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话语中第三世界妇女知识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妇女论文,知识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在保护与发展的话语中，特别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人们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女性的知识和实践不仅是独特的、切题的，而且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计划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就在前不久，还有人认为第三世界妇女贫穷，在生态知识方面几如白丁，甚至有害而无益，对于发展基本无贡献可言。由整体性忽视女性的知识一下子转变为把它看成是实现性别化均衡发展的灵丹妙药，这种转变确实令人瞩目，它说明人们对发展话语里“性别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了。无怪乎近时有两位印度的女性主义者指出：突然之间，“性别”一词无处不在了：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的议程里有它，国际发展组织的文件里和网址上有它，学术会议上、活动者的争论中也有它(Tharu and Niranjana,1999)。农村妇女是贫穷的，但她们具有关于生计、自己的身体和周围自然环境的实际知识或本领(savoir faire)，还具有各种关于种子、作物、牲畜饲养和草药偏方等方面的复杂知识；这点道理本来不言而喻，对于发展和信息产业而言，却仿佛闻所未闻。一些致力于环境与发展的重要机构，尤其像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世界野生动物基金(WWF)、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LinKS项目（注：“加强农业及农村发展的性别、生物多样性和本地知识体系(LinKS)”项目是由南部非洲地区“发展部门中的女性（Women in Development Service，简称SDWW）”计划支持的，其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农村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知识的价值的意识。），纷纷制定专门计划，明确要将妇女知识和土著知识纳入它们的发展项目中来。于是，“发现”、编集和提炼妇女知识成为一项崇高的目标。在印度，不少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正致力于开展传统知识的调查，研究部族地区的“性别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注：例如，印度金奈的M·S·斯瓦敏纳森研究基金会(M.S.Swaminathan Research Foundation,Chennai)主要研究妇女知识。其所提供的一个基本根据是“虽然环境具有自然资源，为女人和男人的生计提供了基础……但传统上主要是妇女掌管着农业的遗传与物种多样性，而男人则更关心要把自然资源转化成钞票”。(www.undp.org/tcdc/bestprac/agri/cases/indial.htm)）。其所持的根据是：农村的贫穷妇女和“部族的”他者一样，都是“传统知识”承载者，她们的作用必须予以承认，这样才能“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确保基因库的维护、使用和管理”（注：参见“印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http://www.idrc.ca/books/reports/1997/24)）。
长期以来，现代主义的发展话语一直依靠土著的“他者”形象把关于进步和文明的叙事合法化，它将一些地方和人群划分为发展的“对象”。但是，如莫汉提(Mohanty,1991)所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妇女尤其被划为女性的“他者”，被看作在地理和文明程度上与欧洲大都市相去甚远的一群，是无知落后的发展的对象。作为对女性主义介入的回应，90年代的发展观念把第三世界妇女抬升为环境知识的体现，认为妇女的参与是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在这种言必称性别、自下而上的参与性发展的新正统理论中，第三世界妇女通常以发展的重要支持者的角色出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语境里则更是如此。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签订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该公约的序言部分明确承认妇女的作用，认为“妇女必须充分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各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Zweifel,1997，引自UNDP,1992,p.2)。一些论者援引世界各地的例子，证明妇女具备关于环境的特殊知识，包括土壤、选种、生物多样性、杀虫剂、森林物种、浆果、植物的根茎等知识。这些知识与男性的知识相比较，不仅内容不同，而且从认识论和实质上说也是不同的。例如，妇女知识和土著知识非常相似，被认为具有本地性和传统性、生存导向性、语境性和共享性，没有受到市场影响的沾染，主要靠口头传播等特征。赞同这一观点的人提醍人们注意，这种知识现今正受到现代技术、西方的科学和残酷的全球化进程的威胁，亟待给予保护。
持批评观点的人（注：参见阿格拉瓦尔(Arun Agrawal,1995)，艾伦和哈利斯的“引言”(Ellen,Parkes & Bicher,2000)，斯蒂里托(Stillitoe,1998)对土著知识及其界定、指认和表述问题做了批判性讨论。）虽然对土著知识与非土著知识存在显著差异的说法提出质疑，但在性别与发展的话语里，保留土著这一概念的欲念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例如，阿格拉瓦尔(Agrawal,1995)认为，根据实质、认识论或方法论和语境将土著知识同西方科学知识区分开来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他的这个看法颇有道理。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塑造本地或土著知识形态的复杂的权力关系上。虽然有大量文献反对区分土著知识与科学知识，并且关注着知识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Ellen et al.,2000)，但是发展的规划者们并未放弃土著知识这一观念。笔者有一种看法：当前人们正是比照第三世界农村妇女的形象和身体来绘制土著知识的图谱的；农村妇女（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商贩，有的是手艺人）在发展话语中被普遍本土化了；第三世界的农村妇女正被再一次置于接受教化的地位，被打入土著的另册，这不禁令人想起殖民色彩浓重的传统话语。人们越发认为她们就是纯粹本地知识的真正主体；按照定义，她们承载着土著知识，这种知识不仅有别于男性的知识，还必须是本地化了的、未被现代性和市场力量污染的知识。处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的女性就是新“土著”，她们一定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铺垫道路，创造条件。
人们目前关注妇女知识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乃是女权主义长期斗争的结果；女权主义对男权主义的知识理论提出了激烈批评。许多女权主义者从不同角度立论，认为女性的知识，女性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交流方式、联系方式同男性有着很大差别，应该予以重视。例如，持女权主义观点的政治生态主义者仔细引证了第三世界女农民的各种实践和知识，说明妇女对种子、草药、植物、树木等有着丰富的知识(Fortmann,1996;Rocheleau and Edmund,1997)。重视妇女的知识是好事，总体而言是必须予以支持的。但是，重视妇女知识这一女权主义的政治工程在发展的圈子里已经有些走样，有待于进一步审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目前迫切要求妇女承担起使发展成为可能的责任；实现发展计划正是要调动起她们的知识和参与。妇女的参与以及对她们知识的关注，确实是迈出了值得赞赏的一步。但同时应该认识到，妇女知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一样，是在不平等权力动态变化的语境里生成的各种关系的集合。因此，只是提炼、记录、使用和传递妇女知识还不足以促成均衡发展，要想均衡发展，只有重新筹划文化上呈现出复杂状态的权力／权威安排。为全面把握这种既产生又破坏妇女知识的语境，笔者在本文中引用在某村所做的民族志研究的资料，笔者将这个村子称作邦克哈利(Bankhali)（注：这是笔者给该村起的化名。文中引用的男女人名均为化名。）。1992年6月至1993年11月，笔者曾在该村居住；1997年和1999年，笔者又两度到该村小住。笔者引用几则男女各自的交谈、解释、解答，又引用他们的生计实践、森林保护以及环境损耗等情况，其目的就是要批判所谓妇女知识是一套“独特的”、同质的、结构化的、统一享有的观念，它们可以被利用、记录、引证、传播。笔者对知识如何共享和流通，以及妇女知识和男性知识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进行了探讨（注：另外还有一些问题，虽然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确有追问的必要。例如，“发现”和记录妇女知识的动机、利益和风险以及方法论是什么？负载着特殊知识的农村妇女如何从妇女知识的记录和传播这一项目里获益？为什么会获益？谁来保证女性拥有的关于种子、杀虫剂、草药和药方的复杂知识不会被那些为了盈利、为了捞更多的票子、一切向市场看齐的男人（或跨国公司）所占有？）。
对妇女知识的关注程度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存在几个重要的认识，它们似乎对发展的规划者起了导向作用。其一，认为有些知识和实践可以被指认为妇女知识，就像土著知识一样；妇女有意识地“了解”她们的知识的状况，并愿意清楚表述这类知识和实践。其二，认为妇女知识是女性独有的，就像女性活动范围与男性活动范围泾渭分明一般，女性和男性之间几乎不存在共享区域。其三，认为社会、政治和生态环境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妇女知识仍旧偏安一隅，本质未变。上述这些认识都是以一种抽象观念为前提的：知识存在于权威、历史、地方性和利益形成的多重关系之外，外来者可以把它单独挑选出来，而它也可以在不改变知识的语境、意义和关系的条件下流回到本地人那里；换句话说，“发现”土著知识或妇女知识被认为是和权力关系毫无牵涉的活动，“发现”过程常把塑造社会关系和知识的复杂的文化政治学忽略掉。
本文探讨上述认识，目的在于说明当前对妇女知识的关注把知识的生产、流通和传播的语境工具化和过于简单化了。知识——不论科学知识还是土著知识，男性的知识和女性的知识决不是被纯净封装起来的信息箱，而是在由各种社会不平等状况、本地冲突史和发展项目诸因素组成的语境里形成的。比如，印度在资源管理方面就受殖民统治和西方科学的影响很深。笔者后面会说明，权力／权威关系实际为知识的文化生产划定了空间，并且规定了一种语境，在这种语境里，知识的某些特征整体上享有比另一些特征更高的地位。换句话说，知识包括一套经过文化编码的观念和事件，这些观念和事件同权力和权威交错重叠在一起，并且受到当地特定的关系、利益和政治的影响。例如，谁的知识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或者哪些繁杂的事件、观念、解释和实践最终被定义为“知识”？知识是如何流通、变化和传播的？这些问题都反映了知识和权力的文化政治学的艰深复杂的面貌。
“我们只是知道”：知识的性别
世界上所有的农村妇女构成了发展话语里一个重要“范畴”，而有些地方的有些妇女却占据着某种特殊地位。梵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1988)等作者的著述曾论及深受“契普克运动”(Chipko Movement)（注：1970年代，印度库马翁和伽哈瓦尔等地的妇女和男人们成功地制止了原木的商业采伐，他们还提出了有关森林的使用权、退让、发展及社会公正等问题，令人侧目。“契普克”(Chipko)一词在当地方言中意为“拥抱”。该词从“契普克运动”之后传遍了印度各地，现在已经成为农村环境保护运动的标志。详见古哈(Guha,1989)、兰根(Rangan,2000)和辛哈等人(Sinha et al.,1997)的著述。）影响的印度库马翁－喜马拉雅地区(Kumaon Himalayas)，这些著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带有浓重性别化色彩的地方的实例。对当地妇女保树护林行动的广泛承认，相信她们原本就具有某种特殊的基层群众的环境主义伦理原则，致便农村妇女和土著概念两者发生有趣的融合。印度北部的库马翁和伽赫瓦尔(Garhwal)喜马拉雅合在一起，统称为乌塔拉堪德(Uttarakhand)（注：2000年11月，乌塔拉克罕(Uttarakhand)被划分为印度联邦的一个独立省，由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改名为乌塔豪恰尔(Uttarauchal)。当地人普遍使用“乌塔豪恰尔”这个名字，不过笔者认为旧名更合适，故而在文中仍使用旧名。），现已成为基层群众自发的环境行动主义的同义词，特别是女性环境主义的同义词。虽然亲身参加过“契普克运动”的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运动的旧事，但是在全球的基层群众环境主义的话语中，“契普克”还会让人们想起第三世界奋起反对破坏环境的宏大气势。有些研究报告、文献和网址用“契普克”来证明妇女与环境的联系，它们认为喜马拉雅地区的妇女具备特殊知识，而且同她们所在的、赋予其环境主义伦理原则的环境关系密切。这种对“契普克”简单化的、脱离历史的表述虽然受到广泛批评（注：参见南达(Nanda,1991)、阿格拉瓦尔(Agrawal,1992)、杰克逊(Jackson,1993)、辛哈等人(Sinha et al.,1997)以及兰根(Rangan,2000)的著述。），但其表述却强化了一种逻辑：妇女更懂得环境保护，她们比男人知道得多。妇女与自然的意象如此强烈，令有些当地人和非政府组织也强调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他们把外来的关于“契普克”的形象和诠释（注：考察“契普克”的“兴衰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不过，探究一下那些神话、被神秘化的东西和各种意象如何在环境主义的话语中流通，查看它们又是如何流传回来，有些又是如何变成了“契普克”知识的一部分，肯定会大有收获。）也利用上了。
邦克哈利(Bankhali)是印度北部库马翁－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个小山村。它和许多以农业为主的小山村一样，农业生产力低下，缺少灌溉，耕地皆为梯田；村里的男性有外迁的“传统”，妇女在村里占据突出位置。村中尚有一些男人，要么是赋闲的老人，要么是尚未找到工作的青年。有些男人在附近的城镇里工作，每天乘车去上班，大部分家务事可以说都是“女性管理”。妇女撑家过日子，丈夫或儿子寄回来的钱算是贴补家用。她们在田间劳作生产粮食，从附近的山林里打柴打草养牛。冬季的几个月，她们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拣柴打饲草；在农耕季节，备肥、选种、播种、除草、收获，收获以后的事也全由妇女承担。有时候如果男人在家，会帮助她们干活儿，但是他们也认为农事是女人干的活。
在邦克哈利村，村民谈论起森林消失，谁是破坏森林的罪魁祸首，或者应该怎么恢复森林这些问题时，总是会引发激烈争论，却从未达成一致。不过男人一般都认为女人根本不懂(samajh)砍伐森林的长期后果，所以她们对森林为害很大。一位当地学校的老师曾对笔者说：“这儿的女人没有文化(anpar)，什么都不懂，她们可以想今天的事、明天的事，甚至可以想到十天半月的事，但是再往后就想不到了。她们互相攀比，匆忙之中根本不去注意自己在砍什么，只顾得左右挥舞胳膊，碰到什么就捡什么。我可以对你说，这儿的女人就是这样。她们土得很像村子(ganwar)，为害不轻。我们说她们，但没有用，她们总是急急忙忙的，因为她们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拾这么多柴火。”
有些男人也承认妇女的劳动负担过重，又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故而她们不得已才“毁坏”林子，但是她们却仍然觉得妇女很粗心，把小树和幼树都砍了，对林子造成了破坏。村子自管的林子（当地称为Panchayati林）每年都要向村民开放，供他们获取一小部分木柴。在林子开放期间，由五人组成的森林委员会的男性委员有时候会向村里的妇女口头宣讲恰当的砍伐方法；他们向女人指明哪些树木可以砍，哪些树木不能动。显然，男人认为女人没有保护森林的知识(jaankari)，必须指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村上的妇女虽然月月都到林子里去，可她们一开口也说自己对森林知识了解不多；她们的普遍回答是：“我不知道森林为什么减少了，怎么把森林恢复起来我能说出个什么呀”。这些妇女到森林里去过无数次，熟悉通往森林各处的每一条小道和数不清的捷径，她们认得每一种树木、灌木、果实和树根，可是她们不会用充满自信的男性话语方式来谈论自己拥有的知识。调查时遇到的比较典型的情形是这样：妇女聚在一起，谁都不肯回答笔者关于林子的提问，而是用胳膊互相推推坐在旁边的人，让她出面回答。有一次，笔者向巴鲁(Ballu)的母亲问关于森林砍伐的问题，她回答道：“我们管不了啊，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神知道这些事情会怎么样，我怎么能对大自然(prakriti)说三道四呢？让我说实在是难为我了。”（注：女人虽然并不把自己拥有的知识当作“真的”知识，但她们说起林子的事也是经常谈论得很热烈，谁从林子里偷了东西，谁破坏林子最厉害等常是她们议论的问题。年龄、种姓、阶级、婚姻状况和所受教育的微观政治学，对谁该说话谁该缄口做出了规定。一般说来，儿媳还有年少的女子是不许说话的，这种情形很类似在多种姓参与的讨论中低等种姓的人被排斥在一边的情况。因篇幅所限，笔者没有详论抹杀妇女知识的政治学问题。参见古鲁拉尼(Gururani,2000)。）她刚就森林问题勉强谈了几句，她的大伯子便打断她的话（他讲一口印第语）说道：“以前林子不是这个样子，林子减少是近几十年的事。开矿修路的一来，林业部管辖的林区全给毁了。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林业部经常伐树采煤，这一带林子没有几天就大部分消逝了。到了70年代，这里又开了几家矿，开矿爆破把剩余的林子毁掉了。还有一些人（常在晚间）干偷盗偷运的勾当，也破坏林子。我跟你说，干这种事我们村里的女人就有份儿，不过她们不砍树。”
笔者本来怀着兴致想观察妇女与森林的关系，听听她们对环境变化和生态损失是如何解释的，不料想经常听到的却是男性的言语；那些男人伶牙俐齿，又愿意和别人聊，把林子的情况讲得头头是道。
而女人们则在无形中贬损着自己的知识。有一次塔拉(Tara)回答我的问题，我问拉米亚灌木(lamiya)对奶牛有好处她是怎么知道的，她笑着说：“它有好处我怎么知道，我不清楚它为什么好，你知道吧，我们只是知道而已。这种灌木我以前用很多次了，大伙都知道，它就是好东西嘛。”卡玛拉(Kamala)比塔拉稍微年轻一点，善谈，她说：“我们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罢了，这种东西哪也没有记载。我们到林子里去，有人说这是好东西，我们就记住了，或者我们去问知道这东西的人，我们只是知道……”这种回答并不鲜见。伊文·卡玛拉(Even Kamala)很有口才，也比较自信，她详细讲述自己在森林里待几个小时都干些什么，比如捡了多少柴，在林子的不同地方会捡到什么种类的柴等等。和大多数妇女一样，她说：“你要想了解村子的情况，了解我们这儿的礼仪、传统，你应该去找巴布的父亲谈谈，他的学问(jaannkar)大，知道得多。我们能对你说什么？村里的事我们只知道一丁点儿。”妇女中普遍存在一种观念：男人有知识，男人的知识才算数。这种观念跟莫斯(Mosse,1994)引述布尔迪厄(Bourdieu,1977)称之为“正统化策略”的情形不谋而合。莫斯认为，“一个社会中最有权力的群体的观念和利益常会居于主导地位，其登上主导地位不是通过竞争或直接对抗实现的，而是通过……表达共识来实现的”（第509页）。在邦克哈利村，男性居于主导地位，故而男人的知识被认为是普遍的、“公正的、集体的、可公开宣讲的，具有合法性”，而女人的知识则被忽视或置于边缘地位。
虽然，即便妇女每天都到林子里去，对林子的情况了解很多，占据主导地位的男人仍然是本地权威的载体；他们掌握着知识，不仅包括森林知识，还包括与本村有关的几乎全部知识。在女人看来，她们自己掌握的树木、植物、土壤和种子的知识(jaankari)并不算是知识，充其量不过是“拉闲话的材料而已”。与宗教、历史、祖先、政治等事务以及文字有关的知识被认为具有正式性，关系着权力。大多数男人都能阅读仪礼文本，能用梵语大段大段地背诵，于是他们的知识便被指认为真正重要的知识(relevant knowledge)，它不仅适用于记录在笔者的田野笔记里，也适用于解释世界、村庄、森林和田地；而妇女的知识不是“真”知识。不难看出，女性和男性关于土地和森林的知识被牢牢地固定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这种权力关系让女性无法清晰表述自己的知识，甚至看不到自己知识的宝贵价值。鉴于存在着多种权力关系，关注知识生产、流通和共享的文化政治学，把知识看成是经本地特定方式塑造和再塑造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套抽象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既然看重妇女的知识，就必须对具有文化偶然性的政治学做出相应的反思，因为这种政治学不仅贬低女性的知识，还妨碍女性表述她们的知识。
私人领域、共享知识
在男性霸权的语境里，妇女损毁自己的求知方式和知识；不仅如此，在讲究尊敬、谦卑和寡言的文化氛围中，她们在集会和公共聚会时也不公开谈论自己对环境损失的认识。不过，在人员不是特别多的场合——如在庭院里，在自家的厨房里——她们的讨论还是很多的。每天晚上，男性亲戚们聚集在阿玛(Amma)的厨房灶火前（注：阿玛是笔者在该村时居住的一户人家的大老婆。因为几个老婆的年岁比较大，她们之间又是亲戚关系，故而年轻男性——一般是与她们的儿子、外甥年龄相仿的人，或者是年轻的女婿——可以自由进出房间。有时候，其他年龄较大的女性也会参与谈话，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男人聚集在一起闲聊、谈话或抢话头。）
，谈论林子的事，谈林木减少，谈怎么管理林子，谈村里森林委员会(Van Panchayat)的选举问题。年轻女人从不参与男人的谈话，但是年纪大一些的女人则经常跟男人们争论得热火朝天。女人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常议论某些个人（男女不定），议论谁家从林子里额外拿东西，指明哪几家从林子里“偷了东西”，还为哪些村民对林子为害最大争论不休。女人把林子的情况提供给男人，还经常帮着另一些女人说话，她们明显偏袒一些女人，而给另一些与她们关系不好的女人小鞋穿。她们也常运用一些策略让男人相信她们的看法有道理。她们同男人商议开放村自管林子(Panchayar)的时间、罚金数额、对欠费不缴者如何处罚或如何丈量个人拥有林子的份额等问题。显然，男人虽然不常去林子里，但是森林管理的政务活动他们事无巨细都要参与。女人和男人之间出乎意料地存在一种协调配合的关系，特别是在处置森林事务的时候，因为森林事务不仅关系到生计来源，还关系到建立权力的社会关系，解决种姓差别，解决个人之间、家庭之间的矛盾，以及维护权威(Gururani,2001)。
只要排斥女性的规矩并不严格，喜马拉雅山区的村庄就常可以见到像邦克哈利村那样的女人同男人热烈议论的场面。虽然如此，生活在所有男权制度下的女性都是遵照文化上可接受的方式在细微处同男性磋商，对男性的决定施加影响。比如妻子跟丈夫商量，母亲有意识地影响儿子。女人和男人用散漫的、具有文化偶然性的方式共享知识，影响彼此的看法和立场。在邦克哈利村，女人和男人不仅讨论村自管林的问题，在播种同期、何时何处栽培等其他问题上，女人和男人之间的交流也很多。实际情况是：男人——特别是身为婆罗门(Brahman)的男人——根据节期(panchang)对栽种乃至收获的日子做出预告。大家就灌溉、雨水、人造肥料、杀虫剂等问题进行认真讨论。虽然男女两方都参与讨论，但是有些领域却是女性专有的，比如选种就是女性领域，另有备肥、检验肥是否备好、深度处理等也都在妇女的知识技能范围。
笔者列举男女共享知识和互动的例子，并无意向人们展示出一幅非常乐观的图景，无意削弱影响性别化关系的权力关系，也不打算抹煞男人离家在外却时刻关注着自家田地，维持自己一家之主地位的事实。笔者是希望借以阐明这洋一种观点：女性的知识经常受到男性知识的影响，它是在男性存在的情况下形成的，就像男性知识受到女性知识影响一样。笔者并未否认有些知识是女性特有的，不过希望在此强调：有关生计的日常实践的知识常常是经过男女协商和讨论后合作生成的，不能把它截然划分为男性的知识或者女性的知识。男女间的互相交流对妇女知识具有独特性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也是对男女两性具有某些自然倾向因而拥有各自的知识这一认识提出了反驳。互相交流说明知识是按照地理和历史规定的精确方式生产出来的，它体现着产生知识的地方和生计的政治学，并构成了权力／权威的社会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人和男人的知识是共享的、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知识并不是平等共享的。女人和男人中的某些人被视为比另一些人更有学问(jaankar)。有些人对某些草药了解得比较多，另一些人则在相牛方面很有眼力，有些人对种子及其病状很有研究，而另一些人则能正确地解读节期(panchang)。同样，有些知识只有婆罗门(Brahman)掌握，而另一些知识——比如有关萨满教的知识，则是由贱民(shilpkars)掌握着。有些村子全村人都精通天象，而另一些村子则以村民普遍通晓草药方剂而闻名。这些例子以及其他许多例子说明知识是高度分化的，但并不总是按照想当然的差异和相似性规律分化，所以很难对其标定出单一性(singularity)和内在一致性(coherence)。虽然实施发展项目、填写调查问卷会对这种一致性(uniformity)提出要求，但是在日常实践中，知识往往是分散的，未必一定得到清晰的表述，而且常具有分布不均匀的特征。
知识的实践
妇女到国有保护林地里的日常活动，她们的劳作规律，她们对森林、树木、灌木丛、花草、道路和岩石的熟悉程度，会让任何一个人确信：妇女所掌握的森林知识是从悠久的传统实践中得来的。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由于森林法规的变化，在森林里的很多实践活动也被历史地改变了。例如，在19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森林法的确立使当地居民与森林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对森林的领属权利也有变动，殖民地森林法还引进了一套外来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喜马拉雅地区，原来的混交林被逐步改造成了单一作物的种植园，当地农民失去了习惯权利，山地农业低下的生产力迫使很多男人离开故土，迁往城市。男人们走后，女人成为维持生计的主要生产者，她们承担起新的劳动任务，设法进入林地，与森林保安周旋，在贫瘠的环境里千方百计地生存下去。生计的社会关系与生态圈两方面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实践和新的知识。这说明知识不是普遍的、永恒不变的。社会、政治和生态的境况发生的变化造就了知识，这种知识反过来又影响着实践，继而新的实践又塑造知识的面貌。同样，影响林业的当代因素，像社会森林学(Social Forestry)和最近出现的合作森林管理(Joint Forest Management)，也影响着妇女与森林的关系，影响着她们与其他村民的关系以及与她们自己知识的关系。
一方面新的知识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已有的知识也常随着社会关系和生态境况的变化而消逝。在库马翁地区，殖民统治及其遗存持续百年，剥夺了当地村民对森林的权利，妇女的知识和实践也发生相应变化。因为妇女不享有森林权利，在森林管理方面没有发言权，所以她们得不到权力来保存自己的知识，于是一些有关森林保护与再生的“好”知识便渐渐消亡了。例如，邦克哈利村的许多女人和男人已经不大记得在冬季把土豆和甘薯同一些蔬菜混种在林子里的方法了，因为这种种植方法早在殖民政府的林业部掌管了林子之后便停止使用了。换言之，知识是一种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而不是一套脱离历史的、中性的，不受治理、财产权和使用权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影响的事实。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本着这种历史的观点，把妇女所拥有的关于森林、树木、灌木、植物、草药、种子、庄稼、土壤、动物、食物等的知识看成是吉姆·斯科特(Jim Scott,1998)所说的metis，即从日常劳动生活的实践中提取的实用知识，从概念方面而言是富有创意的。这种知识并不是一套预先组成的、严格固定在某一处且世代不变的思想观念，而是顺应社会与生态变化形成或再形成的事物，它也影响着村里的社会关系。例如，现代森林技术人员通过一些像“合作森林管理”这样的计划，引进了森林管理与再生的新知识和新办法，这些新知识和新办法在塑造妇女知识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参加有关“森林毁坏与再生科学”环境研习班的受训人员绝大多数是男性，但是通过培训获得的知识常间接地被传达给妇女，从而影响和改变着她们的部分观念和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用知识也许是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但并非只限于某一地域，因为本地利益和环境与发展的全球话语常规定着这类知识的面貌和实质。把妇女知识当作实用知识给予重视还有另一个好处：它说明女人和男人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被动地承载、接纳知识，他们还是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因此，知识始终处于动态过程，它是通过互动形成的，并且无时无刻不受着地域、历史和权力的微观政治学的影响。知识的共享、传承和流通，突显了影响实用知识的多重权力关系，反映了本地与非本地知识的相互影响。
结束语
本文引用库马翁－喜马拉雅地区的若干例子，把关注焦点指向了“权力领域”，这些领域以具有文化偶然性的方式影响着妇女知识和男性知识的外观。有人认为，妇女知识之所以被排挤到边缘地位，主要是因为她们自身处在边缘地位，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只要把妇女知识纳入发展日程就算是给她们的知识开辟了一席之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细致入微地发掘妇女知识，而在于要探讨知识生产的文化政治学，因为正是这种文化政治学才赋予男性从整体上忽视妇女知识，使之处在边缘地位的权力。如果对性别、种姓、阶级及权威的政治学如何影响知识关系不做深入探讨，所谓注重妇女知识则还是不能摆脱工具性的窠臼，会再次错过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就是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对权力关系有加固之效。
另外，本文还重点讨论了知识如何按照一种文化特有的方式生产、共享和转化。妇女知识可能会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超时间特征，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女性的许多实践是在社会政治和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推行殖民地林业法之后的情况可作例证。因为生计实践是顺应本地与全球变化而变化的，故而实用知识也在发生变化，女性是作为能动因素，参与了她们的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方面女性生产和再生产知识，一方面不对称性权力关系，即种姓、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的政治，却对知识的如何表述、如何共享和如何沉默的方式做出规定。女性尽管具有非常丰富的森林知识，但是男性却习惯性地把女性的知识贬为非知识，认为女性的思想是落后的，头脑是愚笨的。女人受男性霸权地位的影响很深，她们也常常贬损自己的知识，而把男性的书本知识奉为“真”知识，这恰好说明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在不同的女性之间，存在着具有文化偶然性的、影响知识政治学的权力关系。
本文重点讨论了影响和改变知识形态的权力关系，藉以说明不应当把知识视为一成不变的成文的东西，而应当把它视为根植于实践活动的、动态的社会关系的集合。对女性赋权的计划，不应当把农村女性刻意抬举为特殊知识的化身，也不应当把妇女知识局限在她们与周围环境的特殊关系上，而一定要关注女性最终掌握这种知识的文化语境。女性拥有这种知识不是因为她们是女人，而是因为她们的日常劳作与生计实践影响着知识的外观，刻划着性别化的权力关系；这种情况不仅使女性难以认清自己的知识，更难以清晰地表述它。因此，对女性赋权的计划要求我们不应只称道妇女知识的独特或特殊，还应该关注和探究致使女性及其知识处于边缘地位的权力与知识的文化政治学问题。