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南方方言的特征及其人文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人文论文,特征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4)04-0089-07
中国东南地区在古代居住着百越族，《汉书·地理志》臣瓒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这个地区也是中国方言最复杂的地区。为什么这个地区的方言这么复杂，它们的形成有什么文化背景？如果把这些方言的一些特征与这个地区的文物考古特征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有高度的一致性。以下的分布图中，深黑色是有直接证据的分布区，灰色为间接证据的分布区。
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两个最重要的器物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有段石锛(stepped adze)，林惠祥对它的分类、分布及其人类学的内涵作过非常详细的考证和论述[1]。一般的石锛分布很广，但是有段石锛的形制比较特殊，上端呈脊状或阶状，用以扎绳固定手柄，仅分布在亚洲的东南部。目前发现有段石锛的地区有，福建的石昙山文化以及长汀、光泽、莆田、仙游、南安、惠安、漳浦等县，台湾圆山文化，广东北部石硖文化和南部的西樵山文化以及韩江流域、潮阳一带，鄂皖的薛家岗文化，江浙地区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太湖流域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还有浙江的馀姚茅湖、温州，江西的山背文化和清江筑卫城文化。此外，西部到长江中游的桂花树三期文化和大溪文化，北部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也都有少数发现。海外发现于菲律宾、南洋的东部，但是印度支那、印度、马来亚、印尼西部诸岛、澳洲都没有发现。
第二个特征是几何印纹陶。几何印纹陶是一种在陶器表面印有各种几何形纹饰，质料较硬，且为泥质与夹砂质的陶器。这种陶器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地区的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台湾、广东、香港一带，并向东传播至菲律宾、印度支那、南洋群岛及太平洋诸岛。比较常见的花纹有方格纹、筐蓝纹、曲尺纹、直线纹、绳纹、菱形纹、波浪纹等[2]。
以上两种器物的分布虽然并不完全重合，但是它们的中心地区都是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台湾和苏南。这个地区正是古代百越文化的中心。
有时语言比起考古来可能保留更多的古老特征。例如，铜鼓是西南地区侗台族最有特征的器物，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南部、湖南西部。广东仅见于北江以西地区，以东就不是铜鼓分布区[3]。但是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击时先雄而后雌……广州 铜鼓师不过十馀人，其法绝秘，传於子而不传於女。”可见当时民间还广泛地击铜鼓为乐。福建、江西虽然没有铜鼓出土，但是有以铜鼓为地名者，如《福建通志·山经》有“铜鼓山”和“铜鼓湖”，江西有县曰铜鼓，如果当地没有铜鼓，何以铜鼓名其地。江浙一带更无铜鼓器物，出土文物中绝无铜鼓的报道。但是方言中仍有“铜鼓”一词。温州的普通百姓一般不知铜鼓为何物，但是他们把各种鼓都叫作“铜鼓”，不管击打的是北方来的腰鼓，西洋来的军乐鼓，统统叫作“打铜鼓”。上海也把鼓叫作“铜鼓”。光从这个词的语音形式考虑，它只能有三种可能：“铜鼓”、“筒鼓”和“桶鼓”。“筒”字通常用来状竹筒状的器物，鼓不可能像竹筒，所以“筒鼓”的可能应予排除。初以为可能是“桶鼓”一词，以鼓像桶形也。温州和上海话中“铜鼓”与“桶鼓”同音，一时难以确定到底是“铜鼓”抑或“桶鼓”。吴江（同里）方言也把鼓叫作“铜鼓”。在吴江话中“铜鼓”
不同音，“鼓”的称呼同“铜鼓”不同“桶鼓”（刘丹青提供）。绍兴话也把鼓叫作“铜鼓”，而且与“桶鼓”不同音（陶寰提供）。这样看来，铜鼓在古代可能从苏南、浙江、福建一直到两广、云贵，都有分布，这正是百越的活动区域。
中国东南方言的某些特征也恰巧有相同的地理分布。我们分别选取语音、词汇、句法中的一个特征来说明这种地理分布。
一、内破音
奥德里古尔说：“有些音位在地理上是有局限性的，例如前面带喉塞音的浊塞音只见于亚洲的东南部：海南、广西、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4]这种所谓的先喉塞音，传统上写作
，语音学上叫作内破音(implosive)，严格的标音应作
。除了奥德里古尔所说的这些语言以外，内破音还见于国内的许多汉语方言。浙江南部八个县，庆元、景宁、文成、青田、永嘉、仙居、缙云、永康，目前都还存在这种音。据Parker1884年的描写，当时温州城内的居民还带这种音[5]。上海地区则见于松江、南汇、川沙、奉贤、金山、嘉定等县。上海市区个别老年人语音中至今还有内破音的存在。海南的内破音主要存在于海口、文昌、琼山、琼东、定安、澄迈等地的闽南话。粤北的连山话、广西的贺州、玉林话中都还有内破音（韦树关提供）。
如果考虑到内破音的各种变化，它的分布范围还要广得多。内破音的发音特点是“喉门先闭起来，喉头降低”[4]。喉头降低的动作会使塞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发生各种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喉部下降带动软腭的下降，使塞音变成了鼻音。在有些保存内破音的语言中，发内破音的时候伴随着软腭的下降，上海市区人说浦东人的鼻音重，就是他们的内破音带有鼻音。下面的例子是奥德里古尔通过与芒语的比较，说明越南语中的有些m-是从
变化过来[4]：
汉语的内破音分布于上海、浙南、海南，浙北、浙东和福建一省都没有发现。但是如果把内破音的各种变体都包括在内，从苏南到云南就连成一片了：
二、“侬”字的分布。
“侬”在古代的吴语中作第一人称，其本义是人，戴侗《六书故》第八云：“吴人谓人侬”。第一人称的“侬”实际上就是从“人”义的“侬”变化过来。一直到近代还有这种称呼。嘉庆二十二年《松江府志》：“称我曰侬”。乾隆十五年《崐山新阳合志》：“称我曰侬”。但是，更常见的形式是人称代词后加“侬”。冯梦龙《古今谭概·杂志》第三十六：“嘉定近海处，乡人自称曰‘吾侬’、‘我侬’，称他人曰‘渠侬’、‘你侬’，问人曰‘谁侬’。夜间有扣门者，主人问曰‘谁侬？’外应曰：‘我侬。’主人不知何人，开门方识，乃曰：‘却是你侬。’后人因名其处为三侬之地。”“我侬、你侬、渠侬”就是“我这个人，你这个人，他这个人”的意思。在现代的北部吴语中，“人”已经不说作“侬”了，但是在人称代词中还保留着“侬”。民国二十二年《吴县志》：“相谓曰侬。自称我侬，称人你侬，渠侬，隔户问人曰谁侬”。乾隆十五年《上海县志·卷一风俗》记载的早期上海话单数第一人称“侬，吾侬”，第二人称“汝，尔侬”，第三人称“渠，渠侬”。浙江的严州、金华、处州、衢州、温州四个地区的“人”都说作“侬”，不过温州的“侬”读入登韵，音同“能”，丽水、衢州的“侬”有的方言读同“农”，有的地方读同“能”。常山、玉山的“侬”则读同“男”[16]。处州、衢州、严州三个地区的人称代词还有“我侬、你侬、渠侬”的说法。
“人”义的“侬”还广泛地出现于整个东南地区，不过在有些方言中“侬”仅残留在人称代词之中。
大部分的闽语“人”都说作“侬”。闽语的人称代词一般说“我、汝、伊”，但是在一些文献中有着“侬”的记录，如道光十九年补刻本《福州府志》：“相谓曰侬。自称曰侬，问何人曰那侬，连江称人亦曰侬。”“侬”作为第一人称在现代福州话中还保存于“侬家”
（我们）一词[17]。
安徽的黟县“人”还说“侬”
，而且人称代词还说“我侬、尔侬、渠侬”[18]。
客赣方言中的“人”虽然不说“侬”，但是“侬”作为“人”义还残留在一些方言的人称代词里，如都昌、宿松、余干“我、你、他”说“我侬、你侬、他侬”。
广西的藤县也有“人”义的“侬”，如“侬儿”即“人儿”，义为“小儿”，同时作第一人称代词：“你去侬又去”（你去我也去）“人nok（人家）吃饭侬吃粥”（人家吃饭我吃粥）[20]。
在粤语中“人”已经不说“侬”了，人称代词中也不出现语素“侬”。但是唐韩愈诗《泷吏》：“侬幸无负犯，何由到而知。”“鳄鱼大於船，牙眼怖杀侬。”“比闻此州囚，亦有生还侬。”说明唐代岭南的“人”和第一人称都说“侬”。后来在北方话的影响下，“侬”的这种用法逐渐消失了，但是一直到清初“侬”在一些方言中还残留着。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土言”：“阳春谓外祖父曰翕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称则曰侬”“香山谓人曰能”，香山的“侬”读同“能”与上述温州的情况完全相同。
三、数词的特殊省略方式
温州方言有完全相同的说法，“一万三千”说成“万三”，“一千四百”说成“千四”“一斤四两”说成“斤四”，“一千四五百”说“千四五”。吴语中除了温州方言以外，处州方言也有这种语言现象。但是从台州开始一直到苏南，数词都没有这种省略方式。粤语和闽语都有这种说法。广西的平话有这种说法，但是西南官话不说。见于文献的这种语言现象还有湖南的湘乡话和汝城话[24]，客家话[24]（另严修鸿提供资料）我们可以把这种语法现象画成一个语言特征的分布图。
以上3个考古器物特征与3个语言特征的分布图并不完全重合，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原因可能是考古发现和语言发现不完全。例如，铜鼓的考古发现只限于两广与云贵一带，要不是在吴语中发现“铜鼓”一词，我们只能断定江浙不属于铜鼓文化区。我们在铜鼓的分布图上看到，湖南缺了一块，像是铜鼓文化区中的一块飞地，所以我们猜测它也可能是在这个文化区以内，只不过考古、地名和语言方面还没有发现其线索而已。内破音的分布图上湖南也是缺了一块，郑张尚芳先生告诉我，在湖南的西南角可能有内破音的分布，因为缺乏材料的证据，图上暂缺。其次，在中原权威方言的影响下，南方方言的一些特征处于消失的过程中，而且各种特征的消失速度不一样。吴孙亮太平二年分置临海郡，包括现在的温州、处州和台州，至东晋明帝元年分置永嘉郡，才把温州与台州分开，所以两地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但是数词的特殊省略方式出现于温州而不出现于台州，唯一的解释是台州受北部方言的影响，放弃了数词的这种特殊省略方式。广西的平话与西南官话犬牙相错，但是在这个语言现象上分得很清楚，平话有而官话没有。这是因为平话是广西的土著方言，而西南官话来自北方。一般都认为词汇变化较快，其次是语音，语法最稳固。其实不尽然，最核心的词汇是最稳固的，如“侬”这种核心词至今还保留在几乎所有的吴语和闽语。其次是非区别性的语音特征，如汉语方言中内破音与p、t之间不对立，当古代的百越族接受北面汉语的时候，可以用他们母语音系中的来发北部汉语中的p、t，而不发生语义上的混乱。人们学习语言总是有一个惰性，能不改就不改，所以古百越先民的内破音就这样一代代地保留下来。相比之下句法的类型却更容易改变。所以，上文所举的三个语言特征，因为变化的速度不一样，其地理分布也会有所不同。此外，文化的发生和传播方式也可能有所不同。有段石锛在中印半岛不出现，而内破音在中印半岛广泛地分布。我们的解释是，语言特征先于器物特征。有段石锛大概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它从大陆向东传到台湾、菲律宾和南洋，但是并没有传到中印半岛。但是语言中的内破音在有段石锛发明以前早就存在了，广泛地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中印半岛。这个例子和“铜鼓”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在研究古代人类的分布方面，语言学的证据有时候比考古的材料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