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文献学百年巡视（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楚辞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楚辞》学历代居于相当突出的“显学”的位置，而且研究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二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初期。但是，传统的学术研究总是跳不出“义理”、“音义”、“考据”三个模式。毫无疑义，这三个模式确是传统学术研究的结晶，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楚辞》文献乃至研究我国一切历史文献的“基本功”。然而就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言，传统的《楚辞》学始终禁锢在封建专制思想的“经学”牢笼里，二千多年来，这门古老的学问，举步维艰，进展迟缓。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传统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楚辞》学的研究领域开始向相关的学科拓展，因此才有长足的进步。自建国以后，《楚辞》学始终是一个颇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楚辞》以及带“楚”字的相关学科的研究，高潮叠涌，成果纷呈，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
现在，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之交，有必要从“世纪性”的高度，对本世纪来的《楚辞》文献学作一番认真而翔实的总结，考察的对象，是迈百年来所出现的重要的《楚辞》学者及其代表性的著作，必要时还得顾及某些影响较大的思潮、学派等。本文所说的“文献学”，当然是指广义的文献学。本文为评述方便计，权且以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七六年这三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年份为标志，分别从三个阶段时期作粗略的“鸟瞰式”的巡视。
一、“五·四”前后至建国前（1919—1949）：由经义考据到综合研究的过渡阶段
在本世纪初，《楚辞》学的主流仍然滞留在狭义的文献考据学的阶段，还没从“经学”里分离出来，著者多是晚清遗老，感怀清政羼弱，列强肆虐，而藉屈子之书，以寄寓“其存君兴国之念”。马其昶《屈赋微》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此书刊印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收入《集虚草堂丛书》甲种本中。马氏博采自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下至晚清各种注本的诂训，旁及历代学术笔记中有关屈赋条目达46种之多，然后斟酌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时或于广引前人之说之下，系以“案曰”，以申其一己之见，且亦多有新意。如《离骚》“凴不厌乎求索”，马氏“案曰”：“凴与冯同，《汉书》注，冯，贪也。言其贪求不知厌足。”其较旧注为长。后人评论此书，“由博而反之于约，可为清代说《屈赋》者之殿”〔1〕。信非溢誉之辞。 郭焯莹《读骚大例》亦是其时研治屈学者之选。郭氏以身丁家国之变，愤而注《骚》。殁后，其手稿于民国二十年（1931）由北平文字同盟社刊印。此书发明“读《骚》大例”，凡六条：“一曰事据史传校勘，定著《屈赋注商》”；“一曰意由声音证入，定著《屈赋章句古微》”；“一曰谊本故训求通，定著《屈赋解诂》”；“一曰辞兼众本是正，定著《屈赋异文笺》”；“一曰说参异家互发，定著《屈赋外传》”；“一曰论依经训节中，定著《屈赋内传》”。郭氏依其书例而草就屈学之著六种，皆饶有发明，其稿本28册今悉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可知其当日用力亦勤矣。胡韫玉的《离骚补释》（《国粹学报》第七十至七十八连载）亦是颇具“小学”功力之作，其书首列王逸《章句》之解，次于“释曰”下陈其所见。考证字义详实有据，且多有发明。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王逸训纷为“盛貌”，而胡氏据《方言》、《博雅》训“喜”；“彼尧舜之耿介兮”，王逸训耿介为光大，而胡氏训耿介为专一。似皆胜于旧说。惜此书未及单行刊印，时人不易得见。除此以外，散见于其时学术笔记者则以条目形式出现，其荦荦可观者，有存于俞樾《俞楼杂纂》之《读楚辞》四41条，别有《楚辞人名考》171条。 俞氏师法高邮王念孙父子，正句读，审字义，辨音韵，功力深厚，创获甚多，其于《楚辞》研究亦堪称大家。又存于孙诒让《札迻》之《〈楚辞〉王逸注》一卷，凡28条，皆极精当。如，《怀沙》“孰察其拨正”，王逸训拨为治，于句义诘曲难合，后世亦未有新说；孙氏谓“拨为枉曲，与正为对文”。其说确切不易，以之解《怀沙》，亦怡然理顺。存于朱亦栋《群书札记》中之《楚辞札记》16条，存于陈仅《读选意谶》中之《楚辞》各文等，亦皆颇多新说，各自见其治学之功力。刘师培《楚辞考异》17卷颇值得一提，刘氏从唐宋以前的类书、注疏、学术笔记、诗话等30馀种文献中，辑佚、稽钩《楚辞》零句异文，然后逐一裒集于《楚辞章句》正文之后，“述而不作”，作客观材料之罗列比较，虽未及王逸注本之是非，然则其是非不言自明。此书所列异文，未为称全，有待补正者诚夥颐，然其“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开考校异文之先河，后世闻一多、许维遹、姜亮夫之考校，皆承其馀绪而发明光大。此书创轫考异之功实不可没。
是时，西学东渐，少数学者开始以西方学术思想研讨《楚辞》，这也可看作是“五·四”以后新《楚辞》学的“前奏”，其卓然影响于后世者为梁启超。梁氏具有超前意识，其代表作是《屈原研究》（《饮冰室文集》），对屈原及其辞赋作全新的论述，对后世影响极大。此文分七个部分，首先对屈原的历史、游踪、生卒、政治主张及思想起因等问题均作详实考释，谓屈原后期是“独身生活”，不仅到过江夏，而且足迹遍及江西的庐山、沅水上游的辰州和衡岳等地，最后“独自一人在衡山上过活了好些日子，他的文学，谅来就在这个时代大成的”。其次，对屈原辞赋的兴起及其二十五篇作品作“大略”的说明，谓屈赋产生的基础是楚国的巫风，并受中原文化，特别是与“‘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再加上他的反抗性的个性以及坎坷的人生际遇等，相互“击发”，产生了“特别的文学”；谓《离骚》是“最初的作品”，“好象一篇自传”，“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天问》“是屈原文学思想出发点”；《九歌》“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在《楚辞》学史上，也是他最先使用“浪漫”这个词；《九章》“是《离骚》的放大”；《远游》“是当时南方哲学思想之现于文学者”；《招魂》“是写怀疑的思想历程最恼闷最苦痛处”；“《卜居》是说两种矛盾的人生观，《渔父》是表自己意志的抉择”。再次，以屈原的“自杀做出发点”，对屈原的人格思想及其个性表现作独到的分析，谓屈原“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热烈的感情”，而这“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结果拿自己生命去殉那‘单相思’的爱情”，导致“洁身自杀”。谓屈原的“感情极锐敏，别人感不着的苦痛，到他脑筋里，便同电击一般”；屈原具有反抗性格，常“作些奇异的服饰以表异于流俗”，来“反抗社会”。再次，梁氏以自己政治活动的经验和体会，来评价屈原的政治斗争，谓屈原应了易卜生“要整个，不然，宁可什么也没有”这句格言，不肯调和，“只有极端”，“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再次，谓屈原对溷浊之世既不肯屈从，一味追求理想世界，这“都是超现实的境界，都是从宗教的或哲学的想像力构造出来。倘使屈原肯往这方面专做他的精神生活，他的日子原可以过得很舒服，然而不能”，“他理想的女人简直没有，那么他非独身生活里头甘心终老不可了”，“他的路于是乎穷了”。再次，谓西方哲人“凡自杀皆怯懦”的观点不足以涵概屈原，“犯罪的自杀是怯懦，义务的自杀是光荣”，屈原为尽国家、民族的义务而自杀，“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摩相荡”。最后，论述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高度评价屈原的艺术“想象力”，谓“不特前无古人，截到今日止，仍是后无来者”，“在世界文学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还没有几家够得上比较”。梁氏此文将《楚辞》从经义中解脱出来，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之风，成为闻一多、游国恩、支成伟诸人的先导，特别是支氏《楚辞之研究》一书，完全承其衣钵。此外，梁氏又作《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目的是为初学者指示治学路径，“替青年们添一点趣味，省一点力气”。此文大致与《屈原研究》相呼应，唯在第四部分对王逸以下诸家注本的得失，于传统文献学的角度作一一介绍和评论，盖补前文所未备者也。
“五·四”以后，《楚辞》研究的主流逐渐向全方位、综合性的方向发展，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但主要还是相对集中在屈原的生平，屈原作品的真相以及解读《楚辞》原著中深奥的文句等问题上。就其研究的学派言，似可分“考证”派与“疑古”派，“考证”派的代表性学者有闻一多、游国恩、陆侃如，支成伟、饶宗颐、姜亮夫、胡小石、卫瑜章、郭沫若诸人，其学术专著亦不下二十部。而闻一多及其《楚辞》研究之作堪称“巨擘”。
闻氏既是一位具有铮铮骨气的民主斗士，又是一位才华逸群的著名学者。他始于1936年“与《楚辞》攀上不解之缘”，声称原出于“不管好坏都要弄个明白”的意思，似为学术而学术者。其实不然。闻氏其人，耿介刚正，嫉恶如仇，曾一再著文高扬屈子爱国精神，实与其时抗日运动息戚相关，盖亦闻氏潜心于《楚辞》学之内在动机。其《楚辞》学术著作有《楚辞校补》、《离骚解诂》、《天问释天》、《九歌解诂》、《天问疏证》、《九章解诂》六种，以及《屈原问题》、《人民的诗人——屈原》、《什么是九歌》、《怎样读九歌》、《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等单篇论文，这些著作大都收录在《古典新义》（《闻一多全集》第二册）中，而其代表作是《楚辞校补》。据此书“引言”称，闻氏定《楚辞》学为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文字；（三）校正文字。此书虽属“校正文字”这一项，实亦包括第二项，“诠释文字的部分尽量容纳在这里，一并提出”。全书据洪兴祖《楚辞补注》本逐篇考校，凡375条，约20馀万字。综观闻氏之学， 与旧式文献考据学既有继承关系，又有实质性的区别。首先，闻氏在刘师培《楚辞考异》基础上大量增补异文材料，务求其全，刘氏所征古籍文献原不过30馀种，而闻氏增至65种，如《容斋随笔》、《尘史》、《学林》、《芥隐笔记》等，存《楚辞》零句仅一二条，闻氏皆一一收录，小大不捐，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其次，闻氏善于体会文心，于纷絮错综中发明义蕴，如《离骚》“终然殀乎羽之野”，校殀为夭，解夭遏之义。《天问》“伯禹愎鲧”，校正为“伯鲧愎禹”等，皆属创见。再次，闻氏善用《楚辞》书例以校正讹字，如《天问》“康回凴怒地何故以东南倾”，闻校“何故以”为“何以”，谓屈赋书例无言“何故以”者。最后，闻氏借远古礼俗与《楚辞》相发，如《天问》“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闻氏认为“犬体”当从一本作“犬豕”，而“豕”通作“矢”，进以先秦之世燕人“浴狗矢”验之，谓“本篇‘肆犬豕’当即斥此”。以民俗说解《楚辞》，亦闻氏迈越前修的一大特色。如《天问》“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欲同味，而快朝饱”，乃谓“古谓性的行为曰食，性欲未满足时之生理状态曰饥，既满足后曰饱”，《天问》“朝饱”即“饱情”。类此创获，真如石破天惊，诚非乾嘉诸老拘守于经义者所可及，且开后世以《楚辞》民俗学之先河，其功亦巨矣。惜其身遭危厄，其业未竟，每念及此，至今不无“天下文章未尽才”之叹。然亦或有穿凿之处，多失在滥用通假、求之过深之故。
从中国文学史角度，对《楚辞》文献若干专题作系统研究，并对历代《楚辞》研究成果作大规模纂集者，则要首推游国恩氏。游氏毕生从事《楚辞》研究，著作甚富，堪称大家，著有《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读骚论微初集》、《屈原》、《楚辞讲录》、《楚辞注疏长编》等。《楚辞概论》为初学《楚辞》入门之作，较详尽、系统地介绍和评述《楚辞》及其主要作者屈原、宋玉等，“这书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他本身，还研究他的来源与去路。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前人所没有的”〔2〕。观游氏之学， 一是疑古，二是考证。《楚辞论文集》是游氏的代表作，结集了他“疑古”与“考证”的精华，然其“疑古”者少，而“考证”者多。此书分上、下两卷，其中上卷的《屈赋考源》是游氏第一人系统地追究《楚辞》文学源渊之力作，谓屈赋有四大观念：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历史观念，并指出“与阴阳家和道家都有关系”。下卷的《楚辞女性中心说》，分别从九个方面分析《楚辞》的“比兴”作风，即“以女性为中心的《楚辞》说”。这种说法，至今在楚学界仍然有很大影响。此外，在文学训诂上，亦时有发明，如谓“离骚”为“牢愁”、“牢骚”、“愺恅”之声转，其异体字或作“劳商”，楚曲名。谓《离骚》称“灵修”与“哲王”有别，前者指怀王，后者指顷襄王。又如《天问古史证》等文，对夏初启代益之事和先商王亥之事详加辨析、考证；《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等文，对屈原放逐江南诸地名沿革变化考辨至悉，使其时或论“屈原放逐江北而非江南”之说无立足之地，这都显示出其朴学家之真功夫。《楚辞注疏长编》为裒辑自汉王逸以下至晚清旧注之巨著，全书分《离骚》、《九歌》、《天顺》、《九章》、《招魂》五编，惜游氏未竟是业而身长逝矣，故今但见其《离骚纂义》和《天问纂义》二编。此书非惟叹其取材淹博，且于众说纷纭之中，提要钩玄，“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其泽被后学诚夥颐。当然，以文学史治《楚辞》的大家还有陆侃如、刘永济等，陆氏著有《屈原评传》、《屈原集》、《屈原与宋玉》等书及论文多篇，主要考证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真伪、作期等问题，其用力甚勤，且多为其时学人所瞩目。刘氏著有《屈赋通笺》、《笺屈馀义》、《屈赋音注详解》三种，而最后一种取前二书之精华而为之，实为刘氏治学之殿。其所论悉平正笃实，每下一义，必经深思博辨，而“不敢强为之说”。盖亦以声张乾、嘉之风也。卫瑜章《离骚集释》上承马氏《屈赋微》，博采广收，折中是非，治学谨严，不为穿凿之说，盖亦刘氏之俦也。
从中国历史学角度，对屈原及其作品作系统研究者当要数郭沫若氏。郭氏较早接受马列主义，且精通中国历史学、古文字学，故其审视屈原及其作品之角度则迥异于他人，即从战国时期的经济基础阐明其时的上层建筑，而后以社会变革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层层剖析屈原的政治主张及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其代表著作为《屈原研究》，结集于1942年，由《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屈原时代》、《屈原思想》三篇论文和一篇《离骚》译文组成。郭氏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复参以岁星“超辰”说，考证屈原生年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考定屈原作《离骚》在其晚年六十二岁时。 谓屈赋“乱曰”之“乱”字为“辞”字之讹等，皆为其一家之言。谓屈原正处在由楚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自觉地接受了进步的儒家思想，大胆革新诗歌创作，“时代造就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谓屈原的思想注重民生，以楚国统一中国，主张举贤授能，对鬼神怀疑等等，“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前进的思想”。类此分析，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启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楚辞》学之先导。
姜亮夫盖有“私忧过虑”于其先师王国维氏蹈昆明湖死，于1932年成《屈原赋校注》，亦是一绝。姜氏概括其毕生治学之道为八字，即“个别分析，综合整理”，实与王国维氏所倡导之“类比法”相鼓吹。姜氏谓此书以求“近真”为主旨，即“求‘近真’的屈子、‘近真’的版本、‘近真’的解说”，故规定其书“个别分析”为五大内容：“屈原的身世问题”，“版本问题”，“章句大义问题”，“历史问题”，“文法训诂的问题”。然后逐一“综合起来”，以达到“近真”。以此法治屈赋，确乎为此书一大特色，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姜氏以“浩荡”为连绵字，遂因声以求义，释为“糊涂”之变体。其溯源穷流，触类旁通，往往释一字而博征诸体，既解屈赋文义，又有助于知其所以然也。此书或藉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共说一事，共解一语，如《九歌·东君》“灵保”一语，姜氏始以保通部，释比部之义，灵保，即灵部，次引《汉书·乐志》言“若干员”、唐人言“立部”、宋人言“某某队”等礼俗与之相参，谓“灵保犹今之灵队”。《天问》“稷维元子，帝何竺之”，乃引先秦两汉典籍，谓远古之世有弃首子之俗。其说虽不无可商之处，而精敏有致。唯此书失误颇多，考校异文悉钞刘氏《楚辞考异》与闻氏《校补》，非其亲自所索检者而未加任何说明，故致刘、闻之误皆有之。观姜氏一生治学，世称不苟，未审何以如此。沈德鸿以中国神话学成《楚辞选读》，李翘以方俗语成《屈宋方言考》，饶宗颐以地理学成《楚辞地理考》，胡小石从传世数十种文献的郭璞注中辑录《楚辞注》遗文，成《〈楚辞〉郭注之徵》，盖皆一时之选。
然而，“五·四”以后“疑古”之风昌炽，或倡言“屈原并无其人”，《离骚》等作品非屈原之作。首发此难者为今文经学家廖平，其著《楚辞讲义》谓“屈原并没有这个人”，《离骚》首称“帝高阳之苗裔”，乃秦始皇帝之自序，其它《楚辞》作品多为秦博士所作。“疑古”派的集大成者胡适紧步其后著《读楚辞》，胪举《史记·屈原列传》五条可疑之处，全盘否定屈原之存在。至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将“疑古派”发展到极端，谓《离骚》为西汉刘安所作，屈原只是一个“传说”，出自刘向之手云云。察其为学，盖“大胆怀疑”有馀，而“小心求证”不足，往往攻其一点，以偏概全。故其说即遭谢无量、陆侃如、岑仲勉、郭沫若等痛斥。所以，“疑古”派留下的这段“公案”徒增广闻而已，于后世《楚辞》文献研究无甚影响。
要而言之，这五十年间的《楚辞》学者，无论“疑古”还是“考证”，虽多不再以“经义”治《楚辞》，犹津津乐道乾、嘉考据功夫，或径与师承关系，视小学为其治《楚辞》之根本。故从容训诂字义之间，祛疑释惑，游刃有馀，得心应手。然藉此术不足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如《楚辞》的文化背景，屈原的思想源渊、阶级关系、宗教信仰及其心理机制等，皆不得深入。盖亦其时代之局限。
二、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1949—1976）：普及与专门相并重的阶段
建国后，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开始进入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研究阶段，《楚辞》学就不再以个别历史事实的考订或名物训诂为主，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重新审视和总结这份文化遗产的价值，处处体现出“古为今用”的政治原则。特别在1953年，屈原被国际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隆重纪念，当时的《文艺报》特为发表题为《我们与屈原》的社论，号召学术界有“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和宣传”屈原及其作品的责任。在有关组织部门的倡导下，许多专家学者按“社论”定下的调子撰文或撰著，介绍和评论屈原，出现了空前的屈原研究的热潮。综观这个“热潮”，给当时的《楚辞》学带来以下三道“景观”。
首先，是《楚辞》文献普及学的产生。《楚辞》作品距离今天毕竟太遥远，其深奥的字义、艰涩的文句，别说普通读者，就是专家也无法保证完全读懂它。但是，出于普及和宣传的政治需要，学术界必须及时提供一些通俗浅显的介绍屈原及其作品的读物，供普通读者阅读和欣赏。于是一些学者纷纷转轨，加入这个普及《楚辞》行列，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楚辞》文献普及学应运而生。在建国初，出版了一大批介绍屈原和用现代语体文翻译、注释屈原作品的著作。其中翻译之作有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1953年版），文怀沙的《屈原〈九歌〉今绎》、《屈原〈九章〉今绎》、《屈原〈离骚〉今绎》、《屈原〈招魂〉注绎》及《屈原集》（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瞿蜕园的《〈楚辞〉今读》（春明出版社1956年版）等。翻译古诗是一个新课题，既要忠实原作字句所表达的内容，又要把原作的意境再现出来，具有诗的特征。在这当中，用力最著、影响较大是要推文怀沙。文氏兼诗人与学者于一身，不仅有深厚的文学素质和娴雅的语言功底，而且善于揣摩屈原情感变化，能以屈原之心为心，求其神似而不求形似，所以在形式上对照文氏绎文，往往一韵到底，句式长短错落，与原作有很大差距，而其译诗情深意切，感人肺腑，韵味无穷，颇得其“貌非神是”之妙。这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的。较为通俗浅显的注释本或选注本只出了二种：陆侃如、高亨、黄孝纾三人合著的《楚辞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和马茂元的《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从总体上看，二书均深浅适中，雅俗共赏，比较众家之说，采其所长，且时时各有发明，亦从事专门研究者所必读之书，绝非泛泛平庸之作可比。然前者以凝练简要取胜，而疏于简略；后者以完备详尽见长，而拙于精确。介绍屈原生平事迹的通俗著作有詹安泰的《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郭嘉林的《屈原》（中华书局1960年版），游国恩的《屈原》（三联书店1953年版），张纵逸的《屈原与楚辞》（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图书馆编的《楚辞——概说与读物要目》等，皆各有侧重。如詹著义理与考据并重，以内容全面系统取胜，郭著以阶级分析见长，游著旨在《楚辞》学术研究新观点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通俗读物对普及与传播《楚辞》学，培育一代学人，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第一道“景观”。
其次，围绕着屈原作品的人民性、屈原的爱国主义和屈原的政治活动与法治思想等三大问题展开讨论。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文艺月报》、《文汇报》、《新建设》等国内重要报刊都以显著的版面刊载了这场讨论文章，后由作家出版社结集为《楚辞学论文集》，于1957年正式出版。辑录在这本集子中的论文作者，有郭沫若，郑振铎，林庚，陆侃如，俞平伯，孙作云，李嘉言，浦江清，张汝舟，王瑶，李一氓等，差不多囊括了其时的一代宗师。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道“景观”，它虽说不上是真正代表其时的学术主流，但完全可以看作是建国初期的《楚辞》研究的学术面貌的集中反映，故此书作为一种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特殊情况给以思考。
本书在讨论屈原作品的人民性的问题上，颇有盲目拔高屈原的过誉之辞。在讨论屈原的爱国主义的问题时，也有超越历史而盲目抬高的情况。“国家”是一个非常具体概念，自朱熹《楚辞集注》提出屈原“爱国”之后，对屈原“爱国精神”的评价，都具体到楚族的“宗亲”之国。但在本书中，所有评论屈原“爱国主义”文章已经超出“宗国”范畴，变得抽象而含胡。褚斌杰的《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说：“屈原既不愿离国出走，又不甘心放弃自己的责任去隐逸”，“终于，在最后一次的流亡生活中他死在汨罗江中，表现了他对斗争不妥协的意志和对祖国民族赤忠的贞操”。陆侃如的《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诗人》说，屈原作品“充满了热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他是楚人，与楚国休戚相关；他为楚国的强盛而兴奋，也为楚国的衰败而悲痛”。詹安泰在《论屈原的阶级出身、政治地位及其文学上的作用》中也说，屈原的政治主张，“可能有变法的因素”，“变法”是屈原要达到以楚国统一天下这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孙作云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中，专立“屈原主张变法，并因此而获咎”一节，从分析当时的战国政治形势出发，谓楚国正在进行一次“变法”，“屈原变法是秉承着楚怀王的意志，这和商鞅揣摩秦孝公之意而言‘强国之术’以及吴起承楚悼王之旨而变法，完全一样”；“上官大夫的夺稿并不是想把屈原的法令草案攫为己有，而是因为屈原的新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肆意破坏”。孙氏还说，“变法在整个战国时代是顺应社会发展、适合人民要求的一种政治改良措施，屈原有这种政治主张，可见屈原是进步的”。这些观点虽不无可取之处，但这决非屈原辞赋所表现的主要思想。
现在，再回过头来审视本书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说明政治口号是替代不了学术研究的，趋时尚的学术文章也不会有多少生命力，只多是作为掌故留传后世。倒是这本集子里那几篇研究古代历法，考证屈原生年的论文，至今还被称颂不绝，并为今人采用，表现出其强盛的生命力。一篇是浦江清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一篇是张汝舟的《谈屈原的生卒》。浦氏据新城新藏所作“战国长历”推算，谓《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为“元前三三九年的正月十四日”。至今未失为其一家之说。至于此集中朱东润的《楚辞与楚歌》等四篇短文，重弹当年疑古派的“《离骚》为淮南王刘安所作”的谬论，就更不值一提的了。收在这里头，盖本来就当作反面“靶子”批判的。
在广泛宣传屈原和普及《楚辞》学的同时，对过去的传统研究方式展开最严厉的批判，动辄给套上“繁琐哲学”的金箍咒，斥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方针。但有趣的是，从“五·四”以后走过来的老学者们，一方面不断接受“思想清算”、“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又把他们及其研究成果被当作“国粹”，受到保护和“抢救”，安排一些青年作为“助手”，如金开诚之于游国恩，郭在贻之于姜亮夫等，使传统学术形成梯队而不致中断。于是相继出现了一些老少结合的学术群体，写出了一些真正有科学价值而又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极不协调的《楚辞》文献著作。他们的学术风貌，基本上是承接“五·四”以来的“考证”派的传统。这就是由此而来的最后一道亮丽的“景观”。如朱季海《楚辞解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楚辞通诂》，汤炳正《楚辞类稿》，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王泗原《离骚语疏解》等，这是《楚辞》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朱季海本是章门私淑弟子，有极深的小学根底，章氏曾揄扬备至，谓“若季海只须平进十年之后，便当超伦绝群”。朱氏对《楚辞》素有研究，《楚辞解诂》为其先后发表于《语言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的论文汇编，首版于1963年上海中华书局。据朱氏《前言》总结其“书例”称，其“流观王逸以前诸家旧义，颇求之楚事、楚言，时有未合。乃稍下己意，以为叔师虽去古未远，又身为楚人，于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而当时或同者，实已不能了。故其为《章句》，始有遗义矣。清儒于训诂实勤，然能通古今字而已，于方国殊俗，犹未遑条理也。何以明之？如‘拂’在通语为‘系’，在楚语为‘蔽’，王逸不能辨，故《章句》说‘拂日’，宁从通语，乃退‘蔽’于一说。然《悲回风》‘折若木以蔽光’，则知灵均意自谓‘蔽’也”。又谓其书“今为解诂，务使楚事、楚言，一归于楚。其有明文者，必徵其始；其无明文者，亦以参伍而知之”，然后分别从校勘、训诂、谣俗、名物、音韵五端立义。其“于校勘，则‘拂幽’取诸太史公，‘凉风’取诸淮南王，‘压塞’考之于《方言》而后明，‘故宅’质诸骞公而后定。是文字异同，颇轶王、洪二君外，而屈、宋故书风貌，乃仿佛可睹。于训故则‘拂’之为‘蔽’，‘判’、‘牉’、‘伴’之为‘弃’，‘淫’之为‘游’，‘服’之为‘
’，或前贤所未知，或知之而未尽……盖必先明楚语，而后楚辞始有达诂也。于谣俗则‘指九天以为正’，引《九歌》、贾谊《新书》，而平为此言，始状溢目前；明‘步马’有二，而后诸文用语之殊，始委曲可理。‘九疑宾’既是徵实之谈，必稽之楚乐，其义始见。‘白霓’之讽，致诘‘良药’，‘大鸟何鸣’，讥丧厥体，盖荆王慕不死药，而屈子之微词作。是皆考之故书，核之楚事，而后能览其义理也。于名物则‘兰藉’之为‘木兰’，‘琼芳’之为‘琼茅’，‘疏麻’之为‘野麻’，皆求诸楚俗所有，风土所具，一本良史所书，地记所载，语无增益，而方物可晓也。至于音韵，仍当别为之谱，篇中偶及一二，亦足以见拘牵《诗》音者，莫能理《楚辞》。……持此五端，以观《楚辞》，亦可得见其大略矣”。然细审之，其言“楚辞”盖有失之于滥。如《离骚》“皇览揆余初席兮”之“览”，朱氏但引《老子》“玄览”一事谓“楚语”。然则“览”字复见存《国策》、《吕览》，岂亦言“楚遂语”欤？唯小疵不足掩其大醇。朱氏是书，非唯超轶前人，时世亦罕能与相俦匹。
姜亮夫继出版《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之后，又出版了《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此书所著录书籍，上溯汉代，下至当世，分五部。第一部为“楚辞书目提要”，由“辑注”、“音义”、“论评”、“考证”四大类构成，辑书凡228 种；其中“辑注”类为124种，“音义”类为37种，“论评”类为41种， “考证”类为26种。第二部为“楚辞图谱提要”，分“书法”、“画图”、“地图”、“杂项”四类，辑书凡47种。第三部为“绍骚隅录”，著录汉以下拟《骚》之作篇名及汇辑之书名，以见屈骚于后世文学之影响，辑书凡19种，计192题。第四部为“楚辞札记目录”， 著录宋代以下札记著作中有关研讨《楚辞》之条目，凡802题， 又录武延绪《楚辞札记》二卷。第五部为“楚辞论文目录”，著录“五·四”以来所撰研究《楚辞》之论文目录，凡440篇。 此书学术价值既在版本目录之考订，以供《楚辞》研究者选择参考，颇有工具书的性质；又可藉此推究《楚辞》学的源渊及流变，颇具《楚辞》学史的性质。姜氏对前人著述，时加评议，指陈得失，多得其当，是胜其《校注》之作实多也。当是时，郭在贻氏为其“助手”，郭氏《楚辞通诂》之作，盖发轫于此，至七十年代末始成。
汤炳正亦系出章门弟子，素以治学谨严见称。尝谓其治《楚辞》有年，“凡披阅古注善本，泛览前代典籍，有得于心，或书诸书眉，或抄存笔记”，“长或万言，短则数语，得鱼忘筌，不计雅俚”；后“复从事剔选，偶有可取之处，则笔而存之”，遂成《楚辞类稿》（见《自序》）。故此书虽首版于1988年，实其时累年之心血，当归于建国前后之成果。凡175题，26万言。这部“札记”类的专著极见功力， 于其所论内容，或史实考证，或文字校勘，或章句训诂，或审音辨韵，或发明书例，盖涉及于当今《楚辞》文献学所有领域，而字字玑珠，精义纷呈，甚得乾嘉朴学的家法。如《离骚》“恐嫉妒而折之”，王逸注云：“言楚国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妒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毁败之也。”而《文选·离骚》王逸注文“恐”作“共”。汤氏据此谓本书当作“共”，与上文“众薆然而蔽之”之“众”为对文。又如《天问》“乌焉解羽”，汤氏谓“古人称鸟死曰‘解羽’，或只曰‘解’”。其说韪矣。类此新义，俯拾皆是。汤氏又著《〈屈原列传〉理惑》、《〈楚辞〉成书之探索》这两篇重要论文。前者发表于《文史》第一辑，谓“今本《史记·屈原列传》却存在不少问题，致使屈原事迹前后矛盾，首尾错乱”，令廖平、胡适等人“以此为根据，断定屈原并无其人”，于是乃为之“理惑”；谓自“离骚者，犹离忧也”至“虽与日月同光可也”一段与自“虽放流”至“岂足福哉”一段，皆本刘安《离骚传》语，为后人所窜入本传者。其论证缜密，颇得传史迁心事，且于考证屈原本事之功亦钜矣。汤氏善于思辩，在后一篇论文中，谓“《楚辞》一书是由战国到东汉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很多人的陆续编纂辑补而成的”，依据《楚辞释文》的篇次目录，盖经五个阶段（“五组”）：（一）先秦时代的《楚辞》，只有《离骚》、《九辩》二卷；（二）西汉刘安辑本，承前收《九歌》至《渔父》，末附《招隐士》，凡九卷；（三）刘向辑本，承前收《招魂》至《哀时命》，凡十三卷；（四）东汉王逸辑本，承前收《惜誓》至《大招》，凡十六卷；（五）后人增益王逸《九思》，凡十七卷，即今本《楚辞》。此虽出于“蠡测”，然揆之义理，差亦与事实相仿佛。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首版于1952 年上海棠棣出版社，1955年由其社再版，1981年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林氏此书对屈原的生平、思想、作品创作的背景、文句与名物训诂、楚辞地理等问题均有所涉及， 其考证屈子生年的过程尤为精采， 其定在楚威王五年（前335）正月初七“人日”。得为一家言。 林氏在考察《离骚》六例“民”字之后，认为都应解作“人”，方得“文通字顺，作‘人民’解，无一是处”。此恐怕是林氏针对其时盲目抬高屈原为“人民的诗人”而有意为之欤？再者，张汝舟《然疑待徵录》有关考证《楚辞》文句字义的十数则训诂条目，高亨《天问琐记六则》，李嘉言关于《离骚》字义训诂的词条等，亦皆颇可深味。
但是，许多著名学者正当大出成果之时，有的竟然几年之中没发过一篇象样的研究文章，更未见第二梯队的青年“助手”脱颖而出。而且，这最后一道“景观”随着以后的“十年动乱”的到来，也很快消失，《楚辞》学惨遭劫难。1974年前后，屈原再度“热”了起来，被抬上“法家”的地位，并著文大谈他的“法家思想”、“法治思想”、“尊法反儒思想”等等，或径直冠以“法家诗人”之头衔。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天问天对注》，依然以较纯正的学术风貌出现，未写一处“评法批儒”的字样，谓其书的文字解释，“基本上采用王注，只在若干的地方，吸收了宋代洪兴祖、朱熹以来《楚辞》研究著作的成果，作了补充和纠正”（见《序言》）。还有，已故教授郭在贻的《楚辞解诂》和萧兵的《楚辞新探》中许多篇章以及黄灵庚《离骚校诂》的部分条目等，正是在这种环境里写成的。
三 自“文革”结束以后至本世纪末（1977—1996）：百花齐放，高潮叠涌的阶段
当学术环境逐步宽松之后，《楚辞》研究领域又揿起了“热潮”。自1984年在湖北江陵成立中国屈原学会以来，每隔二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从未间断，至现在已举办过六届，先后出版三种《楚辞》研究的论文集。其研究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众，发展速度之快，学术成果之多，是近百年来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77年到现在的二十年间，国内公开出版的《楚辞》著作已达一百四十七种，平均每年以出七种书以上的速度递进。其中有三种部帙巨大的“丛书类”著作，如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的《离骚纂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版），取材以纵向展示见长；马茂元主编的五大册《楚辞研究集成》（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则以横向比较著称。一纵一横，形成南北对峙。老学者们尘封了多年的遗作或书稿也相继得到出版，以嘉惠学林，推动学术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闻一多的《离骚解诂》、《九歌九章解诂》、《天问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林庚的《天问论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詹安泰的《离骚笺疏》（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姜亮夫的《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中的《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中华书局1979年版），蒋天枢的《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汤炳正的《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年版）、《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姜书阁的《先秦辞赋原论》（齐鲁书社1983年版），《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于省吾的《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刘永济的《屈赋音注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徐仁甫《古诗别义·楚辞别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孙作云的《天问研究》（中华书局1989 年版）， 何剑熏的《楚辞拾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魏炯若的《离骚发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子展的《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
更为可喜的是，涌现出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及其新著，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萧兵及其系列著作《楚辞新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楚辞与神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楚辞的文化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金开诚及其《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岳麓书社1984年版），黄灵庚《离骚校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潘啸龙及其《屈原与楚文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楚汉文学综论》（黄山书社1993年版），周建忠及其《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当代楚辞研究论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廖序东《楚辞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林河《〈九歌〉与沅湘民俗》（三联书店1990年版）等。《楚辞》文献普及学的发展在这二十年中更是势头不减，《楚辞》选注本、译注本达三十多种，各色俱全，至今仍保持着旺盛不衰的态势，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光是上述这些著作的问世，就足可以使人到了瞠惑、浩叹的地步。
老学者依然承接“五·四”以来“考证”派的传统绪风，并且根据各自的优势有所发展。汤炳正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气撰写了近二十篇论文，最后结集成《屈赋新探》。汤氏治学方法并不见有“新”之处，可是其论述的内容“新”意迭出。首先，汤氏善于运用地下出土文物与《楚辞》文献相印证，为其治学之显著特征。如，以“利簋”铭文考订屈子生年，据曾侯乙墓出土竹简考证“左徒”与“登徒”之同异。于字义训诂之间，尤注重文物资料的佐证，如《渔父》“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之“尘埃”，《史记·屈原列传》作“温蠖”，汤氏始据《韩诗外传》谓“温蠖”即“混污”。后引出土于1984年江陵张家山汉简《引书》以“尺蠖”为“尺污”，是汉世“污”、“蠖”相通之证（详见黄灵庚《离骚校诂·汤序》）。使其结论坚确不易。据《史墙盘》铭文所述昭王南征事，以证《天问》“昭后成游”之成，读作盛。又据楚器铭文言“民之所亟”之词例，校《离骚》“相观民之计极”一句为“相观民之所极”，谓计即许字形讹，许、所古通用。类此结论皆若泰山不移。汤氏针对当时日本学者重噪何天行“《离骚》为汉代刘安所作”之谬论，著文反驳，引安徽阜阳汉初夏侯灶墓的简策《离骚》残句，谓夏侯灶死，刘安只十四、十五岁，“中间还隔着景帝一代”，断无作《离骚》之事。至此，这桩“公案”可以了结矣。其次，汤氏善于综合运用民俗学、神话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与《楚辞》文献相发。如，《离骚》“又好射夫封狐”，自王逸以下皆以“封狐”为大狐。汤氏谓“狐”通作“豭”，且进以神话演变之迹。据《方言》，“豭”是北朝鲜语，“豕”是关东西词，“豨”是南楚语；“由于‘豭’、‘狐’同音无别，故后羿射‘封豭’的神话，以语言为媒介，从‘封豨’转为‘封豭’，又由‘封豭’演化为‘封狐’。屈原在《天问》称‘封’，可能是用南楚传说；而在《离骚》里又称‘封狐’者，或齐鲁传之流入楚地者”。于此可见其一斑。
于省吾精于古文字学，其《泽螺居楚辞新证》亦多取证于出土文物或先秦古文字者，据金文用“朕”通例，证《离骚》“朕皇考”之朕为领格，释“我的”；引金文“舍”字从余声，证《离骚》“忍而不能舍也”之舍与武、怒本自相叶；以出土文物“封缄”之制，证《离骚》“佩跮结言”为“缄结书札”之义；以近年出土战国“带钩”，证《大招》“若鲜卑”即“师比”。凡此皆其胜义所在。何剑熏《楚辞拾渖》犹标新立异。如，以《离骚》“固乱流其鲜终”之鲜为“杀”字，以“鹈
先鸣”验之以川北阆中“以鸟鸣占岁”之俗。钱钟书以中外比较学治《楚辞》，独辟蹊径，多发前人所未发。姜书阁《屈赋楚语义疏》诠释楚语创获颇丰。如，“凤，楚长沙、零陵、九陵之间谓之翳”；“楚语谓门为阊阖”；“敖，君之名，其为楚语”。诸如此类，皆言之有据。盖亦朱季海《解诂》之俦。林庚后来尤致意于《天问》，其《天问论笺》于上古史研究甚见功力，谓“皆归射鞠”之“鞠”，通作“畜”，“射畜”，犹射狩与畜牧。谓“嗜不同味”是指禹与涂山氏女“并不情投意事”。谓“薄暮雷电归何忧”是“指灵王内乱而无家可归”。皆为前所未闻之新说。孙作云《天问研究》与之堪称双璧。孙氏精于史学，其以《天问》为史学的阶梯。谓《天问》对于“研究上古史，特别是氏族社会末期史，及从氏族发展到国家的历史，是有很大的贡献的”，此盖为其研究之出发点。谓“鸱龟曳衔”，“‘鸱’是‘蚩’的误字，‘蚩’即蛇，在这里指以蛇为图腾。‘龟’，即龟氏族。‘衔曳’即‘曳衔’，为叶韵故，颠倒之”，实指“这两个古老的氏族，结为部落，互相婚配”。谓“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是问“禹的氏族是蛇氏族，女娲也是蛇氏族，二人本来就不应该通婚，但竟然通了婚”之事。于文字训诂，则其校“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为“何后益祚革而禹蕃隆”；校“启棘宾商”为“启亟宾帝”；校“黎服大说”为“黎民大悦”；校“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为“授履天下又使挚代之”等。皆精敏有致。此亦为当世不可多得的研究《天问》之名作。
姜亮夫《楚辞通诂》（齐鲁书社1985年版），以博大宏肆见著。全书八十卷，120万言，插图440馀幅。总分词、天事、地舆、人事、历史、文物、制度、博物、意识、解题与文体等十大类，而每类又细分若干部，如词类分单词、虚助词、迭词、联绵词、组合词、成语、章句等，列词目凡3432条。盖取《尔雅》之义以释《诗》者，故称之以《楚雅》亦可，为姜氏所独创。然此书拆分整体为词条，割裂章义，其价值只作词典查阅，藉此则不得讽诵《楚辞》每篇之大义。且于释义、取舍之间，偶有疏忽。如《惜诵》“壹心而不豫兮”，姜氏从王逸释“犹豫”。庚案，孙诒让《札跮》谓“豫，犹诈也”。其说是，后世多从之。盖姜氏未见也。若以“资料”价值言，则游氏《楚辞注疏长编》胜此书尤多。姜氏征引前修或时贤之说，多未注明出处，似有掠美之嫌。故不宜过分致褒美之辞。至若谭介甫《屈赋新编》妄加比附，立议奇诡，莫甚于此。其于《楚辞》研究无价值可言，更不足为论。
在中青年学者群中，颇能承传“考证”派衣钵、且有诸多创获的莫过于郭在贻。郭氏虽无《楚辞》专著传世，而其《楚辞解诂》、《续楚辞解诂》二文远胜平庸之作。如释《抽思》“超回志度”之“志度”为“跮踱”，释《惜颂》“何为以为此伴也”、“又何以为此援也”之“伴援”为“攀援”，释《大招》“长袖拂面”之“拂面”为“蔽面”，释《招魂》“土伯九约”之“九约”为“纠钥”，谓“把关”之意。皆极精审。赵逵夫于小学功底亦颇深厚，《屈氏先世与句亶王伯庸——兼论三闾大夫的职掌》集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民俗诸科，考释熊渠长子伯庸为《离骚》之伯庸，为一鸣惊人之作，又谓“昔三后之纯粹兮”之“三后”为“三王”，《抽思》“望三五以为像兮”之“三五”为“三王”之讹。皆由此定论。李大明的《〈九歌〉夜祭考》亦显示其深厚的功底。黄灵庚《离骚校诂》裒集异文零句，查证典籍达180馀种，如校谓“軑”、 
”为一字，得之于楚简。以“落蕊”为“路亶”，言“委长貌”；“和调度”为“爰跮踱”，与“聊浮游”为对；“身被服”为“身跋扈”之讹等，悉正之于连语。析“追”、“随”于轻重，别“变”、“化”于微细，训“乱流”为“随合流俗”，破“阽余身”之阽为觇，亦多得其旨。发凡举例，祛疑释惑，如“人物寓名例”、“文中自注例”、“疏状字前置句例”、“因占卜分用二具而其占词别用两‘曰’字例”等，皆读古书之梁津也。金开诚《屈原集校注》承其先师游国恩之馀绪，博采众说，择善而从；校文释义，亦时有所补；阐述章旨，自成一家之说。当可补《楚辞注疏长编》所未备，唯惜此书于征引《楚辞》异文零句，非亲自索检所得转抄于刘、姜二书，故承袭刘、姜之误而不自知者也。崔富章继姜亮夫之后，作《楚辞书目五种续编》，非唯增补姜氏所缺，出有纠误辨证之处，为当世《楚辞》版本目录学之殿。
后起之秀往往思维敏捷，视野广博，研究新领域陡然拓展。据周建忠《当代楚辞论纲》称，除狭义文献学外，别有《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楚辞》美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海外《楚辞》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再现学；而《楚辞》社会学又囊括语言学、心理学、神话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天文学等，每个学科均有后起新人及其新著。这种分类合理与否，姑且勿论，但至少能说明当今《楚辞》研究之“热”与所切入的视角之“新”，均绝非前代可比。这些门类的研究，都离不开对《楚辞》文本的解读和训诂，离不开文献考证的功夫；处理得当，反过来也促进《楚辞》文献学的研究。
萧兵习惯以远古神话或民俗解《天问》，或藉《天问》以发微远古神话的民俗意义，其立论的起点和依据多为《天问》文句的字义训诂。如，“何繁鸟萃集，负子肆情”，萧氏以远古群婚之俗发其底蕴，谓汉世匈奴“父死，妻其后母”之俗，亦存于先楚之世，乃读“负”为“妇”，“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木牍甲、 乙连出现四处‘新负’都是‘新妇’之意”。“子指王亥，即昏微。‘负、子肆情’就是说王亥的老婆和儿子肆意放纵情欲”，此为“群婚残馀”（《楚辞新探》，页736）。又如，“天式纵横，阳离爰死”， 萧氏据古训谓“离”即鸾凤之属，古之神鸟，为“日中火精”。“‘阳离爰死’是写太阳的变异，黑子活动剧烈，而初民以为太阳神鸟异动，为灾眚之象”（《楚辞新探》，页508）。又如，“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萧氏谓勤子，即禹子夏启；勤即堇字，从黄，下从火，象干旱。“‘勤’字从力，……本也带着力以锹挖开旱土的意思”，“所以‘勤子’明明是‘堇子’、‘旱子’，与‘启’义为‘晴’一致，本来指后启可以司‘晴’，曾被祀为‘干旱’之神”（《楚辞新探》，页649）。 这或许是萧氏对闻一多以民俗神话验证《楚辞》治学作风的继承与发展，无疑也是《楚辞》文献学的一个方面。林河以侗、壮歌谣释《九歌》诸篇，独具慧眼，盖亦有助于字义训诂，未可一概斥之为“悠谬”之什。
但是，在这个梯队中，真正继承“考证”派衣钵，从事《楚辞》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充其量才三、五人，显得过分的清冷和寂寞，与那些“热点”相比，实在有些不平衡。虽然出了那么多的选注本、译注本，但多是陈陈相因，千人一面。象董楚平的《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聂石樵的《楚辞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独有发明的力作毕竟是凤毛麟角。诚如汤炳正所言，“还有许多文字没有认清楚，怎么谈到翻译？”〔3〕可有人说，搞训诂， 没有几年时间搭进去，出不了成果。急功近利，视文献考证为畏途，宁可去“凑热闹”而滥造“急就章”。这确是当年年轻学者的常有心态，也是《楚辞》文献学日趋冷落的一个原因。但分析一下，恐怕还有一个因素，是第二阶段时期留下的“后遗症”。综观“五·四”以后的大师都有“从小学入经学”的过程，而第二梯队的学者，尽管当过名家的“助手”，可他们正遇上特殊的时代，不可能有象大师们的“小学”训练，其“小学”基础大多只有王力《古代汉语》教材的程度。现在，这个梯队里头的皎皎者已经独当一面，成为“硕导”或“博导”，可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学”的功底无法与上辈学者相比。于是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相继转到别的领域中思考去了。而从他们门下出来的第三梯队，更不可能先打好“小学”基础后，再研究《楚辞》，也是“先天不足”。这确是一个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靠自学途径上来的学者，或许对朴学“套数”不很熟悉，对文献的考订就显得不够沉稳、谨严。如，有的竟然不顾《离骚》的基本句法，硬说“路曼曼其修远兮”之“修”为“灵修”之省，是指“楚怀王”，并作为“新见”在杂志上发表出来。还有一著名学者，竟说，《离骚》“‘苗裔’一语，应作‘苗族之裔’解”〔4 〕。要是屈子地下有知，真不知其感叹为如何了。所以，加强“小学”的基本功，这对《楚辞》文献学来说，显得多么重要。
回顾过去，正视现实，放眼将来。“五·四”以后的大师先后凋落殆尽，第二梯队的“助手”亦多至迟暮之年，第三梯队、第四梯队肩负着“跨世纪”的重任。他们这一代人在世纪之交，眼下应该做什么，当务之急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展望《楚辞》文献学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不妨以汤炳正先生的一段告诫当今屈学研究者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科学研究，没有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没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五年六载的毅力，也是不行的。我相信，在热潮中形成的这支庞大的屈学队伍，其中有的同志尽管不够成熟，但他们一定会“闹中取静”，吃得苦，耐得冷，从而茁壮成长起来。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也。〔5〕
注：
〔1〕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252。
〔2〕转引自郭在贻《近六十年来的楚辞研究》， 载《古典文学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3。
〔3〕见黄灵庚《〈离骚校诂·汤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版。
〔4〕《楚辞与苗文化·袁珂题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5〕《楚辞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