反职业伦理。与此相对的是，宣传教育多以行为观念与动机为作用点，试图从内部着手，达到“不想”、“不愿”的目的。与其他党政部门一样，海关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工作。统计分析表明（见表17），85%以上的关员认同各廉政宣传教育方式的效果，认为这会促进自己遵从职业伦理规定。而且，其认同程度与职业伦理遵从程度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正相关性。再者，这里也存在着“复合变量的整合相关效应”：控制其他变量后，“对话式教育”不再有意义，“榜样教育”和“案例警示”的效应也大幅降低；将各变量合并之后相关性又大幅上升。“廉政教育月”和“对话式教育”在偏相关分析中失去意义，说明那种以集中性、运动式为特征的集中一段时间搞廉政教育，以及貌似以平等互动、民主协商为特征的对话式伦理教育实则传统的“组织谈心（话）”的实践效果式微。

      

      

      7.组织伦理氛围与职业伦理遵从

      就对职业伦理遵从的影响而言，组织伦理氛围范畴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变量是：某成员违反职业伦理时同事们的反对程度和（其他）组织成员的职业伦理遵从情况。统计分析发现（见表18），受测关员对于“目前海关关员遵守职业伦理的总体情况”、违反职业伦理规定时“同事会在多大程度上公开反对”与其自身职业伦理遵从情况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18和0.485。因其有一定的相互影响，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先求出两者的Z-Score（标准分数）的均值，再求标准分均值与职业伦理遵从情况的相关系数，效果更明显：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为0.533。典型的符合变量的整合相关效应。

      

      有意思的是，尽管统计分析结果揭示了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行为受其组织伦理氛围的影响较大，但他们主观上却不是很赞同这一点：受测者54%（630人）不赞成“培育良好的职业伦理遵从氛围能促进关员更好地遵守职业伦理”。当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误解了“氛围”的含义。事实上，新兴的行为伦理学研究发现，人的道德行为主要是行动情景和社会系统的产物（津巴多2010：249）。

      8.规则属性特征与职业伦理遵从

      秉承现代性对制度的可操作性和自由民主精神的崇尚，现代制度设计理论往往假定：指涉不明、规定过于抽象的制度规定，其遵行情况肯定不太好；相反，制定程序民主、可操作性强、考察评估程序合理的制度，更容易得到认同和遵行。然而，调查结果却有些非现代性。

      表19中有多处数据值得琢磨。首先，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为人民服务”过于抽象让自己不知从何做起；而且，从统计上看，他们的反对态度与其职业伦理遵从程度是正相关的。莫非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受测关员观念中的“为人民服务”并非是抽象不可操作的，而是时时事事处处都可以践行的？撇开调查偏误的话，这恐怕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其次，尽管近60%的关员认为自己会更加乐于遵行“通过大家讨论”制定的规则，但受测关员这种基于民主价值偏好的规则遵从倾向与职业伦理遵从之间却缺乏有意义的相关性（甚至有着某种反向效果）。之所以会如此，要么是因为关员对于规则制定的程序民主的实际需求并不像理论预期的那么普遍、那么高；要么是，现实中许多职业伦理规则并非经过民主讨论制定的，以至于规则制定程序民主的偏好与职业伦理规则遵从之间关系不明显，甚至负相关。

      最后，大多数受测关员认为自己更乐于遵行那些可操作性强、考核程序严谨的规则，但这种观念性遵行偏好与其职业伦理遵从之间的相关性要么不显著，要么很小。对此，合理的解释和推论是：既有海关职业伦理规范操作性不强。

      

      （一）主要研究发现

      1.关于海关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表现

      （1）关员对海关职业伦理认同度比较高，总体遵从情况优良（H1.1）。

      （2）关员对职业伦理规范的遵从程度与规范的道德色彩浓度成正比。关员对于原则性和道德内涵更鲜明的职业伦理准则（“廉洁”、“公正”）的遵从情况，好于对“敬业”、“服务”等常规性和道德内涵不很鲜明的职业伦理价值的遵从。（H1.2）。

      （3）关员倾向于按照“敬业＜服务＜公正＜廉洁”的顺序评价自己违反职业伦理价值规范时被发现并受惩处的风险、受到同事公开反对的程度、错误的严重程度。对于不少关员来讲，“上班时间干点私事”算不上什么道德伦理问题。行为的道德意味越强，对其后果的道德判断越鲜明。这些发现丰富了研究假设H1.2。

      （4）关员对海关职业伦理的遵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但背后蕴含着明显的工具性动机（H2.1）。

      （5）不少受测关员对于海关伦理管理部门的工作绩效和公正性持保留态度，但绝大多数都认为应该支持它们的工作。

      （6）受测关员对于职业伦理宣传教育工作普遍持肯定态度，尤其偏爱（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

      2.关于海关关员职业伦理遵从的影响因素

      （1）关员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与其职业伦理遵从水平之间基本无关（合乎H2.2）；职级与其有统计显著但系数较小的正相关性（部分证伪H2.2）。

      （2）关员的价值伦理观念与其职业伦理遵从程度之间有着较大的相关性；而且，相对于后果性考虑而言，道德义务感、道德荣誉感和违规罪责感等规范性因素对于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行为的影响更大（H2.3、H2.1前半部分）。与此同时，违规被发现并受惩处的概率和力度对关员的规则遵从决策都有显著影响，且“概率”的影响大于“力度”（H2.4）。由此可见，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行为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H2.1后半部分）。

      （3）伦理管理部门工作绩效、公正性、权威性及其关员对它们的评价，与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正相关，且相关系数比较大（H2.6）。

      （4）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行为受其组织伦理氛围的影响较大（H2.4）；相对而言，伦理规则的属性特征和制定程序的民主性对于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行为的影响要小得多，除了“可操作性”合乎理论预设之外，其他的都出乎理论预期（基本上证伪了H2.5）。

      （5）除了人口学特征因素以外，上述各种复合自变量（如对组织伦理管理的评价、关员的伦理价值观念、伦理宣传教育等）与关员职业伦理遵从之间的相关性，都存在所谓的“复合变量的整合相关效应”。

      （6）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关员的职业伦理价值观、关员所处的组织伦理氛围、廉政宣传教育对其职业伦理遵从程度的影响较大。

      （二）相关政策建议

      （1）创新宣传教育，培育关员的职业伦理规则意识。前述研究表明，关员的职业伦理价值观念是其职业伦理遵从的内在保障。当关员把遵守职业伦理规范当作一种义务、一项荣誉和自我道德感的一部分时，其职业伦理遵从水平往往比较高。因此，如何使关员们“不愿”、“不想’’违反职业伦理应当成为海关职业伦理建设的核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如何创新宣传教育工作方式，譬如多采用大家喜欢的案例教育，尽量少一些“主席台报告”，少搞或不搞运动式的“廉政教育月”之类的活动。

      （2）善用奖惩手段，激励关员的职业伦理遵从行为。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关员们的职业伦理遵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但也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而且，他们是否遵从职业伦理与是否对遵从/违反行为进行奖惩直接相关，而奖惩制度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制度的信息效率高——要能够及时、实时发现违规行为，增大违规风险（上海等地开展的“制度加科技”模式值得借鉴）；二是惩处力度恰当；三是奖惩要公正、公平。如前所述，关员对伦理管理的公平与其职业伦理遵从之间正相关。缺失公正、公平性，奖惩将沦为专制工具。

      （3）合理设计制度，提升海关职业伦理规则的规范力。职业伦理规则的规范力主要来源有三：规制性方面形构理性预期；规范性方面合乎道德价值；认知性方面源自文化共识（斯科特，2010）。海关职业伦理规范要想获得高水平的遵从，那么，其制定程序方面就应该尽量公开，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应该合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其作用规制性规定必须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强。需说明的是，基于前述研究发现，我们不主张职业伦理规范的制定一定要充分民主协商，事实上，这方面的规定在认知上的问题都不太大；程序公开的目的是使职业行为伦理规范成为大家的共识和公知。

      最后，还需强调的是，组织伦理氛围建设对于关员职业伦理遵从也非常重要。我们建议鼓励同事之间相互提醒，但不主张激励同事之间相互监督、检举揭发。此外，“领导率先垂范”、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体（如部门、机关）之间评比，都有助于培育良好的组织伦理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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